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固然不可证伪，但也不可证实。而科学不可证伪，但可以证实。把科学与神学区别开来的，不是不可证伪，而是可以证实。真正的科学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不能把真理参照系的转移、真理的相对性看成真理本身的可证伪性。
所谓思辩与实证的统一，就是指：逻辑上正确的命题，在特定的参照系中，都是只可证实、不可证伪的绝对真理。思辩与实证的统一，是经济学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哲学依据。世界是可知的，思辩性与实证性是对称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思维与存在是对称的。这种对称之所以能做到思辩与实证的统一，是因为这种对称蕴含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意识、天与人之间的同一性。它们之间同一是绝对的，差异、对立与斗争是相对的。经济主体活动和经济规律是统一的，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对称哲学既是出世的形而上学，也是入世的道德哲学、实践哲学，外部世界的实在问题同人的存在问题是同一个问题。从具体科学到对称哲学、又从对称哲学到具体科学的发展，是历史的和逻辑的过程。思辩与实证统一的对称哲学的建立具有必然性；它的建立使人对经济的认识过程更自觉、更有效。只有思辩的、规范的才是实证的。只有对称的，才是思辩的。只有非线性的，才是对称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同复杂的、非线性的经济现象之间是不对称的；主观和客观相脱节，空洞的、片面的、低层次的“实证”，不能成为具体的真理，只能算学说。任何一件简单的知识（如果它可称之为知识），都有理性的因素，完全经验主义的逻辑是不存在的，纯粹的经验主义只能从实证主义的愿望出发走向诡辩，即实证主义的反面：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不可知主义。从实证主义的良好愿望出发，以经验主义和拒斥形而上学为中介，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不可知主义，说明建立在经验主义和拒斥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本质上是不可知主义，或不可知主义的变种，这也就是实证主义各流派演变的根源和实质——永远也不能达到真正的实证。张五常就是从经验主义出发而走向不可知主义。张五常：“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可能被推翻而没有被推翻，就算是被证实了。”“不要忘记，有解释力的理论，必然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不可能被推翻的理论，半点用途也没有。”“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之所以没有解释力，是因为这样的理论不可以被事实验证。”⑥张五常在这里是把科学和神学混为一谈。神学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科学只可证实，不可证伪。“只可证实，不可证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都是科学的本质属性。不可证实是神学，可以证伪是伪科学。西方经济学者用不可证伪是神学为由，认为只有可证伪才是科学的本质属性，所以经济学可证伪，是通过偷换“不可证实”与“不可证伪”这两个概念，肢解科学的两个不可分割本质属性，然后把科学混同与神学。神学固然不可证伪，但也不可证实。而科学不可证伪，但可以证实。把科学与神学区别开来的，不是不可证伪，而是可以证实。这就从形式逻辑这一西方经济学者自己也承认的思维方式层面“证伪了”他们关于经济学科学标准的诡辩论，“证实了”检验经济学科学真理的标准。真正的科学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张五常之所以认为只有能被证伪的才能被证实，是因为他推行的是波普的经验归纳主义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即可证伪性是科学的本质属性，而证伪主义方法论本质上只能是经验主义方法论。从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出发，也只能产生经验主义的方法论。鸡和蛋无论哪一个在先，在以还原论思维方式和经验主义方法论建构起来的不同的参照系中都可以自圆其说，都可以得到实践的验证，同样也都可以轻易被证伪。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以还原论为方法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这个学派那个学派，均属于为鸡和蛋哪个在先进行逻辑推演、烦琐论证、各树一帜，相互之间争得面红耳赤，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论战中“大师”、“名人”、“著名经济学家”辈出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以传统逻辑为思维方式、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通过严密的数理逻辑推导建立起来的一个又一个体系，都是社会某个经济现象的抽象；虽然都有合理的因素，但总体上都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形式逻辑严密的国家干预主义和同样形式逻辑严密的自由主义之间谁也说服不了谁，相互之间没有兼容性，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把传统逻辑形式化造成的悖论。他们各自都有、也都只有片面的、抽象的真理，与具体的、真正的真理不沾边。他们既然把经济学的出发点都可以看成是假设，把可证伪性说成科学的本质属性是不足为奇的。从宇宙本质到现象展开、生物界从简单蛋白质到复杂蛋白质演进的逻辑关系与历史进程来看，无疑是蛋在先；但这个结论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不是建立在简单的事实对比、形式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认识史与客观发展史相统一的基础上，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验证过程，因而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验证过程。按照五度空间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可以统一，然而却是以整体论为基础的统一。这说明：仅仅在还原论方法论范式里的形式逻辑和实证还不足以证明真理，必须有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把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同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相结合，才有可能得出“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样的真理可以证实，不能证伪。
