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谈到人的能力，人们会有很多疑惑，这些疑惑自古就有。如有的人读书很多能力却很低下，有的人没有读多少书但是却做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有的人长于这方面却不长于那方面(当然，这里不是指专业领域)，有时候一个明显的智者在一件事情的抉择上却输给了相对愚笨的人，有的人从小被悉心照料用心培养最终却未能成才，想反有的人出身贫寒却无师自通颇有才干……相信曾经有无数人企图弄清楚这些社会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然而在过去数千年里，由于历史的局限，最终未能全面揭示其中的秘密。我相信今天人类社会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而且社会科学领域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为彻底揭示上述社会现象提供了可能。
二、 能力框架理论
我认为一个成人，一个踏入社会的人，他的能力取决于两个能力框架：智能框架和信息框架。
智能框架脱胎于美国人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智能主要分为如下八个方面：语言智能、数理逻辑智能、人际智能、自我认知智能、音乐智能、空间智能、运动智能、博物智能。我根据自己的研究，将这八个智能分为核心智能与非核心智能，核心的划分标准或依据是这样的：无论是什么人，都必须的，缺少这项智能会对其人生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根据这样的标准，人际智能、自我认知智能、语言智能、数理逻辑智能这四项智能被确定为核心智能，剩下的则为非核心智能。
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无论你是国家领导人还是司机、售货员、农民等等这样的普通人，你都需要与人沟通，这就涉及到语言交流、逻辑判断、人际观察、自我认识，而像音乐智能、空间智能，只要你不是从事对这些智能要求较高的职业，如演唱、器乐演奏、绘画、摄影等等职业，无论怎样缺乏都不会造成严重的影响，顶多是人生有些缺憾。因此，对于核心智能，从个人角度来看命运的话，尽管命运绝非仅仅由个人因素决定，还是越高越好。
决定能力的另外一个是信息框架，这个框架包括学校及父母等其他人教授的知识、生活和工作的经验、其它途径如阅读获得的信息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出，仅仅以学历来判断一个人的能力是非常荒谬的，这样做唯一的好处是单位招人时设立门槛非常方便。
智能框架和信息框架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如果拿我们常见的电脑来比喻的话，智能框架相当于电脑的硬件，信息框架相当于电脑里面安装的操作系统、应用软件及其它文件。用这样比喻的方式来说明解析人的能力之后，再来看看本文开头的哪些现象，自然就不难理解了。在现实中，人们常常这样评价一个未成年人，说他(她)在哪个方面有潜力是个好苗子，就是说在智能框架中他(她)在其中一项或几项比较突出，有发展前景。
三、 能力成长的阶段性
一个人最初来到世间，主要是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经过长达近二十年的社会化过程，不管社会化完成的怎样，最终必须走上社会。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作为生物，人不断成长;一方面为了日后的生存，不断地进行社会化。这其中的社会化过程就是培养能力，而能力就离不开能力框架所包含的内容。
人的能力形成是有其特殊规律的，有的必须及早地做，有的必须稍后地做，有的需要大致同步进行，有的需要上手学习——暂停(或旁敲侧击学习其他内容)——再学习的过程，总之，过程非常复杂。如果联系到有的人被定向培养：例如打算让一个孩子将来走艺术道路的话，就更有其特殊性。在人类的历史上，由于对这一过程认识不是十分清楚，造成了很多悲剧，也给很多家庭和个人带来痛苦。这里我不顾个人的浅陋，希望这篇文章的面世能帮助人们减少悲剧和痛苦。
(一) 智能框架的构建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的阶段性
我通过对多元智能理论和发展心理学、教育学的学习，考察历史上的人和观察现实中的人，最终认为，智能框架中的各项智能的完成过程分为敏感期和成长期。敏感期相对来说尤为重要，是为日后在这方面的发展打下一个基础，这就好比播下一粒种子，如果错过了敏感期没有播下种子，日后几乎难以弥补。成长期是在敏感期之后，其进行必须放在敏感期之后，提前进行是极其错误的，就具体智能而论，成长期的时间段有的较为严格，有的较为宽松，不能一概而论。
下面分别谈谈各项智能的基本内容和敏感期。
音乐智能，基础内容是对于音高和节奏的敏感，其敏感期是1岁以内，甚至是出生头半年。这个时候对孩子进行音乐方面的刺激，比如拿个钢琴、吉他之类有固定音高的乐器演奏甚至随便拨弄给孩子听，或者更好的办法是用好的音响设备播放一些古典音乐给孩子听，这样就等于是为孩子播下音乐的种子。这是主动播下音乐的种子，还有被动的、不经意的播下音乐种子的情况，比如孩子在1岁以内在其它地方受过音乐的刺激也会埋下种子。有些父母不知道音乐敏感期，等到孩子5~6岁甚至8~9岁了，看别人的孩子在学钢琴学唱歌，也让自己的孩子去学，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孩子头脑里未曾播下音乐的种子，那么孩子学习起来入门难，进度也缓慢，等于是在最不合适的地方花费时间和金钱。
