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学说的坐标，开展科学研究、建立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思想的坐标、参照系与基本方式，科学体系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科学范式后面是哲学范式。哲学范式与科学范式：前者制约后者，后者引领、展现前者。哲学范式决定科学范式，范式决定基础理论，基础理论决定具体理论，理论决定模型，模型决定模式。方法是理论的功能，和理论之间不是层次关系。经济发展战略是经济学范式的功能，是经济学范式向经济发展模式设计转化的中介。有什么样的经济学范式，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设计。所以我们要分析判断一个经济学家所提出来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否科学、所设计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可行，首先要看他所属的经济学范式是否正确。李稻葵在《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我们面对金融危机的选择》这本书中，通过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作为大国的发展战略，其中不乏有价值的见解。但他设计大国发展战略同样取决于他所属的经济学范式。李稻葵所属的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局限性使他不可能提出正确的中国发展战略，也不可能对中国作为大国的发展模式有正确的定位和提出真正可行的方案。李稻葵中国大国发展战略是通过反思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而总结出来的。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各家各派、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思考，其中不少观点和流派针尖对麦芒、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以典型的方式说明了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说明了对经济现象进行形而上学思考、对经济学进行形而上学反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思考的层次和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看法的一致程度成正比，而全球性金融危机又使经济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或不对称得以充分暴露。对全球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阴谋论”和“政策论”的喋喋不休争论，源于对金融危机的视角仅停留在政策或金融学层面，而对经济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或不对称一叶障目。不可否认，“阴谋论”和“政策论”都有合理因素，但都没有抓住本质。在对称经济学范式看来，所谓大国思维与大国战略，就是通过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思考，认识经济现象后面的深层次本质、经济与经济学发展的规律，推动符合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要求的一般化、人类化的经济学范式与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并在此经济学理论指导下自觉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知识化进程中掌握主动权并得以可持续发展，同时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自己的示范和贡献。
华尔街风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和机遇是什么
“华尔街风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和机遇”是李稻葵《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我们面对金融危机的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中的一章。在本章中，李稻葵先是总结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的近因远因、直接间接原因，然后从中总结出美国的金融危机给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李稻葵：美国的金融危机“应该说有近因和远因，既有直接的原因也有更大的背景，还有间接的原因。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金融创新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管，金融创新的速度和监管力度加强的速度没有匹配起来，因此它的金融体系里面产生了很多交易链条非常长的金融产品和交易。这种交易链条非常长的金融产品和交易，在没有完全监管的情况下，就隐藏了很多的风险。这种风险在经济运行比较好的时候，在投资者比较乐观的时候，没有表现出来，但是一旦这个经济出现小的波动，或者投资者的信心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那么这样的链条非常长的、非常复杂的金融交易肯定会倒牌，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发展成危情，都可能导致这个‘火灾’。这是我们看到的直接原因。那么间接原因，或者背景原因，或者更大、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更深层的原因是经济过去几十年来，长期依赖信用的过分扩张，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信用的扩张就是企业在借钱，在搞投资，家庭在借钱，在搞投资，整个政府，至少在过去的七年之内，也是借钱过日子。那么企业也借钱，政府也借钱，家庭也借钱，导致了整个美国人都在借钱。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信用扩张得太快了，就使得它的经济里面产生了很多的债务。老百姓欠了信用卡的债，企业发行了很多的债券，甚至股票，还发行了很多的金融资产、金融证劵，政府也发生了债务，这么多的债务整个经济是很难维持下去的。维持一个这么高的债务需要信用，但任何信用都不可能是无限的。”②显然，李稻葵是“政策论”者，即美国次贷危机是政策失误造成的。然而不管是李稻葵分析的近因还是远因、直接原因还是间接原因，都只是现象而不是本质。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什么?美国金融危机(包括美国前段的次贷危机)的本质是不对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对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对称、经济要素与经济系统不对称、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不对称、企业信用与经济实力不对称、经济转轨过程中客观原因与决策失误造成结构失衡的不对称。造成这些不对称的直接原因是投机。投机是西方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泛滥、完全竞争而产生出来的痼疾，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典型表现。投机的危害，并不仅仅是李稻葵讲的“这种交易链条非常长的金融产品和交易，在没有完全监管的情况下，就隐藏了很多的风险”，而是通过人为操纵控制，强化不对称——知识不对称、信息不对称、能力不对称，扩大道德风险、社会风险、自然风险，尔后投机者一方面从中获取暴利，另方面把风险转嫁给社会，从而造成社会危机。 美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全体美国人民为少数金融投机者买单;当美国金融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时，就是全世界人民为少数投机者买单。