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在他的《中国经济专题》这本书中，认为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观点“回过头来看，竟然自成了一个以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产业技术制度内生、企业自生能力为主要内容的‘一以贯之’的经济发展转型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理论是最根本的理论，产业技术制度内生、企业自生能力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而林毅夫的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理论又是建立在西方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基础上。西方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就是以一般均衡论为出发点、以价格经济学为基础、以边际效率分析为核心、以配置经济学为落脚点、以线性思维方式为特征的经济学范式。虽然林毅夫否认西方经济学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强调研究中国经济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但由于林毅夫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与他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本质上仍然属于西方经济学范式，所以他的经济研究成果“新结构经济学”、“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理论体系”、“国际经济新架构”，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世界经济发展潮流貌合神离，给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发展带来的作用只能是消极、负面的，而不可能是积极、正面的。

　　林毅夫：“我接受波普的说法，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不被证伪。一个理论的推论和被解释的现象一致，只能说暂时可以接受这个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而不能说这个理论被证实了，认为理论被证实容易把理论当作真理，以为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 ①“现在的主流理论大部分是在发达国家产生的，那么它确实可以解释发达国家的现象，但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要素禀赋、制度安排不完全一样，因此，决策者所面临的限制条件和选择的机会成本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发达国家的最优选择，在转型中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不见得是最优的，也就是说，现有的主流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②“经济学是人的选择行为的科学，那么，从人的选择的最基本的动机出发来建立的理论体系，对人的行为有最大的解释力，贝克尔的贡献就在这一点上。” ③林毅夫的“不能被证实，只能不被证伪”的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的“理论”只能是神学或玄学而不可能是科学。科学虽然不可能被证伪，但任何科学，只要是真正的科学，就肯定能被证实。林毅夫在这里是用真理的相对性否认真理的绝对性，进而走向科学虚无主义的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真理观，然后得出人的理性就是选择理性、人们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随意选择“理论”的实用主义真理论。西方经济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不能被照搬照套到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等于经济学没有绝对真理，不等于没有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不等于不能从西方经济学、中国古代经济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横断科学、纵深科学、综合科学、哲学中扬弃、提炼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建立在归纳或统计基础上的“真理”固然只是暂时未被证伪，建立在典型分析基础上的真理，则永远不能被证伪。“人都是要死的”这个结论，从归纳逻辑来看，只是暂时未被证伪而不是不可能被证伪，但从对称逻辑来看，则永远不可能被证伪。任何普遍必然性结论即绝对真理的产生，都有一个从归纳到分析、从潜意识的分析到显意识的分析的过程。甚至逻辑科学本身的产生，也必须遵循这一过程。有的普遍必然性的结论似乎可以直接从不完全归纳得出来(比如“人都是要死的”)，实际上是由于这些不完全归纳的长期刺激，在人的潜意识里已经形成对特定对象的典型分析;只不过这种典型的分析隐藏在人的潜意识里，不为人所自知。只会做归纳和演绎的选择理性固然“所面临的限制条件和选择的机会成本不一样”而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擅长典型分析的创造理性则因为它的超越性和相容性，其适用范围完全可以打破时空条件的限制。西方经济学作为选择理性，不但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而且连他们自己国家的经济现象也同样解释不了，这不是真理的相对性，而是形式逻辑、选择理性的局限性。任何普遍必然性结论的产生，不能靠归纳演绎，只能靠典型分析;不能靠形式逻辑，只能靠对称逻辑。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只对经济现象进行排列组合、统计分析、归纳演绎，只能隔靴搔痒;研究经济现象、把握经济规律，只能靠对称逻辑的典型分析方法不能靠形式逻辑。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不懂对称逻辑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有科学价值的经济学研究。林毅夫：“所谓经济学的理论是用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系。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首先，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就必须严格遵守形式逻辑的要求，因为只有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几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才能说明清楚。” ④如果仅到此为止，林毅夫只是说明遵守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的必要条件，那也无可厚非。问题是，接下来林毅夫笔锋一转，“因此，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和所解释的经验事实一致。” ⑤这说明，形式逻辑不仅是林毅夫“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的必要条件，而且是林毅夫“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的充分条件。以形式逻辑为充分条件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其结论即使和所解释的经验事实一致，也只能“暂时被接受”⑥并不为奇，出现“当一个现象可以用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来解释时，通常也可以通过不同变量的选择组合，而同时形成几个内部逻辑严密并同样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⑦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也很正常。