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0日《人民网》有新闻：<李克强甘地墓题词：深化仁爱之心 铸成伟大灵魂>，内文称：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辛格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9日开始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今天上午，李克强总理出席辛格总理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前往甘地墓敬献花圈。
甘地墓座落于新德里东北部的朱木拿河畔， 一座恬静幽美的陵园。李克强在甘地墓留下题词：“深化仁爱之心 铸成伟大灵魂”。”
同一天766期的《央视网评》以<李克强向甘地墓敬献花圈的深意>为题写道：
“印度文学泰斗泰戈尔最先尊称甘地为“圣雄”(Mahatma)，“圣雄”源自梵语的敬语，意为“伟大的灵魂”(Great Soul)。几乎每一位重要外国来宾访印时，都到甘地墓敬献花圈或种植常青树，以示对印度这位民族独立运动领袖表达敬意，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等无不如此。无论是权高位重抑或平民百姓，在这里你都是一个“普通的凡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印时向甘地墓敬献花圈，无疑主要表达他对甘地和印度的敬意，以及对中印友谊长存的期许。
甘地一生提倡“非暴力”，证明了信仰与精神的力量。甘地为印度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方式，即“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无谓的精神和坚韧的意志带领着印度人民打碎殖民枷锁，重获自由和独立。他不仅鼓舞着印度人，也是给世界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印度脱离英国独立真的得力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吗?王小东先生在<从揭穿甘地非暴力神话谈起——论中国奴化影射史学的背景及危害>一文写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印度独立运动就不是真正非暴力的，更何况甘地在1930年代即已脱离了印度独立运动的实际领导层，真正的领导是尼赫鲁，从他当时和后来的思想和行为，都很难说他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
“二战一开始，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就开出了只有让印度独立才参加英国的战争的条件，而甘地在这时表现出了更多的合作精神，并表达了对于纳粹德国的反感。只是在这样的时候，在德、日法西斯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根本不是因为别的，英国人才感到了甘地的宝贵。1942年对于大英帝国是非常惨淡的日子，依靠美国的大量援助，英国本土才从德国的猛烈攻击中幸存下来;而在远东，香港已于1941年丢给日本了，紧接着马来亚、新加坡、缅甸都丢掉了。整个印度次大陆的防空力量微不足道，而印度恰恰是德、日法西斯钳形攻势的会合中心，可印度国内却不乏箪食壶浆以迎日师的情绪。
美国感到了印度局势的严重危机。同样，中国也感到了印度局势的严重危机。1942年新年伊始蒋介石就给罗斯福总统拍发了紧急电报，说：“我本人为印度的军事及政治状况所震惊，一句话，局势极其危险。如果英国政府不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印度的政策，那就是把印度交给敌人，邀请他们马上来占领。”这封电报坚定了罗斯福总统认为英国错误的殖民地政策对于盟军作战构成了巨大危险的信念，美国政府对英国施加了极为强大的压力。在德、日两大敌人的巨大军事压力和美、中两大盟国的强大政治压力下，固执反对给予印度独立的丘吉尔不得不屈服，派出了克里普斯(Cripps)去印度商谈战后予以印度独立的方案。”
““退出印度”运动是非暴力的吗?用中国学者尚劝余的概括，那就是“运动初期基本上遵循甘地的非暴力路线，但是很快便过渡到非武装的暴力阶段，最后演化成武装的暴力。”我们可以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演化成武装的暴力”的运动，虽然就本身来说可能其行使暴力的能力微不足道，但在对德、日的战事如此紧迫的情况下，它对于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威胁，对于整个中美英盟军就是一个不小的威 。到了1944年，英国不得不释放甘地和其他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并答应印度在战后独立。”
他最后的结论是：
“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在促成印度独立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是很大;中国学者们在评论甘地的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的原因”时所津津乐道的“英国的民主宪政”及“英国人的文明”，也没起什么重要作用;起了最大作用的恰恰是德、日法西斯的极为强大的武力，其次是美国的压力，而印度人自己的独立运动也远不是“非暴力”的。其实印度人是很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们一直同情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行为。参与东京审判的印度法官帕尔写了长篇著作质疑东京审判的合法性，成了今天的日本人否认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的最好借口，日本人为帕尔在靖国神社立了纪念碑。”
