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观察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做了“反腐败的两难选择”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他表示，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会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
张维迎指出，当前中国反腐败面临两难选择，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
反腐败“如果措施过于强硬”，会“导致政府官员造反”。好吓人!
怎么办呢?为了防止“导致政府官员造反”，只能让反腐败的措施不那么强硬了。张大教授要告诉我们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按照张大教授与腐败的有和无关联和对腐败的是与否维护的二元组合，我们得出下面的几种情况：
一、张与腐败没有任何关联，他说这话是关心反腐败和希望反腐败能够顺利进行。他并不维护腐败。
二、张与腐败没有任何关联，但是他不希望反腐败继续深入开展下去。客观上是在维护腐败。
三、张与腐败有关联，但是他只是不希望反腐败继续深入开展下去。以免触及某些人的利益，但是他在主观上没有维护腐败的故意。
三、张与腐败有关联，而且是在吓唬高层，希望反腐败到此止步，从主观上到客观效果都是在维护腐败。
究竟他的“吓唬”行为的现象后面反映了他的哪一种本质呢?我们不妨从他与腐败的关系说起。
这位作为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之一的张维迎张大人，再没文化的人都不会很陌生，他首推“价格双轨制”，又提出促进私有化的“吐唾沫理论”，还雷人地说：“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
为了防止某些朋友怀疑这是“毛左”在造谣诬蔑精英张维迎，在下面的论述中尽量引用张本人的某些话作为证据。
价格双轨制“改革”是张维迎对中国改革的一大“贡献”，当时很多人就是凭借价格双轨制发掘了第一桶金，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20多年前有句口号叫反对“官倒”，那个时候“官倒”就是在双轨制的土壤上产生的。
关于这一点有张维迎本人2008年11月17日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的记录为证：
经济观察报：腐败问题到今天仍然严重。所以这些年有人言辞激烈地批评双轨制，说是双轨制带来了腐败。
张维迎：说老实话，在提出双轨制的时候，我想到了会出现不适应，我们过去是国家本位，如果价格过度地变化，会使政府部门、人们的观念、企业家都不适应它，但是没有想到腐败会如此严重。
经济观察报：只是想怎么解决问题，但是带来的问题还没有充分考虑。
张维迎：是这样。我那时候对价格双轨制的认识还是很粗浅的，只是感觉价格改不动，一切都无从谈起，但一下子走到完全的市场价格又不可能，必须想办法突破这个僵局，出路就是通过“双轨制”逐步完成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但没有想到双轨同时并存可能发生严重的官倒和贪污腐化问题。
张维迎创造一种“吐痰理论”，独具特色：张维迎他写道：“公有制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认为不能吃就走开了，一碗饭就属吐唾沫的人私有了。” 还有“冰棍”论：“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关于他的“腐败次优”论，他是这样解释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都得政府批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的办法‘赎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针对当时反腐败只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我在1996年的一次会议上就指出，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统治经济的体制，不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权，私人产品(按照经济学的定义，使用上没有排他性)领域的腐败反倒是一个‘次优’选择。”
还是这个人，在2012年12月19日，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2年度观察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上提出，反腐的目的是建立廉洁、高效政府，而不是为反腐而反腐。建议以“十八大”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帐旧帐一起算。
上述的就是张维迎在中国腐败问题上的所作所为。
当然，把中国的腐败完全归咎于张维迎们，既不客观也不公平，中国的腐败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但是起码应该承认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张维迎等精英们的摇唇鼓舌误导改革，为官商勾结，为“官倒”的形成，为在国有资产被掠夺基础上的权贵的形成不说是立下汗马功劳，起码也是客观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平心而论，张维迎等精英们对腐败的形成和蔓延，充其量起到了大造舆论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我们不会忘记，在改革开放的特定时期，当禹作敏、牟其中等所谓的“改革家”纷纷中箭落马的时候，在当时，出现了非常奇怪的“要保护改革者”的声音，强调的是纪检监察部门和公检法要“为改革保驾护航”，那时候强调一定要实名举报，否则不予受理，人们见到得更多的是举报者被以“诽谤”的罪名抓起来。