投机造成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由自由竞争演变成自由投机;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对称：间接投融资发展成银行贷款膨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对称：由金融衍生品催化出泡沫经济;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不对称：金融衍生品使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脱节;企业信用与经济实力不对称：金融泡沫与信用泡沫互为因果，使企业信用脱离自身经济实力，泡沫破灭即企业信用破产，金融企业信用破产即酿成金融危机。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如土地可再生、再生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这一现实和 “土地不可再生”这一“经济共识”之间、“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经济“理性预期”与房地产供过于求这一残酷的现实之间的不对称，造成了房地产泡沫，从而造成危机——从房市危机通过金融衍生品杠杆橇动金融危机，并牵动整个经济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也是这样形成的。
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要素与经济系统不对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线性思维方式决定了只抓一点不及其余的行为方式，认为投机和投资可以不加区分、虚拟经济可以离开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似乎这就是“新经济”、“GDP经济”。李稻葵在此文中，多次把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投机”称作“游戏”，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投机”的字眼，这与其说是不负责任的总结，还不如说是他所属的经济学范式使然——西方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市场核心机制，就是投机投资不加区分、只要能赚到钱就行的经济学。知识经济不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也并非虚幻经济，更不是投机经济。通过金融创新而创造出来的金融衍生品，只是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其能否畅通无阻、可持续赚钱，取决于整个经济体其他因素的相互制衡。如果这个相互制衡的经济体有一个缺口被打破，将会造成整个经济体的重组。在重组过程中，泡沫被挤掉就是必然的。所以虚拟经济不是万能的，金融衍生品的工具作用不能被神化，更不能因此可以成为投机的工具;经济运行的因果、本末关系不能被倒置。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转轨过程中客观原因与决策失误造成结构失衡。与经济全球化、知识化相伴随，是经济的立体化、系统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竿子插到底的小生产思维方式与运作方式，同系统化的经济运作模式是不对称的，最终破产是必然的。必须用经济系统论、经济控制论代替经济原子论。只要控制投机，金融危机就可以避免。正好像投资有自由竞争与垄断之分，投机也有自由竞争与垄断之别。如果说，平面的投机是二维平面配置的产物，垄断的投机则是三维、四维甚至五维立体“落差”的结果。平面的投机是寻找市场机会、钻市场的空子、获取风险利润;立体的投机则是制造机会、操纵市场、兴风作浪、请君入瓮，无风险获取暴利。如果说，平面的投机是竞争的负产品，并不排斥竞争，那么垄断的投机则使竞争不再充分，竞争的游戏规则不再有效。垄断支撑投机，投机强化垄断，从而使有钱投机的人获得更高暴利，没钱投机的人只能买高价房居住或在房贷的诱惑下成为房奴，从而使穷者越穷，而富者越富。从房地产泡沫可以看出：垄断与投机结伴的垄断投机，是促成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因此垄断投机与完全的市场经济不兼容。投资垄断和投机垄断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使价格背离价值，从中牟取暴利，从而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而投资垄断往往是通过投机垄断或变相的投机垄断来进行。要把股票正常交易、用脚投票同投机区别开来。如果不能像挤脓包一样地把投机行为从股市和期货交易中挤出去，那么就没有规范的股市和期货市场。一方面想要建立规范的股票市场，另一方面又容许投机行为存在，这本身是一种悖论;这个悖论不仅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而且也是造成中国股市好坏之争的根源。中国股票是否规范、要不要规范，不是以西方股市为模本，也不是主流经济学家说了算，而只能以规范经济学、规范的市场经济为标准。并不是只有计划经济才需要反投机，规范的市场经济更需要反投机。政府宏观调控同充分的自由竞争之所以不矛盾，就是因为前者可以抑制垄断投机，保护充分的自由竞争。通过反垄断与保护公平，政府宏观调控与自由竞争二者可以得到统一。所以政府宏观调控与自由竞争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从充分的自由竞争就是反垄断来讲，自由竞争就是公平竞争;从自由竞争就是公平竞争来讲，政府宏观调控就是保护公平竞争，而保护公平竞争就是保护自由竞争。保护竞争的公平性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功能与界线。
如果说，金融投机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那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现有金融体制的不对称，则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的破产。只要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解析不了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无论是市场自发调节还是政府宏观调控，也解决不了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如果说，早在十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本人即已发文指出，当时的金融危机虽非全球化的，然而是全球性的，其宣告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移、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那么，此次金融危机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全球化的，说明旧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又经过十年的苛延残喘、余热发挥，已经使这种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美国的全球金融霸主地位，使其金融危机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有实际意义——美国的金融危机将通过其世界性的广泛而紧密的联系波及全球。这将标志着国际旧金融体系——以间接投融资(即李稻葵讲的美国人、美国企业、美国政府借钱消费、借钱投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苛延残喘十年后已走向全面崩溃;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把金融仅仅理解成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间接投融资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属于配置经济学范式。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性直接投融资将逐步取代间接投融资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投融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但决定投融资方式的转变，而且决定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与范围。而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恰恰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国际金融体制之间的不对称。而国际金融投机使这种不对称所蕴含的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金融体制改革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金融体制改革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上升、知识运营对资本运营提升的资本运营与知识运营之间的双向运动。