“甘地的神话首先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但这个神话近二十几年尤其在中国知识界得到了最为夸张的宣扬。除了宣扬甘地的神话本身之外，中国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自己的历史作了大量的“反事实想象”，就是：在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如果当时的中国人不以暴力反抗，而是采用非暴力手段，结果将会如何如何好得多。——我认为这些想象亦可归于非暴力神话。”
白种殖民帝国主义者泡制甘地非暴力神话是有原因的，文史爱好者余传琮在<西方为什么害怕毛泽东?> 一文指出：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西方[或曰自由]世界里，他们欣赏两个非他们族类的人物：前一个是印度的甘地，后一个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甘地的绝技就是“不抵抗”，虽然使印度独立了，但也让印度分裂为二个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后者又一分为二，多了个孟加拉国。而且使印度成为了一个封建社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只在特权阶层内部体现。戈氏的绝技是“新思维”，其实就是做西方思想的顺民，结果苏联倒塌了，国家分裂了，其主体国家俄罗斯成了二流国家。
西方为什么吹捧甘地和戈尔巴乔夫?前者虽然用乞讨的方式让印度半岛独立了，但并没有实质损害西方在此地的利益，也没让殖民主义感到丢脸，印度至今也还是英联邦的成员。后者戈尔巴乔夫更是解除了西方的心腹大患，更是让他们有胜利者的感觉。对于这样两个人物，西方怎么能不喜欢?”
“毛主席的绝技就是：“造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个新中国建立起来了，妨害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宗法、官僚买办、腐朽的程朱儒家理论，几乎都被他打倒。他的理论与实践不仅让中国人长志气，而且成了世界受压迫、受奴役人民的指路明灯。而且当今中国能拿来说的事情好象都是他那个年代发生的：长江上炮轰大英帝国舰队、朝鲜战场上以劣胜强、在肚子吃不饱的情况下发展“两弹一星”、反击印度的入侵、抗美援越等等。看看今天的网络上，只要你想论证中国人的胆量，抒发自豪感，你肯定就得说说毛泽东。他让西方列强丢尽了脸!”
为修补面子，也為佯裝其文明包容，西方强盗策略性尊崇威胁不大的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以奥斯卡奖向全球强力促销;反之，对敢“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並高呼“結束帝國主義主要是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務”的毛泽东则极尽污蔑能事，美国蓝登书屋不择手段把《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推向全世界就是明证。从韩寒：「我不相信有哪个真正喜欢文学的人会喜欢毛泽东，这两者是水火不兼容的。即使撇开毛的政治表现，不去计算他做过多少恶事、饿死过多少人、或杀了多少人，有一件事也还是确定无疑的：毛泽东是作家的敌人。」到袁腾飞：「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泽东做的唯一的一件正确的事，就是他逝世，如果他要是四九年就逝世的话，那真是中华民族的大幸啊!」这些嘴上无毛者附和亡我之心不死者的论调固让人痛心，但真正的知识分子如旅法女作家边芹则发出清醒的声音：
“毛主席1949年如果答应维持西方在华利益，哪会遭如此抹黑。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个人对毛再不满，都不应跟着西方人抵毁，那样做就失去作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了。”
“毛泽东致力的其实就是强化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近两百年来中国人真正被西人看得起(如今有钱照样骨子里看不起，奉承只是表面的)的时候就是毛统治的那个年代。”
对那个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代，余传琮先生有一段最好的批注：
“想想看，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美国总统，而且还让美国总统心情激动?”
在改革开放的迷雾中，一些简单的客观事实已日益清晰，正如前揭余文所申述：
“美国人R.特里尔说，如果毛想过中国古代帝王的生活，他就能过，但他没有，他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想想看，今天中国的一个县长甚至是镇长过得是什么生活。有人假设，如果毛岸英活着，中国会怎么怎么样，但历史的真实是：他被他当国家主席的爹派到了朝鲜战争前线，被美国人炸死了。在现代社会里，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事。在中国革命中，毛主席家里牺牲了7位亲属。他去世后，也没有什么物质财产留给后代，如今他的儿女都是靠养老金过活，他的女儿李纳甚至一度连病都看不起。”
饮水要思源，体认“仁爱之心”的“伟大灵魂”不必远求被击退的入侵者，什么时候也同群众排队入纪念堂去敬献花圈题个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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