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提出，满足最优配置的条件是各部门所分配的资源具有同样的边际产出;在一个以货币为流通手段的社会中，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是供需均衡。⑤
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是供需均衡的理论根据是传统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过时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经典的“均衡点”理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是供需均衡理论的基础一般均衡理论早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仅仅靠微观经济行为在工资高低、现有企业就业增减上做文章，是舍本求末;用发钱、发购物卷、降低银行存款利率、政策托股市救房市企业税费减免来激活低迷的国内市场，无异于杯水车薪。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宏观带微观，利用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是永远存在的。而且由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基础性与延伸性决定，这方面的投资有无限延续的可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基础性与杠杆功能，使其具有连续性。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是一次性的应急措施，还是长久的战略，不由项目本身的性质决定，而是由决策者的指导思想决定。只要决策者认清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抛弃配置经济学的“均衡点”理论，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没有任何客观障碍。市场靠消费，消费靠就业，就业靠企业。企业靠什么?企业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企业靠创业，创业靠推动。任何时候政府对基本建设持续投资都是推动创业、牵动企业、带动就业、促进消费、开发市场、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杠杆。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使这个杠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充分放大、充分表现而已。“应急”有可能使人大彻大悟，“急中生智”就是这个道理。在关键时刻，只有在象牙塔里坐井观天的“微观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才会固守自己原来范式的一亩三分地，仍然在宏观调控、政府投资与计划经济之间划等号。找错基本结构关系、结构关系数量化处理而非从质上着眼，是对结构失衡不能对症下药的根本原因，也是“供需均衡论”—— 一般均衡理论的理论根据。
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客观上存在着对称发展的规律。但对称发展不等于同比增长。在投资增长中，有的生产周期更长(如超大型基本设施建设)，有的生产周期更短(如高科技企业)。两类生产的对称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投资的增长，既不仅仅是储蓄数量变化的结果，又不仅仅是货币数量变化的结果，而是扩大再生产的需求同多种资金来源相结合的结果。储蓄增加只是资金来源之一，货币数量的增加不会带来实际投资的增加。要体现“时际权衡” 与“代际权衡”，不是靠“国民储蓄的黄金律”与“最优的资本积累率”，而是投资与消费的最佳结构、对称结构;通过投资的对称结构、消费的对称结构、投资与消费的对称结构，实现对称发展、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这种投资与消费的对称结构，集中体现在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国民素质提高与创新能力提高、提高财富附加值的投资上。这种投资本身也就是一种消费，它们之间是不可能用非此即彼的方式进行区隔、用此消彼长的方式进行“配置”的。通过储蓄率高低进行所谓“最佳”分配，体现的是一种线性思维方式;其结果，是顾此失彼，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到“最优”。
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只有一次分配，没有二次分配。分配也是交换——交换其价值。只有价值的实现才是价值生产的完成，所以消费、分配都是生产的环节。
把投资和消费的结构看成是基本的结构关系，势必仅仅着眼于投资和消费的比重这一量的因素，而忽略投资和消费各自的内部结构关系这一质的因素。如果要真正寻找通胀的根源，就要从投资和消费各自的内部结构着手。需求和投资的关系才是基本的结构关系。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而一旦从质上着眼，那么投资和需求不但可以“平衡”，而且只能“平衡”。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不会过热，也不可能过热。
从深层次来看通胀的原因，是需求高于供给;而在消费低迷的情况下，之所以需求仍然高于供给，是由于需求有两种：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潜在需求形成消费预期。
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
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政府必须用内需导向型来代替出口导向型，用知识密集型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企业可以只考虑利润，政府不是企业;正好像政府要提供公共品，企业无此义务一样。虽然大家都是市场主体，但市场主体有不同层次，有与各自身份对称的不同层次的行为方式。知识经济时期无论是从经济客体还是从经济主体来看，一般均衡理论均已过时。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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