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民主

　　治理民主

　　章东生

　　本文的研究方法;中国无法走多党民主制，但民主是无法回避的政治方案，中国应该走怎样的民主道路?是理论问题还是现实问题?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那么我们现实的问题是什么?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不了解历史也就无法了解现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生活在东亚这一块大陆上，我们历史没有产生西方式的多党民主，为什么会这样?既然历史没有产生西方式的民主，那么移植西方式的民主也就很难成功，民国时期的历史充分说明了移植西式民主的困境。中国没有产生西文式的民主并不代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就是少数人的专利，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是有全民基础的。西式民主不是一蹲而就的是有其历史的影子，例如一谈到代议民主会从12世纪的《大宪章》开始，我们是否应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今天的中国问题?吸收古人的政治智慧开出一个不同于西式民主的民主政治方案，为一党民主找到一个理论基础。

　　一、广义意识形态与狭义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以是世界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1992年福山就宣布“自由主义是历史的终结”，近年来阿拉伯之春更是让所有人都感到自由民主更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

　　1991苏联崩溃，冷战结束后在“华盛顿共识”的政治方案指引下，绝大多数国家都进行了经济与政治的自由化，可是经济与政治的自由化没有把所有国家都带入自由民主的天堂，一部分国家确实走上了发达之路如韩国、波兰，一部分国家却更加动乱了如伊拉克，埃及还有一部分国家崩溃了如苏联，南斯拉夫。

　　这不经使人发问自由主义到底是真理还是谬误?如果实行自由主义并不能确定让所实行的国家走上自由繁荣之路而是有可能走上稳定繁荣之路也有可能倒制国家的崩溃以及长久的混乱，那么实行自由主义到底为了什么?

　　鼓吹自由民主主义的谢韬从混乱的印度访问回来写了一篇文章问道“民主到底为什么，民主又能做什么”。

　　向自由主义转型的国家成功的概率最多也就五五开，这不就与掷硬币和掷骰子一样吗?，掷硬币和掷骰子一样是五五开，如果一个国家把其命运寄托在概率论上，这不是非常危险的吗?而且不也从逻辑上否定了自由民主的逻辑基础吗?

　　世界上曾经与自由主义齐名的另一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同样也经历了这种灾难的结果，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苏联成为世界的霸主之一，而当时的中国走到了天怨人怒的地步在80年代就不得不抛弃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时候衰落的这是很多人都感兴趣的话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衰落是从中国与苏联的公开分裂开始，两国互相指责对方是修正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还有两国都不承认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认为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容不下中国与苏联的和平共处，而是剑拔弩张地在边境存兵百万，互相以消灭对方为以任，结果是中国联合了美国彻底支解了苏联，使苏联成为一个历史的概念。中国1992年被迫全面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只好以意识形态的不争论来回应这种不得不做的办法。

　　考诸自由之家所认定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的政体形式并不一致，有寡头总统制的美国(美国有意竞选总统的人并不是党的领导人而是有意竞选者，竞选胜利后党再确认为本党的领袖)。有政党总统制的韩国、台湾地区;有君主立宪制的日本、英国、西班牙;有议会制的德国、意大利;有半总统制的法国;有政党轮流制的瑞士;还有社会党长期执政的瑞典;可以说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政体。

　　如果从体制来说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与总统制的国家区别之大另人咂舌，英国的议会上议院是不经过选举的贵族选任的。去年和今年世界上的大新闻之一是英国的威廉王子的大婚与小小王子的出生，举国欢腾，甚至世界欢腾，当然了日本也是一样，对一个有理性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肯定否夷所思。

　　世界如此混乱以知的任何理论都无法解释以上的种种互相矛盾的地方。

　　有一种解释说这是普遍原理与特殊国情的产物，那么特殊国情特在什么地方?以至于普遍原理不能抑制特殊国情国家之间互相冲突的地步?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却认为自由民主是世界和平的基石，自由国家之间没有武装冲突，事实是这样吗?同样是选举代议制的印度与巴基斯坦互相把对方视为死敌，历史上发生了三次冲突。

　　就拿中国的历史来说吧!儒家长期做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国从汉武帝确立儒家为意识形态，但儒家一样保证不了汉朝的万年基业，奇怪的是后来的不论是分裂的中国小王朝还是统一的王朝甚或软弱的王朝(宋)都把儒家奉为意识形态，从中国实行的政体来说有夏朝的诸候联合政体到周朝的分封政体再到秦后的官僚政体，官僚政体又分为宰相制、三省六部制、大学士制、满汉共治的军机处，所有不同的政体类型都把儒家奉为意识形态。

　　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不例外同样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国家也是战争不断分分合合，政体在不断地变化而意识形态确象不死鸟一样在不断新生。

　　从上面说的自由民主国家有各种政体，中国历史也是政体形式随着时代不同而不同而意识形态大体统一，可知意识形态有广义意识形态和狭义意识形态之分。

　　广义的意识形态包括信仰、生活方式、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而狭义的意识形态就只包括政治体制。

　　意识形态是时代的产物，只要信仰、生活方式、经济体制不变意识形态就不变，正如中国几千年来生活方式没变意识形态一以贯之，欧洲各国在中世纪打打杀杀，基督教会的思想统治千年。

　　而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国家的统治方案，是国家对生存危机的反应方式以及对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安排。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时人劝说他改行分封制，但始皇说“天下分乱在于分封，今天下一统怎能再去制造分乱的根源”可知中国的集权制是中国广土众民的国家生存方式，汉朝每一个郡县都得定期向中央推荐人村，这就是政治势力的平衡，那么中国的政治势力自秦后就不是西方封建社会的君主、贵族、平民的三个等级政治势力，而是基于地方地缘的政治势力。

　　政治体制是特殊国情的产物是国家对生存危机的反应是对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安排，各个国家对生存危机的感受不同各个国家的政治势力不同，是以政治体制当然不同，只要世界没有达到大同世界，各个国家就对自身的生存危机感受不同，所安排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相同，是以世界上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行的通的政治制度。

　　中国人对国家生存危机的感受不同与美国，国内的各政治势力与美国不同，是以中国人照搬美国的政治体制是不可想象的，美国的政治体制是美国十三个洲联合反对宗主国英国后的政治安排，美国的政治体制与任一国家都不同。

　　广义的意识形态是时代的产物是信仰、生活方式、经济体制的综合体，1991苏联崩溃世界各国都进行了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全球一体化加速进行，各个国家的信仰(世俗化去宗教化)、生活方式、经济体制的趋同以及在新科技下人民大众的崛起，自由主义论说的普世价值受到世界各国人民普遍接受，所不同的就是各国的政治体制安排。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广义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者，蒋庆提出的政治儒家和左派鼓吹的马克思主义是另一个广义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

　　他们每个的教条方向不一样，自由主义忘记了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实际上就是国家如何生存的利益，如此会延续政体的不同，国家生存不是简单地军事技术力量保护就行了，而是一些制度的安排。中国与西方国家发生纠葛时自由主义就只好禁声，但作为广义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是国家必须坚持的。