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以形式逻辑为充分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可以符合经济现象的某一侧面，但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的整体，因此也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后面的规律，揭示经济现象后面的本质;它可以被经济现象的某一方面证实，同样可以被经济现象的另一方面证伪。用仅仅满足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工作，只能对经济活动产生误导。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在形式逻辑上是严密的，也得到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巨大成就”的证明，因此在形式逻辑这个层面而言，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是真理。但就我国的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目前遇到的由于美国金融危机使美元不断贬值而我国却无可奈何的困境、国家为对冲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增发与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使国内通货膨胀的困境、因通货膨胀使人民不敢消费而使国内市场低迷、内需企业前景暗淡、失业率提升、资源枯竭、技术水平与产业结构提升速度缓慢、发展缺乏后劲等等现象来看，我国积累的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成功的标志而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失误的证明。形式逻辑用边际分析方法，对称逻辑用规模分析方法，只有规模分析方法才是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边际分析只能作为规模分析的环节而被包容在规模分析之中。用边际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真理;用规模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谬误，并给我国的发展战略造成重大误导，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既然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只能用规模分析，所以符合形式逻辑要求只能是经济学真理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仅仅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既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规模分析方法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运用，而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是对称逻辑的方法，所以只有不但符合形式逻辑、而且符合对称逻辑的经济学理论才是真理。这样的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所以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人类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都只研究构成经济活动与经济发展本质与规律的某个层面、某种要素、某类结构，因而都不能从总体上揭示经济活动与经济发展的本质与规律。与时俱进，根据新经济时代的要求对它们扬弃、综合、升华，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与经济发展本质与规律、建构对称经济学体系的必经途径。通过对各种经济学流派按不同的参照系进行定位，然后对他们进行扬弃，成为自身的组成部分，也是对称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法之一。只有以五度空间为参照系，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背景下通过对称分析而形成一元化的人类经济学。用对称的方法认识经济，首先要求经济主体与经济对象的对称。经济学的多元化，不能排除每一“元”都必须能自圆其说，在特定参照系中必须是绝对真理。但由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与主体性上的缺陷，所以他们连“多元化”中的每一个“元”都算不上，只能算为真正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参照价值的资料。决定经济解释能否得出正确结论的，关键的不在于解释本身，而在于解释者的思维方式。如果思维方式停留在归纳(统计)、演绎这个线性局面上，那么再精密的解释过程，籍以建立起来的再严密的数字模型，也难以保证其结论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同样的“经济解释”，不同的主体、不同的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在特定的参照系中，这不同的结论中只有一条是正确的。从一般经济学角度来看，只有同宇宙本质相一致的对称思维方式，才是正确的思维方式;只有同宇宙本质相一致的对称方法、五度空间方法、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方法、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方法、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才是科学的方法。而用形式逻辑作指导，经济解释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形式逻辑为逻辑充分条件进行“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建构起来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不管逻辑多严密，在理论上都不可能真正自圆其说，在实践上都经不起长期检验。

　　经济是社会复杂系统。经济信息是无序的，经济知识是有序的;经济感性是无序的，经济理性是有序的。人的认识从经济信息上升到经济知识，从经济感性归纳到经济理性，就是人的“理性”从有限上升到无限、从相对上升到绝对的过程。对界线明确的特定经济对象的规律性的认识，可以深化，不可以证伪。可以证伪的，是伪科学。用对称逻辑的眼光看来，自诩“唯一”“科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恰恰就是这样的伪科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把可证伪性作为经济学的本质属性，只能证明它们底气不足。经济学数学化的根源之一，是西方经济学研究人的理性行为，不研究人的非理性行为。这是把经济学的不可能性结论作为前提，虽然这种做法贴上了“理性”的标签。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从理性主义出发而陷入经验主义，说明他并不是真正的理性主义;而经验主义本质上必然要陷于相对主义。反过来，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的科学发展观把多元的理论发展看成是非连续的过程，则把各种理论的产生看成是非还原的、独断的，因而倒陷入绝对主义。这就是科学发展观上的“两极相逢”。只有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两个极端的扬弃，实现从还原论到整体论的超越，才是唯一可行的科学方法论。能够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两个极端的扬弃、实现从还原论到整体论的超越的，只能是对称逻辑而不可能是形式逻辑。真理是具体的。抽象的“真理”在“自圆其说”时会陷入“悖论”，在实践运用中会陷于“悖境”。经常陷入“悖论”、陷于“悖境”、有时还会陷进“囚徒困境”的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源于西方哲学的正统地位;西方哲学的正统地位，源于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的正统地位;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的正统地位，源于传统形式逻辑普适性的绝对性、线性思维方式的统治地位。然而，也恰恰就是悖论与悖境的大量出现，宣告了传统形式逻辑普适性的绝对性与线性思维方式的统治地位的终结。形式逻辑不能作为建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充分逻辑，只有对称逻辑才能成为建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原则。

