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公事还是私事,孙中山都是一个有待于正确评价的历史人物。
孙中山之所以在国共两党评价之高有三个原因。
一、共产党之所以将孙中山拔高宣传一是他当年必定搞了国共合作;二是为了统战工作需要。
二、毛泽东时代,孙夫人宋庆龄尚在世。且,孙夫人还是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
三、台湾国民党之所以将孙中山拔高宣传,是因为蒋介石自称是孙中山指定他为接班人。而且,国民党的党内也需要个人崇拜。
那么孙中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先说点私事】
孙中山最初是准备和宋蔼玲结婚的,后来娶了庆龄。
革命成功后立刻抛弃元配和小妾陈粹芬——陈粹芬当年可是跟着他出生入死的。
另外孙中山还有个日本老婆,这些事是被史料证实的。
【再说说公事】
孙当年流亡美国,对洪门大佬黄三德说,自己宣称的第一次革命,当时自己根本没参加,陆皓东他们被捕之前孙中山正搂着小妾睡大觉呢,听到消息后马上躲到澳门去了。
后来孙中山获取大名,是因为“伦敦蒙难记”,这在国共历史中也一直是语焉不详,我一直认为正是伦敦蒙难奠定了他的辉煌名号。
按照孙中山的说法,他是被清朝驻伦敦使馆诱骗并被抓进使馆的。而事实是,孙中山从美国赴伦敦之前,已经被清驻外使馆雇佣的国外侦探盯上了,而且一直盯到伦敦,孙中山到了伦敦后,经常去拜访自己以前的老师康德黎,而康德黎的家就距离中国驻伦敦大使馆不远。孙中山误以为大使馆的人不认识他,有一天就化名去大使馆闲转,大使馆的头头就把他关在二楼,并且让一个黑人仆从看管他,大使馆当时准备在伦敦秘密把他押回北京。所幸孙中山英文还不错,就给看管他的黑人说好话,答应事成之后一定给他一大笔钱,央求黑仆给他向康德黎通风报信。金钱的诱惑起了作用。康德黎得到消息后一面派人在大使馆门口蹲守,一面发动自己在政界和传媒界的朋友营救。从小报传播到大报,后来在英国外交部的压力下,孙中山获释。孙中山获释后在伦敦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伦敦蒙难记》,其中多不实之词——比如说自己是被绑架进大使馆的;还有,孙中山在使馆反复写了自白书或者说是悔过书,这些在他的《蒙难记》中都刻意隐去;再就是使馆黑仆后来要起诉孙中山,因为孙答应的钱并没有给。
孙中山革命的形式是一种“喊叫”革命,但不实地参加革命运动。与毛主席实实在在地领导穷人闹革命的方式不同。
孙中山一直游弋在广州外海,或者是在美国、欧洲、日本、香港和马来半岛游历、筹款和演讲。他所谓的领导了7次革命,孙中山自己仅仅亲历过一次,在广西放了几炮就跑到越南去了。听说武昌革命成功,孙中山还不相信呢,因为武昌起义既没有孙中山在现场指导,也不符合孙中山“从广州一带起义”的想法。孙中山之所以一直选择广州外海回旋,其目的就是为了一旦革命失败可以迅速跑到国外。相比于黄兴、早期汪精卫对革命的牺牲精神,孙中山更像是在投机革命。
【苏俄与孙中山的交易】
从与各国的关系讲,在孙中山交往的历史上,他一直是期望借助外国的力量的。从一开始想借助英法美,到后来借助日本和苏俄,中间还借助德国的力量。
而这些国家之所以给孙中山助力,当然是要获得相应的权益。
比如对待德国,在“一战”的胶着状态关头,段祈瑞做为国务总理是主张对德宣战的,而当时德国也开始败像已露,如果中国宣战是可以取得实际好处的,这个时候德国驻中国大使就在中国寻找各派反对段祈瑞的人,其中就包括孙中山,后来通过中间人给了孙中山一大笔钱(大约200万马克)——孙中山当年南下搞“护法运动”正是靠这笔钱起家,拉拢北洋海军的。
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就更为复杂。他在日本流亡时日本的“黑龙会”就一直资助他,而“黑龙会”不过是日本政府的外围组织。后来,日本政府在清朝压力下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并给了孙中山一大笔钱,大概5万日元的样子,孙中山仅给《同盟会》组织留下2000块,剩余自己全部带走,引起众人愤怒,章炳麟大骂孙中山:一是没骨头,二是对同盟会的弟兄没义气。其实按照当时犬养毅一帮人的想法,不过是低成本的把落魄中的孙中山养起来,养寇自重,以便在与不管是清政府还是袁世凯谈判时都有砝码。
在所有外国国家中苏俄对孙中山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列宁派来的使者越飞第一次与孙中山会面虽然还未输出革命理念,但是给孙中山带来了很多新鲜的感悟,孙仿佛一下子找到了革命的突破口。在会谈中,越飞问孙中山国民党有多少党员、组织形式如何?孙中山自己都答不上来。越飞遂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的建党经验,孙中山发现苏维埃的组织严密性堡垒性是苏俄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当然,由党掌握属于自己的军队也非常关键,孙中山一下子找到了革命成功的钥匙。
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革命目标集中体现于1923年初的《孙文越飞宣言》。
这是一份国民党人经常引用、共产党人很少引用的宣言。后来出现的国共分裂及共产国际以苏俄利益为中心干涉中国革命的倾向,都能从这份宣言的字里行间发现阴影。
