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让利率随行就市二者同出一辙，都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有的是终身省吃俭用留下来的保命钱）当成可转移的资源。不知口口声声尊重产权——私有产权、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对广大普通百姓存在银行里的保命钱如此轻率？
许小年：“宏观政策不以供给结构为目标，这并不意味着它对结构没有影响。以利率政策为例，若运用得当，可实现比行政性产业政策效果更好的结构调整。当利率上升时，资金成本增加，企业会重新算账，取消预期投资收益低于资金成本的项目，将资金转入投资净收益仍然大于零的领域。这样的调整是基于效率的，由市场择优汰劣，而不像产业政策那样按行业‘一刀切’。因是自愿调整，既不存在‘下有对策’的困扰，也没有主观判断所引起的社会公正性问题。”⑩许小年认为只有以利率政策为手段的宏观调控、间接实现结构调整的目的才是正当的宏观调控，而且比行政性产业政策效果更好；通过行政性产业政策间接实现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是不正当的，而且效果不好。许小年在新自由主义的范式框架中定位货币手段，放在这里是时空错位。如果说，在市场经济不成熟时期，货币属于宏观经济领域，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货币的作用越来越小，货币将逐步从宏观经济领域下降到中观、微观经济领域。用货币来说明一切、解决一切问题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将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一种表现，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看家本领。在稳定型经济中，货币政策只有稳定，而无紧缩性与扩张性；正好像经济发展只有失衡而无“过热”一样。银行只能国有；民营银行要纳入投资银行，民间间接投融资要纳入直接投融资框架中才能有序运转。在实践中，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但如果采取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就可解决就业不足、需求不足问题。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信息化、能源、交通、环保、尖端科技与教育、旅游，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政府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重，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解决消费与需求不足问题，并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不足问题。而所谓通过鼓励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来刺激市场是小聪明的作法。这种小聪明也是配置型经济学的悖论之一。同时，以利率手段来调节经济，必然带来利率不稳，而利率不稳定必然带来经济不稳定，因此宏观调控的内容之一就是保持利率稳定。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姆斯以"矢量自回归"模型为依据，研究出分析经济状况如何受短期经济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的方法。例如，运用这种方法检验中央银行加息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发现在加息后，通胀率通常需1年至2年才下降。对于自己获奖的研究成果，西姆斯认为央行应用最广泛的是“试图找到货币政策的效用”。他指出，他的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一种弄清利率与通胀水平关系的方法。本人认为，弄清利率与通胀水平关系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利率稳定，通过利率稳定以不变应万变，而不是舍本求末、随行就市，或者去追踪统计利率水平与通胀水平的相关系数。利率稳定体现币值稳定，但利率稳定不等于利率固定；利率应随着币值变化而变化，但变化的根据只能是币值变化而不是其他因素——利率变化只能是货币价格的变化，而货币价格变化的依据只能是货币价值的变化。“利率稳定—利率确定”要成为基本的货币政策：利率高低的后面，是币值的高低；币值高低的后面，是人民财富的增减。因此，“货币手段”——“利率手段”本来不应成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存在银行里的储蓄，是老百姓的产权，而产权的背后是人权。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这些钱是他们的养老、医疗的基本保障，因而还体现了他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保护广大老百姓的这一基本的私有财产不被侵犯，不被少数投机者的兴风作浪而被掏空，是政府的职责。如果政府闻风起舞，用利率手段来调控宏观经济走向，其中形成的弹性空间，将成投机者钻营的空间，相应地也将有可能成为相关官员搞内线交易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因此把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让利率随行就市二者同出一辙，都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有的是终身省吃俭用留下来的保命钱）当成可转移的资源。不知口口声声尊重产权——私有产权、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对广大普通百姓存在银行里的保命钱如此轻率？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既为投机者钻营提供了巨大的运作空间，又为政府保护其“神圣不可侵犯”提供了巨大的政策需求。使中国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巨额储蓄保值增值，作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使储蓄保值增值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稳定币值、稳定利率，不把玩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因此应立法禁止用银行（货币手段）调节经济。当然利率稳定也不等于利率单一，可以根据不同的借贷对象、目的，制定不同的利率标准。但这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的，只能是同一个货币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的价格后面，反映了同一的价值——在不同的风险系数、不同的周转速度、因而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其币值是等价的。利率标准的区别对待，不但未否定货币的稳定性，而且恰恰证明了货币的稳定性。利率稳定=利率确定≠利率固定≠利率单一。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的现状，我国的经济安全最重要的是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钱袋安全。应该把货币政策上升到产权制度、人权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来定位。通过立法与相关配套措施，保证人民币币值稳中有升，从而保证人民“恒产恒心”、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许小年玩利率政策的宏观调控是在玩火，真正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只能是货币永远稳定财政永远积极。
法制国家
法制
以法治国
国家一级宏观调控
民主
政府宏观调控模型Ⅵ
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投融资）
经济稳定
稳定的货币政策
国家二级宏观调控
产业结构对称
政府宏观调控模型Ⅶ
再
生 再生 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能源、环保、对称性产业结构调整
型 型财 国民创新体系：公共研发、创新型教育、扶持民间研发与教育
