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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终结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权(四十四)——市场的逻辑是对策的逻辑:评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陈世清 · 2014-06-19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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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建立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 而作为博弈论理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基础上的博弈论,与建立在对称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基础上的对策论有本质的区别。

  博弈论建立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 而作为博弈论理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基础上的博弈论,与建立在对称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基础上的对策论有本质的区别。

  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还表现在:市场的逻辑是对策的逻辑。对策不等于博弈。西方经济学否认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并由此否认经济科学决策的可能性。在他们那里,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社会规律与宇宙整体规律是脱节的,所以才有不确定、信息不对称、非理性、有限理性,才有“囚徒困境”与博弈。张维迎:“博弈论,英文为game 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21)“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博弈论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正是伴随着经济学对信息问题的重视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信息经济学是博弈论应用的一部分,或者说,信息经济学是非对称信息博弈论。”(22 )这说明,博弈论建立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 而作为博弈论理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基础上的博弈论,与建立在对称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基础上的对策论有本质的区别。建立在对称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基础上的对策系根据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作出,而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基础上的博弈只能根据所掌握的有限信息来进行。西方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同对策论之间是不对称的,均衡理论不能解释制度、人的理性同经济客体的“均衡”,因为这个均衡不可能自发实现,只能通过对策来实现;通过对策实现的“均衡”,只能是主客体的对称。由于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解释的片面性,所以不但不能指导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而且正是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产生自身的发展甚至生存危机,这些危机是对这些经济学合法性的挑战。西方经济学的思维内容和对象、内容和形式、内容和方法的不对称,并由此不对称造成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理论和实际的不对称,并最终造成理论和实践的不对称。西方经济学在使“经济学”成为“显学”的同时也成为“虚学”、“泡沫学”,在所有社会经济科学中,西方经济学使自称“社会科学之王”的“经济学”,脱离实际最严重,也最没有实践意义。“访谈人:为什么改革的实践与当初的设想有如此大的差距?张维迎:因为制度的变迁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不可能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设计这些游戏规则需要大量的有关技术和个人行为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总是分布于众多的个人参与其中,没有一个计划者可以获得设计制度所需要的足够多的信息,更不要说全部信息了。这正是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哈耶克所讲的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也是理解我们中国改革进程的关键。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改革设计者们作为改革的第一推动力的重要作用,而是说,任何人为设计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超越制度变革本身的演进逻辑。访谈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歪打正着’的过程。张维迎: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无论是以失败告终的改革还是那些成功实施的改革,都是多种势力或群体博弈的结果。社会中每个人都时刻在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掌握最高权力的领导者是否愿意改革已经想要怎样的改革,并不确定。接下来,不同级别和部门的官员是否真心拥护改革以及怎样去执行改革,又是一个问题。在现实中,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与改革所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他们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和歪曲改革,以至于改革的结果往往会偏离最初的目标。”(23)虽然张维迎在同一本书中宣称“牛津求学给我的启示是:要把一个观点变成理论,必须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24),但他在这里显示出来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却是西方经济学通行的线性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张维迎在这里是用市场经济利益的多元性否认市场经济的规律性,用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否认市场经济的确定性,用市场经济的无序性否认市场经济的有序性,用市场经济信息的不对称性否认市场经济信息的对称性,从而像他否认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一样,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多元主体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多发博弈的过程而排除政府对策的过程和对策的可能性,为其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实证经济学提供理论依据。

  没有对称的方法,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就不能统一,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就不能统一,宇宙统一性原理就不能建立。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建立相对论,把时空、物质和力统一起来,靠的就是对称性原理。对称性原理决定着基本相互作用大统一理论的发展方向,并在弱电和强相互作用的统一中得到体现和证明。

  爱因斯坦与相对论

  宇宙是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统一。宇宙在爆发与膨胀时,是无序的。但这个无序中包含着质量守恒定律、能量守恒定律、质量和能量相互转化定律。一个地方的熵减少,无序度增加,就是另一个地方的熵增加,无序度减少。熵本身是有规律的,宇宙是有序的,有序通过无序表现出来,无序包含着有序。从微观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宏观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从短期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长期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微观与宏观的区分是相对的,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基本粒子的世界表面上看起来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但从整体来看也是有序的、有规律可循的。

