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古代喜欢用夜观天象说事，然后论时政如何。这是智慧。今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多数人喜欢看天气预报，但是不关注时局。其实，无论居官经商做学问，看大势都是第一等功夫。据我观察，不少人长年埋头事务，拉不拉车不知道，反正是不抬头看路，也不看天，更不看书，就知道拉关系跟人，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危险得很。这样混，小富贵可也，大富贵绝对不行，处在历史转折点，尤其如此。熟悉现代史的都知道，汪精卫迈出最后一步时，身边几乎已经无人，一些人懂得悬崖勒马，虽然太晚了些，仍不为无智。这篇文章，发表在三年前，当时人们还不太注意，其实历史的选择题再一次摆在每个人，特别是“三高”人士(不是体检讲的“三高”，是指高干、高管、高知)面前。只要注意观察时局，就会发现，选边站队早已经从社会的上下两端开始，当然，选边站队，可以反复多次，也属正常。最近社会上下又多有关于道路、路线甚至阶级乃至斗争的议论，包括涉及到爱国还是卖国问题，可谓物议沸腾，而中枢旗帜鲜明。这是社会基本矛盾迅速激化的表现，也是上下互动的结果。于是，人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时局的演进，在相当不低的层次，以不同的方式选边站队的迹象相当明显，某些集团也在加速分化。历史不是在开玩笑，又回到毛泽东当年那句话：“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篇旧文还有意义，再发表一次，顺便问问：读者朋友，你选边了吗?
汪精卫做不得
郑彪
今年是岳飞诞辰907年。“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岳飞父子坟前跪着秦桧和老婆王氏，还有张俊、万俟卨，后两者是谋杀岳武穆的帮凶。秦桧之不 可做，历史上人人尽知。不仅在于他陷害忠良，还在于万世骂名。这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近代西方负有秘密使命的传教士兼教皇使者方济各•沙维略 (Francis Xavier 1506-1552)向教皇报告说：“中国为正义之邦，一切均讲正义，为信仰基督的任何地区所不及。”早期传教士不愧饱学，还真有见地。史称秦桧墓在建 康，墓前有一无字碑，因当时士大夫鄙夷其人，更兼恐遭物议，无人作文题字。宋将孟珙(1195-1246)灭金回朝，令军士粪溺其坟土，人称秽冢。这还不 算。200多年以后，明化成二十一年，秽冢又被掘开铲平，秦桧和王氏的尸骨又被投入臭水沟，相当于历史上的鞭尸。至于秦桧在历史上卨的骂名，累及后人，到 清代还有一段文坛趣事。
秦大士，字涧泉，清乾隆十七年壬申科(1752年)状元，侍讲学士，江苏江宁(今南京)人，任翰林院修撰。秦桧亦江宁人，人谓秦大士早年因咏秦淮绝句中有 一句“淮水而今尚姓秦”，不知是否属于近年来翻案风一类，居然诗名大起。清代钱咏《履园丛话》记载，秦大士回杭州省亲，拜会老师名学者袁枚。师生游西湖， 袁枚引至岳庙，当是有意。当时秦已经得宠，想必是袁先生为使明心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令其作对。于是先出上联：“人从宋后羞名烩”，大士涩讷以对：“我 到坟前愧姓秦”。又据清《素月楼联语》记载，是涧泉游西湖，人故请其瞻拜岳坟并撰联，无奈之下，遂有此西湖名联。后来乾隆问他，朕闻爱卿乃秦烩之后，此话 当真?答曰：“一朝天子一朝臣”，真正是御前妙对。秦大士一语双关，七个字褒贬了两代君臣，既制造了马屁气氛，又不着痕迹，还表了忠心，语出文雅，“大 士”真正名副其实，比现今一些人高明多矣。可见天子近臣，真不是人人做得了的。
中国自古大忠大奸多高学历，或有显赫的背景(如今已不尽然)。秦烩就是状元出身。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是宋室宗亲，皇族嫡裔。他的作品至今受到追捧，拍卖价 格都在六位数以上。这是时下惟才是举，只论作品，不论人品的风气所致。元灭宋后，赵孟頫卖祖求荣，变节出仕，当了蒙古人的高官。当时，宋人看不起他，认为 卖国求荣;蒙古人也鄙视其为人，认为寡廉鲜耻。所以，尽管赵孟fu是全天候的大才子，行草真隶、水墨丹青、诗词歌赋，但是表面上的荣华富贵敌不过一世骂 名，也掩不住其精神深处的追悔自责。他写过一首《罪出》的忏悔诗，这说明他还有一点良知;不像当代一些人，全无心肝，死猪不怕开水烫。赵的自责，应当是与 同时代的文天祥有关。文天祥是南宋宰相，也是进士出身，元灭宋后，被押送北京，宁死不屈，于1283年在柴市(今府学胡同，一说今菜市口)英勇就义。文天 祥死后，在他的衣带中检出临刑前写的《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多年来不读圣贤 书，流行只读西学，而西方基督教文化是不知仁义二字的，所以风气不同，可想而知。赵孟fu毕竟满腹经纶，所以当代作家李国文评论说：“‘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对应昭入京，背宋投元的赵孟fu，不可能不在心灵上产生强烈的冲击。他终究是一个真正的学人，一个真正的贵族，一个在精神素养 上、学识修养上、道德涵养上，有着高蹈境界的大师级人物。因此，生活在异族统治者的窒息环境中，相信他写出《罪出》诗，是他心声的反映。”(31)
