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掩盖其“比较优势论”、“要素禀赋论”、“市场换技术论”只重要素分析不做结构分析的线性思维分析在经济理论方面遇到的尴尬和实践方面遇到的困境，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对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变迁”关系做了一番“结构”分析，而他的所谓“结构分析”只不过是在原来属于平面二维分析的要素分析的基础上多了一层要政府顺应他的“比较优势论”制定政策的建议，似乎他的经济分析也属于经济“结构”的分析而不仅仅是要素分析。但我们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把经济结构的分析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而不仅仅是看字眼，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林毅夫的所谓“新结构经济学”并没有真正超出要素分析的范畴而上升到结构分析的高度，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 评价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的依据，应该是它所提出的新的政策见解，以及由它引发的未来研究议题的相关性。”⒅这说明林毅夫自己也认为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不是新的经济学范式，不是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甚至不是新的理论，而只是新的经济政策。虽然他在新近出版的《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一书中开辟专章“流派之争与范式的变迁”，但该章正文中只有“为人生赋予意义”、“增长的演进”、“破解财富之谜”、“收敛与发散的解释”、“对发展的思考”、“新的战略思考的必要性”，似乎没有任何真正和“范式”、“范式的变迁”有关的文字⒆。他在本章的末尾提出“用一个更广泛的理论框架来补充现有知识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理论框架应该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提供结构化分析——具体而言，就是识别出使穷国发展水平不断上升，使富国能创造机会和财富的决定因素。”(同上)也只是提出建构新的“结构经济学”范式的设想，而设想还不等于现实。是否提出新的经济学范式要看体系本身的内容。林毅夫：“本书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主要围绕三个要点来组织：第一.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一个国家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的数量)——在每一个特定时期是给定的，且随着时间推移是可变的——决定了它的总预算、相对要素价格和比较优势，而且随着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演变。……第二，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都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经济的连续谱上的一点。……第三，在每一个给定的发展水平，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但是，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要求在每一个新的发展水平上都有产业升级和多样化以及‘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⒇在林毅夫“结构经济学”的三个要点中，只有客体的要素，没有主体的要素;既没有静态的主体要素：国民素质和知识构成，也没有动态的主体要素：文化传承与历史积累;甚至没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结构：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均衡”)关系分析。需求的后面是主体，供给的本质是客体，在结构经济学中展开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必然离不开主体与客体的动态关系。林毅夫如果在经济结构中承认主体的要素，他的“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就不能成立，因为在经济主客体关系中，主体总是占主导地位，而林毅夫的“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却是以否认人的主体性为立论依据。主客体关系是经济结构中最基本的关系，也是结构经济学的核心。由残缺不全的“要素禀赋”组成的不成结构的“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林毅夫按图索骥——按他一贯秉持的“比较优势”思路量身定做，以给他的“比较优势”理论贴标签、提供支持的“结构经济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结构会成为一种循环论证：用“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论证“新结构经济学”，然后又用“新结构经济学”论证“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只是他的“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的“皇帝的新装”。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结构经济学，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结构经济学”。从思维方式来讲，林毅夫之所以在他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这一新经济学名词的同时，却不能对他提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提出新的结构经济学基础理论不是偶然的——林毅夫认为经济理性就是选择理性。创立新的基础理论需要创造理性而不是选择理性，选择理性只能在现有理论框架范围内选择政策、提供政策支点而不能创造新的基础理论。不过从科学学对学科名称规范的意义上，不是新的基础理论、仅仅新的政策见解是不足以在“学”前加“新”字的，正好像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和以世界学科发展前沿为参照系的世界级的原创基础理论、仅仅在世界最高级别经济机构担任最高级职务、在国外最高级别刊物发表论文、在国外最高级别论坛上发表演讲、有最广阔的国际化视野、享有国际最高级别声誉不等于就是“世界级经济学家”一样。不要说仅仅新的政策见解，即使有某些理论上的新观点就在学科前加“新”字，恐怕科学史上的新学科会多如牛毛。这对认识科学发展规律、把握学科发展脉络没有好处。从严格的科学学意义上，只有新领域才有资格称为新学科，只有新范式才有资格称为学科发展的以人名或概念命名的新的里程碑，只有新的基础理论才有资格在旧学科前加“新”字成为原范式发展的新的阶段。按此要求“新结构经济学”必须在结构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提出结构经济学的新的基础理论。