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改革的误导和当时的片面强调保护所谓“改革者”的状况契合，使得造成腐败现象在当时由底层到上层，由局部到全面的蔓延。当“苍蝇”慢慢变成“老虎”，当腐败成为一种公害，引起民愤的时候，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暂时闭嘴了，由与他们同一个阵营的另外一部分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利用腐败现象的出现达到自己的目的了。这些人利用控制的话语权，极力掩盖腐败现象出现的前因后果，把一切归因于体制，归因于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利用民众对腐败的仇恨和愤怒，配合外部势力的阴谋，打出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号，希望实现改旗易帜。然而，18大以后，新一届党中央并没有按照这些人定的路线图走，坚持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而且重拳打击腐败，别看某些人平时叶公好龙也跟民众一起高喊“反对腐败”的口号，一旦高层动真格，他们就受不了了，搞不好什么“萝卜”和“泥”全部带出来了。于是，让高层停下铁腕反腐的脚步就是当务之急。
首先出来阻止的公知是李大眼，他以历史学家的面目出现，煞有介事地拿明朝说事：“它从未想到过‘法制’、‘宪政’这些东西，也不知道差不多在朱重八站在应天城高台上决定玩死贪官的时候，一个叫英国的地方有下议院了。它不知道，锦衣卫、东厂、检校这些并不是监督，而是监视，而监视只会让贪官更狡猾、更坚定地朋党结私，形成连皇帝也撼不动的利益集团。”暗示现在的反腐败属于“运动反腐”，于是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中纪委和监察部的铁腕反腐败也成为了他们攻击的对象。按照他的意思，要么不能继续进行现在这种被公知精英们定性为“运动反腐”的反腐;要么就要马上按照他们的指示实行所谓的“宪政”。如果不能“宪政”，就起码别再进行这种“运动反腐”了。
配合默契的另一个是张大教授，他忘记了，或者以为别人忘记了他和他们这些人对中国腐败蔓延作出的杰出贡献，他吓唬高层，别反腐败了，就算要反，也别那么强硬，否则会“导致政府官员造反”。
他是完全胡说八道吗?非也，的确有那么一些官员已经完全腐化堕落，他们之所以目前还保留红顶子是因为这个在他们还没有外逃到其它国家之前对他们还很有用，一旦时机成熟，他们本身就是改旗易帜的中坚力量。人们不会忘记，曾经被普京抓起来后来释放的那个俄罗斯石油大亨本来就是前苏联的官员。
而且张大教授所说的“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状况也并非不存在，这些年来，某些官员歪曲中央的精神，在执政过程中走极端，客观上造成民众和政府的矛盾和对立。并且凭借由于他们的不当行为造成的群体性事件，要么吓唬和要挟上面，让上面给他们更多的处置权力;要么吓唬和压制下面，好处他们捞了，让党和政府为此买单。
但是，能够因此就放任那部分官员的胡作非为吗?
另外，这些会因为反腐败的措施强硬而可能“造反”的官员的政治倾向性如何呢?
自由派一直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们统统称为“专制的奴才”、“权贵的走狗”，说他们是“维护腐败和贪官的人”。那么，按照自由派的逻辑，他们自己本身肯定与贪官没有任何瓜葛，这些贪官肯定都应该属于所谓“毛左”阵营的人或者“毛左”拥护的人，起码是与所谓“毛左”同穿一条裤子的人了吧?
问题是，目前在所谓“毛左”中没有人出面阻挡中央的铁腕反腐，倒是李大眼和张大教授在积极干预反腐的总体进程。
既然如此，李大眼和张大教授的做法岂不是在维护“毛左”或者与所谓“毛左”同穿一条裤子的人了?那么莫非他们俩本身已经叛变?并且变成了所谓“毛左”?
从李大眼的反对“运动反腐”的言论看，不像，他认为现在的所谓“运动反腐”应该停止，改换成所谓“宪政”反腐。所谓“毛左”应该没有打这个旗号的吧?
从张大教授最近的活动看，也没有事实能够证明他已经变成了所谓“毛左”。
2014年2月18日上午9时，《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在北京木樨地桥的中国科技会堂召开。在京的各界有志于改革的人士参加。其中有杜导正、李锐、茅于轼、李洪林、资中筠、钱理群、何方夫妇、胡德平、胡德华、张维迎、高放、高锴、浦志强、陆德、丁东夫妇、章立凡夫妇、杨继绳、邵燕翔、马立诚、王建勋、苏双碧、曹思源、蒋彦永、杨天石、展江、李伟东、吴伟、赵诚、胡冀燕、刘进、严加炎、卢晓蓉、卢跃刚、庄重、秦晖、郭道辉、王俊义、李尔柔、李欲晓等等。估计约200人。
这么说来，究竟是如自由派所说的“毛左是‘维护腐败和贪官的人’”还是相反的情况呢?
另外，为什么张大教授会和李大眼一起，先后要对高层最近的铁腕反腐“举黄牌”呢?
下面就前面提出的四种组合情况一一分析：
一、张与腐败没有任何关联，他说这话是关心反腐败和希望反腐败能够顺利进行。他并不维护腐败。
二、张与腐败没有任何关联，但是他不希望反腐败继续深入开展下去。只是他的做法在客观上起到维护腐败的作用。
三、张与腐败有关联，但是他只是不希望反腐败继续深入开展下去，以免触及某些人的利益，但是他在主观上没有维护腐败的故意。
四、张与腐败有关联，而且是在吓唬高层，希望反腐败到此止步，从主观上到客观效果都是在维护腐败。
从前面提供的材料和跟张大教授一起的其它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的腐败形成中发挥的作用看，张大教授不属于第一、第二种情况。因为当时就有人揭露和指出，这些人作为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是有可观的回报的。
那么他只能属于后面两种情况之一了，究竟属于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这个问题恐怕张大教授自己最清楚并且只能由其本人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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