空间智能是指人对色彩、线条、形状、形式、空间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敏感性，其敏感期是3~10岁，播种的方式有美术作品欣赏、积木或者拼装玩具等等。
运动智能，包括身体的协调性、灵活性，其敏感期是0.5~6岁，播种的方式早期有爬行及随后的学步，后期方式很多，如溜冰、舞蹈等等。
博物智能，这是霍华德·加德纳后来追加的，包括认识植物、动物和其它自然环境（如云和石头）的能力，其敏感期应该在10岁以前，播种的方式是野外活动。
人际智能是指人际关系的敏感和人际间的沟通协调能力，语言智能是指对语言的敏感性，自我认知智能是指把我自己的情绪、欲望以及了解自己的长处、短处，数理逻辑智能是指对思考对象进行分析推理的能力，这四项智能高度相关，可以说是社会化的关键，播种方式主要是孩子与同龄人之间自由玩耍，它们的敏感期各有不同：人际智能和自我认知智能是5~15岁，语言智能是4~14岁，数理逻辑智能是10~13岁。
智能框架的最终构成状态基本上是不可控制的，因为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通常情况下不可能被他人事无巨细的包揽。至于上面提到的敏感期的时间段，绝对不是想象而来的，当然也不是极为精准的，是一个较为准确的时间段。毕竟因为道德伦理的问题，人是不能拿来任意做实验的。还有一点，奢求智能全面发展似乎是不现实的，每个人的一天、一年都是一样长，在智能发展上，只能追求均衡和相对优势，不可能追求全面的优势。这个智能的敏感期也说明，播下智能的种子对孩子日后某方面的表现非常重要，是打下伏笔，这个播种子的方式有人为主动的，也有被动的，前者操作好的话播下的种子生命力强，后者不好一概而论。
(二) 信息框架的形成过程
我认为信息框架基本上没有敏感期，但是不能提前，提前会产生一定的甚至严重的副作用。这个时间点我认为在13岁左右，也就是说，知识的学习主要集中在这之后。
在13岁之前强加知识的学习会有什么后果?知识是要理解的，在孩子智力未足够成长时，人为的强行推进，要孩子去掌握他理解起来有困难的内容，这会增加孩子的心理负担，会有很强的挫败感，严重的会产生厌学情绪。
中国大陆目前的小学教育就存在强行推进知识学习的严重问题。比如数学，这个应该在12~13岁以后学，最早也不应该早于10岁，是较为合适的。目前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数学内容，如果放到12岁以后学习，估计一个月左右就学完了，这方面是有案例的。大陆有些家长让孩子读私塾，一直没有数学课，要到体制内学校读初中时，这才拿出几个月补习数学，不到三个月就补习完小学全部数学课程，当然时间太短，数学成绩不可能太好，不过已经能够充分说明体制内数学教育时间安排上的荒唐。由于教育部的错误，造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欧美初中、高中毕业生的数学水平分别相当于中国大陆小学、初中毕业生的水平。
读经教育算不算强行推进知识学习?这个要看具体操作了，如果只是让孩子们诵读，不要求理解，那么不能算强行推进知识学习，反之则是。读经教育说白了是利用孩子声音记忆强这个优势记住一些文化典籍，为日后埋下伏笔。成人则没有这个优势，成人几乎无法记住自己不能理解的内容，而孩子的声音记忆是右脑记忆，可以记住不能理解的内容。
初中阶段可以说是个过渡阶段，在这之前，以促进智能发展为主知识学习为辅，之后则是构建信息框架和智能框架并举，而且这个阶段没有敏感期，只是与个体的机遇还有身体健康状况有关，机遇好、身体状态良好的人为搭建最终合理的两个框架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
在中学阶段，知识的学习以什么为主?知识可以划分为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显然自然科学知识学得太多太深是没有必要的，毕竟从事工业领域的设计工作、从事高科技工作的人是少数，基本上可以这样说，数学学到加减乘除混合运算对大多数人而言足够了。体制内学生学那么多自然科学知识，完全是因为考试所要求的，是被迫的。因此，社会科学知识应该是主要的学习内容，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都会对人的思想产生影响，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方法论也在其中萌芽、发展。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是信息框架的核心部分，而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方法论又是核心中的核心。社会科学知识涵盖也很广，在中学阶段从哪里入手呢?我认为从艺术与历史入手，而不能从哲学入手。哲学，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其智能框架不合理，在中学阶段对社会感性认识又少，哲学一般是不能真正学懂的。艺术中犹以文学最为重要，文学作品中内容往往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因此，历史与文学有密切的相关性，必须同时学习以促进理解。