所以没有新的基础理论、没有新的理论、甚至没有新的理论观点只有新的理论设想和新的政策建议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有在“世界级经济学家”头衔光环照耀下自我拔高、自我炒作、标新立异、过度包装、强力推销之嫌。这不是严谨的学风，更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但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林毅夫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率分析为杠杆，硬是把他所谓的“旧结构经济学”中原本一息尚存的“结构分析”肢解、还原成了线性平面分析。没有结构的“结构分析”，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悖论。林毅夫：“就政府干预的目标和方式而言，新旧结构经济学却有着深刻的差异。旧结构经济学倡导的经济政策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它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新结构经济学的结论是，政府在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应被限制在提供关于新产业的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关联投资、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通过孵化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政府还必须在改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方面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21)如果我们把市场看成立体的结构，那么政府就是市场的要素，政府不在市场之外而就在市场之中。而林毅夫在这里显然是把政府看成市场之外只能处理市场外部性的因素。在林毅夫那里市场是不包括政府在内的二维平面的“结构”。这实际上是披上结构分析外衣的平面线性分析。知识经济时代所谓的“旧结构经济学”“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从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来看是“价格扭曲”，从边际效益原则上是正确的，林毅夫只会边际效率平面分析的“新结构经济学”相对于“旧结构经济学” 从结构分析的方法论角度而言不是前进而是后退。
为了理解什么是结构经济学，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结构。什么是结构?结构就是事物作为系统的内部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所谓结构就是空间结构。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出现以前经典力学占统治地位时期，所谓结构是三维空间关系;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出现以后所谓结构就是时间一维加上原来的三维空间成了四维空间关系，自从本人的五度空间理论出来后所谓的结构就是原来的四维加上层次一维成了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五维空间关系。“时过境迁”所以人的观念必须“与时俱进”，“士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以五度空间结构存在;这五度空间的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时间、空间、层次维度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转化的，事物就是通过这五度空间的相互转化来实现发展的。因此，如果说认识事物离不开对对象的结构分析，那么可以说结构分析离不开五度空间结构分析——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对称分析。五度空间结构的对称分析方法是认识事物必备的基本方法，更是打着结构分析旗号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复杂系统，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分析离不开结构分析即五度空间分析的方法;对人类经济复杂系统用二维的、三维的“结构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就像用牛顿定律对量子现象进行分析，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根本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但林毅夫带有“结构”字眼的“新结构经济学”在对市场经济进行结构分析时，竟然没有做到五度空间分析;其对经济结构的分析是平面二维的，甚至没有达到三维空间的要求。这样平面的、片面的“结构分析”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如果说简单系统在其所属的复杂系统中只不过是要素，那么二维空间、三维空间在五度空间整体框架中也只不过是要素，构不成完整的结构，因此从本质意义上对社会经济现象这一复杂系统的二维、三维空间分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结构分析，而仍然属于要素分析。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不是真正的结构经济学，只不过是要素经济学，或打着“结构经济学”旗号的要素经济学、解构经济学。解构经济学就是线性经济学，渗透在线性经济学后面的是线性思维方式，也就是他自己讲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林毅夫之所以把结构分析变成了平面线性分析，根源在于，在他的“结构分析”中，没有时间、空间、层次的对称分析;在他的“结构分析”中时间维、空间维、层次维是脱节的。林毅夫：“旧结构经济学倡导的经济政策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它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22)林毅夫在这里把政府直接的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划等号，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对立起来，是小商品经济的思维方式。在小商品经济时期，市场和政府是外在的;政府的行政“干预”确实会扭曲价格。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市场本身已经立体化、整体化，政府客观上已经成为完善的市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前期投入大、见效周期长、风险系数高，如果没有政府扶持民间创新—创造—创业，只能靠市场来换技术。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市场换技术的结果，就是市场丢掉了而技术却没有换回来。因此林毅夫历来主张的“市场换技术”这套路行不通;而要走自主创新这条路，离不开政府政策、资金、行政扶持。这时政府的行政支持不是扭曲价格，而是社会创造价值的必要环节。