明之亡于清，实亡于汉奸吴三桂、洪承畴等人。前者是武举出身，后者是万历进士，竟被崇祯任为兵部尚书。毛泽东曾说，崇祯是好皇帝。但是好皇帝竟任用坏人。中国历史，每到乱世，既出忠臣，也出奸佞。到了民国，抗战期间，又出了大汉奸汪精卫。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为同盟会发起人、国民党元老。汪精卫是他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笔时的笔名，源自《山海经》中精卫填海的故事，取其锲而不舍之意。 由于汪精卫革命坚决，才干出众，尤其妙笔生花，为孙中山先生所器重。更兼他冒死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后表现英勇，而在民政部尚书肃亲王的斡旋下竟 然能得免死罪，也是一件震惊海内外的奇事。汪精卫在狱中所作的诗《被捕口占》(又名《慷慨篇》)中有几句脍炙人口，流传甚广：“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原本一个爱国的仁人志士，一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光彩夺目的人物，不旋踵竟成为民族罪人，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个悲剧中所 包含的深刻教训并没有为后人所充分认识。这里仅从软实力角度作一点分析。
笔者一向以为，无论居官、经商还是做学问，看大势都是第一等功夫。特别是居官，做大官，做领袖，更是如此。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思想理论建设，而西方 国家特别重视智库的道理。汪精卫是一个典型。他早年在日本政法大学读了一肚子卢梭、孟德斯鸠和斯宾塞，他学的那些自由主义思想理论，可以让他在宣传资产阶 级革命中得心应手，但是对于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顿时失灵。历史不止一次证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自由主义者对国际大势的基本判断大体都是悲观 论、失败论，表现在抗日战争中，就是亡国论。汪精卫就是如此。亡国论的基本思路很简单：日本太强，中国太弱，实力对比悬殊，必败无疑，与其战败而亡，不如 趁早“讲和”，就是投降。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导弹袭击之后，这种思潮在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圈子里死灰复燃。亡国论的方 法论是形而上学，是用孤立的观点看问题，而不是用辨证的观点看问题;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作静态分析，不作动态分析，就是没有发展的眼光。他们看不到 日本发动对华战争原就是孤注一掷，其国力难以持续支撑，扩大对华战争是往自己的脖子上套绞索。但是得出这个结论并不容易，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辩 证法，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早在1936年7月16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前5个月，“芦沟桥事变”前12个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分 析了中日战局的发展，预见了中国必胜的前景。据程思远先生回忆，武汉会战后，周恩来将《论持久战》推荐给素有“小诸葛”之誉的白崇禧，白崇禧研读后拍案激 赏，说：“这才是克敌制胜的高蹈战略!”于是他在国民党军事高层宣传毛泽东是军事天才，并极力宣传《论持久战》，得到蒋介石的认同。白崇禧将《论持久战》 的思想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在征得周恩来同意后，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32)抗日战争胜利完全证明了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一系列战略、策略思想的正确。
归根结蒂，毛泽东善于学习，善于思考，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民族存亡危机时刻表现出强大的理论创新能力，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名副其实的思想领袖。这 段历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如何看待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对分析抗日战争形势的一系列著作的方法和思想仍然闪耀着光辉。笔者曾经说，无论 居官、经商还是做学问，看大势都是第一等功夫。特别是居官，如果一味跟着美国人跑，不研究和不顺应中国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逆潮流而动，这是大忌。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而环顾全球，看大势的最厉害的方法，还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这是最大的大势。 (33)近现代以来在民族问题上走错路的人，要说都是心甘情愿地卖国，也未必尽然。但是对于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一些人对大势判断完全错误;一些人看大势走 眼;还有一些人大事糊涂，是一个重要原因。汪精卫从一个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堕落为大汉奸，并不是偶然的。其它不论，思想理论是一个重要根源。当然， 根本问题是汪在政治上堕落，没有守住中国人的底线。有一批跟着汪的人能悬崖勒马，最后关键的一步不迈，知道秦桧做不得。物换星移，道理其实一样。前车之 鉴，汪精卫其实做不得。
(本文系拙著《中国软实力：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五章“风云激荡”第三节的一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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