　　林毅夫由于秉持形式逻辑充分性的、西方经济学通行的线性思维方式，所以他在经济学范式上仍然属于西方经济学。林毅夫：“能够用一般均衡，就用一般均衡，不容易用一般均衡表达的时候，就用局部均衡。” ⑧“局部均衡”的方法论本质仍然是一般均衡。这说明，林毅夫否认绝对真理是假，把头脑中的西方经济学看成绝对真理是真。西方经济学就是把经济学看成“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系”即均衡关系体系，而把经济学看成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否认经济学是关于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一般均衡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配置经济学和价格经济学均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把一般均衡论看成绝对真理，就是把西方经济学看成绝对真理。一般均衡论是西方线性思维方式的产物;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理论的西方经济学，不但不能解释中国经济，而且也不能解释西方经济，所以一般均衡论是根本错误的理论。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也是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对称和均衡的区别在于：均衡是客体和客体的平衡，对称是主客体的平衡。经济学的对称和其他科学的对称的不同点在于：经济学的对称是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的对称。经济规律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社会经济系统的各个层次、各个要素是互相联系、缺一不可、平衡发展的。主体一方面，要遵循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不能违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人在经济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人的行为和意识的要素构成经济规律的一个层面。人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些规律发生作用的方式，从而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只有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出发点和核心规律的对称经济学，才能正确解释经济，才能正确解释作为经济复杂系统典型的中国转型经济。

　　对称逻辑以对称规律为基本的思维规律，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对称的逻辑。对称逻辑就是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产生，既是人类思维、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悖论”“逼”出来的产物。“悖论”，是对称逻辑产生的催化剂。对称逻辑的产生是逻辑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对称思维是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阴阳对立、义利统一、内圣外王、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对称思维方式，是中国哲学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哲学的独特优势，同宇宙的对称发展规律有着天然的一致性。正是靠着对称思维方式，奠定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对称逻辑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对称哲学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对称经济学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对称逻辑-对称哲学-对称经济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产生，符合人类思维发展的、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自然历史过程。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陈世清：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与对称经济学方法（二）

　　林毅夫：“数学不是经济学，数学只是一种逻辑工具，其实逻辑性强的人即使不用数学，只用语言也是能把这种因果关系讲清楚的。” ⒃但林毅夫同时又说：“但对于同学们来说，我认为数学是加入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票，各位在当学生时要尽力学好数学工具，拿到进入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票”。⒄林毅夫第一句话认为数学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林毅夫第二句话认为数学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从形式逻辑上看，林毅夫这两句话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这又和林毅夫的“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就必须严格遵守形式逻辑的要求”相背离。遵守形式逻辑虽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充分条件，然而又确实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数学，则既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充分条件，也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充其量是某种程度上有用的工具之一。如果说一门学科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才是成熟的学科，那么也只有在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如果不是在正确的思维方式指导下，以正确的内容为基础，运用数学只能是文字游戏、哗众取宠、故弄玄虚、故作高深，形式再精美也只能是水上浮萍、南辕北辙;数学模型越精致，越是误人子弟，离成功地运用数学十万八千里。用数据与数理逻辑说话，本身就是货币经济学范式的产物。要不要用数据说话、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述，不是方法、逻辑、语言表达方式之争，而是方法论之争;而隐藏在方法论之争背后的，是范式之争。西方经济学论著中通篇数据与数学符号，不是其学科成熟的标志，而是其线性思维方式使然;要不要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经济学原理的结论就在线性思维方式的前提之中。西方经济学用剔除主体性的数学模型方法来研究博弈论的数理博弈论，相当于用力学方法来研究量子力学，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西方经济学非数理博弈理论，否认了博弈理论中逻辑的普适性，等于说博弈理论可以不需要逻辑来建构，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里方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家最拿手的数学方法，由于本质上属于传统逻辑范畴，其先天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对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的解释的苍白无力和缺乏指导意义。霍金用数学方法推出整个宇宙起源于既存在又不存在的 “奇点”，这个“奇点”不是宇宙、时间真正的起点，而是荒谬的极点。这说明，用数学这种抽象的方法来演绎复杂的过程、推断具体的结论，无异于用树叉来打渔。