  宇宙大爆炸

  如果说,“任何人为设计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超越制度变革本身的演进逻辑”,那么“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也必须和宇宙发展的过程一致,和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一致。

  科学领域的革命必将带来思维方式的革命。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和相对论的思维方式不同,相对论的思维方式和牛顿力学的思维方式不同,思维方式的进步过程就是方法论的进步过程,也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的进步过程。相对论的四度空间观对于牛顿力学的三度空间观来讲虽然是一种革命,但相对论和牛顿力学都认为世界是有序的,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则是有序与无序的统一。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与宇宙的本质是一致的。以人类为参照系,宇宙本身就是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统一。宇宙在爆发与膨胀时,是无序的。但这个无序中包含着质量和能量相互转化定律。一个地方的熵增加,有序度降低,就是另一个地方的熵减少,有序度提高。熵本身是有规律的,宇宙是有序的,有序通过无序表现出来,无序包含着有序。从微观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宏观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从短期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长期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微观与宏观的区分是相对的,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基本粒子的世界表面上看起来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但从整体来看也是有序的、有规律可循的。骰子结构是有序的,骰子轨迹是无序的,爱因斯坦 “我绝不相信上帝是在掷骰子”本意是否定量子力学中微观世界的无序运动、形容世界不可能是无序的,无意中却揭示了一条普遍真理----有序即在无序之中,世界是有序与无序的对称。自从量子力学产生以后,想离开不确定性来研究确定性,用线性思维方式来追求所谓“硬科学”,无异于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不要讲经济学,就是物理学也不可能成为这样的“硬科学”。量子力学证明: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在量子力学看来,宇宙中许多不对称的东西实际上是对称的。宇宙中对称是必然的,不对称是偶然的。没有有序与无序的对称,就没有复杂系统。没有有序与无序的对称,就没有社会复杂系统。没有主体性与规律性的对称,就没有社会。社会的有序就在无序之中,确定性就在不确定性之中,规律性就在主体性之中,经济运动的有序规律就是由无序的经济主体的活动组成,社会发展规律就是由不同利益、不同方向力的个人与集团“合力”的结果。根据量子力学与宇宙大爆炸理论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横断科学、纵深科学、综合科学、哲学的发展成果,我们可以对宇宙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经济学方法的发展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宇宙的发展,是从本质到现象、从有限到无限、从简单到复杂;人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无限到有限、从复杂到简单。这是一个对称的过程。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宇宙发展的组成部分,是自然和人的认识发展的中间环节。社会的发展介于上述对称的两极之间,本身也是一个对称的过程。市场经济就是民主与法制对称、公平与效率一致的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在自由与法制、价格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使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对称的经济形态。因此,所谓经济,就是对称经济;对称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知识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资源的创造,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与生产效率的几何级数增长。经济体制改革要有从正确的观点上升出来的理论作指导,但从正确的观点上升出理论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不是张维迎那样的西方经济学通行的还原论的线性思维方式,而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经济复杂系统方法是有序方法、双赢方法,是结构出效益、结构产生生产力的方法。对称经济学复杂系统方法就是用有序整合无序、用无序填补有序的方法,是经济系统与非系统相互转化、使非系统向系统、低级系统向高级系统转化的方法。只有通过复杂系统方法,才使经济学还原论与整体论真正得到统一,才使经济学方法与对象对称,使经济学不确定性得以扬弃。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从信息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市场经济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发展,也就是从无序经济向有序经济、不规范经济向规范经济、自由经济向法制经济转变的过程。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实证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规范的。规范经济学要求用知识主导信息,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用对策主导博弈,用对称主导均衡,用人的主体性主导客体性,用人的积极的主动的理性行为来引导、化解不确定性。这是实证经济学向规范经济学转变的时代背景。这说明,虽然目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仍然崇尚实证经济学、迄今实证经济学占主流、而规范经济学暂时还曲高和寡,但规范经济学取代实证经济学成为主流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主体理性的有限性向无限性转化,主客体的信息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客体因素由不确定向确定性转化,不是博弈的过程,而是对策的过程;对策不是通过建立模型一步到位的决策,而是在“正打歪着”、“歪打正着”的过程中,决策-反馈-控制-修正决策的循环反复、不断接近目标、最后实现目标的系统工程。在这里,“不确定性”的排除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总体上是相对的,但相对于特定参照系来讲是绝对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的目标可以实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必将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对于这样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有用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才能把握,用牛顿力学的线性思维方式是无法理解的。