　　政治儒学的教条在于忘记了广义意识形态是时代的产物，做为一套为农业经济生活方式辩护的广义意识形态儒家主义，在新的经济生活方式下自然就无法为之辩护，从其设计的三院来看，历史院，选拔各朝各代的后人当任，这一点对中国的生存有意义吗?他们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存在吗?这两点都不存在，对当今的体制就没有一点意义，作为国家的政体就不可能考虑他，设立他只会徒增政体的压力。还有另一个儒教院，当代政体是去宗教化的产物如果在设一个宗教性质的儒教院就与当代意识形态违背，而且从历史上看中国政体从来没有设立儒教的政治组织，传统又会从哪里来。我并不是说儒家只适合农业经济社会，儒家是以“人”为本的哲学，他的哲学基础能适应任何经济社会，这里的问题是蒋庆的政治儒学是纯意识形态的政体没有现实政治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包括政治(集权主义)、经济(计划经济)、生活方式(集体或社群主义)的一种广义意识形态，在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而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个人主义，缺少了经济和生活方式这两环作为一种广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复生，而作为一种相对集权式的政治组织方式，只要经过民主化肯定能生存下来。

　　当然了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必然需要一种解释的系统即需要一种广义的意识形态来解说国家政体何以这样，人是作为一种追求意义的生物体，做任何事情必须问个为什么?我何以要这样做?既然中国三大解释系统都是支离破碎的，有其合理的一面有谬误的一面，我们必须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解释系统来包涵三种系统成为一个全新的有说服力的系统。如此说来所谓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动机，是为政治安排而作的理论概括。

　　意识形态一半是作为全部生活的经验概括有事实的基础，一半也是政治动机的宣传，例如当年苏联向世界推广共产主义就明显地带有称霸世界的政治动机，美国现在向世界推广自由主义一样也是为其称霸世界制造舆论。

　　例如中国的家族主义传统是周公制礼作乐有意识创造的产物，周公所有的这些创造都是为了周朝统治能够延续下去的政治目的。

　　二、对中国问题的历史认识概述

　　政体是特殊国情的产物是国家对生存危机作出的反应，是平衡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产物，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规模定型与秦汉，目前的中国所统治的地方与汉朝所统治的地方的出入不大，那么秦汉时代遇到的问题，现在中国一样会面临相同的问题，而所统治的方案也大体会万变不离其中。

　　如果我们放眼世界就会看到，今天的欧盟就是当年西罗马国家的地盘，也是中世纪罗马教会所统治的地方。中世纪欧洲国家的联合体今天以欧盟的形式从新表演一次，有些人说欧盟是未来型国家的榜样，他们就缺少历史知识了，至今欧盟不接收土耳其，土耳其也放弃了入盟的希望，就是明证。

　　俄罗斯是基辅罗斯的继承者，其国家活动的范围一直在东欧几个世纪不变，半集权国家的统治方式是他们生存下去的最好方案，普京一样在重演历史。

　　当代历史是过去历史的延续，我们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把握今天，就在这一点上主导中国一个世纪的自由派与马列派从其意识形态出发对中国的历史采取一种仇视主义，一概抺黑，根本不去正视其中的问题与得失。马列派按其意识形态说中国历史是封建主义，自由派按其意识形态说中国历史是专制主义，如是中国的历史变成了封建专制的代名词，一点没有正面的价值也没有可接受的经验教训。

　　威胁中国生存的危险主要来自哪里?也就是说对中国历史产生深深影响的主要是哪些问题?

　　对国家生存产生深深影响的不外三个方面。

　　一，军事关系即如何保卫国家的安全。

　　二，政治关系即如何平衡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

　　三，经济关系即如何有效调动资源以达到资源的互补。

　　军事方面，中国历史分分合合，有统一有分裂，但东汉以后统一最长不超过150年即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所扰乱，最后慢慢走向崩溃，这以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不论体制怎么修改都无既于事，所以有这样规律的现象必然有永恒不变的外在制约条件。中国北方修了一条世界少有的万里长城，这么长的国防线在古代实际上就是无法防守，汉、唐、明朝代开始时采取攻式(主动)到中期后就变成被动防守了，汉的衰落是防守边疆的董卓带兵入朝中央被地方势力把持才使东汉无回天之力，而东汉首都是从西部的长安搬到洛阳后出现这个问题。唐接受教训守住了西部边疆(国都在西边的长安)，但镇守东部边疆的安禄山起兵反唐，引起了藩镇割据。宋首都内迁到中原，东西两面都被游牧民族占领北宋与辽、西夏长期对垒。明把首都迁到北京最后被三方势力推翻，清朝的崛起在于明朝在朝鲜对抗日本的进攻，而后明朝全力对抗东边的清朝时，西部的李自成崛起，明朝后期穷与应付，加上崇祯的猜忌心理，明朝就灭亡了。清朝时火器的应用游牧民族的马上军事实力决定性地衰落后，但代替游牧民族的俄罗斯变成了中国的主要对手，不仅于此万里海疆成为海上国家自由进入内地的交通通道，整个清朝后期就是战争连连，从1840年起内战外战一直打到1905年直到清朝灭亡，清朝哪有时间去搞建设。

　　在政治方面功臣宿将的人士安排，宦官与外戚势力的削减，皇室家族的界入，这些是否也是永恒不定的政治势力呢?功臣宿将二三代人就消失了，皇世家族在唐以后影响不大，天下未定之时没有宦官与外戚势力，可见宦官与外戚是天下统一以后的政治现象，这些都不是影响中国政治势力的本质东西，只是皇帝官僚制一种表现形式，那么什么才是决定中国走了皇帝官僚制的政体安排。

　　如此一来我们必须探讨一些本质的东西，才能认清中国的本质问题。

　　我从下面的三节来探讨以上的三个问题，我认为一;在军事上中国有一个无法设防的边疆，二;在政治上中国有一个既容易统一以容易分裂的地理战略，三;经济上中国存在长江和黄河互补的经济关系。

　　三、无法设防的边疆

　　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主要有治水文明说，确实中国最早的王朝和最著名的古代传说就是大禹治水了，大禹治水的面积从北到南从海河到钱塘江，西部从渭水到长江中游的江陵，东面一直到大海，大禹把他划为九洲，洪水被管束后大禹就到全国各地巡视最后死在钱塘江边的会稽山就被葬在那里，后来秦始皇效法大禹也巡视到会稽，这些地区就是后来中国的核心地区。

　　从政治体制来说大禹时代的政治体制一直到周朝的政治体制都是分封制政治体制，对中国当代政治体制没有多大影响，影响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春秋战国演变出来的郡县官僚制政治体制，分封制政治体制为何演变到郡县制政治体制?当然了中国的郡县制政治体制在分封时代是有雏形的，最早的就是舜任命了九个官员分管农业，司法等几个部门，周朝和商朝的统治核心区都是郡县制，所谓的郡县制是说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郡县制。

　　周朝分封制是沿黄河一线分封，最北到海河的燕，南到淮河边的蔡和陈，东到山东的齐，这些国家作为周朝的分封国有义务拱卫中央，而没有受他分封的有北边的少数民族和长江中流的楚国，周朝就是被这两个国家和地区灭亡的。