　　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等人工语言虽然都是语言，因而都是思维的形式，但同思维内容的关系不同：前者的“自然”性质，使其同内容有着天然的一致，而后者由于形式化了，所以同思维内容距离较远。所以用自然语言建立的模型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原始统一的概念的模型，因而更符合真实;而用数学语言建立的模型则只是思维形式的模型，因而往往脱离现实。虽然前者看起来浅显，然而揭示了事实的真实本质，因而更深;而后者虽然看起来深不可测，然而只是形式化的东西，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沾边，因而更浅。这就是经济学深和浅的辩证法。用高度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来建立具有高度具体性的经济学模型，本身就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经济学数学化的认识根源在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同人的主体性的对立。实际上经济社会的规律性同人的主体性是统一的，前者恰恰通过后者体现出来，正好像微观世界的自然规律通过基本粒子的无序运动体现出来一样。经济世界的多样性与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决定了在经济学体系中，传统逻辑是必要的，数理逻辑、数学工具是有益的但不是必要的，更不是充分的，过量使用是有害的。重形式轻内容、重技巧轻思想，过度迷信数学模型、把数学模型神化，把建立数学模型看成建构经济模型的唯一手段，是西方经济学模型远离经济现实、特别是远离中国经济现实的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整体上脱离实际，使之显得似乎不够科学。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就用严密的数学推理来使之披上科学的外衣。可是，当它这样做时，却使自己离现实更远，数学推理越严密，使自己越不科学。“精致”的理论体系及其“精致”的模型缺乏现实的基础，只能失去对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那么多的例外甚至“悖论”存在，是由于传统逻辑的线性思维方式所致，是由于线性思维方式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不对称所致。经济现象是经济社会生活中最具体、最核心的现象，要解释经济现象、特别是转型中国的经济现象必须用对称逻辑。

　　经济世界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经济科学是研究经济世界实体、属性、关系的，数学是纯粹研究数量关系的。经济系统的功能是经济要素和经济结构统一的属性深层次的结构是经济事物的本质。结构就是要素的结构，所以结构的属性已经包含了要素的属性在内。现代经济的发展，结构功能所占的比重比单独的要素功能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由于忽视了结构的功能，只看到要素的数量属性，不能反映任何层次的本质，虽有抽象的认识意义，却无任何实用价值。线性的知性逻辑只能使经济科学成为抽象的真理。意义和价值的不对称不会使经济学成为合理的真理。经济学的核心是价值,价值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只体现关系的价格只是价值的局部表现。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这个经济学数学化的前提不成立。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不管推导过程逻辑多么严密，数学体系多么完整，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以偏概全的根源在于把经济学看成局部学科，这在前知识经济时代是正确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学是整体的学科，经济学数学化将制约经济学的发展。数学的纯理性、抽象性与横断性使之不具备形而上学功能。从表面上看，数学是实证的;然而从本质上、整体上看，数学工具是不实证的。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都是从数量着眼对经济学形式化，不能产生新内容、新观点。除了数学以外，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数学化。数学悖论的产生、危机的出现，说明数学本身也要运用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不对称的思维方式，只能使数学发展陷入困局。无论是数理逻辑还是数学,其普适性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数学只能是经济学辅助工具而不是必要的工具。经济发展是对称的过程，中国转型经济发展是对称的过程，经济科学发展是对称的过程，数学本身的发展也是对称的过程。只有对称地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数学属于知性逻辑，经济属于复杂现象，作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学，必须用新的、与之相对称的思维方式来整合，这个思维方式就是理性逻辑——对称逻辑;必须用新的、与之相对称的哲学范式来建构，这个哲学范式就是对称哲学。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陈世清：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与对称经济学方法（三）

　　对称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而非增长经济学。增长经济学着眼于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规模的扩大，发展经济学着眼于国家、民族主体性的增强，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全球化并不否认国家、民族的主体性;相反，经济全球化以国家、民族的主体性为前提。产业结构由劳动力密集为主向资本密集、知识密集为主的提升，增长方式由产品运营为主向资产、资本、知识运营为主的转变，既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向，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自觉地、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上述发展转变过程，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因而是必然的。问题的关键，是使这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要靠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国家与国民的自觉能动性。如果否认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国家与国民的自觉能动性，把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提升、增长方式转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纯客体的“要素禀赋”上面，那么只能跟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而要理解这一点，又必须靠对称的、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之所以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是因为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与其说是例外，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五度空间模式的典型，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经济发展的典型现实相对称。