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要运用宏观价值分析、效益分析方法,而不是微观效率分析方法。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对于宏观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政府产业政策导向是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政府宏观调控才有可能实现。
许小年:“经济结构是靠市场调整的,不是靠政府的部委,部委从来就没调整好结构。结构调整通过市场的择优汰劣完成,是在市场竞争中实现的。政府怎么知道哪些行业应该发展,哪些行业不该发展,哪些企业有竞争力,哪些没有?即使知道,它会扶持优秀的民间企业吗?它只会扶持国家队、“共和国长子”(国资委领导语),也就是央企,因为央企事关国家安全和支柱产业嘛。”“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各部委颁布的产业政策、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而是行政管理或管制具体行业的供给。如此界定宏观调控,看似过于拘泥词义,未免狭窄与刻板,实际上却有着坚实的法理和经济学理论依据,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⑨宏观政策的目标和手段只能是总量,经济结构只能靠市场调整,政府只能无所作为,产业政策、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吗?NO!在国民经济系统的建构与健康发展中,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不但是必要的环节,而且是主导的环节;如果确有必要扶持具体某些央企,那么扶持这些“事关国家安全和支柱产业的央企”也是体现了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对于宏观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规范经济发展。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分析经济现象时,必须通过宏观看微观,透过现象看本质。美国太平洋铁路对经济增长有无作用、作用大小,不是仅从微观层面看某一条铁路的直接作用,也不仅仅看某一条铁路的替代品(如运河)的作用,而是从宏观层面看到发达的交通的这一新的生产方式对经济的作用,看到新的增长方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要运用宏观价值分析、效益分析方法,而不是微观效率分析方法。因此,奴隶制的非人道性质,决定了即使其可以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也必须被淘汰,而不是通过论证奴隶制的高效率,来论证奴隶制的合理性。投机在不会给社会增加任何财富的同时,使价格背离价值,使少数人短期内获取暴利同时使大多数人利益受损,造成两极分化,瓦解社会公平竞争机制,破坏社会生产力发展。那种把性爱价值抽象化、金钱化,认为婚姻是长期的卖淫、卖淫是短期的婚姻,因而卖淫应该非罪化、产业化的观点,混淆了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和不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的本质区别,否认了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婚姻关系在人的素质提高、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否认了性爱婚姻道德在维护社会正常发展中的作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如果说,只有以爱为基础的婚姻是道德的,那么,也只有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才是道德的。一个女大学生只要卖一次淫,就会一辈子想过不劳而获的享乐生活。这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之所以要把卖淫活动定位于犯罪予以打击,就是为了使每个人的性关系都能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从而充分保证和发挥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在人的素质提高、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的动力机制。卖淫之所以不能仅仅靠道德来约束,是因为卖淫是一种社会现象,对于社会现象仅仅靠道德来约束是无力的。卖淫合法化的结果是卖淫普遍化,卖淫普遍化的结果甚至还可以改变人的道德观念,“笑贫不笑娼”,造成整个社会的道德堕落、人的素质的普遍降低和社会的停滞倒退。如果说,道德是社会发展的基石,那么,法律就是道德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价值为核心机制而不是以价格为核心机制,从而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同时为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婚姻关系提供了舆论导向、道德支持与制度法律保证。认为性产业可以增加GDP因而应该合法化也是无稽之谈。性产业固然可以暂时增加GDP,然而由于瓦解了社会动力机制,却在总体上减少了社会财富,延缓了社会发展速度,并最终也必然减少GDP。把卖淫定位于犯罪是必要的,卖淫不合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本质特征之一。消灭卖淫和高就业率都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指标。从经济学角度看,杜绝任何形式的投机和卖淫等地下经济合法化、产业化,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转变发展模式。发展就是解决人类外部性问题。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证明市场经济已经立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变观念,调整产业政策,把原来的所谓“外部性”纳入市场经济内部来定位,把原来属于外部性的因素纳入市场调节的范围,并制定政府新的产业政策。这样的 “新兴产业”有:环境保护工程。要把环境保护政策落实为产业政策,纳入国家财政投资范围。灾害防范工程。任何天灾都要通过人祸起作用;房屋倒塌的直接原因是豆腐渣工程,起码未达标。腐败防治工程。据统计,社会交易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50%以上,而腐败直接间接给社会增加的社会交易成本,起码占社会交易成本的50%以上。腐败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法制是市场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充分竞争的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相对称。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共产党,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引导作用;作为执政党,共产党还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领导作用。国民素质工程不是国民文凭工程,而是包括国民知识、法制、诚信、民主、能力在内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以政府为投资主体予以开发、建设,以消除所谓“外部性”、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转变增长方式。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增长方式。增长方式从低级到高级分为资源增长型、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资本增长型、知识增长型。房地产产业就货币形态来看,由于其对GDP的贡献主要靠卖地,所以主要属资源增长型;就实物形态来看,主要是产品增长型与资产增长型。无论是资源增长型还是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脚步不相称,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学看来,赚钱多的是支柱产业,房地产是GDP大户,所以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在再生经济学看来,能带动再生生产力发展的是支柱产业,基本建设有投资的乘数效应,投资有消费的乘数效应,是资源可再生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所以基本建设是支柱产业。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发展观。