　　春秋战国的开始就是西周被西戎灭亡，西周东迁中央权力消弱，维护中央的权力就落在了拱卫中央的最大国家齐与晋(燕), 齐用管仲九合诸候一匡天下，晋维持周天子的权威时间更长。那时还没有人想到要取而代之，真正要想取而代之的是南方的楚，“问鼎中原”这个成语就是表示争夺中央领导权之争了，这个成语的出处就是楚国地盘从长江中游扩张到淮河边向周朝索要象征天下权力的九鼎时，大规模变革政治和兼并战争开始了。

　　春秋五霸齐、晋、吴、楚、秦他们都分部在中原的周边，谁占有中原或尊奉当时的周天子谁就能号令天下，逐鹿中原成为以后天下大乱时各政治集团的目标。

　　从西周的衰落开始的春秋战国时代就预式了中国未来的政治就在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和长江流域之间的三方竞争中展开，以及各代统一王朝以周边为根据地向中原挺进统一天下的方略。

　　解释中国历史的另一个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是400毫米等雨线。

　　中国最著名的古代遗迹就是长城，从西边嘉裕关到东边的山海关绵沿一万多里，万国长城就是沿400毫米等雨线修，这是一条隔绝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事分界线，如何有效地指挥和控制这条边防前线的军事力量就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安排。大家想想就知道了控制这条军事前线的军队不外两条，一个就是中央统一控制军事力量，各自为政的诸候国不可能齐心协力防守这条边境线;第二条天子亲自守边，天子亲自守边需要内部的得到有效控制，不然就顾此失彼，后方资源供应不上来，前方又被游牧民族打掉，从这两条出发中国这必然走向中央集权式政府。

　　中国著名王朝都是定都于西安和北京，西安和北京往北300多公里就是游牧民族的天下，相对于中国的核心地区西安和北京都偏西偏北，就是说守住了北方管不住南方。

　　南方的长江流域雨水充沛，不受到400毫米等雨线的影响，但南北为何要一纺呢?所以说黄仁宇的400毫米等雨线也不能充分说明中国的历史。

　　中国三代都是分封制诸候国，同样都是生活在黄河边，可见治水文明并不能解释中国从分封制走到郡县制。影响中国从分封制走到郡县制的主要动力在于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地区对中原地区的军事压力。更进一步说北方的游牧民族纯粹是军事压力，农耕民族很难对付马上民族的机动性，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一大部分国土都是游牧民族的天下，他们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无法有效捕捉到他们也无法消灭他们，而几十万游牧民族居民结合在一起就对农耕文明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南方地区对中原地区的压力在于经济上，长江流域地区雨水充足交通便利又没有黄河的水患，经济上从汉以后就超越了北方，经济力量就是军事力量，中原地区为了生存必须统一这一地区也只有加强中央集权。宋太祖对南方的陈后主和越王说“卧塌之侧启容他人安睡”。

　　中国的历史是由三个方面的力量究合而成的第一就是无法设防的边疆，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共同拥有一万里长的边疆，这么长的边疆又无法有效的设防，实际上等于没有，游牧民族在经济上就有侵略农耕社会的动机，农耕社会的繁荣使游牧民族与其与农耕社会进行经济贸易获得好处，倒不如对其侵略占有他获得的利益更大，这就是吴思说的“血酬定理是元规则的规则”的道理，反过来说农耕社会为了自保当然必须组织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对抗他，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这么近的接触和拉锯战是中国走向集权制的第一原因，到了近代清朝时不仅要面对无法设防的北方，还有无法设防的海疆，两个力量的集合把清朝给绞灭了，蒋介石的命运和清朝的命运一样被北方的苏联和海上的日本给联合绞杀了，苏联的命运和中国近代的命运也是一样。

　　我们不是地缘战略的决定论者或宿命论者，人其实是有能动性的，清朝和蒋介石的失败在于面对两个反对的力量时自身无法强化中央集权以及外交战略的错误才是他们失败的原因。清未受到太平天国的起义汉人力量的兴起加上时代潮流恰好是民族主义，清朝无法加强中央集权才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蒋介石的失败最大的原因是受意识形态的牵制无法与苏联交好是其主要原因，蒋介石无法与苏联达成协议使他受到共产党的牵制，国共两党内战从来1927年打到1936年才告一段落，另外一个使蒋介石失败的起因在于其对其他四个军事集团的削藩，这就是封建帝王思想在作崇，当时以不是古代也不是北洋政府时期，非要争个帝王出来不可，国民党有一个党的理念以党的集团领政就不必削藩，削藩使国民党长期处在分裂和内斗中，国民党从党的领导变成蒋介石的个人军事领导是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更可笑的是其对张学良的削藩手法是借重其与苏联的冲突来达到目的，国民党与苏联1929年在东北冲突，使抑制日本的野心力量消失，直接倒制1931年日本对全东北的占领，日本对东北的占领加强了其力量，才有后来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暴发。

　　30年代意大利、西班牙都成为德国的盟国，法国三面被包围希特勒才放心地入侵法国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蒋介石是主动消弱制衡日本的势力。

　　西方人都挽惜明朝没有继续郑和下西洋运动，使中国错失了向海洋进军的机会，可是他们不知道当时的明朝以不得不面对游牧民族的再次崛起，土木堡之变改变了当时的政策取向，原因在于向海洋进军不能对国家产生力量而会削弱国家的力量，中国历史上有玩物散志的说法，下西洋带回来的东西不能有效对付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反而有可能使政治领导层陷入奢侈之中。一直到了18世纪火炮手枪的发明才使游牧民族的军事机动优势消失，可中国以面对一个新的危险中。

　　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后继者俄罗斯从北面陆地上对中国产生压力，欧洲从海上对中国产生压力，万里海疆无法设防，英国进攻不下广东就沿海而上攻下镇海和天津。在中国穷与应付时日本乘机崛起加入了侵略中国的势力，中国如是生活在四面包围的政治环境中，当年苏联也是被美、中、日、欧几面包围国力不支终于倒台。

　　反观欧洲核心主要就是今天的西欧和中欧，东欧地区自古就是西欧的军事屏障，从地理上看这是一个伸向海洋的半岛，三面被海洋所包围，从海上军事力量转化成陆地军事力量是困难，由其是从海上对一个腹地广大的陆地侵略百分百会失败，9世纪西欧把伊斯兰教从西班牙驱逐后，伊斯兰教的力量就再也没有对其产生压力。

　　西欧的东南面是高耸的阿尔俾斯山和巴颜喀拉山，从这一面对西欧侵略就更不可能，匈奴和土耳其人都止步于匈牙利，西欧唯一平坦的大道理就是波德平原与俄罗斯平原的交接，俄罗斯大平原的气候条件比中国的蒙古高原要优越的多，可以从事农业耕种，如是俄罗斯人成为抵御马上民族的屏障。从罗马陷落以后欧洲的核心区就没有受到其他力量的压迫，是以保持了封建制度，贵族与君主的共治后来发展出代议制。

　　奥斯曼帝国的兴起阻断了西欧与东方的经济交往，西欧希望绕道奥斯曼帝国以开拓与东方的经济交流，无易中发现了美洲和南非洲为他们带来了财富，在争夺财富的竞争中引出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工业革命。