越飞,老资格革命党人,真名叫艾布拉姆·阿道夫·亚伯拉罕维奇,克里米亚人,1908年就同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1917年十月革命时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2年8月,他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肩负两个方向的使命:
一、在北方,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实际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中东路和蒙古问题,维护苏维埃国家利益。
二、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帮助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实行以南压北,以孙压吴的方针和策略。
(当时中国有两个政府:吴佩的北方政府和孙中山的南方政府。)
虽然越飞在北京还给吴佩孚写了一封极尽奉承的信,说吴将军“给莫斯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提议密切双方合作。但是,吴佩孚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
越飞在北京半年,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他重点转向发展与南方政府关系。
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
这个宣言的第一条就否定了在中国实现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制度:“……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
孙中山如此坚决的否定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处于两个考虑:
一、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
二、出于对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
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苏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的条件”。
越飞之所以支持孙中山的这个主张则全部出自苏俄国家利益的考虑。是为了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以实现以孙压吴、以南压北。
所以该宣言又有了以下条款:双方认为要以谅解的态度解决中东路纠纷,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解决现行铁路管理法;苏俄声明无意使外蒙古与中国分立,孙中山表示苏俄红军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退。
《孙文越飞宣言》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然后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它既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判断和肯定,也是新生的苏俄将其斗争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转向苏俄利益中心的启端。
通过这份宣言,苏俄在中国第一次完成了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交换。
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这份宣言是共产党签署的,肯定被骂为“卖国”。
苏俄的第二个使者是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马林颇得列宁赏识,为推动中国共产党建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1年12月,马林在广西桂林对孙中山提出了三条建议:
第一,改组国民党,广泛联合工农大众;
第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
第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这三条建议,成为后来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起源。
孙中山钦佩共产党人。
他对汪精卫、胡汉民、张继等人说:我们的革命运动,黄花岗、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过200人;钦廉之役不过100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运动,群众一起来,动辄成千逾万;开滦罢工、“二·七”罢工规模浩大,震惊中外,其势尤不可侮!
