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大不掉的危险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此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社会变革在我国全面快速地展开了。首先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全部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后来又实行合作化、集体化，建立公有制的人民公社。在城市没收了四大家族的资产成立了国营企业；之后，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至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在我国真正地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90%以上，农业处于不断增长状态，工业完成了独立的民族化，整个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国防科学体系，社会主义制度牢不可破。到改革之初的1980年，我国建设有公有制工业企业四十万家，（不含乡镇企业）1985年，公有制经济总量占整个国民经济的90﹪以上。1987年，中国有公有制企业职工一亿人。（摘自邓小平文选第2卷356页、第3卷138页和216页）。由于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使个人收入最大差额比率控制在1：1.8范围之内，体现了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极大调动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避免因社会分配不公所导致的社会贫富两极极端分化和因社会分配不公所激化的阶级矛盾，实现了社会全面进步，为后三十年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构建了稳固的制度框架。
为了保护公有制，巩固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对私有制的发展进行了适量的限制，提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个现在争议很大的政治命题。其实当时所讲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只不过是指把农村自留地、房屋、小农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对投机倒、商业投机等损害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行为进行了有效的抵制、打击，并非对生产劳动有益的必需的私有都进行限制、打击。但改革开放后对割“资本主义尾”开始是产生不同的认识，部分人认为不会妨碍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有效地保护；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我国生产力不够发达，需要通过资本主义发展来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因而结论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是小题大做、杀鸡用了牛刀。后来有人借小岗和年广久的经验推广，捡起陈独秀当年的的二次革命论那套理论，认为中国应该先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等到走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充分发展好资本主义后，才有重新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乎就对割资本主义尾巴进行妖魔化，以此来抹黑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此，中国开始了私有化，走上了私有化、市场化、高利贷化、买办化、殖民化的道路。致使公有制，出现了今天这样处于进退维谷的局面，社会主义处于危危可及境地。今天再次反思当年“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个问题，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弄清是非曲直，有助于我们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也可以增强我们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一、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不是不分主次、不分青红皂白。
对于当年的“割资本主义尾巴”无论是当时的政策规定还是实际情况都不是一概而论，一棍子打死。那时农村农民可以有适量的自留地、自留山进行个人农副产品生产，城镇有自由市场或者农贸市场进行销售，而且有中央文件“六十条”进行保障，而不是一刀切，一割而光。
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问题，起源于《人民日报》，最有发言权也是《人民日报》。从1950年1月1日至199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共有393篇文章提到割资本主义尾巴。其中1957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富裕中农刘润生，土改前给地主当过十年长工，土改后生活不断上升，于是开始贩鱼秧、贩牛、贩木材。但是，搞商业投机有时并不能使他增加收入，两年来他甚至还蚀过几次本钱。经过干部的说服教育，他的思想搞通了，表示决心割断自己的资本主义尾巴”。
1975年8月22日的兴和县委在抓养猪事业的过程中，还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具体地深入细致地抓了政策落实的工作。大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思想基础，不学懂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就会在实际工作中分不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通过学习理论，弄清路线和政策的是非界限，这个县坚定不移地认真贯彻“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家庭养猪”的方针，坚持以公养为主，公养与私养并举。在这方面，他们克服了许多阻力，在全县推广大库联大队的经验，大办集体养猪场；同时动员社员家庭养猪，批判那种把社员家庭养猪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谬论。”
1977年7月21日《人民日报》的“山东省滕县王庄大队是个山区队。过去是：山上乱石滚，山下“三跑”田，粮食亩产只有一百斤左右，每年吃国家统销粮七、八万斤。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他们遵照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发扬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对农、林、牧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绿化荒山，积极发展养羊，壮大了集体经济。“四人帮”肆意干扰破坏党的政策，曾一度把养羊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党支部领导广大贫下中农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农、林、牧并重的教导，同“四人帮”的干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气愤地说：耕地可以出粮，荒山可以出羊，砍羊如砍粮！”