　　作为西欧屏障的俄罗斯人在与游牧民族的斗争中在保持贵族制度的形式下就演变成半专制主义。

　　四、统一与分裂的地缘战略

　　影响中国历史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本身的地缘战略，即既利于统一又容易分裂的军事地理环境

　　国家是武力建立的，武力必然有其很难克服的自然地理环境，如大河，大海，沙漠，高山就自然成为国家的分界线了，如没有这些地理条件，可以人为地制造军事障碍，如中国著名的长城，长城不只中国有，英国德国西班牙历史都有过。

　　我们翻开中国的地图从北到南很明显的看到三条分界线，一;长城，二;秦岭、淮河，三;五岭，这三条分界线正好分隔着中国的四种气候特征以及四种生活方式。

　　长城以北是草原游牧生活习惯，长城以南秦岭淮河以北是旱地农耕生活习惯，秦岭淮河以南是水稻水乡生活习惯，五岭以南就是热带生活习惯。

　　对应以上的生活习惯历史上往往产生四个政治经济军事集团的对抗。草原地区从匈奴、鲜卑、蒙古、女真一个又一个强悍的草原政权与农耕政权对抗。

　　中原地区就是我们文化的发源地从三代中的前两朝夏，商立都如此到春秋战国时的战国三雄魏，燕、齐再到三国时的魏，以后的西魏，前后秦只到后来宋齐梁陈周上演了一个又一个地方政权，还有一个软弱的统一帝国北宋。

　　长江流域地区最早的就是楚，接着是吴越，后来的东吴以及东晋，陈和南宋，偏安一域长则近200年短则40年，陈后主凄惨地念道“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河山”。

　　南方地盘相对于中国整体来说不太大，在南方建立的政权短命和规模小，最早的是汉时的南粤，倾覆唐朝的黄巢起义曾再此建都，晚明也立都如此，近代的孙中山和国民党以此为根据地统一了中国。

　　中国不仅有南北对抗的军事地理条件还有东西对抗的地理条件，长城以北分为四个地区新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东北地区的对抗。

　　黄河流域最著名的就是以太行山与秦岭之间的函古关为分界线的关东与关西的对抗，这里的关东不是东三省而是河南山东等中原地区，关西是陕甘宁地区。

　　长江流域四川盆地与中下游的对抗。

　　南方是岭南的两广与云南贵州的对抗。

　　中国的军事地缘如棋盘一样纵横交错，形象地是四横三纵格局，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再分裂的主要原因。

　　在分裂的地缘条件下中国又有统一的军事地理地缘。在所有的十几个军事地理区下，除两广，云贵，四川、青藏，新疆这些地区相对实力小外其他的军事地理都围绕着中原地区转。而中原地区千里平原无法防守，可人力资源丰富，任一周边地区占有这个地区，在实力上就超越了对手，稍加整顿内政就能统一周边，周边一统四周的新疆、青藏、云南、两广只有归顺的份了。

　　中国核心地区黄河地区的统一关键在函古关洛阳地区，周边军事区占领了这一地区离统一中原就不远了。黄河与长江地区的统一关键在襄阳，南宋时天下兵马半襄阳，火烧赤壁曹操就只好打消统一中国的梦想。立足与南方的政权有句话叫守江必须守淮，千里淮河实际上无法可守，其实对两方都一样就看谁的力量大，基本上南北方战事就在这里胶着，北方统一南方的关键还是长江的上游襄阳地区。北方草原地区与内陆地区的争战主要在北京地区和洛阳地区，中国虽大，关键的也就那么几个地方。

　　古代帝王就在这几个关键的地方定都。一，定都西安和洛阳，看住函古关和襄阳的武胜关，北阻草原民族南利用中原的民力并遏制长江地区;二，定都北京看住草原民族并利用中原的民力。

　　中国几大帝国前期的秦汉，隋唐定都西安和洛阳，后期的元明清定都北京都开创了不朽的伟业。

　　欧洲的军事地缘特点是分散型有多个中心，欧洲势力相当的从东到西有奥匈帝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北欧、俄罗斯，最核心区是法国、德国。但法国和德国被四面包围，任一周边区加上核心区还是被三方面包围不利于防守，更重要的是平衡欧洲地缘的东西是地中海与英吉利海峡，法德的统一必须兼有海上力量和陆地力量，这对一国的政治军事能力提出的要求就非常高，西欧的贵族政体无法进行这样的转化，欧洲的统一在前期至19世纪一个个都失败，20世纪平衡欧洲政治势力以经加入远在天边的美国和辽阔国土的俄罗斯，拥有强大实力的希特勒也束手就擒。

　　从地缘上说中国第一层内陆有黄河、长江、珠江、东北四大军事区，在他们之间有关东与关西;川西与长江中游、下游;云贵与两广的地缘分裂。

　　第二层，内陆作为一个整体与周边地区东有台湾岛、北有蒙古、西北有新疆、西部有青藏地区的地缘分裂。

　　第三层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与世界的对抗，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一直存在分裂中国的企图，只因中国本土太大，他们的力量太小，中国除蒙古被俄罗斯强行分裂外，中国保持了统一，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国家分裂中国的野心还是有的。

　　本来中美两国相隔一个太平洋，谁也无法威胁到谁，但美国近年来把军事力量的60%向中国周边转移，并挑逗日本和越南菲律宾与中国对抗，亦欲何为?这不仅使决策层也为广大的中下层人民感到威胁。

　　中国的基因是分裂型，为了对抗这种分裂的基因，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整合型的政治机制来对付，而多党制切切是分裂型的基因，用分裂的方法去救分裂的形式，真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了。

　　五、长江水系文明与黄河旱地生活以及农民战争

　　影响中国历史的第三个原因就是长江流域水系富足生活与北方的旱地的多灾自然条件。

　　这两个地区不向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抗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中国是受大陆季风气候影响，影响的主要地方是黄河流域，黄河流域每隔几年就会出现灾害不是旱灾就是水灾，而且黄河的水患更是世界上的难题，一出灾害就只有依靠南方的长江流域救灾。

　　长河流域气候温和在可记载的历史上并没有发生多少大的自然灾害，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发生在北方。

　　如果北方不控制南方一但北方出现灾害，政权就不稳，实际上从唐以后立足于北方的政权就需要依靠南方的经济来支持了。

　　上面从地缘战略上说北方在地缘战略上超过南方，北方一要对抗游牧民族二要对抗气候条件只有控制南方，如果北方统一了长城南北在实力上就超过南方，只要他自认是中原王朝的继承者，统一南方就是自然而然的事，这就是加强中国集权制的第三个原因。

　　至于农民起义是破坏统一国家的力量是形成军阀割据的原因，中国大多数统一王朝后期都是被农民起义给推翻的，但正如社会基本面不改变农民起义后建立的朝代基本方面没办法改变，不过后期的朝代加强了中央集权消弱了宰相权力，使中央力量借农民起义(地方势力)形成军阀割据的情况一代比一代弱。隋唐把秦汉的独相制改为三相制，明清改为5-6个群相制。农民起义起着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作用。

