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中国特色”与“国际社会”

　　张志坤：“中国特色”与“国际社会”

　　——未来十年的挑战(之五)

　　当今世界有个“国际社会”，“国际社会”的大名头在中国如雷贯耳、响彻云天，因为这些年来“国际社会”名目下的东西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给。其实，认真说来，这个“国际社会”并不囊括世界上所有国家，大部分国家都在这个“社会”之外，有一些还是这个“社会”的对立面。就是在这个“社会”内部也分层次，大部分国家处在外围或者边缘，核心则是以美国为首的若干西方大国。美国是这个核心的首脑，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领导。所以，所谓的“国际社会”，其实就是美国领导下的“社会”，加入“国际社会”，就等于加入美国领导下的行列。

　　中国显然并不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因为中国社会的面貌与“国际社会”不同，政治语境下叫“中国特色”;也因为中国所奉行的价值与路线不同，政治语境下叫“中国道路” 。“中国特色”与“中国道路”这两个词汇是当下对中国最简单最凝练的概括，由“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构成了当前的中国社会

　　这就是当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可以简单地说，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二者之间是一种对应并立的关系，这才是当前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关系的本质，一切有关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共同体”之类的说教，纯粹都是骗人的大忽悠。

　　我们认为，这样关系不是静态的，也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相反，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注定要发生激烈的碰撞与冲突，这个碰撞冲突必将随着中国的发展崛起而日趋激烈，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巨大且挑战。

　　笔者认为，如下几个问题是二者之间冲突与碰撞成为必然的原因。

　　其一，接轨还是两轨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日益与世界发展接轨”。这种观点在国内外都相当流行，很为一些人所信奉。他们认为，中国轨迹与“国际社会”的轨迹最终应该合成一条历史轨迹。这大概也就是强调中美两国将“殊途同归”这一信念的由来。

　　但是，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历史上的轨迹就与西方不同，有史以来就是两轨，目前仍然是两轨，基于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所以未来仍然还将是两轨。中国的道路轨迹与国际社会的道路轨迹不可能叠合归一。

　　但是，接轨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这个力量必然要与不接轨的力量发生相互作用，其形式必然是较劲碰撞;而中国道路之轨与“国际社会”之轨这两轨之间也要出现复杂的冲突，因为行进在自己轨道上的中国不可能按照另一条轨道的规则办事，所谓“如果遵守规则，中国也是国际社会潜在的合作伙伴”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如此一来，中国将不得不成为“国际社会”的对立面或者敌人。

　　其二，坚定不移与普世趋同

　　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中国道路吗?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口号最近喊得坚定而又响亮，并且还将其描述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但客观地讲，无论“国际社会”还是中国社会内部，都有很多人相当急切希望中国抓紧“移”大力“移”，尽快地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成为其中负责任的一员，成为它其中的“建设性伙伴”。他们认为，普世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应普照人类社会一切角落，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应该无条件地向“国际社会”皈依，改造自己使之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与“坚定不移”相对，他们主张中国“坚决得移”。

　　因此，“国际社会”不能容忍什么“中国特色”，也不能认可所谓的“中国道路”，这既是政治排他性所决定的，也是霸权的世界体系的必然要求。很长时间以来，国内外“坚决移动”的拥趸们一直为此宵衣旰食、奋力拼搏。这样一来，“坚定不移”与“普世趋同”之间就要发生激烈的斗争。事实上，这一斗争早已客观存在，我们所要强调的只是，未来十年将更趋激烈。

　　其三，西方领导还是独立自主

　　“国际社会”有一个领导核心，其主要领导是美国，用美国总统竞选者罗姆尼的经典语言就是“西方领导世界，而美国领导西方”。“国际社会”在美国的领导之下，其它国家都是这个社会中的“伙伴”，都是“负责任”的“建设者”。中国要做这样“负责任”的大国吗?

　　如果这样，那中国就必须得接受美国的领导，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说就是“遵守规则”。

　　但崛起的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特立独行，独立自主，通俗一点说就是自己领导自己。不服从领导，这就对国际秩序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敌人，随着“中国特色”与“中国道路”不断成长，二者彼此的敌意敌对也将日趋强化，激烈的碰撞与冲突难以避免。

　　那么，上述碰撞与冲突，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矛盾呢?

　　概括地说，当今世界依然存在三大对抗性矛盾，即阶级矛盾、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去年在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表现的是阶级矛盾;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是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的混合体，表面上看宗教矛盾更为突出;而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矛盾则属于民族矛盾。笔者以为，在上述三大矛盾中，当前和今后一个历史时期，阶级矛盾主要在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的框架内运行，而宗教矛盾的背后其实质还是民族矛盾。所以，民族矛盾空前激化，这是当代世界历史的突出特征。“中国特色”与“国际社会”的矛盾，说到底，是中华民族复兴崛起与西方集团维护霸权秩序之间的民族矛盾，这也是笔者始终坚持认为当今中国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国家利益高于阶层利益的重要原因。

　　这个矛盾究竟是怎样性质的矛盾呢?

　　我们认为，人类的历史经验说明，这一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矛盾，其发展的前景根本不是什么“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而是谁战胜谁、谁压倒谁的问题。用一句老话说就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方压倒东风”，二者必居其一。但是，矛盾的双方又是对立统一的，“中国特色”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注定要越来越密切，“封闭僵化的老路”已被历史所尘封，但彼此之间的矛盾也注定将越来越激化，“改旗易帜”之争来日方酣，如何将其 “艺术地”处理，这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最大最艰难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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