  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概念的形成、产生、从多义到一义、从模糊到精确的发展过程。“对策”与“博弈”并不像张维迎讲的是一个概念:对策如下棋,博弈如打牌。前者信息是对称的,后者信息是不对称的。前者靠智慧来决策,后者靠信息来决策。因此“对策”与“博弈”表面相似然而有本质的区别,这本质区别的逻辑与历史是一致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发展过程和社会整体发展过程是对称的。博弈源于封闭,对策来自沟通。均衡是博弈的结果,对称是对策的成就——智慧经济时代要有同工业经济时代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主体的行为方式与之对称,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必须用对策代替博弈。对市场经济中不确定性、无序性的管理的本质是对称管理.对称经济学与对称管理学通过对对策与博弈、对称与均衡等概念的分离与重新定位,使之内涵与时代的发展、新范式的要求相对称。在经济活动中,主体的行为方式是对策还是博弈,构成了新旧经济模式、管理模式的本质区别。对策学还是博弈学,是新旧经济学范式、管理学范式的本质区别。它们体现了两种世界观的本质区别。以人类社会为参照系,思维和存在的对称关系是宇宙基本的对称关系。“天人合一”即对称,是思维与存在的对称关系。思维和存在是对称的,说明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世界是可知的。人不但可以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而且可以创造规律。人可以自觉地运用经济活动的对称规律,提出相应的对策,重新建构“自然——社会”统一系统的有序结构,使之符合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活动的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市场经济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实质是信息认识论问题;而要解决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就要转信息认识论为信息控制论。用信息控制论来代替现在通行的信息认识论,用对策论代替博弈论,可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解决长久困惑西方经济学家的“信息不对称”、世界不确定、人心不可捉摸、理性不可预期、“趋势”不可预测、“囚徒困境”、 “经济人”有限理性问题。如果说,商品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那么,具体的交易行为也一样:简单的商品交易是平面行为,复杂的市场交易是立体的、系统的、全息的过程。如果说,一只羊和一把斧头的交易,由于产品的信息量简单,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那么,汽车(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并无本质不同)交易由于其产品的信息量大,其中“信息不对称”完全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如试用期、保质期、保修期)来回避。所以,所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完全是用适合于商品交易的线性的、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来套到市场交易上面的结果;在这里与其说是信息不对称,不如说是思维方式、交易方式不对称;也就是说,“信息不对称”问题不是客观的,而是人为的,是由于人的思维方式局限性制造出来的问题。只要交易过程的思维方式与制度设计、交易方式是全息对称的,那么所谓“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迎刃而解。信息对称问题,本质上是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全息同一问题。如果说,人认识宏观世界仅凭肉眼观察即可,那么,如果人要认识微观和宇观世界,实现人同微观和宇观世界的信息“对称”,就必须借助仪器,如显微镜、望远镜;同样,人如果要认识社会、认识复杂产品的信息,实现人(买家)同卖家信息的“对称”,就必须借助于“制度设计”。在这里,制度设计(包括各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以及种种产品保质保修的约定、合同等等)就是使人(买家)认识产品信息、实现主体同客体“信息对称”的工具。