　　六、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

　　物理学上有引力与拆力的概念，地球绕着太阳转也是引力与拆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哲学上古代中国就是相反相成的观念，近代叫做对立统一概念，任何事物都是二元对立的结果。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就是种地理上生活上的拆力与政治上的合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为了对抗地理上的拆力必须以大一统帝国的官僚模式来制衡。中国古代并不是没有回头搞分封制(另一种选择如西方贵族制)，如汉灭秦后前期搞的就是分封制，可前有异性王造反后有同性王造反，三国结束后西晋又从新搞一次封王试验，没几年八王之乱西晋灭亡，后来的朝代就再也不敢搞封建制度了。

　　皇帝一家世袭制不实行罗马式的军事寡头竞争制，可避免因政权继承的竞争而倒制国家分裂。

　　中国实行官僚任免制可保证皇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而官僚的回避制一方面阻断了世家大族对地方政权的把持，另一方面官僚自然产生大一统的帝国意识。西欧的贵族制不流动性自然就产生地域观念，最大的贵族君主权力到达哪里哪里就是民族的分界线。

　　中国的皇帝是一个没有理论基础和现实制度支撑的制度设计，皇帝不是民族唯一的守护神如日本的天皇，皇帝是有德者拒之失德即失去皇帝资格，亦没有与他配套的世袭贵族制全国唯有他一家一脉世袭，在理论上任何人都有权代替他。这就产生正反两方面的问题，正面是这个绝对的权威可以仲裁和治理这个复杂的政治环境，反面是他害怕别人取而代之，这又抑制了有能力之人在非常时期管理国家。又恰好后世的皇帝生长在深宅大院很难产生杰出人材，一到非常时代就自缚手脚，例如南宋害怕岳飞等军事将领情愿偏安，明朝杀掉杰出将领袁崇焕。

　　维持这个政府文治太过对付不了周边游牧民族和农民的武装起义，武力一起军事领导人或实权的宰相就乘机夺权。汉朝唐朝就是被农民或流民起义中崛起的地方军事领导人给灭了，汉朝采取首相领袖制王莽、曹操进丞相、大司马加九锡最后取而代之，这一曲目一演就是近400年，隋唐时改为三省六部群相制，明改为大学士制，清改为军机处都是防止官僚夺权威胁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稳定。

　　群相制的确立加上科举制的推行宋以后就再没有大臣造反，问题又来了?中国再也不会出现雄才大略的宰相将军，再加上皇帝的世袭制更造就不了有能力的君主，国家创业君主开创版图后，就是守江山了。这样的国家无法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宋明清三朝原则上都是被外来的力量推翻，外力无法确定。

　　中国第一个大帝国的建立没有儒家什么事的，那时最实用的是法家的整合国家实力的政策，打击贵族开垦土地使国家均一化，最后整合成军功制，整个国家就是一部战争机器。

　　另一个重要的就是纵横家阐述的军事地缘战略学，秦国统一全国的重要战略范睢的远交近攻，张仪的合纵战略都是军事地缘学，对抗张仪合纵战略的联横战略一样是军事地缘战略。

　　秦国统一天下了军功制军事地缘战略就要放弃，最后选择的儒家坚持的还是大一统学说，儒家学说的最大精华在于他的思想建立在伦理上，所谓父子妻兄朋的五常观念，这个观念不能随便解释，一乱解释整个人类就要混乱，由此保持了大一统帝国的思想统一性，而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核心思想是思辨的神学，神学任何人都有一套理解，是以两个文明各自无法整合成一个国家，小国林立。现代的自由民主制也是思辨的产物，用此也无法整合。

　　中国目前的政治局常委制是古代群相制的翻版，原因在于一党制是一个合力的制度如再加一个合力的领袖制(总统制)国家政治的天平就要倾斜必将成为个人专制，任何事物都要平衡的。中国政治局常委制当然不同于古代的群相制，群相制的建立是皇帝害怕被夺权，而如今的政治局常委制并不害怕被夺权，权力以不是他的私人财产，而且他有任期制，这只会鞭策他创造功业

　　七、西方政体

　　一说到选举大家都会想到西方国家的政治。

　　考诸自由之家所认定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的政体形式并不一致，有寡头总统制的美国(美国有意竞选总统的人并不是党的领导人而是有意竞选者，竞选胜利后党再确认为本党的领袖)。有政党总统制的韩国、台湾地区;有君主立宪制的日本、英国、西班牙;有议会制的德国、意大利;有半总统制的法国;有政党轮流制的瑞士;还有社会党长期执政的瑞典;可以说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政体，从这点来说政体并不是自由民主制国家的核心。

　　如果中国走自由民主制马上面临着选择什么政体的问题，而世界上的政体如此之多，各个政体好象都治理的不错谈不上谁好谁坏的，那我们如何选择呢?

　　政体换模式并不能象科学研究那样，试验错了再来，政体换模式的成本非常之大，有时一折腾就错失几十年的光阴，严重的还会血流成河内战不断，辛亥革命试验不同的政体，估计死伤上亿人口，并直接倒制日本的侵略，试问没有辛亥革命后近30年的政治内斗日本真的有能力侵略中国吗?这是抬高了日本，古话说“人必自辱然后人辱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

　　从这一点来说政治只能局部的试验和改正，不可能从一种模式换到另一种模式，如穿衣服那样简单。争对这个问题有人提出“以党的民主带动全民民主”的局部改正法，中国共产党有党员8000万比许多国家人口都多，中国的问题就是党不能民主化，如果党民主化了还要走多党制吗?这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吗?这个理论犯了前后逻辑矛盾的错误。

　　民主制国家有那么多模式只能证明政体形式并不是自由民主体制的主要特征，剩下的就是三权分立的理论学说与公开公正的定期选举规则两个条件。

　　君主立宪制国家解散议会需要君主的连署，从法理上讲如果君主不连署首相就无权解散议会，半总统制国家调解政党纷争的是前总统，在这些国家司法只是一个执行机关，无权制衡行政和立法机关，是现代机构分工协作的一个机关。

　　从实践上看只有执政党才有制定法律的能力立法与行政合一，立法部门就很难制衡行政部门，再退一步讲严格按照三权分立思想设立的美国政治制度，寡头总统制的美国由于总统专权如奥巴马强制推行医改法案，政府只好关门大吉，这就不是制衡了而是内斗了，从理论上三权分立体制中的司法有权审核议会制定的法律，如果司法真的实行这一权力，政治又是僵局，罗斯佛总统时就出现这一问题，罗斯佛以增加认同自己理念的法官来摆平这件事，经过这次事件最高法官就退到仅仅裁决政治僵局的一个部门。从这里看三权分立中的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是现代政府的分工协作，很难产生真正的制衡一制衡就是僵局。正如中国唐时的三省六部制无法真正的制衡最后大家一起办公终于演化出了大学士制和军机处主要决策人一起办公。

　　议会作为民主制国家各政党和平争夺政治领导权的平台，议会也是最容易产生僵局的体制比利时一年多都产生不了政府问题就出现在各政党互不相让，今年意大利司法判处贝卢斯科尼舞弊罪，老贝就撤出对政府的支持，意大利七个月后又面临选举，国家治理简直糟透了，各个政党的理念不同，对国家问题的看法不同，所走的策略也就不同，一到国家面临重大的战略选择时，各个政党的内讧时常成为消耗国家实力的工具，如台湾的国民党与民进党政党理念不同，大陆可分而制之，日本的鸠山政权选择支持中国。