以上三篇文章所涉及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内容都是改革开放之前，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实质上就是农村坚持走集体化、机械化的社会主义集体道路还是走个人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绝非是对农民合理、正当的农副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进行限制；采取的方式也是教育引导式的，而不是强制判决制裁，更不是后改、开、搞时代对其妖魔化的面貌。
在70年代“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当时除了批资产阶级法权外也能联系到资本主义尾巴的问题，当时高龄的毛主席要张春桥、姚文元写文章阐释。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33条语录，在1975年第3期《红旗》上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等文章。
文中说到：“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他们总是要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
这些对资本主义思想观念及实践中可能带来发展后果的论述，分析是准确的，看到了个体经济发展成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对于保护社会主义公有制，捍卫人民政权而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角度看，并没有什么表述不妥，更谈不上错误，尤其是今天经过实践的私有化严重后果而言来看是非常有洞察力，具有很高的前瞻性，透过现象抓住了私有化的本质，可以防患于未然，所说的过程今天都基本出现，所说的问题都一一兑现，一一验证，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为何要将其丑化、妖魔化？
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必要性？
我国在解放前是个资本主义型带有浓厚封建、殖民残余的国家，毛主席说“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薄弱的国家”。从经济上来说，就是大量小生产的存在，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还不高。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天生就是从小生产产生的，从小生产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容易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化生产相混淆，误以为是资本主义能解放小生产的生产力，从而滑倒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一旦私有制经济有了合法地位，就为剥削创造了条件，有了剥削条件，就必然要产生资产阶级，这既是一个基本常识，又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列宁在这一方面的认识是深刻的，他的“旧社会不像死人，装进棺材，埋入坟墓，而是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他的“小生产的每时每刻的经常的自发地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都是深刻的社会主义解放路径上的伟大创建。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的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如果土壤气候适宜，在无产阶级经验不足，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不力，土壤铲除不力，修正主义就会很快滋生出来，甚至篡夺革命政权，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在思想文化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存在，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习惯势力（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占有优势）的存在，也是修正主义产生的重要土壤。
当时中国高层有部分人主张，先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等到利用私有资本把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再来一次革命的剥夺，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刘少奇把这种方法，很形象的称之为“养肥猪政策”。
那时候，对毛主席的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党内高级干部不以为然，支持的也不多、反对的不少。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被“物质刺激”刺激后，他们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
社会主义等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夹缝中成长，对资本主义的小生产、对私有化如果不加以限制，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不加以控制，任其畅通无阻的发展，必然尾大不掉，必然让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小车可以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私有化慢慢的“修正”也可以葬送革命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时刻防范资本主义的同化入侵，不然等这些资本主义尾巴长大了，成了私有制工厂，整个国家都私有化了，等资本主义尾巴长成了“康菲公司”的老虎尾巴，我们就拿它无可奈何，社会主义就被他们关在笼子里成了驯兽，到那时共产党，国家主席将都要被关进笼子里。
正如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所痛心指出的：“正是那些力量，正是我们国家的那些具体的人，他们怀着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出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和算计，更主要的是出于个人对利益的贪婪，促成了这样一次历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毁灭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毁灭了它的社会制度，使绝大多数百姓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
三、可怕的不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后果——已经尾大不掉了。
虽然毛泽东时代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卷土重来时刻提防，谨慎从事，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毛主席去世之后，资产阶级终于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资改精英面对强大的社会主义江山，他们自知强攻难以取胜，于是就采用了智取的方法。他们打着“改革开放”的金字招牌，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借口，以不讨论“姓社姓资”这一基本原则问题为压制民主和社会舆论的强权手段，走上了“打左灯，向右转”的复活资产阶级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之路。资产阶级在、“猫论”、“摸论”以及“先富论”等多种“强心剂”的作用下，终于在死亡30年后又重新复活了。复活之后，它首先利用个人的私心鼓励个人进行承包经营，把本该属于全民的利润据为己有，之后通过大力发展乡镇私有企业与公有制企业进行恶性竞争（行贿、造假、跨夸大宣传等），最终将国有企业搞垮和吞并。从此资产阶级就逐渐掌握了大量的资本，变成了既有灵魂又有躯体的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了。毛主席生前所指出的可能发生的资本主义死灰复燃、两极分化问题，现在都发生了，出现了。
