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古称大夏，‘夏’——‘希腊’二字的顺读，我国古时也有夏朝，这之间有没有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黄帝之子昌意，昌意之子颛顼，颛顼之子伯鲧，伯鲧之子大禹，大禹之子夏启，而正是大禹家族建立了夏朝。大禹海外治水到达古埃及、希腊一带，希腊成为其家族封地，希腊南方海中的克里特岛的‘克里特’即为其子‘夏启开’之古读音。按照古制‘一昭一穆’接班方式，启回到东方接位，大禹家族终止了沿袭下来的‘禅让’制度和部落联盟酋长(贵族)议会制度，而留在希腊的夏启的后代们则将尧舜时代建立起来的部落联盟酋长议会制发扬光大，成为后来西方民主议会制的雏形，古希腊也就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11月3日，在由大同思想网举办的“为‘一万年’鼓与呼”的主题沙龙上，《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的、著名学者流波如是说。
希腊人是中华人，希腊文明为中华(黄种)人所创造。在“西方文明中心论”流传的今天，在“言必称希腊”、称西方的当代中国，这是天方夜谭吗?
流波说，古地中海文明的后期(包括古希腊文明)建设者中黄帝势力的主力是颛顼之后的鲧禹启三代，故夏的建立者大禹家族将希腊称为大夏合情合理。古希腊罗马的共和制是对尧舜禅让共和制的继承发展。尧时的部落联盟议事会到舜即位后改革为贵族议事机构，这也正是后来希腊罗马贵族元老议事院的模板。舜议事院的重要成员就有禹、皋陶、契、后稷、倕、益、彭祖等十几位，舜根据各人所长，分别委以不同职务：如禹担任司空，相当于今天的总理;后稷主持农业，播种百谷;倕为共工，管理治水、建筑、冶炼等事务;益为虞官，掌管山林川泽草木鸟兽;……。舜设官分职，是人类历史最早的官员制度，对后来世界的国家官员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流波看来，不仅如此，其实古罗马人也是中华人，其文明也是中华人建立起来，罗马叫大秦也与把古希腊叫大夏有同样的渊史。《后汉书·西域传》说：“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是说古罗马的人样子长的都是一张长方平正的中华脸，就像中国人一样，这其实道出了罗马的建立者实为中华人。
流波解释说，颛顼生大业，大业生皋陶，皋陶生伯益，伯益也是大禹时代的贤臣。秦始皇姓嬴名政，是远古颛顼帝的后裔。《姓纂》对秦姓考据：“颛顼嬴姓之后，伯益裔孙非子，周孝王封之于秦，陇西秦亭是也。到始皇灭六国，子婴降汉，子孙以国为氏。”当时的大禹家族回到东方后，留下伯益家族继续在西方经营，伯益的后代继希腊文明开创罗马文明，因此秦国的建立者称先祖在地中海的基业罗马文明为大秦也在情理之中。
在世界历史教科书上，一般都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而最早的人类文明是6000年前的苏美尔文明。流波说，由于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人类对自己的起源研究进入学科范畴。由于起先搞这些研究的多为欧洲人，便有了人类起源在欧洲的说法，后来在开罗西南约100公里的法尤姆地区发现了一批3500万年前的高等灵长类化石，从而形成了人猿起源于非洲的假说。20世纪70年代之前国际上普遍认为古人类起源于亚洲，因为中国等亚洲国家发现了大量古人类化石，如北京猿人、爪哇猿人等化石;但1974年考古学家在埃塞俄比亚东北部发现35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露西”，其后又在这一地域发现发掘出大量200万到30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以及400多万年前的类人猿化石，这些都比“北京猿人”更久远，于是人类起源又偏向了非洲起源论。
流波从灵长类和DNA两个方面进行完整分析。科学论证猿进化成 为人的过程大概发生在几百万年前，那么地球上在几百万年的时候，什么地方地理环境的变化促使猿不得不从树上下到地上来生活，从而逐步进化成为人的呢?能引起这样的地理大变化的地方不在非洲、欧洲、美洲、澳洲，唯一的地方就是昆雅(昆仑雅兮雅即亚细亚，亚洲)大陆的青藏高原。四五千万年前印度板块冲击昆陆(亚欧)大板块，地带隆起，地质上叫“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南面高不可攀的喜马拉雅山、西面高寒冷峻的帕米尔高原、西北沙漠荒丘的地理格局。由于这种地理巨变，使得古猿生活区域的主体森林逐步减少，猿从树上下到地来，开始了前后肢“手”与“脚”的分工;随着地理、气候的进一步恶化，古猿不得不向周边森林地带分散转移，这就是后来以长江黄河流域、云贵高原为主体，放射到东南亚、印巴次大陆进而到非洲、欧洲等地从几千万年前到几百万年前古猿集中的缘由，且非洲的南猿化石比较成系列。