卡尔·波普（1902-1994），奥地利经验主义哲学家。虽然他的“世界2”和“世界3”理论确立了人的精神世界的独立地位。由于他没有相对真理与真理的相对性这个概念，所以他从人类科学发展史中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科学就是不断证伪的过程，可证伪性是科学的本质属性。西方经济学家的线性思维方式和复杂经济现象的不对称，使西方经济学经常陷于悖论，经常被人类经济实践所证伪，所以波普的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当做其不科学的遮羞布。实际上，科学史上的“证伪”过程和西方经济学的“证伪”过程不是一回事。科学史上的“证伪”过程是真理的相对性的表现，而西方经济学的被“证伪”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一开始就是谬误。谬误和相对真理不是一个概念。不能区别谬误被证伪和相对真理被证伪容易导致相对主义真理观，说明了波普的证伪主义是不科学的科学观。
张五常在这里还混淆了“对与错”与“真与假”两对范畴。“对与错”是表述层面，属于语言形式；“有没有可能被事实推翻”是真假层面，属于概念内容。“对与错”同“真与假”是对应关系，而非等同关系。“我这句话是假的”之所以成为悖论，即著名的“说谎者悖论”，是由于混淆了这两对范畴。如果这句话确是假的，只能说明表述正确，而不能使这句话弄假成真；如果这句话是真的，只能说明这句话表述错误，也不等于这句话是假的。要把这句话表述正确与否，同这句话本身内容的真假区别开来。很多悖论都是把表述的正确与否，同表述内容的真与假混为一谈。内容的真假，不因表述的对与错而改变。内容是真的，不因表述错变成假的；反之，内容是假的，不因表述正确而变成真的。真与假，是知性逻辑（数理逻辑）的研究对象。对与错，是理性逻辑（含对称逻辑）的研究对象。合理不合理，是对称逻辑的研究对象。知性层面上的真假，就是知性层面上的对错。不能用知性层面上的真假和理性层面上的对错之间的不对称，得出真假和对错是可以相互分离、真假是纯形式的结论。知性层面上的“真假”，是理性层面上的“对错”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知性层面上的“假”，必定是理性层面上的“错”；知性层面上的“真”，不一定是理性层面上的“对”。“真假”是知性层面上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对错”则是理性层面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因此，“真假”与“对错”是两个层次的概念。把“真假”同“对错”混为一谈，把“真假”这对知性认识的范畴，运用到认识的全过程，进行概念推演，超出了传统逻辑的应用范围，悖论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传统（“形式”）逻辑蕴涵了线性思维方式。把“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看成唯一的思维方式，把“形式”逻辑运用范围扩大到所有对象，特别是需要复杂性思维的经济领域，就会出现悖论。
对称逻辑是非线性思维方式的逻辑化，是研究非线性复杂现象必须运用的思维方式。应运对称逻辑和运用形式逻辑一样，都是研究经济现象必要的思维逻辑。以致我们可以说，不懂对称逻辑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有科学意义的经济学研究。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是科学，就是因为没有运用对称逻辑。
对称逻辑的产生，既是人类思维、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悖论”“逼”出来的产物。“悖论”，是对称逻辑产生的催化剂。对称逻辑的产生是逻辑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对称逻辑是以对称规律为基本的思维规律，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对称的逻辑。对称逻辑就是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是辨证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辩证逻辑经过矛盾逻辑和对称逻辑两个阶段。两大阶段都以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统一规律作为核心规律，但矛盾逻辑思维和存在的对立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对称逻辑思维和存在对立是相对的、统一是绝对的。对立是相对的、统一是绝对的对立统一规律就是对称规律。对称逻辑是对矛盾逻辑的扬弃，是矛盾逻辑发展的结果。对称逻辑由于使形式逻辑本身所蕴涵的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的统一得以展示，所以对称逻辑实现了辩证逻辑的逻辑化，实现了辩证逻辑和传统逻辑的衔接，使辩证逻辑真正成为一门逻辑科学，从而结束了辩证逻辑到底是不是逻辑的长期争论。对称逻辑提供了足以研究复杂系统论——经济复杂系统的思维方式，为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学就是对称逻辑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所以不懂对称逻辑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有科学价值的经济学研究。用非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研究复杂的经济现象，得出的结论轻易被证伪，不能用可证伪性本来是科学的本质属性自圆其说。
张五常：“最后，由于两个原因，经济学也是困难的科学。第一，经济学家本人也是一个真正的家庭成员，而他要解释的正是这些家庭成员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其他人，发现很难客观地评价其他人的行为。他对失业和饥饿的同情与物理学家漠视原子的裂变绝对不同。熊彼特甚至曾经说过，要对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作清楚的区分近乎不可能。这无疑是夸大了这一问题。但是，在自然科学中甚至不需要做这种区分。”⑦张五常的困难在于，由于他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使他看不到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的本质区别。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可以在实验室关门实验，前者只能走出象牙塔在现实生活中、在直接实践中才能进行。经济学家必须同时成为企业家、管理学家、管理者。能成为企业家、管理者，固然成不了经济学家，但不能成为企业家、管理者，则肯定成不了经济学家。