　　民主制虽然避免了极权主义但产生了僵持和拖拉的的毛病。

　　西方的议会政治是从君主与贵族的共治统治方式演化的，后来加入了第三等级或新兴的资产阶级，如是西方的政治家就说民主政治是利益型政治，而体现利益型政治的正好方案就是多党制，各个党派代表各自的利益。

　　但从实践上看任何一政党上台必须获得半数以上的选票才能上台，而自由民主的典范国家美国是两党制国家，美国就恰好只有两个利益集团吗?美国两党都必须获得多数人支持才能上台，那么各利益集团必然互相交错地支持各党派甚至两面压宝，利益政治是民主政治的治国核心就自动破产。

　　凯恩斯说“从长期来说我们都会死去”利益不是长久的东西，治理国家靠的是学术知识，从自由主义到凯恩斯革命到福利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西方的学术不断引领其国家的政治进步。

　　那么自由民主制的优点第一，就是公开公正定期选举的规则。

　　第二，遵守规则的意愿，不论是两党还是多党，失败的一方选票与获选者票数都相差无己，如果一方不承认失败，那么民主政治就玩下去，必尽他们都有相当多的支持者，而法律对于拥有相当政治能量的势力是起不了作用的。如得相对多数票的希特勒废除选举，得少数票的列宁用武力废除选举。

　　为什么各政治势力会互相谦让?唯一的解释就是无论什么政党上台所实行的政策都不会伤害到落选一方的政治势力的利益，右派上台做大蛋糕，左派上台分蛋糕，其实无论是做大蛋糕还是分割蛋糕前提条件都是把蛋糕做大，在不触动既得利益的前提条件下做大蛋糕使各阶层都分到一点好处，左右派轮流上台国家才能相安无事。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商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相结合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工业经济和商业经济相结合是双赢的社会是利益蛋糕能不断扩大的社会，现代科技加上工商业市场经济使存量资本不断增加，人民的生活会不断地自动地提高，这就是现代民主政治向世界扩张的原因。

　　世界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一，率先把工商业结合的社会必然拥有强势地位，后来国家要赶超他必然要用国家力量推动这自然就倾向于集权政府。

　　在尊重各利益集团利益主体下的政治必然是软弱的政体，是社会主导国家的政体，解决问题靠的是现代科技的突破，这需要时间或运气。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说，民主社会一不利于各民族的和解多民族国家一个分裂了;二也不是经济发展最快的政体，经济发展最快的政体是专制政体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政体;三也不利于各阶层的互信美国解决黑人问题花了近200年时间在这两百年时间有近100年时间美国是世界最富和最强大的国家是世界的榜样国家。有各种阶层和民族冲突的国家有谁有这样的优越条件。由于代议民主制有这些毛病国家一到经济困难或阶层冲突或外强压迫时一个个都取消了代议民主制，希特勒取消代议制是经济原因加外强压迫，南美国家是阶层冲突，殖民地独立国家基本上都是一党制政府。

　　代议民主制社会势力主导国家的特质与市场经济的突破在于社会主导国家的本质嵌合是代议民主制战胜其他反抗其统治方式的政体原因，以此推论只要一种不违反社会主导国家的政体模式肯定能生存下去。

　　第三，自由民主制是一种广义的意识形态，他能包容任何一种按其政治操作规范的意识形态的人的行事方式，实际上也就消融了任一敌对的意识形态。你可以坚持不同的意识形态如各个国家的多个政党就是持各种意识形态的党派，但只要按照选举规则上台，上台后你可以实验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主张行不通在下一次选举落选就自动下台，如英国的工党。是以西方的政体优点不在于三权分立，也不在于议会，而在于公开公正的定期选举和容纳不同意见的人，让各种政治观点的人和社会人士在政治体系里自由出入，是一开放的政体而不是系统封闭的系统。

　　八、当代中国的压力

　　我们在文章的开头就说了，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国家的统治方案，是国家对生存危机的反应方式以及对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安排。

　　中国假设实行议会制，最有可能就是加强了新疆和西藏地区的分裂政治势力，以写《论民主》一书出名的罗伯特、达尔说“自由民主还没有发展出一套溶合各民族单独居住一个地区的体制”前苏联的崩溃、伊拉克无法稳定、实行几十年选举体制的土耳其都受困于这一问题。中国正在崛起的非常时期远没有到核心地区长治久安时期，当然不可能去考虑这种体制。新疆作为资源的通道对内陆地区的影响之大无法估计，如果任由不确定的选举规则去决定其命运，简直可以说是没脑子。

　　第二就是人口与资源的压力，按人均占有资源的世界平均值来算中国各项指标都垫底，世界各国一但启动了经济增长的目标，人的欲望与资源的矛盾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动乱的主因，不论是上世纪60--70年代第三世界的政治不稳定还是当代阿拉伯之春以及泰国等动乱，都是因为经济压力产生的，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体制，世界公认是权威政体加市场经济，这里的权威政体是有任期责任制的政体而不是阿拉伯的终生统治的权威政体，中国经济发展优于印度就是明正。

　　第三就是国家的角力，中国与美国相隔广阔的太平洋，本身来说谁也不会威胁到谁，且现代社会中国更不可能去统治美国，但美国却把军事力量的60%向太平洋地区转移，并策动日本，菲律宾与中国的对抗，亦欲何为?新疆和西藏的分裂势力明显地受到外部力量的支持，也就是说国与国的角力还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我们不可能自毁长城。

　　无论从中国历史的经验还是当代的现实以及国际问题的本质，中国都不会选择多党议会制度。

　　说到代议制第一有没有必要，各级行政长官经过选举，还要议员代表民意干吗?这明显的有多此一举之嫌，代议制是从西欧的贵族政治演变过来的，当时西方国家没有现代政府，西方现代官僚式政府到19世纪才确立，各个地方是贵族治理，贵族与君主共治共同议事才有议会这个机构，可以说代议制是西方政治的传统延续，并不见得就是政治的普遍真理。

　　中国有2800多个县，近500个地区只要行政长官选举就充分反应了民意，没必要再去叠床架屋地再选一个议会，人为地去创造一个扯皮的机构。

　　三权分立中的代议制构想是洛克和孟德斯鸠概括英国治国理政的经验和罗马治国理政的经验之谈，洛克谈的英国是一个小国，英帝国早就是历史上的存迹，孟德斯鸠谈的罗马治国水平就没有中国治国水平的高，不然罗马何以在历史上早就没有影子而中国还是中国。近代美国国家力量超强发扬了代议民主的理论，但考虑到美国一没有国际竞争的压力，二有广袤的领土，三有各国优秀的人才大量向其移民美国地广人稀吗，强大是正常的道理，不强大就说明美国人还是生活在中世纪，美国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可以传受给其他受到国际竞争压力的国家。

　　九、一党政体

　　从1979年到2013年算起来有什么34个年头了，就是这34年中国经济改革基本成功且保持了政治的稳定性，可以这么说没有政治的稳定性就不会有改革的成功，没有听说过政治不稳定的国家经济能高速发展改革会有序推进，那么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就是一党体制，关于一党体制造就了中国的成功，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多说也就无意。真正要说的事为什么一党体制能稳定下来。

