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最近指出，中国梦的宣传和阐释要与当代中国价值观紧密结合起来。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文化就是着眼于系统的、本质的、整体的文明。文明是文化的展开，文化是文明的凝结与升华。文化的思维方式，就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规范与实证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都源于非文化的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用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思考社会本质与社会规律，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系统、一以贯之的思考，是研究人类社会核心价值的方法论原则。社会核心价值不同于所谓“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抽象的，社会核心价值是具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可以把无政府主义的完全自由、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说成是人类普世价值，而社会核心价值只能是充分自由、实质民主与真正的平等。
中华文化的社会核心价值就是人人生而平等。
佛教认为无论王者百姓皆是众生，“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名僧传》在宗教的立场上是无贵贱差别的。“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性相近，习相远”(《论语》)，“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朱熹：《玉山讲义》)人的能力有大小，人对社会的贡献有不同，而人的生命权完全对等。人人生而平等是人的不同能力、人对社会的不同贡献的前提，是个人存在与发展、 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基石。人人生而平等就是人格平等。有人格平等才有机会平等，有机会平等才有社会其他平等，所以人人生而平等是核心价值。杀人偿命就体现了人人生而平等这一核心价值。杀人偿命，不是所谓冤冤相报、“同态复仇”，不是所谓以暴制暴、漠视生命，而是人人生而平等的表现，是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极端表现。正因为有了这个极端表现，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底线。如果没有这个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底线，社会就将大乱，政权就将倾覆，人民就将选择新的政权，通过新的政权来建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
中华文化的社会核心价值就是权利和义务对称。
“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诗经》)“舍既然均，序宾以贤。”(《诗经》)“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尚书》)，“其罪惟均，其审克之”(《尚书》)，没有离开人的义务的权利，也没有离开人的权利的义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用形象、朴素的语言，表述了深刻的权利和义务对称的道理。只有权利和义务的对称，人和自然、人和社会才能和谐相处、有序发展，所以权利和义务的对称就是核心价值。由于巨贪给社会造成的直接间接的危害大大超过杀掉一个两个人，所以杀掉巨贪体现了权利义务的对称这一核心价值。如果整个社会无官不贪，造成人的权利和义务不统一、人格不平等，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也会危及政权的稳定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华文化的社会核心价值就是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就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十八大报告》)，就是“让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习近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人类历史上历次朝代更迭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在冥冥之中起作用的结果。社会不公平是相对的，社会公平是绝对的，正义总要实现，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基本规律。因为宇宙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人类社会是宇宙的组成部分，不可能脱离宇宙这一普遍规律的制约。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是宇宙对称规律在社会领域的表现。
中华文化的社会核心价值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史记·商君列传》)，“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墨子》）1931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社会之所以需要法律，就是为了自觉实现正义，避免不自觉实现正义造成社会的动荡与破坏。民主与法制是对称的，但民主是手段，法制是目的；民主是基础，法制是升华。如果民主不能上升到法制的高度，那么这样的民主只能是部分人的民主而不是人类的民主，只能是部分人的价值、阶级的价值而不是社会核心价值。
平等是社会的本质。
渗透在人人生而平等、权利义务对称、公平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后面的本质就是平等。平等就是“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平等不但是人与人平等，而且是人与自然平等：“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合作双赢“兼相爱，交相利”，所以社会必须公平正义：“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平等是核心，社会公平正义是平等的保障，是社会和谐稳定的保障：“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难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而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管子·兵法》）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平等。平等要靠社会公平正义来保证，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也是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那么，什么不是社会核心价值呢?