找到了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下一步就是找出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和机遇。由于李稻葵并不能找到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所以他也就无法找出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机遇。李稻葵：“我不同意美国的金融危机必然由中国或者外国人买单的这种说法……咱们算一笔账好了，美国的国债劵大概相当于美国GDP的35%，大概在6万亿美元左右。那么6万亿美元的国库券，对于美国这个大经济而言，从长远看，是美国所能支付得起的，并不是支付不起的。”③“我们每年生产出来的大量的产品是没有被我们的民众消费的，50%被民众消费了，剩下50%干什么去了呢?剩下50%里面43%是国内投资，7%去了国外，送给外国人消费了，外国人当然给我们美元、欧元了。现在国外危机来了，你这个7%的部分的量，肯定要缩水了。”④李稻葵这两句话存在着自相矛盾：既然美国能付得起我们的美元国债，我们的7%又怎么“缩水”、“送给外国人消费了”?既然我们的7%“缩水”以致“送给外国人消费了”，又怎么“从长远看，是美国所能支付得起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美国对美元国债理论上能还，实际上不能还;表面上能还，实际上赖账——通过“缩水”来赖账，这和不能“还”有什么区别?明明知道会缩水，会肉包子打狗“送给外国人消费”，还要以“美国所能支付得起的”为由继续买美元国债，不是替美国金融危机买单又是什么?
李稻葵：“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还没有出现危机的是谁呢?就是政府，政府还没有危机。实事求是讲啊，美国政府现在依然还是一个大政府，美国还是一个强国，现在还没有出现信用危机。现在美国的政府、美国的国会通过了法案，允许它把这个债务的上限提高，允许美国政府再发7000亿美元的债券，用来支撑，用来赎回这些呆账，事实上就是用美国的信用来弥补企业界和家庭的信用。”⑤物极必反、两极相逢，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在美国次贷危机中直接介入微观经济、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行为，是把政府降为微观经济主体，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抱薪救火为投机分子买单，由此引起了美国人民一次次的反弹与示威，最终酿成占领华尔街事件，整个事件以美国政府的暴力镇压而告终。这只能说明投机者、金融寡头已经绑架了美国国家，在自由资本主义基础上形成的脆弱的金融体系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成为投机者、金融寡头的利益代表，并因此使自己站在广大美国普通百姓的对立面，怎么能说美国政府还没有危机呢?以反倾销为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一次次通过法案，要逼迫人民币升值，目的就是使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缩水，达到变相赖账的目的，甚至有美国国会议员公开宣称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就是可以不还，怎么能说美国的国家信用还没有危机呢?以开金融峰会制定国际金融规则为由，骗各主要发达国家政府为波及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买单，试图在经济全球化的名义下用美国经济绑架全球经济，怎么能说美国的国家信用还没有危机呢?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后来的欧债危机，大量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的金融危机是必然的、美国这样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那么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信用、国家信用的破产也就是必然的。
李稻葵上述种种自相矛盾还是次要的，关键的是：不管美元国债能不能还，能不能还本付利保值，我们还有必要买吗?我认为，从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看，我们不应该拿中国的外汇储备去买美元国债，而应该拿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不是没钱，而是钱用错了方向;中国不是供给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资金运用得当，战略正确，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都有充分的资金保证。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民为本”的口号有无落实到实处。应结合产业升级，在保护民族工业的前提下，增加进口，贬抑出口，把长期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转变为生产力。重点放在新农村建设，以增加就业、增加供给、贬抑物价，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目前如果是产能过剩造成通货膨胀，这时如果采取紧缩政策恐怕是背道而驰，结果适得其反。因为提高货币效率的根本途径，不是减少货币供给，而是增加产品供给。减少货币供给，最直接的办法是用两万亿外汇储备回收人民币;而增加产品供给，最快的途径是用两万亿外汇储备进口大量国内民生与建设的紧缺用品。路在脚下，钱在钱途。钱是祸还是福，在导不在堵。运作中国外汇储备的中国投资公司，其资金运作只能是在进口产品上作中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的补充，辅助国内产业政策，弥补中国出口导向造成的国内产品的空缺，而不是拿来炒股、“抓住百年机遇，出手布局华尔街”⑥。用国家资金来炒股，实际上是政府投机。中投公司的美元本来就是来自用增发人民币收购进口企业美元而来，如果不能在实物进口上弥补市场空缺，将使国内通胀持续，使全体国民财富受损。出口导向型经济能否使全体人民受益就看你外贸盈余怎么用。必须使中投掌握的两万多亿的外汇盈余运作置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而不是成为少数人“全体一致通过”的玩钱游戏。玩钱、投机，只会使原来的出口导向、掏空国内市场、货币虚高造成的通胀雪上加霜。