中国允许发展私有企业已有近30年，中国政府给私企发展创造的条件甚至比当年的法国、英国还要多，中国私企的发展速度在全球也是很快的，是一场铺天盖地的私有化大潮 。经过30几年的私有化改革，资产阶级的势力速度扩大，目前私有经济已经占全国的六七十以上。我们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际上已经丧失。从产值的角度来说，公有制不过就是百分之十几、二十几而已；从资产的总量上来讲，所占比例比这个要低。从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上来讲，2004年为13.5%；2005年我国内资本民营经济占GDP 49.7%，外商和港澳台约占15%—16%，两者之和为65%，公有制经济产值比重已经下降到35%；2006年，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包括外资和内资）在GDP中所占比重为37%比63%，2009年为12.5%，比新中国初建的1949年占26.2%的比重还低得多；2010年为27%比73%。目前资本主义的外资经济占国内GDP已超过40%，私人经济占国内GDP约30%，而代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只占国内GDP的27%。我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数量从几十万家到现在仅剩一百多家，从占国民经济的95%以上到现在仅剩27%（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报告2030年中国），私营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迅速增长，占我国经济一半以上。很明显，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已经让位给私有制经济，这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有经济要占主体地位的规定。
2011年一季度末，温州市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3399.73亿元，已经超过2010年度温州市的GDP(2952亿元)。而在地下流动的万亿民间游资，尚未纳入金融部门的监管。
看一看山西煤老板邢利斌发家史就知道资本主义尾巴的厉害，就懂得公有制为何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间就被瓜分的面目全非，公有制的比例在社会总资产中所占比例急剧下降，难以支撑天下的局面。
2011年中国前60名“先富”的平均财产已经达到了1200亿美元，平均每人（家）超过130亿人民币。国内14.3%的人群占有80%以上的社会财富。其中，全国人大代表65岁的“饮料大王”宗庆后，为2010年胡润排行榜中的中国内地首富，财产多大70亿美元，而且还有不敢露富者，藏匿的财富超过宗庆后的。
2012年3月28日京华时报报道：3月27日胡润研究院与兴业银行联合发布《2012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显示，目前中国个人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达到270万人，他们平均年龄为39岁，其中，个人资产达到亿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数量约6.35万人，平均年龄为41岁。
英国《金融时报》提及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富人的一项主要需求就是把财富转移到海外。2006年各省、市、自治区贪官携带赃款总额达3360亿元，外逃厅级以上官员人数达1050人；2011年央行公布的侵吞国有企业资金调查结果显示，近10年间有超过1200亿美元的资金从国企转移到了海外。
曾经担任过国资委副主任的李毅中说：“有些地方低估贱卖，一卖了之，甚至内外勾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严重”，国有企业被权贵集体操控。
我国的经济制度不仅私有化了，而且被外资控制，我们国家的命脉被外资和外债所把持。中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以来至2006年海外分红累计却高达119亿美元。至2006年，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１000亿美元，其中，仅2005年，中石油就向香港、纽约等股民撒掉600.12亿元的真金白银。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海油、中移动、中电信等在香港IPO时候给美英资本所输送的利益，那么低的价格给巴菲特，就中石油、中移动两家公司，输送的利益按照白银价折现回去，就超过清政府卖国条款的总和还要多。
改革开放伊始，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开始发展私营经济的时候，说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待私营经济具有相当规模以后，改口叫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却已经代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被主体了。
仅仅是经济上私有化还不一定十分可怕，可怕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生的资产阶级在一步步蚕食社会主义政权。资改派的改革开放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将生产资料的全民共有重新私有化，实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让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重新占有工厂、企业和土地等生产资料，然后引进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解决侵占全民共有的生产资料的合法性问题，让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重新翻身。现在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几百亿的程度，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在经济上私有经济的扩大化，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基础；政治上人大、政协也被官僚资产阶级挤占，现在有38个亿万富翁成了政协、人大代表，个体私有经济被所谓的“红色”资本家所把持。
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其他国家一样是极其血腥的，中国的国资流失及私有化进程，和英国资产阶级搞的羊吃人、美国资产阶级搞的屠杀印第安人，日本资产阶级屠杀中国人一样，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无耻地资本运动。