是否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政策取向的背后,是不同的发展观:是以GDP增长率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还是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如果说,房地产是支柱产业,那么首先“地”是支柱产业;而地是怎么来的?开发来的。开发有外延和内涵两方面,其中应该是外延开发带动内涵开发。而外延开发,靠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不但可以加速外延开发,而且可以使外延开发转变为内涵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谁来进行?政府,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体系,能源、原材料、粮食安全体系是基础,科技安全体系是主导,金融安全体系是核心。金融安全体系-金融危机的防范体系本身也是一个由经济学范式、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经营模式组成的系统工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的核心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背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离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定位金融体制改革,离开金融体制改革建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只能是舍本求末。实践证明: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不仅是靠外汇管制、人民币不可完全自由兑换、汇利率高低、人民币升贬、巨额外汇储备等来“干预”,也不仅仅是靠“理性预期”的调整、“危机预警”的掌控。“干预”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仅仅着眼于金融政策与监控措施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将捉襟见肘、左支右绌,难以抵挡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以金融体制改革为核心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必须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科学发展为整体框架,体现经济学发展的逻辑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的一致、经济主体性与经济规律性的统一。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用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转变增长方式是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政府宏观调控才有可能实现。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国民经济系统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建设是系统工程,在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系统结构中,知识经济与创业经济是对称的两个基本层面。知识经济是创业经济的主导,创业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基础、前提、动力与落脚点。没有创业经济,知识经济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知识经济只有同创业经济相结合,才能成为完整的、对传统经济相容超越的经济形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原创思想的激励与保护工程。 “为有源头活水来”,原创思想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体制的转变。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学术“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国民创新体系是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应该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这个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源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人力依附关系的摆脱源于政治民主、学术民主、经济民主与社会生活民主。鼓励、保护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再生型与福利型的国民经济系统中,国民创新体系是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基础和落脚点。国民创业体系也是系统工程。创业系统工程从宏观来看,就是人类二次创业工程。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两次创业。第一次创业,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第二次创业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二次创业,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如果说,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那么建立国民创业体系也同样是鼓励创业、保护创业的社会系统工程。创业自由的前提是平等竞争,平等竞争的保障是法制环境,法制环境的基础是司法独立、民主选择、民主监督。创业系统工程从中观来看,就是民间的创业潮。创业潮:民营企业的一次创业、二次创业与国有企业的二次创业。创业系统工程从微观来看,就是建构创业工程的主体——创业型企业与企业主体性。创业系统工程从程序上看,是创新→创造→创业→创业工程→国民创业工程的逻辑进展,是市场经济体系→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运营为主导的知识市场经济体系的历史进程,是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的整体延伸。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与人类二次创业的历史定位,决定了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相互关系:国民创新体系是国民创业体系的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国民创新体系的基础。没有国民创业体系,国民创新体系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不但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更要建设创业型国家。但没有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将落后于知识经济时代。在国民创业体系基本建设投资中,最大、最基本的基本建设投资,是基础科研的投资,其次是技术开发与技术转化的投资。因为只有基础理论的突破,才有新技术诞生;只有新技术的诞生并及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项目,才有新能源、新材料的产生,才有再生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而这些基础理论的突破、新技术开发、转化与运用,不仅仅是加大货币投入就能解决问题;更根本的,是科研人员的整体素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问题。这就牵涉到科研和教育体制问题。 创业工程,使效率与公平、政府调控与经济自由、增加就业与货币稳定、消费扩张与生产发展等许多似乎对立的东西建立起对称关系,使之相辅相成;建设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对称、公平与效率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就是建设对称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政府产业政策导向是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政府宏观调控才有可能实现。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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