李稻葵：“面对如此重大的美国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和金融界最应该做的，并且应该马上做的是，积极主动出手，寻找投资机会，完成在美国主流金融机构战略布局的目标。……当前是投资美国金融机构的一个宝贵机遇”。⑦“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绝好机遇就在今天。……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实现国际化以后，其本土企业和机构的融资成本能够大幅降低，因为全球的投资者都更加关注当地的投资机会，由此导致的国际资本的涌入会为本土融资者提供更多资金选择。本土的融资者进而也顺理成章的规避了汇率风险……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另一好处，就是从根本上带动了本土金融服务业以及相关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另一个巨大好处就是使得本国政府能够更好地运用强大的资本市场，以此为本地的宏观经济稳定创造条件。”⑧“双轨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考虑，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远远大于其弊端。”⑨李稻葵讲了这么多，可以归结成一句话：中国金融国际化利大于弊，中国金融国际化是美国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机遇。问题是：我国长期推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产品出口国外掏空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对冲外汇的人民币留在国内，造成人民币外升内贬，国内通货膨胀，有哪个国家愿意把人民币作为硬通货?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前提是人民币币值稳定与汇率稳定，要求国内产品供应充足，减少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提高人民币货币效率与中国政府信誉度，为此必须改变目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代之以内需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李稻葵就金融谈金融，就金融国际化谈金融国际化，他的金融国际化主张停留在纯金融层面抽象推论和数据分析上，而不是把金融、金融国际化放在社会经济有机体中全面考察，这种线性思维方式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他的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国际化的主张和他的中国发展战略之间是一个悖论，以致在现实中不可操作。什么是金融?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把金融理解成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间接投融资活动，把金融理解成可以从经济增长方式中抽象出来单独进行的资本经营的盈利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知识经济时代，金融主要表现为直接投融资;资本运营作为一种增长方式，它的作用大小、怎样发挥离不开在整个经济增长方式中的定位。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定位：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以资产运营为基础，以产品运营为归宿。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在经济增长方式中由资本运营主导、由间接投融资主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为了不使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资本运营不能离开知识运营、资产运营和产品运营，间接投融资只能依托直接投融资。美国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波及告诉我们：出口导向型经济靠不住，只有以国内市场为依托才能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金融国际化是利还是弊不能靠抽象推论，而应该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中，用五度空间理论、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来整体考察。只要思维方式正确，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机遇，既不是替美国人买单以“既要‘落人情’又要‘得实惠’”⑩，也不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抓住百年机遇，出手布局华尔街”，更不是“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绝好机遇就在今天”，而是让我们看清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内在必然性，看清了经济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市场经济充分自由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是用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为此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建立我国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这和李稻葵抽象推论的金融国际化的结论恰好是对立的。不能把我国经济增长的希望和命脉寄托在出口创汇、金融投机上，而应该把我国经济增长的希望和前途依托在开发国内市场、扶持国内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上。现有外汇储蓄最好的保值增值措施是国内大型基本建设投资，而不是购买美国外债和参与美国金融投机。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投机与投资不加区别、风险与收益划等号、赚钱与发展划等号的经济学。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发展起来的西部牛仔精神就是冒险精神;这种精神在小商品生产时期也许能歪打正着、高歌猛进，但如果“与时俱进”地猛打猛撞、推广应用到全球化时代的金融领域，很可能造成全球化的经济灾难。虽然灾难过后，是加速新一轮的大鱼吃小鱼，这对于奉行狼性法则的主流经济学家来讲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甚至可以用“危机后面是机会”的陈词滥调来大吹大擂一番，但对于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来讲可能不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们把外汇储备拿去进口国内建设所需要的实物资产，而不是参与国际金融投机，那么人民币升值引起汇率变化并不会造成所储备的外汇缩水。外汇储备借给外国人搞金融投机，无异于肉包子打狗。所以，对于要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要坚守自己的原则，不要蹚国际金融投机这个浑水。即使是借给外国政府或金融机构投资，在目前国内百废待兴、巨大的投资需求面前，其综合效益也远不如把钱放在国内投资。
