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从信息经济学上升到控制经济学，根源于他们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脱节，同时也由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作祟。钻牛角尖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拿手好戏，要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把社会经济系统统一起来研究有点力不从心。同时，要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来“控制”经济，好像会为计划经济的合理性留下空间，为他们所围剿的“社会主义”留下突破口。
许小年：“顾名思义，宏观调控指的是运用宏观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宏观政策’和‘总需求’。宏观政策有两类，并且只有两类，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税收与财政开支，调节以国内消费与投资为主的社会总需求。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政府不管供给，自然也就排除了所有以‘优化结构’为名的调控措施。实践中，计划体制的失败早已为‘优化’的努力做了结论。从理论上讲，优化的前提是最优结构的存在，并且政府对这个最优结构的把握比市场更为深刻和更为全面。然而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政府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信息能力。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产品以千万计，而消费者有13亿，纵有三头六臂，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没有充分信息，怎么可能认识‘最优结构’？又怎么可能合理安排社会经济活动？正因为意识到政府的局限性，我们于30年前开始了一场伟大的改革，将资源的配置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市场上来。”“根据宏观政策和预期市场环境的变化，微观单位做出投资的调整，由此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就是最优的，因为它最有效地衔接了社会供给和需求。换言之，‘最优产业结构’是市场自发活动的结果，是在无数市场参与者的趋利活动中形成的，它不可能被任何个体(包括政府)所事先预知，当然也就不可能作为政策的目标。”“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⑦
诚然，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基本的经济结构关系，但政府不管供给吗？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仅仅靠微观经济行为在工资高低、现有企业就业增减上做文章，是舍本求末；用发钱、发购物卷、降低银行存款利率、政策托股市救房市企业税费减免来激活低迷的国内市场，无异于杯水车薪。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宏观带微观，利用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变出口导向型经济为内需导向型经济，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机制，与生产发展、社会财富增加同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是永远存在的。而且由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基础性与延伸性决定，这方面的投资有无限延续的可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基础性与杠杆功能，使其具有连续性。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是一次性的应急措施，还是长久的战略，不由项目本身的性质决定，而是由决策者的指导思想决定。只要决策者认清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抛弃配置经济学的“均衡点”理论，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没有任何客观障碍。市场靠消费，消费靠就业，就业靠企业。企业靠什么？企业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企业靠创业，创业靠推动。任何时候政府对基本建设持续投资都是推动创业、牵动企业、带动就业、促进消费、开发市场、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杠杆。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使这个杠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充分放大、充分表现而已。“应急”有可能使人大彻大悟，“急中生智”就是这个道理。在关键时刻，只有在象牙塔里坐井观天的“微观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才会固守自己原来范式的一亩三分地，仍然在宏观调控、政府投资与计划经济之间划等号。
诚然，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基本的经济结构关系，但政府不管供给吗？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仅仅靠微观经济行为在工资高低、现有企业就业增减上做文章，是舍本求末；用发钱、发购物卷、降低银行存款利率、政策托股市救房市企业税费减免来激活低迷的国内市场，无异于杯水车薪。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宏观带微观，利用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变出口导向型经济为内需导向型经济，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机制，与生产发展、社会财富增加同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是永远存在的。而且由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基础性与延伸性决定，这方面的投资有无限延续的可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基础性与杠杆功能，使其具有连续性。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是一次性的应急措施，还是长久的战略，不由项目本身的性质决定，而是由决策者的指导思想决定。只要决策者认清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抛弃配置经济学的“均衡点”理论，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没有任何客观障碍。市场靠消费，消费靠就业，就业靠企业。企业靠什么？企业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企业靠创业，创业靠推动。任何时候政府对基本建设持续投资都是推动创业、牵动企业、带动就业、促进消费、开发市场、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杠杆。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使这个杠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充分放大、充分表现而已。“应急”有可能使人大彻大悟，“急中生智”就是这个道理。在关键时刻，只有在象牙塔里坐井观天的“微观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才会固守自己原来范式的一亩三分地，仍然在宏观调控、政府投资与计划经济之间划等号。
许小年：“从逻辑上讲，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依赖两个关键的假设前提，一是世界上存在着最优产业结构；二是政府比市场高明，能够认识最优产业结构，并且能够制定政策调整结构，实现市场无法实现之目的。当这两个假设都不成立时，对产业政策的持久迷信与热衷就只能解释为计划经济的惯性，或者部门利益的驱使。”⑧在小商品经济时期确实没有最优产业结构，在知识经济时期不但有最优产业结构，而且这个最优产业结构只能靠政府主体来建立。许小年认为之所以“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是由于“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没有充分信息，也就不可能认识“最优结构”；只有“将资源的配置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市场上来”，才能获得充分的信息。也就是说，微观经济主体即企业的信息比宏观经济主体即政府的信息要更充分、更对称。微观经济主体的信息是天然对称的，因而可以对自由市场放纵，源于理性预期学派所提出的所谓“有效市场假说”。这一假说主张，一种资产的价格含有全部相关信息，不可能受到系统化的高估或低估。正是因为各方普遍相信这一理论，才导致金融危机之前出现“信贷泡沫并不存在”这一观点盛行一时，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在1999年废除了1933年银行法，推出新的银行法就不再对商业银行从事金融投资进行限制。此后到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对金融监管不断放松，再加上实行低利率政策，使得华尔街金融投机无限膨胀，带动了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泡沫的扩大，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造成两极分化，酿成萨金特难以解释的99%反对1%的“占领华尔街”游行。这说明微观经济主体的信息并不对称，微观市场并非有效；也说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之一，要维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结构离不开政府的金融监管，否则必将酿成金融危机。这说明政府宏观调控必须以经济结构控制为目标而非以所谓“调节社会总需求”为目标，手段也离不开行政手段而不是仅仅是“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这一纯经济手段、纯数量手段。