部分人的价值不是社会核心价值。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是部分人的价值不是社会核心价值。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排犹运动，美国外来移民对土著印第安人的屠杀与挤压等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也只是部分人的价值而不是社会核心价值。资本主义社会不讲义务的人权，不要监管的自由，以金钱衡量一切、以金钱换算一切的平等，以金钱主导一切、以金钱摆平一切的民主，也同样只是部分人的价值而不是社会核心价值。只有完善的法制与道德、充分实现公平正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才是社会核心价值。有报道说袁隆平的超级水稻推广面积不多，之所以那么好的水稻农民不种原因是需要投入的肥料和工时长，投入产出比不高，经济效率不高，所以全国并没有大规模推广。这是把经济当做金钱、发展经济和赚钱划等号、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社会效益的典型例证。伪“精英”们金钱至上的普世价值观使道德沦丧、官场腐败、世风日下，是西方和平演变中国深层次的理论基础;虽然兵不血刃、润物无声，然而暗流汹涌、潜移默化，正在以加速度侵蚀我们民族的机体，危害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与道德安全。在伪“精英”们金钱至上的普世价值观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价值不能换算成价格、没有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如果人是理性的、正常的，就应该见钱眼开、完全利己;唯利是图金钱至上，应该是人的本性，也是GDP增长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什么理想，什么道德，什么诚信，通通都是伪科学，都是非理性的产物。他们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崇狼道;讲科学就不能讲道德，讲道德就不配来做现代“经济人”。在他们看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就是“普世价值”。虽然经过自以为是、不可一世的伪“精英”们的长期肆虐、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刻意践踏，中华民族深层次的核心价值结构并未被瓦解，中国人民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并未被泯灭，中国社会稳定的社会心理整体上并未被扭曲。这显示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中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希望的基础，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基础!所以，我们反对“普世价值”不是反对社会核心价值，而是反对伪“精英”们用不是社会核心价值的“普世价值”——市场原教旨主义、资本主义的金钱价值观作为社会核心价值强加在我们头上，使金钱至上的潜规则披上“普世价值”的外衣而大摇大摆地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否定了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这一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游戏规则这一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
价值的等价交换不是价格的等价交换。
作为市场经济核心价值的等价交换是价值的等价交换不是价格的等价交换。只有价值的等价交换——贡献与索取的一致、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才是真正的平等，只有真正的平等才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而价格的等价交换只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微观领域的“核心价值”，不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宏观领域的“核心价值”，不是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动物界的核心价值，也不是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不是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不是真正的核心价值。伪精英们把微观经济领域的“核心价值”价格等价交换和宇观领域动物界的“核心价值”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看成宏观领域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或核心价值，犯了层次混淆的错误，这个错误使他们无法把握真正的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
建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只能遵循人类文明发展、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这个普遍规律中，小圆圈是中圆圈的浓缩，中圆圈是大圆圈的浓缩。浓缩不是等同，而是一环套一环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实现发展。以平等为核心的价值观在当代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有逻辑与历史的必然性。对称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背景，也是解析与重建中国核心价值观的范式参照。虽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却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简单移植，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是科学，和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无必然联系。真理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我们之所以说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以中国本身固有的文化为主体，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社会核心价值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接纳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蕴含的以平等为核心的价值观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西方资产阶级抽象的自由、平等、博爱要成为社会核心价值，也必须寻找和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核心价值的共同点，使之成为通过空间展示体现时间发展的人类核心价值体系中合理的一环。
平等是社会的规律。