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分配上形成了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格局。表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1994年达到0.434，已超过国际上公认的0.4的警戒线，并超过了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后继续上升，2000年达到0.453，2006年达到0.49。最近，世界银行又公布了中国基尼系数上升到0.57的消息。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2月26日的文章说：“中国大陆虽然已经在事实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但现今仍然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达到使少数人富裕起来的市场经济远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解释穷人必须老老实实地受苦的合理性的工具。”
今天改一点，明天变一点，毛泽东思想、真正共产党的一套政策和主张，社会主义到现在还剩下了什么？毛主席终其一生的努力是否“尽枉然”？现在我们总算尝到了不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苦头了。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公心基本上被腐蚀掉了。
私有化还使我国近亿工人失业下岗，生活无着，导致各地群体事件不断发生，严重时还发生了围攻中南海事件。无产阶级从主人的地位被打到十八层地狱，长期经受资产阶级在生产环节（利润）和流通环节（通货膨胀）的双重残酷剥削，过着“春天里”老无所依、少不能学、病无钱治的 “幸福”生活。私有化了，封建落后陈旧文化死灰复燃，资产阶级的腐朽堕落文化随着全方位开放的国门一拥而入，腐败已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堪重负。贪官污吏、黑心奸商、流氓明星、卖国奴才遮天蔽日；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三妻四妾”和“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卷土重来；“官商勾结”、“官匪勾结”、形同“警匪一家”的“税企一家”；靠钻“社会主义”空子暴富起来的私有资本拥有者所成就的无税不偷的破烂格局；沉滓泛起，乱象丛生，黄赌毒复活，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中国成了世界加工厂和垃圾处理场；许多人重新沦为奴隶，苦苦挣扎，中国人还有多少尊严；社会以“贪、奸、淫、乱、黑、恶”为标示：高尚受到嘲笑，卑鄙流行；真诚受到嘲笑，虚伪流行；公而忘私嘲笑，自私自利流行。
这种私有化改革，不仅极大地损害了普通老百姓利益，而且使党和政府名声大损，严重危害我国的稳定和团结，继续下去，必将导致内乱和分裂。
意大利的康帕内拉（1568—1639）在17世纪初就察觉：只要私有制存在，就不会有真正的政治平等和经济
著名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1712—1778）也认为“私有制产生贫富对立，是社会不平等和一切罪恶的、祸害的根源”。
早在480年前，英国思想家莫尔在深入观察社会丑恶现象之后，就得出结论：“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祸害的总根源”。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四、执迷不悟、疯狂私有化；急不可耐，原形毕露。
今天他们非但不思改悔，不改弦易辙，不痛改前非，不但为自己的顶层设计无力辩护，还要再度制造学术、舆论甚至政治谎言。喝了全方位对外开放“迷魂汤”的人民对资产阶级复辟彻底放弃了警惕，完全忽视生产资料归属这个核心问题，这样以生产资料私有化为最终目的的改革开放才有顺利进行下去社会环境。围绕生产资料瓜分的好戏才开始，慢慢地步入渐入佳境，直至今日高潮不断，可悲的是人民却好像植物人一样浑然不知。
从2012年2月中旬起紧锣密鼓地进行了全面部署，一次空前规模的“改革浪潮”将兴起，开始了私有化的裸奔。外媒消息，中国发动国企改革闪电战，“私有化”是主调。人民日报“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出台，最近政府又推出的“新36条”。2012年2月15日，国务院专门开会，宣称目前体制改革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改革的重点领域是“深化垄断行业的改革”。2月21日，由国家发改委召集45个部门开会，要求各部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贯彻“新36条”的“实施细则”，完成这个任务“已进入倒计时阶段”。二月下旬，世界银行和国务院经济发展经济中心联合发表报告，除了要求中国更加“市场化”之外，还有就是要中国“打破国企垄断”。2002年2月27日 ，中国精英和他们的美国老板在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了他们反中国人民的自白书，这个自白书的名字叫《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这个反人民报告的主要内容是改变中国宪法规定的政治经济体制，其中的重点是要把大型国企私有化。
苏联、东欧国家的巨变——走资本主义道路，都出现了经济上的大幅度衰退。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掀起的私有化浪潮，基本上都是失败的。特别在苏联、东欧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搞的那种私有化，是个重大失误，后果不堪回首。东欧私有化——比“大萧条”还要严重的经济大衰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斯蒂格利茨指出的，改革十年后，“从平均意义上来看，这些国家今天比转轨之前更穷了”，“在我们有统计数据的25个国家中，有18个国家的平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4％增加到45％，反映了这些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恶化”。东欧国家是两手空空，既不能左右自己的经济命运，也不能自行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他们实际上走上了另一种意义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的政府的新三十六条，就是要从快车道上奔向东欧之路。
世界经济论坛于1月25日至29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缺陷，其主题为“大转型：塑造新模式”，反映出发达经济体日益意识到导致金融危机的旧模式难以为继，迫切要求找到新的发展路径。这个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论坛，已经在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了，反思所谓的“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肤浅论调，他们对他们自己的理论的延续，已经不敢抱太多的希望。论坛主席施瓦布就此指出，以往的传统决策模式已不能适应眼下的新情况，经济危机凸显资本主义制度亟待改革。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弗格森直言“资本主义疾病缠身”，日本学者寺岛实郎称“美式金融资本主义已病入膏肓”。
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保罗·艾伦三人总资产比世界上最不发达的43个国家GDP的总量还多。市场经济比之计划经济不但具有时代方位的落后，而且在综合社会幸福和国民福利创造方面，又存在明显的效率劣势。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而言，在国内资本主义道路难以持续发展；对整个人类而言，资产阶级掠夺资源，抢劫财富，更不能熟视无睹，否则人类社会将在资产阶级不断敛财，不断扫荡中自取灭亡。
这是一场大博弈，大决战，胜利属于人民！历史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救世界！
人民领袖毛主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
张夷 201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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