　　1989年后政治在有序地交接班，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一个政体的稳定最重要的就是最高领导人的交接班，只要最高领导班子稳定交接且受到全民的认同这个体制基本上也就定型下来了。

　　亨廷顿说“民主政体经历两次政党轮替就稳定了”，实际上就是全民认同了这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成了习惯法，而中国集体交接班制以经轮替了三届，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以经成为习惯法。

　　中国一党最高领导人接班制的最大特点就是政治局常委的集体交接班制，这有三大好处第一;从比角政治学的角度看西方政党制国家都是党派集体交接班制，而中国政治局常委集体交接班制就等于党派治国。二;最高领导人不能随便开除其他常委就无形中遏制了一人独裁倾向的出现。三;集体交接班制减少了政治竞争，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有意竞争最高领导人的比率多于任何一个国家，而最高领导人必尽只有一个名额，集体制就相当于有多个最高领导人一定程度上就降低了竞争的概率，最高领导集体最多任期十年也阻断了隔代竞争的出现。文化大革命中央领导集体有元老派，中生代华国锋，新生代王洪文表面上老、中、青三代共治大家集思广益，实际上增加了竞争者的数量，大家理念不同无法协调又没有一个最高裁决者，只有用非法手段解决分歧，中国现在领导人的安排大概接受了文革的教训。

　　目前的政治局常委制集体交接班制汲取的另一个教训是蒋介石时代，蒋介石时代有四大军阀李宗仁、冯玉祥、袁锡山、张学良、和政治元老汪精为，如果当时国民党采取集体领导国民党不可能是因内斗而完，张学良年青可以给他第二梯队的主要角色，也就不可能出现中苏公开交恶引来日本全面侵华。

　　常委之外安排了委员一个阶梯，可为下一个梯队培养人才同时也遏制他们挑战的野心。中国领导人不是世袭制而是靠能力上台的“虽然有机会的问题”他们都有过人之处，一两个外围的政治局委员也就无法捍动这个集体。

　　邓小平说“如果中国出问题，问题就出在领导核心里，只要领导核心稳定中国就稳定”.此言不假正因为领导集体的稳定中国才度过了90年代大规模的改制，以及21世纪初的大量的群体事件。

　　一党制的核心问题之一最高领导集体有序稳定不发生大规模的内斗以及和平的交接班，经过30年的摸索中国相对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只是说相对不是说绝对而是这一体制还没有经受人民选举一关也就是说从法理上还没有获得合法性，但从全国的政治安排来说比较符合中国的现实，在于这一体制充分考虑到了中国的现实。

　　政治局常委制了就是说政治采取委员制并不仅仅从苏联学来的，近代第一次采取委员制是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非常大总统时采取的制度。

　　中国现行地方领导人的选拔是按政绩考核制度以及高层领导的主观意向的两结合。这产生三个问题第一;政绩考核制度就是俗话说的“GDP”考核制，“GDP”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外部性却不记入政绩考核范围，如此领导人大量选择消耗资源性的产业以及西方转移的大量落后有害产业以及与民争利的房地产业，从“GDP”的考核上说这些东西立杆见影，而外部成本却要选民承受，而选民无选举权也就无法制约地方领导人的冲动，21世纪地方经济的发展从受到高度赞扬变成受到各阶层的反感。政绩选择制关键还是找不到一条有效的选拔官员的制度，而政绩包括办事成绩与所统治人民的满意两条，至于人民的满意是一个很难量化的指标，这一点只有通过选举才能实现，在选举这一项被排除后只有可量化的经济政绩这一条相对公平的考核办法了。第二;地方领导人的另一提拔机制是上级领导提拔如此延伸出大量裙带关系，买官卖官一齐侵入机体，被统治者极端不满。第三;就是系统的封闭性，中国政府官员一级一级选拔，无形中就把社会人士排除出官员系统，政府与社会成为两个对立的系统，这是非常不利于国家的政治稳定。

　　按政绩考核制度以及高层领导的主观意向两个方案关键的问题是第一个方案没有考虑到被统治者的意愿，第二个方案没有公正的标准，怎么不出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世界上最好的方案就是公开公正的选举了，除此别无他法。

　　中国政治的第三个安排就是政协制，拢络了社会上的一大部分精英分子，可是还有很多有不同意见的人无缘与会，而且这种精英制使普通人的利益不会被代表，只是在社会上出现极大反响时才会作出回应。

　　通观中国所有的政治安排，虽然考虑了中国的各政治势力，实际上是一种精英体制是一种既得利益体制。这一体制是被动体制，除非一个问题受到特别大的反响，不得不改革时才会去改革。而社会以进入到网络时代大众群体以然崛起，信息的流动是读秒时代，这一体制存在着本能的弱点。

　　回应网络时代唯一的办法只有选举。

　　十、治理民主制的体制设想

　　一;政治局常委任届期满集体退职或大部分集体退职非常好地体现了中国的政治智慧，就差一点全民的投票即体现政权是来自人民的法理。政治局委员再推举两人出来竞选，失败的一方还在常委里面任政协主席，政协委员是荣誉席位有提案权没有表决权，这样不仅能调和两个竞争者的关系，失败的一方也无权去刻意制造矛盾，这样就尽善尽美。一般人认为同党不能竞选，台湾的马英九与王金平一样竞选过而且合作的不错。

　　二;中国地大人口多，一个省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省级万万不可选举，只要省长是选举产生的那么就要架空政治局的安排，中国自古以来统一大帝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削藩，另外本地人不能任本地最高领导人，这个政策虽有调整但本省人不能任省长一级的领导是铁定的事。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多亏了这一条才使民族得以同化，由其中国边疆省分是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省长选举只会助长其民族主义。

　　以上两条实际上是不要做什么动作的，真正要改的是地方领导人的选举，地方领导人直接与选民接触，地方领导人治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所辖居民的切身利益，如环境保护，公共基础建设等等，中央领导人实际上是管方向的比如战争与外交以及宏观经济的管理，这些大问题普通的民众很难了解其中的奥秘，民主国家错误地认为所有的问题民众都能认识清楚并交由民众决定，从逻辑上讲代议民主制违反了民主制的这个逻辑，所谓代议制就是议员代替民众作主，如果人民群众什么事都知道都会解决那么代议制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什么事直接交由人民群众的决定的就好了。

　　三;古代中国统一大帝国成功的经验就是郡县制，当代改头换面地叫做市县两级制，名字改了实质内容没有改，中国开放选举也就开放到市一级，市管县全国近日500个市级缩小到400个以下“实际上只是消除县级市”，大的市如北京、上海、广州、人口有1000多万小的市级里也有上百万人口，并不比当今的一些国家小，地方直选地方自治充分保护了地方的自主性以及地方的多样化性，改变了一党制下整齐划一的弊病。县市两级政府直接选举，但选举方式也不一样。

　　县级全面开放只要你加入了党就不受任何条件的约束直接参选，县级按人口不等地正式设制5个常任议员，考虑到选举的方便性，议员为全县人民有意竞选者直接竞选，选举结束后的三个月内，全体议员推举3---5名成员竞选县领导。

