当商鞅身死族灭时，秦国的旧贵族欣喜若狂，自以为逝去的好日子就要到来。不曾想，“商君虽死，秦法未败”。
当拿破仑被迫退位时，欧洲的封建君主们弹冠相庆，宣称法国大革命已经被彻底扑灭。谁料到，仅仅三十几年后，看似牢不可破的维也纳体系便被1848年欧洲革命冲击的七零八落。又过了二十几年，它便随着德国的统一永远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当红军由30万锐减到三万，根据地由十几块到仅仅剩下陕北时。国内外几乎所有的媒体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哪知道，仅仅过了十几年，红旗就插上了“总统府”，随即天安门城楼上便响起了浓重的湘音。
……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呢？归根到底是因为进步的力量符合人民的利益，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例如，商鞅之法“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雅各宾派专政和《拿破仑法典》则满足了农民对的土地的需求；毛主席在陕北更是创造了“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的奇迹。因此，这些人代表的进步力量终究是不可战胜的。
毛主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有些人感到无法理解：既然“只有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为什么几千年来人民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受剥削受压迫，难道人民喜欢受剥削受压迫？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只有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并不等于每个历史事件都是人民创造的，更不等于每个历史事件都符合人民的利益，而是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反对人民的势力则是历史的阻力。历史，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博弈中奏出一曲曲浪漫的华尔兹，在前进中充满曲折，沿着曲折的道路不断前进。也就是说，“阶级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民终将战胜反对人民的势力，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新社会。
前两年，尼泊尔的毛派共产党人几乎夺取了政权；去年，兴起自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是使整个西方世界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当时，不少人欢欣鼓舞，似乎“世界大同”就在眼前。而今日，无论是尼泊尔的武装斗争还是“占领华尔街”的群众运动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挫折，又有一些人情绪低落，或悲观消沉，或铤而走险。事实上，二十年前“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时，这些斗争根本不可能发生。而如今，甚至福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历史的终结”不过是一个笑话。这难道不能说明一些问题吗？无论是尼泊尔的武装斗争还是“占领华尔街”的群众运动，他们出现的本身已经表明了力量对比地变化，表明了共产主义运动从谷底开始回升的趋势，这在某种意义上比这些斗争的成败更为重要。
记得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之时，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二十年后的今天重温这些讲话，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是多么地高瞻远瞩啊！
可惜的是，像邓小平同志这么高瞻远瞩的人并不多。曾任苏联总理的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中指出：“党由于盲从，或者支持、放纵自己的最高领导，毁掉了它最积极的那部分成员。然后时过不久，在苏共的意识形态领袖作出榜样之后，成千上万的党员也离党而去。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叛卖，党终于垮台了。”俄《论坛报》也揭开了著名的“红场空降事件”的内幕：该报称，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正在谋求对军队进行裁军，但这一决定却因为遭到军方反对而无法推行。该报认为，当时与戈尔巴乔夫有着较好关系的西德，故意用这种方式帮了戈尔巴乔夫一把，成功地帮他将反对改革的一批将领拿掉了。就这样，戈尔巴乔夫通过勾结西方制造“红场空降事件”陷害爱国人士打开了苏联解体的大门。如果在当时苏联人民就能看清这一点，历史无疑会减少许多曲折。
在顺利时逐流是容易的，在逆境中坚守是困难的。80年代初，非毛反毛的恶浪达到了高潮，邓小平同志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相关人员特别强调：“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因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可以说，《决议》通过充分肯定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和前三十年的伟大成就，有效的遏制了当时几近疯狂的非毛反毛的恶浪，其积极意义不容抹煞。
看待历史上的问题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例如，《决议》的执笔人胡乔木同志于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四日 在江苏省委举办的《决议》学习班上的讲话中专门谈了为什么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在我国社会里确实存在资本主义势力，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这种反社会主义的力量估计过高了，它也不可能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占优势，没有这种前途。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廿几年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是巩固了，尽管有些环节上还有漏洞，但整个地说起来我们有优越性，资本主义在中国复活是没有这种可能了。”胡乔木同志还指出，我们以前老说苏联、南斯拉夫等国资本主义复辟了，事实上无论是苏联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都很巩固，没有也不可能出现共产党下台、国家解体的情况。因此，文化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今天我们在重温《决议》中的相关内容时，应该考虑当事人的意见。
取得一点成绩时不在鲜花与掌声中迷失，受到一些挫折时不在威胁与谩骂中动摇，这是每一个立志于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人都应该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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