  主动发布

  认识层面 不可能完全对称

  被动观察

  信息 主动

  发布 对称

  控制层面 被动

  控制

  信息控制论模型

  只要市场信息停留在现象认识层面,不管对象是否主动提供信息,主体都只能是被动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都不可能做到信息对称;但如果深入到本质与规律的认识与控制层面,那么对象的信息不管是否被动提供,都只能是对称的;虽然在整体上,也许这种对称只是相对的,但对于特定的实践目的来讲,这个对称是绝对的。因此,在信息经济学(包括信号理论)解决信息不对称是不可能的;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必须用控制经济学代替信息经济学,把信息经济学作为控制经济学的一个环节。信息经济学由于把信息的对称问题停留在信息层面,就信息谈信息,因而不但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还会助长信息不对称,造成劳动就业市场上假学历、假文凭泛滥,在商品市场虚假广告盛行,成为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基础。实践证明:要解决市场经济信息不对称问题,必须走出信息看信息,在经济控制论领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信息经济学层面来看,信息不对称不仅源于对象现象和本质的不一致,而且源于主体的种种心理因素:西方经济学家卡尼曼的“参照点”、“偏好逆转”,“前景理论”、“阿莱悖论”(偏离期望效益理论)、“定位效益”、“小数法则”等,就是从不同角度来揭示人的作为主体产生信息不对称的各种心理因素。这进一步证明:不确定性既可以发展在客体身上,也可以发展在主体身上;仅仅从信息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不够的,必须从控制论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受控的实践是一个主体与客体从不确定到确定,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融合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蕴含了“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在这个过程中,仅仅靠观察、展示、甚至实验来实现对称是不可能的。

  张维迎:“中国的改革没有一个连续不变的目标,更没有一个精心策划的蓝图。回过头来看改革30年的历史,有两个显著的现象与改革初期人们的设想大不相同。第一,改革的过程远比当初设想的要长。……第二,改革的结果远非当初设想的。”(25)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经过“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后来的结果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是正常的,但不能由此得出“制度的变迁只能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的全称必然性判断的结论。实验经济学是从信息经济学向控制经济学转化、延伸的一个过渡环节。通过实验得出来的经济学结论,如果没有在实践中通过实践主体自觉的控制,不可能产生预期的结果。经济实验的可能性,是经济控制可能性的依据;经济控制的可能性,是经济实验可能性的完成。从经济实验到经济控制,实现了经济信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而如果仅仅停留在经济实验阶段,不可能完成这个转化。这种通过制度设计(机制设计)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原理,可以运用于市场的任何一个角落,包括宏观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微观的劳动力市场与经理人市场,以及股票、债券、期货、借贷市场。市场经济的信息对称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于制度设计问题。科学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回避“信息不对称”问题,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各级政府官员、“多种势力和群体”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从而实现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掌控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改革没有精心策划的蓝图为理由,甘愿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状态,只能造成积重难返、甚至不可收拾的后果。腐败蔓延、物价上涨、经济周期、不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指导经济的理论错误。如果说崇尚经验主义的西方国家,既产生不出科学的理性的经济学理论、又不愿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经济政策尚情有可原,那么一贯善长思辩的中华民族,居然也漠视经济活动的理论指导有点讲不过去。腐败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法制是市场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充分竞争的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相对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相互融合、宏观调控与民间调节的相互统一,就是经济学的双向运动。经济学的双向运动是经济体制改革双向运动的理论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双向运动是经济学双向运动的实践证明。在这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运动中,实现对称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扬弃。这种经济学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双向运动需要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

  正确的思维方式

  正确的理论指导

  意图(目的)