财 政投 资信担保
政 资 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业工程 种子资金
投 创业培训
融 国民素质体系：国民身体素质工程、国民知识素质工程
资
再生型财政融资：再生型税收政策
政府宏观调控模型Ⅷ
许小年：“在理性问题上，我们再一次看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混乱：市场上的企业最大化利润，消费者最大化效用，都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而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非理性地为他人着想。同是世俗中人，我们不知道民间和政府的追求为何如此不同，也不知道为何企业和个人在决策时总是被非理性的‘动物精神’所支配，而政府决策则永远体现清醒的人类理性。”⑾许小年言下之意是政府也有自身利益，宏观调控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会给政府提供谋取自身利益而同时损害老百姓利益的空间。我们承认政府有自身利益，确实也有“动物精神”，宏观调控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会给政府提供谋取自身利益而同时损害老百姓利益的空间的可能性存在，许小年所看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混乱”只存在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并不必然存在于所有主张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学体系中。问题是，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必然性也不等于现实性，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要通过人的活动，而社会人的各种活动是相互制衡的。企业和个人在决策时并不总是被非理性的“动物精神”所支配，如果老板不顾工人死活，不讲诚信，那么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将受到影响。在商品经济早期，社会经济联系的有机性较弱的情况下，人的理性更多地表现出自私的一面；在社会化大生产时期，社会经济联系的有机性大大增强时，人的理性则更多地表现为合作。无论是作为人格化的政治法人，还是政府官员，除非独裁政府，否则他们的理性同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如果他们把理性定位为仅满足个人利益，并为此而不择手段（包括权力所有与权力寻租），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会走向自己利益的反面。认为人的理性是自私的，体现了线性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同系统化的社会大生产的经济运行模式不对称。民主法制是把政治法人和政府官员的利益同人民利益统一起来的纽带。诚然，政府也有自身利益，也会有“动物精神”；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会通过资源垄断、权力寻租、转移支付、转嫁负担、政商勾结哄抬物价而造成国空民穷、衙空民穷与官富民穷。在各地政府与百姓的利益“博弈”中，政府官员是强者，百姓是弱者。除了政府官员“动物精神”造成和老百姓之间的分配不公，政府施政能力差也是国空民穷与衙空民穷的重要原因。如果说，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分配不公最终结果是造成“国空”、“衙空”与“官富”，那么政府施政能力差则侧重于造成“民穷”。施政能力差的根源在于政府施政能力未能与政府官员利益挂钩，政府官员利益未能同施政能力挂钩的制度根源在于未能使政府法人人格化。政府也是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是市场微观经济的主体，政府是市场宏观经济的主体。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的真谛是平等，平等的本质是人格平等，而人格平等的前提是市场主体人格化。只有人格平等，才有机会平等、竞争平等，才有效率。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政府也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那么政府人格化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必要的环节，是避免政府官员“动物精神”对老百姓伤害的首要环节。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制定一套各级政府间财税分成科学合理的“合约”机制，通过落实各级政府的法人劳动力产权，提高各级政府的法人主体性、提高各级政府发挥制度生产力的积极性，使各级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起有效调控作用的、适格的经济主体；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借助法律、道德和舆论的力量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活动遵循市场经济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守法的一般规则，不会为了政府自身利益而无限制地侵犯人民的利益；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处于人格平等的地位，政府的清廉高效才有法律保障，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运用才会得到有效监督，政府投资的企业——国有企业同民营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才会得到平等的解决；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使政府和公民一样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使政府的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而消除两极分化的根源，使改革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把政府排除于市场之外，表面上是限制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实际上是使政府超脱于市场游戏规则之外，为政府为所欲为提供世外桃园。为了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转变成昙花一现的“干预”，把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制度化并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是必要的；只有通过制度化法制化的凝固作用，才会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政府稳定的行为方式；只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市场经济的稳定环节，才能对人的理性预期产生积极的导向，从而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导向。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法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市场经济就是内外各种因素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过程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所以必须用对称的方法把握经济世界，用对称的方法定位政府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用对称的方法控制政府的“动物精神”，使政府行为包括宏观调控纳入法制化轨道。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配图来自网络无版权标志图像，侵删！
声明：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责任编辑：昆仑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