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性二者并不矛盾，相辅相成;不能以经济全球化为名否认经济主体性。李稻葵：“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金融风暴来临之时，各国救市计划以中国外汇储备的贬值为代价。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不仅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新格局。”⑾问题是，在国际金融新格局建立起来之前，美国拥有金融霸主的地位，美元这一世界货币要印多印少、贬值增值都取决于美国政府。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逻辑与历史两方面都已证明，逐利是资本的本性，在世界范围内掠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性，各国救市计划以中国外汇储备的贬值为代价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也不是因为李稻葵先生一句“最不愿意看到”就会使美国政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避免发生的现象。把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希望寄托在美国政府在李稻葵们的道德呼唤感召下的良心发现不可能，寄托在国际金融新格局不现实;寄托在对外投资也是舍近求远、舍本求末。李稻葵：“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高达50%的国民储蓄率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规模告诉我们，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期都将是世界最大的投资国，将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体现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巨大规模。显而易见，全球金融的稳定对中国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也直接影响着中国自身金融的稳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更直接关乎中国对外投资的保值增值。因此，全球金融稳定是中国在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谈判中最大的具体利益所在。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全世界各国应该是高度一致的。”⑿李稻葵在这里是把结论当前提：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所以中国有必要维护世界金融的稳定;因为中国有必要维护世界金融的稳定，所以全球金融稳定是中国在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谈判中最大的具体利益所在。李稻葵倒因为果的论证实际上是把“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作为预设前提，然后要中国自觉担当起世界金融危机消防队员的角色。这明显是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误导。首先李稻葵这种倒果为因论证的前提“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就不成立。中国自己国内的事情都没有办好，为什么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呢?中国为什么要在国际金融并不稳定的情况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呢?中国为什么不能等国际金融稳定的时候，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呢?中国为什么要先盲目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然后为了维护世界金融的稳定自觉承担起世界金融危机消防队的角色呢?世界金融危机的产生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深刻的制度、体制根源，同时也是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惯用手段、索罗斯这样的金融投机大鳄套取全球金融资产的熟练手法，是我们中国自觉担当起消防队的角色就能消除得了的吗?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每几年爆发一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而且一次比一次猛烈是必然的，要中国为了维护世界金融的稳定自觉承担起世界金融危机消防队的角色，其后果只能是美国绑架中国，中国自作多情地甘愿受人绑架、自欺欺人地一次次为美国的金融危机买单，从而掉进深不见底的陷阱而不可自拔。逻辑和实践两方面都已经充分证明，自由主义支配下投机猖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标本;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下，世界金融体系是不可能稳定的;在世界金融体系的根基并不牢固的情况下，要中国一厢情愿地为国际金融稳定做贡献是不现实的;仅靠中国“以新兴大国思维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⒀，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峰会”就能够“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⒁，也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国际主流经济学界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美国模式”，则只不过是打着经济全球化名义套牢中国、攫取中国不可再生性资源、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国际大骗局。如果不能迅速果断采取措施终结这场骗局，最终结果不但拖垮现有中国经济，使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全部送给美国，而且由于所形成的美国绑架中国的牢固模式，将殃及我们的后代，使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都要做牛做马为美国人花天酒地造成的金融危机买单。实践已经证明并还将继续证明：在风云变幻、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十面埋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羊性和狼性不对称竞争的国际金融大环境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的后果，只能是使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被逐步冰雪消融，化为乌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列宁)这个论断后面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在核时代“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直接表现范围受到限制，但帝国主义就是侵略掠夺这个本性就像狗改不了吃屎一样没有改变。妄想通过几次国际金融峰会就可以根本改变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就可以制定出国际通行有效的金融国际化的游戏规则，并使国际金融垄断巨头自觉遵守这些游戏规则，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全面进军国际金融投资乃至投机，只能是与虎谋皮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外汇投资没有基本的保值增值保证的前提下，侈谈什么“外汇投资公司，类似于中央银行，对中央政府的贡献，体现在它对实现中央政府这一综合政治经济目标的贡献上，而不仅仅是多获得一些外汇的投资回报。”(P146)只能是花钱买喝彩，而且喝的是倒彩——用万亿美元的逐步蒸发来换取西方国家首脑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竖起大拇指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这样的“政治目标”的实现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感觉，恐怕不是高兴，而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陈。