  经济 主体 计划

  实践 意向

  客体:自然的经济过程

  经济对策论模型Ⅰ

  经济学范式决定改革的目标,改革的目标决定改革的方向,决定对改革的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新自由主义者对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是经济自由完全化程度,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格,其经济学理论范式是均衡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者对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是经济自由充分化程度,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其经济学理论范式是对称经济学。对称和均衡的本质区别,由对策与博弈的本质区别造成。对策的目的是对称,博弈的结果是均衡。对称的途径和手段是对策,均衡的途径和手段是博弈。对称,是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均衡”;均衡,是通过博弈来达到的对称。对称和均衡,有着不同的本质,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发展模式。均衡是消极的、自发的,是博弈的结果,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对称”;对称是积极的、自觉的,是对策的结果,是智慧经济时代的“均衡”。均衡,核心是物和物、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对称,核心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博弈,不均衡是绝对的,均衡是相对的。博弈经济学就是不对称经济学,不对称经济学就是不和谐经济学。对策,不均衡是相对的,均衡是绝对的。对策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就是和谐经济学、知识经济学、控制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改革是要建立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互对称、生产力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系统。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建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理论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学系统。“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逻辑,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历史的浓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历史,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双向运动中形成。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宏观调控与民间调节二者可以统一起来,问题是需要一系列中间环节。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双向运动是:共性化和个性化。共性化是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经营一体化;个性化是创业工程的发展、企业直接投融资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一般化、政府化越强,越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个性化、市场化越强,越有利于增强活力。在增强企业活力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防止过度投机,回避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把原来行政手段纳入市场化轨道的同时,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二者同时得到强化。

  而西方经济学中的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之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是由于它们都是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所以它们都不符合市场经济学的实际情况,只是以传统逻辑为思维方式而建立起来的同一个思想体系的“悖论”。虽然它们相互对立,但都是社会某个经济现象的抽象,因而都有合理的因素;但在整体上,它们都是错误的。西方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同这些理论的交替性片面引导有很大关联。片面的理论指导片面的实践;它们的要害,是同所“指导”的实践之间的不对称。

  知识运营的总体结构和程序

  知识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 宏观经济

  知识运营 经济控制论

  创新体系 微观经济

  

  创业工程

  经济对策论模型Ⅱ

  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宏观结构和程序

  知识运营(宏观)

  法制

  大政方针

  为辅 财政政策 为主

  货币政策

  理性预期

  创新 知识运营(微观)

  创造 资本运营

  创业 资产运营

  产品运营

  经济对策论模型Ⅲ

  张维迎:“从古到今,理大于法扎根于每个人的基本意识中。日常生活中,人们最鄙视的是不讲理的人,而不是不守法的人。比如说,我们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而不说‘有法走遍天下,无法寸步难行’。”(2013. 8.23 经济观察报)问题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理,“存天理灭人欲”也是理,前者理和欲是统一的,后者理和欲是对立的,不知张维迎的“理”指哪一个?实际上,这两个理是不同层次的理。由于理有不同层次,理和法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在现实上理要靠法来体现,经济活动的对策首先是基于法而不是理,“有理走遍天下”通过“有法走遍天下”来体现,是否有理最终还是要由法律来裁定,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能讲得清吗?“有理走遍天下”中的“理”是理和法的统称,张维迎在这里是偷换概念。理和法是统一的,把理和法对立起来或抽象地说理大于法鼓吹“合理不合法”是新自由主义者博弈论、完全竞争理论与丛林法则的理论依据。