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文学作品的理解牵涉到很多因素，其中学生的家庭因素往往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历史也会成为一个较重要的因素，在历史学习上，中国有个不好的传统，将历史解读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这实际上是淡化了最值得重视的历史背景。真正的历史背景应该是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生产和生活的，即当时的生产力与经济状态。以这条标准而言，大陆体制内尚没有合格的历史教材。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体制内除非相当有责任、懂教育而且历史知识丰富的人来做，这似乎很难。其它形式的艺术也可以欣赏学习，如影视艺术作品也是很好的材料，但是鱼龙混杂，目前似乎尚没有学者为中学生提供阐述影视作品的书籍和讲座。
大学阶段，是直接为日后工作而做准备，可选择的余地不大。除非学生不想在行业内拔尖，或者想拓展就业空间，那么艺术、哲学都是不错的选择，毕竟都涉及到信息框架核心部分的搭建，这些为日后指导自己的人生大有裨益。
踏入社会后，一定时间的工作阅历，都会让人拥有一定的经验，这些经验也就增加到信息框架中。这个阶段，仍然可以看书学习，同样的，收获的内容都将添加到个人的信息框架中。可以说信息框架一直处于构建中，是无限的，这也印证了那句话很有道理：活到老学到老。
四、 社会科学学者应该有什么样的能力框架
这里的社会科学学者包括哲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等教授级及其以上的人，其实作为职业学者，对其智能框架要求并不是很高，只要语言智能和数理逻辑智能强就基本可以，但是对其信息框架要求却极高。
为什么会这样呢?人类社会非常复杂，其中各种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如果信息框架不合理，很容易犯盲人摸象的错误。而研究社会，如果犯了这个错误，就会误导民众，甚至误导国家决策，后果极其严重。因此，社会科学的学者必须有合理的信息框架。
哲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等这些领域的学者，如果对全局性的问题或者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发表意见，都必须有合理的信息框架才能少犯错误乃至于不犯错误。这个合理的信息框架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内容：
西方殖民世界五百年的历史，不熟悉这个，对近代、现代政治的理解不可避免地陷入肤浅；
工业体系是怎么一回事，不熟悉这个，就不知道现代社会是如何组织的，更不知道中国强大的基础是什么；
马列哲学和毛泽东思想，其中的精华就是唯物辩证法，马列哲学是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发展，前者真正懂的人不多，更不要说后者了；
对社会各阶层群体的观察并寻找机会与之交流，这样才能对今天社会有个立体的感性认识，否则会像过去的士大夫那样往往浮在社会上层，对社会矛盾没有体会。
对照上面这个要求，相信很多人会发现，中国许多学者信息框架有严重缺陷(暂且不考虑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就事论事来评判)，比如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袁伟时等等。面对这个现实，我不得不感到悲哀。
五、 国家最高领导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能力框架
我认为，这个因国家情况不一样和所处历史时期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有时候要求较低，有时候则非常苛刻。就1840年以来的中国而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能力框架要求是最苛刻的，世所罕见，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西方携数百年殖民世界的成果企图亡我中国，中华文明到了数千年来最低潮的时期，迄今为止还不能说完全走出困局。
那么这样一个时期，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能力框架是怎样要求的呢?他必须有前面提到的对学者那样要求的信息框架，智能框架也要极为合理。在通俗一点说，他不仅有高水平的行政组织能力，而且还要有高水平的战略研判能力。第一个要求，应该说能者多多，第二个则非常难以满足。如果作为国家领导人对前面信息框架中必须内容的第一条、第二条不具备，那么他的战略水平就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网传改革开放早起，有某领导人曾经这样说：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了。如果属实，恰恰反映该领导人在信息框架上有严重缺陷。事实上，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目前还只有毛泽东一人。从当前的现实来看，历史呼唤具有毛泽东那样的能力框架的领导人。
六、 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通民众应该有什么样的能力框架