在中国已经买了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国债、在美国金融危机时中国喊出“救美国也即救中国”的口号又慷慨大方出手相救增持美国国债达2万个亿的情况下，美国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主权纠纷中仍然总是站在日本菲律宾等资本主义国家一边对中国发难，说明虽然中国屡屡要求西方发达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是清楚的，在他们头脑中两大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是根深蒂固的，冷战并没有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完全结束，认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形态上与西方国家趋同、在经济全球化中自觉担任大国角色一掷千金慷慨解囊四处救火今天救美国明天救意大利后天救菲律宾就会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围堵，达到什么“综合政治经济目标”，只能是热脸贴着人家的冷屁股，最终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如果中国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那么首先要对中国人民的财富负责;如果真要使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那么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只能是把眼光放到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以人民幸福为本的市场经济;所谓经济全球化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性，就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包括就业问题、老龄化问题、住房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内需不足问题、发展的可持续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可以归结成一个问题：社会对称发展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国内投资的充分性、有效性。内需不足，根本的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投资需求不足，不是客观上投资需求不足，而是决策者头脑中投资需求不足。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承认：“中国的就业问题总量之大、矛盾之复杂是任何国家都未曾遇到过的，供求缺口至少1千300万人。2005年底，国企失业人数超过200多万，今后三年还会有360多万国企人员、400多万集体企业人员进入失业大军。2006年有124万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1亿多农村劳动力闲置，到2008年城镇失业人口可能突破五千万人，农村突破二亿人”。按照海外专业人士的估计，目前中国城镇有15%的失业率、农村有30%的失业率。而中国的环保建设、基本建设、新农村建设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这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目前陷于一方面有大量人口没事干、另一方面有很多事没人干的悖境。走出这个悖境的关键，是使钱有事干——巨额的外汇储备与银行存款有有效的投资渠道。这就是投资需求，而且是巨大的投资需求。如果我们的近两万亿外汇储备和高达50%的国民储蓄率能有效花在再生型基本建设上，并通过其杠杆作用扶持全民创业工程，就业问题可解决;就业问题解决了，上述其它问题可迎刃而解。资本运作本来是促进生产要素的结合，使之转变为生产力。一个国家的政府，是通过巨额资本运作来直接投资增值、带动社会全面发展，还是通过巨额资本运作来投机或借给别人间接投资增值、赚更多的钱，不但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范式，而且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观、执政观，在实践中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决策者头脑中的科学发展观、执政观与正确的经济学范式是纲，上述问题是目;抓住了纲，纲举目张。一个国家，不管它是先进还是落后、发达还是发展，融入全球化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趋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全球化，而在于全球化过程中能否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如果能坚持自身的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可以趋利避害;如果不能坚持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是一个陷阱，一场灾难。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性，以知识主体性为主导、以金融主体性为核心、以资产主体性为途径、以产品主体性为归宿。金融的虚拟性、流动性、综合性特点，使之具有承上启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所以，当我国讲大国思维、大国战略时，不要忘了金融安全——国内充分的直接投融资与稳定的币值、牢固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李稻葵：“中国经济内需不足，国内消费增长(2006年城镇消费增长率略高于GDP增长，但全国范围仍然落后于GDP增长)落后于生产能力增长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通货膨胀的危险不是首要的。事实上，通货膨胀水平略微上升从整体上看不是坏事，当然，相应的扶贫机制必须加强。”⒂我不明白，为什么李稻葵先生对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安全体系的建构如此热衷，对自己国内的金融安全、老百姓的钱袋安全却如此冷漠?难道美元是钱，老百姓口袋里的人民币就不是钱?存在银行里的储蓄，是老百姓的产权，而产权的背后是人权。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这些钱是他(她)们的养老、医疗的基本保障，因而还体现了他(她)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保护广大老百姓的这一基本的私有财产不被侵犯，不被少数投机者的兴风作浪而被淘空，是政府的职责，也是国内金融安全体系的组成部分。如果政府闻风起舞，用通胀手段来调控宏观经济走向，其中形成的弹性空间，将成投机者钻营的空间，相应地也将有可能成为相关官员搞内线交易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因此把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让利率随行就市二者两极相逢，都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有的是终身省吃俭用留下来的保命钱)当成可开发的资源。不知口口声声尊重产权——私有产权、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对广大普通百姓存在银行里的保命钱如此轻率?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既为投机者钻营提供了巨大的运作空间，又为政府保护其“神圣不可侵犯”提供了巨大的政策需求。使中国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巨额储蓄保值增值，作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使储蓄保值增值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稳定币值、稳定利率，不把玩利率搞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应立法禁止用银行(货币手段)调节经济。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的现状，我国的经济安全最重要的是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钱袋安全。