  理和法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建立在对世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基础上。西方博弈论经济学之所以没有科学的范式,是由于西方博弈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不对称的宇宙观。不对称的宇宙观:世界不可知,信息不对称,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人不能够把握经济规律,经商活动无异于一种赌博,风险(包括法律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以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经济学、管理学就了博弈学。虽然在他们的经济学词汇中,也有“对策”的字眼,但从概念的意义上,他们的“对策”仍然属于博弈的范畴。作为博弈,可以“合理不合法”;作为对策,只能既合理又合法。不可否认,由于处于新旧体制转轨、人的高涨的主体性和旧体制的冲突磨合、理和法的重新整合时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律法规政策是有出现相对滞后调整的情况,乃至出现大量所谓“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现象,这是经济转轨时期我国政府宏观调控不成熟的表现,但不能由此否定法和理的内在统一、否定宏观调控的客观基础和内在规律。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讲投机是合理不合法,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学来讲投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张维迎:“我是比较细致地分析了这次危机发生的原因,凯恩斯主义会导致什么后果,所以才明确提出‘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是让市场自身去走出危机’,政府的干预会带来一些问题。那时候房价一掉价,政府就马上开始托市,我当时就讲得很清楚了,政府托市不是一个好得选择。结果呢?政府托完市几个月后,又开始压市。其实你看我们现在的经济政策,大家整天在猜,政府下一个政策会是什么。这个是非常不好的。”(26)“现在的好多宏观调控,就像一个新手开车,猛踩油门猛刹车,结果就是坐在车上的人疯疯癫癫,不停摇晃,恶心、呕吐的现象就会出现。经济决策怎么转向更科学,非常重要。”(27)张维迎在这里是把宏观调控和政府“干预”混为一谈。属于控制经济学范畴的政府宏观调控是系统工程,不是凯恩斯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府“干预”。“干预”按下葫芦浮起瓢是必然的,属于“干预”范畴的政策多变是必然的,但真正的宏观调控——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与产业结构调整可以达到避免经济周期波动、经济稳定发展的预期目的。把政府“干预”的消极作用算到宏观调控头上,由此否认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是博弈论方法论的偏见。宏观调控属于对策,政府“干预”只能算博弈。“干预”把政府降格为微观经济主体,我们需要的是政府作为宏观经济主体的宏观调控,不需要政府“干预”。当我们看到“干预”的消极作用时,我们要做的是把政府“干预”上升为真正的宏观调控,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而不是取消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属于对策范畴,对策的目标是经济对称;“干预”属于博弈范畴,博弈的目标是经济均衡。博弈出来的均衡只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厂家与消费者的均衡、物和物的均衡,而非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政府和民间之间的“均衡”——对称。博弈的指向是横向的,停留在物与物——供给与消费的关系中作文章。无论是非合作博弈还是合作博弈、传统博弈还是进化博弈,都只是作为资源配置、交易过程的手段,而不能作为经济主体活动的主线。对策的指向是人对自然、主体对客体、宏观对微观,是纵向的,不仅是交易的手段而且首先是生产再生产的手段,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做到政府和民间、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和谐合作、双赢合作、诚信合作,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在对称经济学中,提高政府信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和微观经济活力,发展生产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所以,博弈论是舍本求末,对策论是从本到末。在对策论看来,不但宏观经济活动,而且微观经济活动都可以实现“均衡”——关键是通过对策,而不是通过博弈。博弈论经济学把物和物的对称关系看成基本对称关系,甚至把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也纳入客体和客体的对称(“均衡”)的范畴,是把人物化,贯彻的是客体性原则。对策论贯彻的是主体性原则,则是把物人化,认为主客体关系以人为主导;以人为主导的对称关系,是经济领域基本的对称关系,其他一切对称关系是其展开和具体化。对称不仅仅是微观经济过程的“均衡”,而且是经济形态的增长方式、运作模式、经营模式、发展模式、系统功能的对称。用对策来代替博弈作为宏观调控模式,用对称代替均衡作为发展模式,是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转变、经济领域中确立主体性原则的必然要求。对策论像一根红线,把微观经济过程和中观、宏观经济过程统一起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经济学, 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管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管理学, 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发展观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只有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政府宏观调控才是真正的宏观调控。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对称,是一个从主观到客观、从经济主体到经济客体、从宏观经济主体到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过程,是通过主观整合客观、经济主体整合经济客体的立体动态系统,体现了主客体的相互转化原理。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是相互创造、相互生成的过程。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两个基本要素,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的对称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对称关系,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是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对称关系的展开。包括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社会系统是否对称协调有序,将决定经济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属于控制经济学范畴的政府宏观调控、科学决策必须建立在对策论的基础上,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政府决策无法做到科学化而形成真正的宏观调控,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无法理解真正的宏观调控,无法理解宏观调控和政府“干预”的本质区别,他们总是在反对政府干预的消极作用的同时反对真正的宏观调控。经济规律是合力的结果。在合力结构中,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的基础,宏观经济是微观经济的主导,政府调控是市场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人的理性预期作为可控的因素,在政府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下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不等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经济主体包括政府主体的自觉能动性,能够对控制经济波动起决定作用。人的主体性,通过知识运营体现出来;政府宏观调控属于知识运营的一个环节。知识创新、科学发展、技术开发等知识运营的其他环节,都要靠政府推动、搭建平台,才有可能取得政策、制度与金融保证。通过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使知识运营的各个环节、要素综合发挥作用,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