说人类起源于非洲、亚洲甚至还有欧洲，其实都是割裂开了古猿向人类进化的结果是由于年轻的青藏高原的“逐步长高”而改变其周边环境促使古猿逐步向东向南的长江黄河流域、东南亚、印巴次大陆转移并延伸到东北非甚至欧洲这样一个整体链接反应的过程。他说，把非洲的近三百万年来的南猿系统放在从5500万年前的湖南衡东亚洲德氏猴→4500万年前的江苏溧阳中华曙猿→4000万年前的山西垣曲世纪曙猿及中国仅滇中及邻近地区就发现了从1500万年前的开远古猿到800万年前的禄丰古猿到间于800万年前至400万年前间的保山古猿到距今400万年前的蝴蝶古猿到距今270万年前的东方人再到204万年前的巫山人再到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及其以后的各个时代的古人类化石绵延不断的“中华龙“进化链面前是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这种连续、有序的人猿进化链的形成在此独一无二，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包括非洲难望其项背，充分显示了人类起源地的独有特征。
讲到DNA现代人类起源研究时，流波老师更是一针见血指出，美国、西方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是五花八门并自相矛盾。这方面研究主要认为非洲人的线粒体比较复杂，就提出了现代人由非洲人起源的假说，由于“西方中心论”话语权而逐步得到认可。事实上，一个人类种群的DNA的复杂，只能说明这个种群有过复杂的人群杂交，却跟这个种群古不古老无必然趋势。相反，一个古老的种群，因长期保持了单一的生活，则其DNA就显示了单一，这关键要把DNA研究和考古等其它综合起来研究，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而无论从灵长类还是DNA再结合考古等综合研究，都表明了人类起源在中华。
接着，流波谈人类文明起源于中华。谈他的“新文明文化史观”是对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主导下的文明文化史观进行反思、结合中华并人类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再进行综合研究得出：“中华文明上万年”、“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中华文明引领人类直到近代”、“中华人种是人类的祖种祖族”、“长江流域古糯语(人类最早文明发祥者——种植古糯稻的糯民说的语言暨古汉语的前身)为上中古全球通用语”、“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海纳百川，引领人类上万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动力”、“中华文明突显人类真善美、是人类社会美好和谐的圭臬”等一系列重大新史观。
为此，流波提出“判断人类文明发祥三要素”，指出作为人类文明的总发源地，必然有着最早的文明基因、环环相扣的文明积淀、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具体说，要确认人类文明起源最早的问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具备文明肇端的地理生存环境;二是所发现文明遗存相对年代为最早;三是文明从年代序列上具有连续性从地域上向周边具有扩散性。而按西方中心论，认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人类最早文明，大约距今6000年左右。但西方研究者同时发现，这个文明是突然出现的，苏美尔人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他们从遥远的东方来，其语言与汉语相似。这样看来，苏美尔人可能是从中国去的中华人。
那么根据三要素分析，从文明肇端的地理生存环境来说，人类四大古文明发生地都具备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从距今年代来说，从公元前3000～6000间，四大文明古国遗址各有发现，时间各有千秋，很难有个相对优势。然随着中国考古的发展和越来越多的古文明遗址的发现，打破了这个相对难以判断的格局——长江流域上万年农耕文明遗址的逐步发现及向周边年代的连续性空间的扩散性，突显人类文明发祥地的特征已成不争事实。换句话说，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华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同时具备文明发祥三要素。