应该把货币政策上升到产权制度、人权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来定位。通过立法与相关配套措施，保证人民币币值稳中有升，从而保证人民“恒产恒心”、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同时，认为货币不断贬值、通货膨胀水平略微上升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是范式偏见。在配置经济学范式中，货币以配置功能为主，货币逐步贬值有利于经济增长;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货币以再生功能为主，货币逐步升值有利于经济发展。当货币以配置功能为主时，适度贬值(通货膨胀)有利于减少人们的财富持有量，促进节约，使社会有更多的不可再生资源投入生产，因而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当货币以再生为主要功能时，适度升值，有利于提高人们财富的持有量，促进消费，使社会有更多的可再生资源投入生产，因而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认为货币贬值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是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在知识经济时期已不合时宜。
配置 货币逐步贬值
金融和增 发展
长方式的
关系
再生 货币逐步升值
金融的逻辑模型Ⅲ
在配置经济学范式中，货币以配置功能为主，货币逐步贬值有利于经济增长;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货币以再生功能为主，货币逐步升值有利于经济发展。
李稻葵：“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本质是什么?是大量国民的储蓄与相对不足的资产供给这一对矛盾所产生的……高额储蓄加上资产供给的相对不足，导致大量货币以储蓄的形式停留在银行体系中，这就是中国流动性过剩最核心、最本质的因素。”⒃“当今经济工作的核心是要迅速地扭转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要让他们对短期内的经济形势预期产生重要改变。如何改变短期内百姓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单靠传统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难以解决问题。中央和地方应积极采取特殊的措施，积极加以应对，其中楼市、车市及股市为三大核心。”⒄“给定扩大高质量资产的供给是解决流动性过剩、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实惠的根本出路，从当前来看，笔者认为三项具体的措施实为关键：其一是房地产……其二是债劵市场……其三是大力扩大股市规模。”⒅我认为，高额储蓄与资产供给的相对不足并不是流动性过剩的“最核心、最本质的因素”，甚至不是次核心、次本质的因素。所谓流动性过剩的背后，是“生产性过剩”，“生产性过剩”的背后，是结构的失衡。因此所谓生产过剩，只不过是相对过剩而从未出现过绝对过剩。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发展此起彼伏都是经济结构失衡而自发调节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抽象的生产过剩或资产供给不足。从目前来看，最大的结构失衡是内需不足而不是资产供给不足，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而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例如，楼市只有在真正开发地产、挤掉泡沫、提高人的消费预期——消费信心指数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起到推动经济的作用。房地产泡沫、空置房大量资金被占用、股市楼市投机比重高于投资比重，是降低人的消费预期、阻碍经济发展、造成结构失衡的罪魁祸首。高房价通过消费预期危机严重拉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后腿;认为高房价会促进经济发展、以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为幌子，为房地产涨价提供理论依据，只是一场经济骗局。放水养鱼、与民生息、藏富于民，开放二板三板市场，发展创业型直接投融资，才是消除老百姓消费预期危机的根本途径;停止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公共品产业化与高房价政策，才是与民生息的必要措施。
把房子当做资产必然导致投机，并导致房产泡沫，把房子鼓噪成可以保值增值的恒产，也是落后于时代的观念。在小农经济时代，财产、资产、生产无论是在外部形态上还是空间距离方面，都是一回事，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把房子定位于恒产比较容易理解。当今时代，财产、资产、生产不但在外部形态不同，而且空间位置分离，此时再用“恒产”来定位房产，恐怕有点过时。
财产固定 币值稳定
恒财产 财产稳定 收入稳定
价值稳定
恒资产：投资无风险，且收益稳定
恒产
产业模式不变 单位不变
恒生产 工作固定不变 分工不变
就业模式不变 专业不变
事业基础不变
恒产观念源自于小农经济时代，指的是农民有自己的一份产业，主要就是指的土地。在当今时代，如果恒产仅是指形态固定的财产，则是小农意识的回光返照。然而正是这种小农意识的回光返照，使拥有自己买的房子，成为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这种观念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不对称。小农时代工作生产在同一个地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恒财产”与“恒生产”是对称的;而现代人的工作与生活的流动性，决定了其恒产应该是财产价值的稳定性、资产收入的稳定性、事业发展的持续性。在当今时代去追求所谓的固定形态的“恒产”，只能使自己有限生命的大部分耗在交通工具上面。人的生命资源，无论对个人对社会都是最宝贵的资源;这部分资源的浪费，是资源的最大浪费。对这部分资源的开发，是资源的最大开发，而开发的必要前提是改变人们 “房子是恒产”的传统观念，赋予新的内涵，把人的目标从买房子、财产固定改为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稳定的事业(创业与职业)基础，同时希望自己存在银行里的钱不会贬值。可以说，中国人的真正的“恒产”目前绝大部分存在银行。在经济宏观化、市场立体化、资产资本化、人员流动化时代，中国政府应当负起使中国人民的“恒产”保值增值的信托责任，而不是为了GDP数量增长而鼓动老百姓购置固定的财产，更不是采用使货币逐步贬值的办法，“逼迫”老百姓购置房产。
应该从保护人权的高度，保护中国人民真正的恒产——银行储蓄存款不被贬值。应该在全社会树立物价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范围任何幅度的上涨都是不正当不合理不应该的主流观点，并把这种主流观点凝固成稳定的社会心理。这一方面可以成为上层货币政策的依据，另一方面也可造成公众舆论压力，使决策者不敢滥发货币。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广大人民不相信名义工资，让主流经济学“合理通胀论”见鬼去。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垄断行业只能由国家来经营，经营者可以竞聘上岗，但垄断利润属于国家。目前房地产属于垄断行业，本来就不可以民营。这样一可以避免价格虚高，二可以避免豆腐渣工程。所有国有国营企业，其财务必须向全民公开，受全民监督，真正体现国有就是全民所有，实现民有民营民享。国有企业产品价格要实行听证制度，而不是暗箱操作。垄断行业民营化，将是官商勾结、投机横行、合法牟取垄断暴利的沃土。要杜绝投机就必须把垄断行业收归国有国营。这是反对两极分化的必要措施，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税收政策对于杜绝非垄断投机虽有一定效果，但对于房地产这样的垄断行业，税收政策只是为投机披上合法外衣，而且最终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消费者买单，反而由此更进一步提高房产价格。通过货币逐步贬值房产相对逐步升值迫使中国老百姓把银行储蓄存款转变为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的房地产收入，是自欺欺人。