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在小商品经济时期，“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通过“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近似表现出来，但并不等于市场的核心机制就是价格机制。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由于市场的立体化、整体化，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得到直接表现。此时如果再秉持“市场的核心机制就是价格机制”的过时观念让价格自由放任，只能放任投机者借助金融衍生品工具兴风作浪，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甚至全球经济危机，政府控制市场、“扭曲”价格就是价值机制的必然表现，也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环节。这里“扭曲”的是投机产生出来的不正常价格，维护的是价值及价值正常表现的正常价格。如果说，在小商品经济时期把政府排除在“市场”之外有近似的真理性，对小商品经济的结构分析大体可以把政府作为外部因素来考虑，那么对现代知识市场经济的结构分析把政府打入市场外部性的“冷宫”就有点不合时宜。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若想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竞争性市场中的企业来说，资本的稀缺、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的落后，都使得资源从已有产业向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重新配置无利可图。”(23)在这里，林毅夫根据新古典方法以“有利可图”作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提升的必要条件，以“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作为发展中国家“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然后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必须以“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作为产业结构提升的必要条件。林毅夫的这个三段论推理，大前提、小前提都是错的，所以结论无疑是错的。首先大前提错误。产业结构提升的后面是技术的提升，技术提升的后面是科学的发展。人类历史上任何大的科学革命都会带来技术的发明创造、社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提升，而科学家、发明家的发明创造绝大多数不是出于狭隘的金钱利益动机，而是出于好奇、兴趣爱好和自我实现的追求。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把人类带入原子能时代，电视台记者要求爱因斯坦发表讲话答应每讲一分钟酬金1000美元，爱因斯坦却拒绝：“我的话根本不值那么多钱。”记者问：“您不爱钱吗?”爱因斯坦：“噢，基金会寄来一张1500美元的支票，我把它作了书签，连同那本书一起丢了。”“那太可惜了!”“一点也不!依我看，每份财产都是一块绊脚石。”瓦特发明蒸汽机及因此带来的人类工业革命，其动机也不是出于林毅夫的“有利可图”——人的好奇心和自我实现的追求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最深层的原动力。人的主体性确实是科学的结构经济学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正是对人的本性缺乏深层次的分析、主体性的缺位导致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得出错误的结论。其次小前提错误。即使根据新古典边际方法，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也显示出主体的缺位与时间维的缺失。知识经济时代的边际效率规律与工业经济时代的边际效率规律有不同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的边际效率规律以平均利润率为参照，那么知识经济时代的边际效率规律往往是以常态化的超额利润率为目标。如果说，平均利润率建立在“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之上，那么，超额利润率只能靠整体创新——知识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其中知识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是有机整体，认为仅仅靠技术创新就能提高产品附加值是不现实的。整体创新靠什么?靠人的主体性，靠国民创新体系，而不是靠比较优势!由整体创新产生的、常态化的超额利润率虽然也符合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的行为取向，然而却是一般均衡论无法解释、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兼容的。所以，即使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企业要获取最大化利润也不一定非要靠“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企业获取利润最大化的边际主义原理也必须在主客体对称的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才能得到充分展开。如果说，发展中国家企业靠“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获得平均利润使发展中国家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那么靠整体创新使企业获取超额利润，发展中国家就能获得超速发展。因此，即使按照林毅夫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也不是靠“比较优势”获取平均利润的资本积累，而是靠整体创新获取的超额利润。林毅夫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靠“要素禀赋”、“比较优势”逐步积累资本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说明其观念仍然停留在工业经济时期，他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无法与时俱进对知识经济和传统经济作出统一说明。这说明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历史局限性，说明了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基础上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说明了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基础上无法建立真正科学的结构经济学。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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