  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微观机制和程序

  理论基础

  战略规划

  决策过程

  宏观调控的系统性 具体计划 知识运营

  实施方案

  运行机制

  执行过程

  经济发展

  经济对策论模型Ⅳ

  企业管理中知识运营的微观机制和程序

  依法经营

  诚信经营

  不确定经营环境中的确定性经营: 品牌经营

  创新经营

  双赢经营

  经济对策论模型Ⅴ

  韦纳·海森堡(1901 —1976)德国理论物理和原子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立者,他对物理学的主要贡献是给出了量子力学的矩阵形式(矩阵力学),提出了“测不准原理”(又称“不确定性原理”)和S矩阵理论等。 “测不准原理”:一个微观粒子的某些物理量(如位置和动量,或方位角与动量矩,还有时间和能量等),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测不准”原理告诉我们:主体和客体不可分。空间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不可分,这种不可分不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不是康德所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消极层面意义上,而是空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世界本来就是你所看到的,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不是认识世界的障碍,而是世界的本来面貌;追究离开主体的客体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观察者视觉的稳定性、一致性,思考者逻辑的自洽性。不要说社会科学,即使自然科学都不可能有纯粹的、离开人的主观因素的研究。只有观测、实验、推理同时成为认识和检验真理的手段和标准,才能认识和把握不确定的世界。因此检验真理的事实标准、逻辑标准、价值标准是统一的,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是统一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自觉性与规律性是统一的,经济自由与宏观调控是统一的。

  张维迎:“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可能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是否有长远的价值,因为你所有的名声,就取决于你的思想是不是经得起考验。”(28)“我现在充满了乐观。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意我的观点。……思想的竞争是一个长期的竞争,不是说几年,甚至不是说几十年,可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29)张维迎的新自由主义本来就不是他的原创理论,他的中国市场化等于自由化的改革路径没有以“他的思想”、“我的观点”的资格参与思想的竞争。作为经济学家必须有自己的原创经济学基础理论,作为经济学者应该有自己的原创经济学理论。由于张维迎没有自己的原创经济学理论,“他的思想”在理论层面都是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张维迎“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还有点勉为其难,更谈不上经济学家。张维迎:“中国经济学家应该站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肩膀上研究中国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造就世界第一流的经济学家”。(30)问题是我们看到的张维迎只是靠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肩膀上而不是站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肩膀上。作为张维迎所倚靠、所引经据典的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属于平面的西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在立体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已经过时,在金融危机中已被证伪,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历史。幻想已经成为过去式的理论会因为张维迎对着中国改革的窗口大喊几遍就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说明张维迎缺乏历史感,也缺乏逻辑和历史相统一这一真正的经济学研究必备的思维方式的训练。当今时代“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31)是正确的,但当今时代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绝对不是把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对立起来、把市场的逻辑看成平面的逻辑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市场的逻辑就是平等的逻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就是自觉平等的逻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等逻辑靠科学的制度设计、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切实的法制保障来实现。其中虽然人的主体因素起主导作用,然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市场的平等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在经济社会化、社会经济化的今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已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宏观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微观经济学全息体现了宏观经济学。企业经营模式就是社会发展模式, 对称经济学也就是对称管理学。只有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相统一的范式中,才能理解对称,才能扬弃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对立、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对立。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与科学的逻辑是对立的论断,源于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实证性与规范性的对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离。我们只能从张维迎《市场的逻辑》和《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中看到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范式偏见和张维迎的私有化情结,看不到任何市场的真正逻辑,也看不到中国改革的正确路径。

  引文出处

  (21)(2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4,P002, P006.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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