长江流域上万年文明生生不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2.25万～1.85万年，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发现了目前人类最早的栽培稻、最早的陶器等。以玉蟾岩农耕稻作文明为起点向四周延续扩散：向东向南产生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江苏溧水神仙洞、广东英德牛栏洞、浙江浦江上山等上万年的水稻农耕文明。长江流域一带水稻农耕文明星罗棋布，如距今9000年之间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8000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距今7500年左右的浙江河姆渡遗址，距今6000年的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等等。
长江流域水稻农耕文明向北向西黄河流域高纬度发展的最明显特征就是宜稻则稻，因地制宜发展栗、黍、麦等其它作物，如河南、陕西、甘肃的部分地方适合水稻的生长，于是形成裴李岗文化河南舞阳贾湖、仰韶文化甘肃庆阳、龙山文化陕西扶风案板等稻粟混作农业文明。这个文明向印度半岛延续扩散发展有距今7000年的阿萨姆邦水稻文明，向东亚、东南亚延续扩散形成距今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更是比比皆是。
由此科学论断，即使是其它三大文明发现了年代较久远的文明遗址，也缺少周边相应遗址的延续性扩散性相佐证，更何况上万年前的印度、两河流域、埃及都还基本处于蛮荒阶段，至于其它支系文明，则更无从比起。因此，长江流域成为中华并人类不二的文明发祥之地已铁板钉钉无可争辩。
而且，中国先民也最先发现“世界”，并对全世界进行了描述，其支持论据主要是以《山海经》为代表的上古传说体系和世界各地发现的类似于中华文明的遗迹。人类和人类文明共同起源于中华，其逻辑起点在于亚欧大陆的青藏高原隆起为猿猴从森林走向丘陵、平地进化为人类创造了条件，而北纬30度左右最适宜的气候地理为人类定居和人类文明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所以，苏美尔、埃及、印度、中国四大古文明都诞生于北纬30度左右，通过考古发现，这四大古文明基本上都是黄种人创造的，有共同的语言(象形)文字，体现了一些共同的价值理念，而古希腊、罗马文明不过是苏美尔、埃及文明在地中海流域的新的综合和发展。
流波还认为，在上古时代，人类有一个全球大一统的“大同社会”：伏羲神糯炎帝是中华全球一统大九洲时代，“禅让共和”、讲信修睦以及共同的语言文字和价值理念，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只是到了黄帝入主中原后，世界各地开始自行发展，语言也开始五花八门，国家林立，纷争不断，人类进入了中华并世界文明史的小九洲时代。
至于古代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的联系，除了一些考古发现，比如希腊遗址的壁画上的人类，不太像现代的欧洲人，倒像中国黄种人，还有一些古建筑物上壁画浮雕反映出来的器物，也和中华本土的出土器物有相似之处。就是在世界历史教科书上，一个基本的常识是：高度文明的古希腊罗马人称呼现在欧洲一带的日耳曼人(德国人)、西哥特人为野蛮人。
虽然现代的欧洲人视古希腊罗马文明为其源头，但相当多的学者，包括一些西方人和中国学者，都认为现在流传下来的古希腊哲学文化著作存在着大量篡改和造假的嫌疑。首先，古希腊典籍没有考古作为佐证，原本的以古希腊字母书写的典籍早就湮没了，经过阿拉伯人的流传中转和现代翻译，所谓的希腊哲学文化著作才得以“复活”;其次，古希腊典籍动辄几十、百万乃至数百万字(母)，在没有造纸术甚至也没有竹简的条件下，这些典籍是如何书写出来并被保存的?而中国春秋秦汉时期的书写条件是大大优于希腊罗马的。再次，就算现代很多的希腊哲人和政治家的雕像，基本上也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根据欧洲人的样子重新雕刻的，古希腊罗马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现代的欧洲人也说不清楚。所以，很多现代学者认为代表古希腊文明之光的哲学著作，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出于确立自身文明传统的目的，根据阿拉伯人的记载及远古的传说，重新编撰和塑造出来的，即“造假”的。
2013-11-4沈戈、昆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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