普通民众，数量庞大，职业五花八门，这个群体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能力框架才符合自身的根本利益呢?在私有制社会，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公有制社会，分为社会管理群体和人民群众。无论是私有制社会，还是公有制社会，两大群体之间都存在对立的一面，特别是私有制社会这种对立经常处于非常尖锐的状态。中国自秦始皇起，平均每隔两三百年都要改朝换代，就是这种对立的反映。
在私有制社会，统治阶级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是不希望被统治阶级拥有太多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尤其是马列主义，不仅如此，就连唯物论有时都要反对。18世纪法国的伏尔泰是个大学者，有一次宴会上，当有人谈起了无神论的问题时，他马上把仆人叫到外面去，然后私下对朋友说：在仆人面前切不可主张无神论，否则他们要反叛的!(引自《艾思奇全市(第一卷)》第444页)无独有偶，最近有条新闻也很能说明问题：沙特法律将无神论思想定性为恐怖主义。即使今天互联网时代信息传递非常便捷，很多消息却往往被封锁，像美国这样宣传民主自由的国家，有些州的法律明令禁止传播马列学说，这个情况恐怕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在公有制社会，两大群体之间的对立往往不像私有制社会那样尖锐，但是忽略对立的存在是错误的，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辩证法的。辩证法讲事物都存在矛盾的对立统一，社会主义内部也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者也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既然存在矛盾，也就是存在自己否定自己的一面，那么怎样防止这种内部矛盾发展到自我否定社会主义从而改旗易帜呢?这就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的大众民主。
这种大众民主对普通民众在能力框架上而且主要是信息框架上毫无疑问是有要求的。在毛泽东时代，普通民众在能力框架上是不符合大众民主要求的，那时候普通民众很多是文盲半文盲，不说智能框架了，就是信息框架较为合理的基本上是没有的，然而毛泽东高瞻远瞩，让大众民主提前降生，让世界知道除了西方宣传的所谓普世民主实为资产阶级民主以外还有一个别样的民主，一个属于最广大的多数人的民主。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中美在民主人权议题上，美国一直处于被告状态，而原告却是经济不发达同时正在忙于工业化的中国。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要求，普通民众应该在信息框架上与之相适应，这个信息框架包括了解500年西方殖民世界的历史、工业化是怎么一回事、马列哲学基本观点和毛泽东思想，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头28年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有了这样的信息框架，西方人说的乌合之众就不在属于这样的普通民众。这也就是毛泽东一再劝告年轻人要关心国家大事的根本原因。行文至此，我不得不惊叹于美国人基辛格对毛泽东的赞誉：他是一个哲学王。
当然，普通民众中的每一个个体，因为主、客观条件千差万别，不可能大面积的达到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所要求的合理的信息框架，如果希望普通民众自发的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认为那是不现实的，哪怕这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靠民众自发去完成这个目标的个体数量恐怕极低，连十万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都不会有。因此，这个目标实现的前提条件便是这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并明确的意识到这个问题，说地更准确些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施国家干预。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强力推行，让尽可能多的普通民众拥有一个合理的信息框架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国家核心职能,其意义非常巨大。这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坚守本色，关系到防止改旗易帜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不仅如此，这个措施最终会对人类历史具有爆炸性影响，会让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动精英集团不寒而栗。
逝者如斯
2014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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