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平等说明，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市场经济的价值本质是效益，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平等是公平的本质，公平是平等的展开;平等是比公平更深层次的范畴。如果说，公平相对于效率而言，那么平等则蕴含了公平与效率的一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平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同一个命题。平等，就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十八大报告)如果说，对称是宇宙形成、产生、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平等就是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和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社会的根本规律就是平等的规律。平等的规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封建社会，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闭的小生产的狭小的生产规模，商品生产的不发达，使平等没有成为人们的自觉意识，追求平等没有成为人们普遍的自觉行动，因此不平等围绕着平等上下波动的周期较长，有时甚至要几代人才能显现出来。这给人们认识和运用这条规律带来了困难。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认识。中国农民 “王候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佛教的“因缘论”、“报应说”，以及群众的“吃亏是福”等，可以说都是对平等规律的朴素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反映。到了市场经济时期，等价交换成了人们的自觉原则，平等意识成了人们的自觉意识，追求平等成为人们的普遍的自觉行为。因而不平等围绕着平等上下波动的周期显得较短，且越来越短，向零点无限接近，因而比较容易使人们看到这条规律的存在。平等规律是通过人们的自发行为表现出来还是通过人们的自觉行为表现出来，表现周期是短还是长，对于人的素质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树立社会以平等为核心的价值观，将既有利于主体素质的提高，又推动了社会更快发展。
民主与自由是手段，平等才是目的。
平等是社会核心价值说明，民主不是核心价值。民主是手段，平等才是目的。从直接现实性上看，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侵犯人权;但从本质上看，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防止执政后蜕化变质成为新的统治阶级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而进行的自我革命，恰恰体现了执政党追求社会平等的核心价值。虽然文化大革命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错误，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共产党脱离群众堕落腐败的动机和效果都是好的，说文化大革命纯粹是一场动乱并进而贬低毛泽东是错误的。奥巴马靠民主选举上台是美国人对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致命缺陷的遮羞布，用所谓种族平等、人与人表面平等来掩盖其制度实质不平等的尴尬。可以说，没有这一场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奥巴马根本不会当选。奥巴马当美国人的总统也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奥巴马也确实不负众望，上台后就在推销“普世价值”的名义下，软硬兼施要中国人为美国的金融危机买单。奥巴马是美国价值观的推销员，奥巴马的黑人身份是美国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旗帜。从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航母黄海军事演习、挑唆日本挑起钓鱼岛事件、通过汉奸卖国势力在我国推广他们的“普世价值”，就是要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手段来掠夺中国的财富，用中国60年发展的经济成果来填补他们财政黑洞，把经济危机转嫁给中国人民。奥巴马上台是用民主这一形式上的平等来掩盖国与国之间实质上的不平等，也掩盖其国内金融投机者与纳税人之间实质上的不平等。
平等与自由、民主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从逻辑上看，民主是自由的途径，自由是平等的前提;相对于平等而言，民主与自由都是手段;平等才是核心目标，民主与自由是围绕平等这一核心价值展开的外围价值。只有民主、自由与法制的对称，才能使民主与自由走向平等，而不是走向平等的反面。所以对称是重要的;离开对称，民主、自由和法制只能走向自己的反面：民主和自由走向无政府主义，法制成了专制手中的工具，它们都离平等渐行渐远。从历史上看，在商品经济早期，自由与平等是同一的;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立体化、宏观化，自由与平等逐步分离，以致经济主体的自由与平等的统一必须通过法制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实现，以化解各种“外部性”问题对市场平等原则的干扰。所以，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市场的核心价值是平等;认为市场的核心价值是自由的观点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正确的，但在当今时代已经不合时宜。既然平等是核心，自由、民主只是实现平等、展现平等的手段，那么当自由、民主同平等背离时，自由与民主就必须受到限制，以保障平等的实现。当然，如果限制自由与民主的同时又损害了平等，或就是为了损害平等而剥夺自由与民主，那这样的社会就必须变革。
自由必须以民主与法制的对称为中介才有可能达到平等说明，只有平等才有可能做到充分的自由;只有平等与充分的自由，才有完善的市场经济。而完全的自由，则以牺牲平等为前提;所谓完全的自由，就是官商勾结的自由、资本意志的自由、两极分化的自由、剥削人民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要的是在市场经济旗号下的完全自由，而我们要的是以平等为核心的充分自由。有充分自由才有充分的竞争，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与完全自由、充分竞争与完全竞争、完全的市场经济与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是我们同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区别。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不择手段、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普世价值;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充分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完全竞争的结果是逆选择逆淘汰。两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不同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说，在法制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尚可以形成与政府对称的一极，那么在法制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完全自由竞争则以资本和权力的结合为特征。他们反对政府干预是假，反对法律监管是真;崇尚自由是假，无法无天是真。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通过所谓“保驾护航”“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理念到现实操作无不体现了以牺牲公平来保证效率，因而到处都可以看到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影子，这也是造成广大人民大众仇富仇官的根源。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在西方还有合理的因素，那么把其移植到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则只能使其异化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理论工具。