共产党人的组织能力和气势,给孙中山以极深刻印象。由此更感到已经腐朽的、无战斗力的国民党急需改造。
孙夫人宋庆龄问他,为何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 “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他要新鲜血液救活国民党,而不是要新鲜血液取代国民党。
笃信三民主义、笃信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孙中山,不想看到国民党外又出现一支政治力量。不想有任何力量与国民党分庭抗礼。
在联共的问题上,胡汉民向孙中山建议,先对共产党人有条件地收容。条件是“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收容以后再有依据地淘汰。依据是“发现了他们有足以危害本党的旁的作用,或旁的行动”。
胡汉民的观点对孙中山影响很大。后来孙中山采纳有条件联共的主张,不同意实行党外合作,坚持让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施“党内合作”,主要就是出自胡汉民的这个建议。
孙中山认为最理想的,是先用共产党人的力量改造国民党,再用国民党人的纪律约束共产党。
其实,联共是孙中山不得已接受苏俄的“附加”条件。因为,他要“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还需要苏俄的支持和帮助。
但孙中山还有另外一些批语,在共产党自己编纂的史料中很难见到的。
比如:在一段批语中孙中山说:共产党人“所以竭力排挤而疵毁吾党者,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乃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学问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愚,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他表示:共产党人“既参加吾党,自应与吾党一致动作;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而已”;不展示历史史料,你敢相信这是孙中山说的吗?
1924年10月9日,在一封写给蒋介石关于组织革命委员会的信中,孙中山说:“而汉民、精卫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有人说,孙中山的这封信就是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的底气所在。
孙中山在组织上也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防备。
国民党“一大”新设立的一个组织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过去,国民党组织松散,历史上从来没有专设监察机构。同盟会的司法部,中华革命党的司法院、监察院,都未真正行使过职权。其实际职能仅是“赞助总理及所在地支部长进行党事之责”。1912年组建国民党时,连司法、监察的条文也未罗列。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党章,却专门设了第十一章《纪律》。孙中山、胡汉民在会上特别强调了纪律的重要。胡汉民专门作说明说: “嗣后党中遇有党员破坏纪律,或违背主义,当加以最严厉之制裁。”
这一章专对准共产党人而来。执行纪律的操刀者,即中央监察委员会。
国民党“一大”选出中央监察委员5人: 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 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10名中央监察委员,无一名共产党人。
孙中山允许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部长,却不允许他们成为国民党的监察委员。他想通过中央监委执行纪律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有所防范,所以才有了十名监察委员全部由国民党员担任的精心安排。
从实质上看,国民党的联共政策是联俄政策不得已的产物。
被苏俄误导的共产党人根本就不知道孙中山的底数。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便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向导》报上批评孙中山与奉系、皖系军阀建立反直系军阀的“三角联盟”,认为这是走老路,希望他回到依靠工农革命的道路上来。
孙中山对陈独秀的批评十分恼火,他只要求新加入者对他绝对的服从,不能容纳他们的所谓意见。他几次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事情甚至发展到了孙中山想把陈独秀开除出国民党的地步。后来虽然没有采取这种极端措施,但还是通过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对共产党的弹劾案这种方式,压迫和警告了陈独秀。
陈独秀深感意外。沉思之后,1924年7月14日他给维经斯基写信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只应当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制造)反对派。”
【国民党建立军队】
孙中山要求苏俄人给与大批援助,苏俄答应了。但不是无条件的答应,苏俄人要帮助改造国民党,要求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且可以在国民党内担任高层职务,这完全是一种被毛主席称之为"掺沙子"的行为,孙中山也答应了。不久,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赢得的威望就引起了国民党少数元老们的反对,孙中山只有依靠自己长期以来树立的权威强行推行这一政策,压制了几个元老。
现在,我们的书刊、影视作品把孙中山描写的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实在是对历史人物的曲解。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推敲,我们一直认为蒋介石叛变了革命,这是不准确的。蒋介石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者。
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俄,实地取经,在苏俄待了几个月之后,蒋介石返回中国并向孙中山提交了报告书。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报告中对苏俄的很多做法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也认为共产主义乃至苏维埃不适合中国,这也是“四·一二”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原因之一。
关于蒋介石不是革命者的看法,笔者以后另文叙之。
中国红友会:148437462
精忠报国:161955979
玖江春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3672495187
相关文章
「 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