　　四;市长选举需要做个一任县长资格的人才能参选，具体的办法就是省领导推举三人公开竞选，党做为选举人的提名权这是很多国家的惯例，得票最高者任市长，其余两者考虑工作的方便性调到周边市里任副市长。

　　为了减少选举，市级政府不另选议员，县级议会即是市级议员。

　　县级领导公开竞选，市级领导由省长推举民众认定，大半副市级由省长推荐，省级副省级因不选举全部由中央领导提拔异地任职。这样中央选贤制与民众选举制相结合，发挥了两个方面的长处，可以避免国家滑入民粹主义泥坑。

　　这种体制还有一定的弊病就是层级多了对优秀人员的提拔不利，西方扁平化的政体社会上成功人士如企业家大学者可以从社会和官场两个场合来回换，有利于政治系统与社会上的人才互补。对这个问题有三个办法解决一是缩短任期制县市级任期规定为四年，二特别优秀人才由政治局常委(一人只能提一名)提名直接参与市长竞选，也可以规定省长提名时必须有一个新人。三提名为政协委员再转任部级干部。

　　实际上国家的管理自古有两种方案一种就是扁平化管理模式古代是世袭贵族制，现代是代议民主制，这种管理的优势就是社会与政治同步共振，社会有什么变化政治跟着变化，缺点是中央政府力量较弱，这适应于国家没有危险的社会和资源富足的社会。

　　另一种是官僚化管理俗称垂直管理模式优势是中央层层控制，政令如山上级思想能直接下达到地方执行，面对国家出现大问题时能迅速有效解决，这种政体都是古代外患深重的国家或国际竞争加巨时采用的政体，缺点是容易导致不近人情的独裁。

　　中国在古代之所以能以温和理性执政，关键的问题是县不下乡，地方家族治理县级才交由中央政府管理。其管理模式介于扁平管理与垂直管理模式之间，称为矩阵式管理，溶合了两种管理方式的优点。随着大家族的解体，市场经济后工业化的来临，社会快速扁平化。政治更应该减少层级以适应社会的变迁，一些人主张政府官员应由乡村干部做起，完全忘记了现实。

　　五;延续现在的强行政弱议会制，中央不选议员。市长直接是国家议员(目前市级班干部基本是人大代表)，每半年招开一次全国大会，其他的照旧。

　　有一些改革家设想中国的选举只到县一级，但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市一级，例如深圳市只选福田区不选深圳市，那么绝大多数问题都不能解决，只会使人民更质疑选举的有效性。而选举到市一级所有地方的问题基本都能解决，唯一不能解决的是中央方面管理的问题。而军事、宏观经济的管理大多数人本来就不精通选举了也不能解决问题只会激起民粹主义的浪潮，例如选举成熟的英国反对党炒作英国退出欧盟议题，英国能退出欧盟吗?这只是政党为了夺权的一种手段，但流弊就沉重了，新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就困在这些民粹主义问题上不能自拔。

　　市场经济配制资源的核心在企业，省级政府对配制资源有没有效果很令人怀疑。省长更没有选举的必要，由其象中国省级地盘特别大，选举只会加大中央统治的困难。还有中央的边疆省分，一选举就更加大了分裂势力的能量。而新疆和西藏划为十几个互不统属的选举区域，地方按当地人的愿望治理又削弱了分裂势力的能量一举两得。新疆自古就是多民族小国林立的地方，新疆以市级治理最有利于中央对其控制，西藏也有四个教派各有地盘，但达赖喇嘛统治的地盘最大这个方案对其影响相对大一些。

　　内地最有能量的就是上海市了，上海人口有2000多万，台北才300万就划为两个市，上海以黄浦江一分为二，设上海市和浦东市再把浙江的嘉兴市(上海洋浦港的行政拥有者)和江苏的启东市合并在一起组成一个上海省，以选举来说上海市也就1000多万，只有中国整个的百分之一，能量再大也不挑战不了中央，而上海省的领导是中央任命，也无碍于上海的经济发展。

　　由以上五点来看实际上一，二，五三条就是现在实行的制度，我们改革的也就是三，四两条，县市两级竞选从中小城市开始，再到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稳妥的改革方案不会出现全国性的震动，不会如戊戍变法或辛亥革命后的政党选举牵一发而动全身，最后全盘失败。

　　十一、治理民主

　　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历史环境与当代环境的产物，只要当代环境与历史环境没有根本的改变那么其政治体制都拖着历史的长长影子，任何一种当代政体都能从其历史上找到影子，如英国、日本的政体就不必说了，法国选择了半总统制这就是其历史上强君主与贵族共治的翻版，德国选择了议会制同样与其历史上的小国林立有关，美国的政治体制一样扎根与其初始立国条件，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不论外表如何变化，其内在统治方式没有根本的改变，印度的一党主从政体与国大党优久的历史有关。

　　中国目前的政治局常委制是古代群相制的翻版，中央相对集权体制一样源远流长，选贤体制与选举制把古代与现代的优良传统结合在一起，实际上科举制就是古代的选贤制与选举制的结合。

　　世界上最长的君主政体就是日本的君主政体了，日本的天皇以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的天皇制可能还会存在下去，英国君主政体也有近千年的历史，君主政体能适应当代社会，中国相对集权的政体没有理由生存不下来。

　　从政治治理关系来说，代议制的历史要上述到9世纪的北欧或12世纪的英国，至于民主选举更是上述到希腊、罗马，现代的全民选举是现代科技的功劳，不是欧洲人突然脑子里发明的产物。

　　中国的选贤与选举体制一样是中国历史随着环境和科学技术水平不断延革的产物，可一直上述到尧舜时代。现代可视通信技术的发展，不需要议员坐在一起也可同时讨论问题，交通的便捷，全国八小时公路生活圈的建成，中国任一地方到首都都只需要一天时间，如果做飞机更快，议员与地方行政干部的合一对议事也不存在什么障碍，干吗还要一个坐在一起讨论问题的议会呢?

　　从历史的对比来说，中国选贤与选举体制的结合治理水平一直优于西方，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中国的体制不逊色与西方。

　　商业社会内在的扁平化要求与当时欧洲封建政体的扁平相锲合使英、法独领世界风骚，19世纪的工业革命垄断型经济的到来德国用国家力量推动与美国利用广袤的国内市场成为后起之秀，21世纪经济变革、社会变革速度加快、政府事务繁多中国行政主导型政体必将成为未来的政体典范。其实中国目前就成为许多国家学习的榜样，不过中国缺少了政治实践的理论化。

　　中国没有如西方直接选举议会的政治制度当然不能叫代议政体，中国亦没有君主当然不能叫君主立宪政体，中国没有代议制但直接选举，选举上台的官员直接治理，这种政体叫治理民主政体是一个比较恰当的称呼。

　　治理民主体制有一党式的领导，这含聂了从孙中山到共产党执政的一党制一贯传统，也符合左派的要求。

　　治理民主体制有自由的竞选人民认同的合法性，这含聂了工商社会的特点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自由主义广义意识形态。

　　治理民主认同中国人作为中国人的特色，儒家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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