要把握社会核心价值，首先要探索人的多层次本质。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子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天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说：“人性就像那急流的水，缺口在东便向东方流，缺口在西便向西方流。人性无所谓善与不善，就像水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一样。”孟子说：“水的确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但是，也无所谓向上流向下流吗?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人性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低处流的。当然，如果水受拍打而飞溅起来，能使它高过额头;加压迫使它倒行，能使它流上山岗。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形势迫使它如此的。人的可以迫使他做坏事，本性的改变也像这样。”
人的本质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不同层次同社会的不同方面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具体结合凝结为人的不同素质，体现为人的主体性的不同程度。人的本质有普遍、一般、特殊、个别四个层次。普遍层次：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对称是人和整个大自然共有的自然本质，也是人的最深层的本质，追求平等是人与大自然的共有本质，因此人性是无善无恶的。一般层次：人和生物界共有的自然本质：靠自然界现存的东西来生存。因此必然产生互相争夺和残杀，社会奉行丛林法则，人的本性是恶。西方配置经济学基础上产生出来的选择理论、自私的“理性经济人”理论、完全竞争理论、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理论、张维迎的“自然法”理论与“合理不合法”理论就是这一层次本质的反映。显然这一层次的理论低于上一层次的理论，相对于这一层次的“理”，上一层次是更深层次的“理”。因此，平等作为核心价值，其普适性要高于丛林法则。特殊层次：人的社会本质，既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殊本质，又是整个人类社会共有的本质。人不但可以依靠自然界现存的东西生存，而且可以创造出自然界所没有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这个层次，人的本质是创造，人的创造本质使人有可能联合起来互相合作。所以人的本性是善的;以这一层次的本质为参照系，人与人是狼的价值观将被合作双赢的价值观扬弃。“创造理性”与“选择理性”的区别，将决定投资与投机、配置型经济与再生型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不可持续发展的区别。个别层次：在私有制(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活资料私有制)社会，社会产品有剩余也有不足，人类除了互相合作的一面以外还有互相争夺的一面。因此人性是善恶混。人性无善无恶→性恶→性善→性善恶混四层次本质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内在根据，提供了人的各种行为的可能。但哪一种行为可能成为现实，取决于外部条件，这外部条件最主要的是社会政治制度，其次是道德环境、舆论环境。当社会政治制度、道德环境、舆论环境有利于人善的本质外化为行为时，人就成了好人;当社会制度、道德舆论环境有利于人的恶的本质外化为行为时，人就成了坏人。社会制度、道德舆论环境是历史的、具体的、可变的，人的本质的外化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可变的。好人和坏人可以转化，转化的条件就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不管怎样变化，好人总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用社会制度、道德和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对人性扬善抑恶。人的上述四个层次的本质是共同起作用的。其中，前面的决定后面，后面的包含前面。如果只有恶，那么人类社会就只能是由无数战争组成的互相残杀的大小战场，任何创造性活动都不可能进行，人类社会一天都不能存在，那么人类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以后只能归于灭亡。如果只有善，人的创造本性与合作本性将得到充分实现，生产力水平将提高得更快，社会将发挥出更大的功能。人的深层本质和浅层本质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实现善对恶的扬弃，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要对各种价值观进行合理定位。
核心价值观研究不排除代表人的不同层次本质、不同阶级利益的价值观，关键是要对各种价值观进行合理定位，对它们的合理性做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合理证明。从历史上看，价值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是一个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到了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阶段，由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等价交换成了人们的自觉原则，平等意识成了人们的自觉意识，追求平等成为人们的普遍的自觉行为，不平等围绕着平等上下波动的周期越来越短，向零点无限接近。把劳动看成商品，就是这条规律的直接体现。把劳动力看成商品，使这条规律由通过人们的自发行动表现出来，变成由通过人们的自觉行动表现出来，此时平等就成为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从逻辑上看，不同价值观之间之所以水火不容、难以融合，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利益机制。经济全球化也是人类经济利益的趋同化，对价值观重新定位，就是要变政治意识形态为经济意识形态。如果说，政治意识形态是狭义的、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经济意识形态则是广义的、人类的意识形态。经济学人类化的前提，是经济学范式背后的意识形态人类化。