从弗里德曼开创“货币主义”以来，为了给日益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进行精确的定价和分析，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喜欢用数理模型和定量计算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金特的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与西姆斯的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向量自回归模型都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其数据是对政府与“理性经济人”“预期”之间长期博弈的统计结果，这对于政府与“理性经济人”之间调整自己的博弈策略是有用的，在这个成果基础上可以使政府与“理性经济人”的预期之间在更高层面上进行博弈，但对于真正的政府宏观调控没有任何意义。在现实上，要使宏观调控真正有效地落实到实处，使政策方针宣示、具体政策制定、政策实际执行相互衔接，公平与效率得以统一，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应该按照公平与效率一致的原则来设计，最终形成宏观经济机制。宏观调控的中心是社会系统的对称，包括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与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生产力发展要求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称，健全的民主与健全的法制的对称，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我们可以把其看成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产业结构的对称，我们可以把其看成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主导与制约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落实和体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由于对称型调控不同于均衡型调控，所以在对称型调控中，不以经济总量——量的控制为目标，而以经济结构——质的控制为目标。仅仅以量的控制为目标，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要经济结构对称，经济发展永远不会过热。
“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产品以千万计，而消费者有13亿，纵有三头六臂，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这两句话说明，无论是许小年还是哈耶克都是从信息认识论、计量经济学而非从信息控制论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宏微观领域的信息对称问题，得出政府根本就不具备以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的信息能力，这是方法论的错误，因为这个错误使他们把结论当前提。对策论与博弈论、控制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有本质的区别——建立在计量经济学与博弈论基础上的信息经济学根本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只有建立在对策论基础上的控制经济学才有可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正像许小年说的，由于“经济人”有理性预期，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所以仅仅通过信息统计、经济计量行为和纯数量着眼的经济刺激政策来解决经济主体的信息对称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制度设计，而制度设计是包括社会行政控制在内的社会系统工程。西方信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与博弈论恰恰缺乏社会系统工程范式，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这个范式。他们只知道信息经济学不知道知识运营学，只知道计量经济学不知道控制经济学，只知道统计经济学不知道系统工程学，只知道博弈论不知道对策论。所以他们永远解决不了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问题，也永远不可能使博弈论、计量经济学升华为对策论与控制经济学。他们的有关“制度设计”、“机制设计”理论与方案，均属于博弈论与计量经济学的范畴；根据他们的博弈论与计量经济学原理制定出来的政府刺激经济政策只能“按下葫芦浮起瓢”，永远无效。他们之所以要把实践中屡屡碰壁的“博弈论”、计量经济学奉为金科玉律，只不过是由于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宏观调控中任何一个环节（如信息、理性预期）只能在这个系统中才能得到准确的定位与合理的解释。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信息是否对称问题不仅仅是消极、静态、认识论意义上的，不是数量统计问题，而是组织行为学、社会工程学、经济控制论、宏观调控的系统工程学问题；即可以通过机制乃至制度设计进行引导和控制，使之扬弃预期、引导预期、符合预期，从而使信息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宏观调控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控制，是国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经济的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引导、结构进行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职能。宏观调控既是政治的范畴，也是宏观经济的范畴；是使国家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得以联接的纽带。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是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因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国家是系统，宏观调控的客体——国民经济是系统，宏观调控的主客体的结合过程是系统的运动过程。这对于只会躲在象牙塔里玩数量统计、数字游戏、主张市场完全自由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无法理喻的。
控制经济学意味着宏观经济对微观经济的控制、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提升。这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经济学范式的转变。控制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融合起来的整体框架，也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控制经济学看来，计划以及通过控制（政治，法律，行政）、道德、舆论来实现计划，是优化配置资源、并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必要途径。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从信息经济学上升到控制经济学，根源于他们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脱节，同时也由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作祟。要理解控制经济学，就必须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才有可能；而这对于擅长线性思维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不可能做到的。钻牛角尖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拿手好戏，要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把社会经济系统统一起来研究有点力不从心。同时，要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来“控制”经济，好像会为计划经济的合理性留下空间，为他们所围剿的“社会主义”留下突破口。因此，他们只会在信息不对称上做文章，至于怎样使信息不对称走向对称，只能束手无策、茫然不知所措。这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只能落伍。因为在信息时代，通过控制完全可以实现政府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的转化。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即客体本身的静态的信息，一个是价值论意义上的，即主体的价值取向、道德水准、合作态度。而这两方面，都可以、也只能通过制度设计和宏观调控来解决。在建立最优产业结构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性。
对称经济学
知识运营学
政治经济学
广
义 法律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对策论
控
制 行为经济学 市场经济学 制约、提升与控制
经
济 产权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博弈论
学
合作经济学
竞争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
控制经济学模型Ⅰ：广义控制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与功能
狭 宏观经济体制 制度
义 价值机制对策
控 微观经济体制 机制 制约、提升与控制
制 价格机制博弈
经 微观主体行为 行为
济
学
控制经济学模型Ⅱ：狭义控制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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