所谓流动性过剩和“生产性过剩”问题还必须放在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大背景下考察。在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能得到统一，被称为金融 “三元悖论”。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流动性过剩”，形成储蓄率高、投机和无序运动，并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从而产生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二律背反”，这个“二律背反”就是金融悖境。走出金融 “三元悖论”“二律背反”靠什么?靠创业工程。在投融资结构中，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在直接投融资中，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在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型直接投融资，而不仅是股市、楼市等资产投融资，更不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噪的，发展中小民营银行、扩大间接投融资。社会主义国家房子本来只是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更不是投机品;把房子当做资产、房市当做资产市场会鼓励房产投机，造成对老百姓投资方向的误导;“房子是资产”、“房子是恒产”、“房价只升不降”、“房子是最好的增值品”的观念误区会由于大量投机演变成房市泡沫，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偏离正确轨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立体的价值经济不是片面的价格经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结构是对称的，各个要素必须与时俱进，实现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以实现资源的再生与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体现知识运营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为主导、直接投融资为主体、创业工程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泡沫、金融危机与金融悖境，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这才是我国大国思维、大国战略的真正出发点。
间接投融资
再生型
金融
创业型
直接投融资 配置型
圈钱型
金融安全与金融危机防范体系模型Ⅰ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金融体制改革 本
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金融政策与监控措施 末
金融危机预警机制
金融安全与金融危机防范体系模型Ⅱ
新经济条件下，最优金融结构应该是：用财政投融资引导社会直接投融资，用直接投融资引导间接投融资;用扶持创业引导就业，用增量带动存量，用增加供给带动增加需求，用货币逐步升值带动消费增加——用再生带动配置的金融结构，可以避免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波动，使经济可持续发展。这里金融的最佳结构体现了金融的对称结构：以政府为主导，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以再生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因此，与李稻葵所谓美国金融危机后我国面临“资本市场国际化的绝好机遇”⒆的大国战略相反，我认为我国真正的大国思维与大国战略就是应自觉顺应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这一趋势，带头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体系包括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要用内需导向型经济代替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经济，用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用扶持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代替扶持圈钱型“直接投融资”，把救市——救股市、救房市、救银行的政策资源，转为扶持再生性创业工程;应该严格限制间接投融资的发展、避免贷款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炒家利用热钱制造金融危机，严格禁止私人、民间、外资进入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但可以允许、鼓励与支持私人、民间、外资创办或参股投资银行。严格禁止投行开办间接投融资业务，使投行的虚拟直接投融资能够落实为实体直接投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拿来进口国内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紧缺物品，而不应购买国外投机性极强、风险性极大的金融产品。只有从资金源头上堵住金融投机、特别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漏洞，才能防范虚拟经济演变成虚幻经济。要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中性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提高企业、民族与国家经济体系的主体性，才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真正筑起一道金融危机的防火墙。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用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这样的战略在西方经济学的视野之外，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解力之外，当然也在以西方经济学为范式背景与理论基础的国内经济学家李稻葵先生的理解力之外。李稻葵总结出来的华尔街风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和机遇——中国金融的双向国际化，只看到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国际化的横向必然性，看不到全球金融危机后面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纵深必然性——比横向必然性更深层次的必然性，看不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看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强调中国应有大国思维并抓住机会“走出去”时，缺乏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主体性的思考，缺乏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性的思考，对帝国主义就是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乃至战争侵略的本性缺乏认识，对建构中国金融安全体系缺乏整体思考，其“大国思维”总体上是线性、单向性、非对称的;其“大国发展战略”既不能真正解决国内诸如外汇保值增值、“流动性过剩”、金融危机防范等问题，也不能对建构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贡献。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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