重新定位意识形态，把政治意识形态转变为经济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人类化、建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步骤。而只有使配置经济学转变为再生经济学，才能使社会核心价值观有与之对称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与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相伴随，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政治意识形态已逐步被经济意识形态所代替，经济取得了君临一切的地位。这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客观要求。如果说，配置经济学是国家之间生存竞争的经济学，那么根据平等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使全球经济对称发展、和谐发展就必须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依据。核心价值观的逻辑与历史是一致的;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构与核心价值规律的运用必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客体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价值观的建立要求整体论思维方式，只有把改革开放发展与人类经济发展结合在一起，才能为建立核心价值观打下经济基础。政治经济学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它们所谓的“宏微观经济学”都只是人类经济活动某个局部领域、某个层面的反映，只是微观的、局部的、抽象的“真理”。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不可能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只有以一般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对称经济学是一般经济学，是超越阶级、揭示人类经济一般规律的一般经济学。对称经济学从主客体关系出发揭示了人类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实现了经济学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为建立科学的核心价值观奠定了经济学基础。
用平等融合左右、超越中西。
平等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应该成为方法论，成为逻辑与历史两方面融合左右、超越中西、提升意识形态、使意识形态科学化的方法论。如果说“普世价值”观是西方资产阶级抽象片面不科学带有欺骗性的意识形态，那么平等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人类具体完整科学的意识形态。只有使意识形态科学化，才能扫除核心价值观的认识障碍，为建立一般的人类的核心价值观打下基础。从平等的核心价值观来看，资本主义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同一个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是根本对立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是人类意识形态，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人类意识形态统一起来的纽带是平等的核心价值观。平等的核心价值观是大陆与台湾之间，中美、中日之间，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求同存异、相互融合的基础。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资本主义逐步被社会主义所代替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里，“资本主义逐步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命题与其说是政治意识形态，还不如说是经济意识形态，或者说是通过政治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经济意识形态。从平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眼光来看，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的问题，本质上不应该是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建立怎样的政府、政府怎样做才对经济发展、人的发展有利的科学价值观问题。计划调控与市场调控，都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公有制与私有制，是政府采取不同调控手段所赖以进行的产权法律关系基础。如果以公有制为基础，计划调控会更加得心应手;如果仅以微观调节为手段，私有制可能会更有效。不同的发展观会牵涉到不同人的利益，但既使是同一种发展观中的不同政策，也都会关系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因此不同的发展观后面渗透了不同的价值观。政治意识形态容易走极端，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不是私有化就无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割资本主义尾巴，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排除政府干预;既然对外开放就不要再讲爱国，讲爱国就是民粹主义等等都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写照。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学只有片面的真理，在整体上都是错误的，不可能形成科学的价值观。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主流经济学恰恰都是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经济学理论，它们相互之间的互相攻击本身就构成了一道对称的风景线。价值观政治意识形态化对形成科学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与科学发展观并无好处，应该找出隐藏在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不同发展观背后的核心价值观。只有彻底抛弃政治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的桎梏，把经济学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束敷中解放出来，才能从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提炼出科学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然而又用这种核心价值观来定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机制，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使之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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