离开现实的经济过程，关门搞所谓的经济实验，是实验手段与实验对象的不对称；其结果，只能证实、不能证伪实验者的主观意图，是自欺欺人。可以说，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可以通过关门实验得到证实，这样的实验根本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过程，没有任何科学意义。如果说，经济实验与经济过程的本质区别在主体而不是客体，那么，决定经济实验能否得出正确结论的，关键的不在于实验过程，而在于实验者的思维方式。概率论、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基础本身是不牢的，如果思维方式停留在归纳（统计）演绎、计量分析这个线性层面上，那么再精密的实验过程，籍以建立起来的再严密的数字模型，也难以保证其结论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同样的“经济实验”，不同的主体、不同的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在特定的参照系中，这不同的结论中只有一条是正确的。从一般经济学角度来看，只有同宇宙本质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才是正确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是：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方法、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方法、复杂系统论的方法。用线性的思维方式作指导，经济过程再真实，“经济条件再纯粹”，也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从客体的角度来讲，包括经济实验在内的社会实验，与真实的社会过程包括经济过程无任何本质不同；不同的只是实验者的主观意图。有了实验者的意向性，真实的经济过程也就有了典型性；其内在的本质与规律就会自然而然地通过现象浮现出来。也就是说，造成经济实验与经济过程区别的，是主体而不是客体。在客体中制造区别，是量身定制、削足适履，把结论当前提。
能够把具有本质区别的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统一起来的，是对称的思维方法。与社会实验相对称的方法是典型分析方法。对称逻辑的典型分析方法就是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就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在典型事物中的应用。经济模型的样本不是随机抽取的；典型分析，就是在典型事物的基础上形成感性直观即非理性或非逻辑，通过非理性非逻辑的感性直观上升到概念、范畴和范畴体系，形成科学规律和科学本质；然后上升到超理性与超逻辑即直觉的逻辑；通过直觉逻辑创造性地再现客观事物的典型。实证科学之所以成为实证科学，根本的是运用了典型分析法；其他的属于传统逻辑范畴的方法只能是辅助方法，或者是达到典型分析法的过渡、中介、途径。典型分析得出的普遍必然性结论不可能被证伪，如果被“证伪”只能说明参照系转移，原来的典型分析的条件发生变化。以典型分析法为基础，可以建立起以对称分析法为核心的对称逻辑。典型分析方法在实证方法中处于核心地位，以致我们可以说，实证方法本质上就是典型分析法。经济研究真正的典型分析方法必须以经济社会本身为实验室，通过科学的思维方法使之典型化、有序化、可控化，从而获得科学的结论，而不是关起门来做所谓的“实验”。典型分析方法的发展过程，与科学和知识的实证化过程是同步的。科学知识的发展成熟，应该就是它的实证化，一门学科成熟的过程即实证化过程，作为这个过程结果的科学结论不可能被证伪。
西方主流经济学只知道形式逻辑、不知道对称逻辑的线性思维方式，使他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把握对称逻辑的典型分析这一科学的方法，他们自鸣得意的建立在概率论、统计学等计量分析方法基础上的模型方法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典型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到处兜售的模型方法：前提未经证明；条件未经限定，在实践中很轻易就被证伪；一旦被证伪，他们就辩解说：可证伪本来是科学的本质属性。这是诡辩，是“实证悖论”。完整的经济学实验过程：分析、综合、验证。从分析到综合，是向上的道路；从综合到验证，是向下的道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实验方法、模型方法只属于分析阶段，还未上升到综合阶段，更未深入到验证阶段。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结论”都不是十分肯定——留有这样那样缺口——的根本原因。至于“数据”，“盲人摸象”得出的结论也是根据“数据”——只是这些数据都是片面的，没有通过综合上升到全面的、科学的结论。这就是张五常这样的西方经济学家主张科学可证伪的根本原因：由于没有科学的方法，他们的经济学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
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认为可证伪是科学的本质属性，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参照系；所谓没有任何参照系的“玄学”、“形而上学”实际上是以整个宇宙为参照系。把自己局限在理性分析范围内的“主流经济学”，不能理解和解释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同知识经济形态这个参照系不兼容。主流经济学的真理性只能局限在工业经济时期，在知识经济时代将被“证伪”，不等于经济学不是科学。所谓对称的方法，就是范式与参照系对称。惯性参照系不但不同的内容在不同的参照系中真理性不一样，而且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有效性也不一样。换了参照系，原来有效的方法将变得无效。更大的参照系中的科学原理有更大的适用范围，不能理解为比更小的参照系中的科学原理有更多的真理性。既然它们在各自的参照系中都是绝对真理，因而是等价的，不存在谁的真理性更多；也不存在谁是相对真理，谁是绝对真理；更不能理解为新的才是真理，旧的被证伪、被推翻。科学范式的转变过程，是参照系转移的过程。人类认识的深化、参照系的转移，适合新的参照系的科学原理的出现，并非旧的科学原理被证伪：它们在各自的参照系里都是绝对真理；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系，它们是等价的。以地球为参照系，“地球中心论”是正确的。以太阳系为参照系，太阳中心论是正确的。以宇宙为参照系，无中心论是正确的。以人类为参照系，“人类中心论”是正确的。只要明确参照系，这种真理论上的多元化就不会陷入真理观上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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