根据五度空间模式，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是双向同步过程。西方经济学家在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时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思维方式同客观现实的不对称。西方经济学的主体性和逻辑性是对立的。有逻辑则无主体、有主体则无逻辑，是西方经济学形式逻辑基本思维方式带来的悖论。新古典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使其内容和形式、观点和方法、理论和实际不对称，整体上滞后于西方经济的发展，不能解释、指导经济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更是一种误导。由于林毅夫秉持西方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与经济学范式，所以他无法正确定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无法正确定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关系，无法正确定位中国国家的主体性——国家与国民的自觉能动性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林毅夫：“发展中国家在产业、技术结构上以及社会、政治制度上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以及制度看起来都比发达国家落后，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成为发达国家，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以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都是必须的，但是，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是内生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如果不提升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而试图去提升这个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结果就是拔苗助长的赶超。” ⑨林毅夫：“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会有竞争力，企业靠自己改善经营管理就可以获得正常利润，政府可以减少补贴，社会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而按照赶超发展战略，经济就会变得没有效率，还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在分析问题时，需要看到短期和长期的差别。假如现在有两个发展中国家，初始的经济规模一样大，一个国家采用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一个国家采用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短期内之内，采用赶超战略的国家重工业确实会迅速建立起来，满足了很多刚刚独立的或解放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快速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但是从长期、动态的角度看，这个国家所创造的剩余却很少，因为它所扶持的产业即使有剩余也是从其他部门里转移过来的，而真正能够创造剩余的产业却因为得不到资本而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本得不到积累，经济规模也就扩张得非常缓慢，甚至出现停滞和危机，所以赶超战略支持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而像上面讲到过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因为创造了很多的剩余，经济规模也扩张得非常迅速。” ⑩看来林毅夫“比较优势论”的立足点是“经济规模”，参照系是经济规模“扩张得非常迅速”还是经济规模“扩张得非常缓慢”，实现经济规模的机制是价格、利润与资本积累。这只能说明林毅夫“比较优势论”的经济学范式是增长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客体是要素，主体也是要素，而且是最重要的要素。人的要素是首要的要素。改革开放意味着以往建立在经济、超经济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摆脱。人的主体性，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标准与动力。改革开放以前生产力发展不快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超经济强制对人的主体性的压制，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人的主体性的解放。团队主体性、企业主体性、区域主体性、政府主体性、国家主体性，是逐步放大了的人的主体性。总体上改革开放使国民整体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起点平等，大大提高人的主体性，对人的行为从质和量两方面作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导向。制度高于技术，结构对要素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产权制度只是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私有制是产权制度的必要环节，而非必要条件)对人的主体性的导向、催化和提高来实现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是转型对人的主体性的解放。改革开放以来的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在这样的“经济学”的引导下，不是使财富成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为财富的手段;不是使经济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而使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越快，人越成为财富与经济的奴隶。殖民主义的要害与危害，就是摧垮我国民族的主体性。如果说，近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抢占地盘，现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经济侵略，那么当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对我国的经济文化统治。主流经济学用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主体性，用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资源配置型、世界工厂论来单向定位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片面追求GDP的增长、经济规模的扩大与资本的快速积累，只会使中国经济在变幻莫测的世界经济波动中处于危险的境地。只研究经济发展、不研究人的全面发展，是主流经济学的模型不具备解释力、不具备指导力的根本原因。对称经济学范式与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把后者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再颠倒过来，实现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统一，把主体素质特别是创新能力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放在经济发展的首要地位。这既是生产力发展的逻辑的要求，也是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要求，因而体现了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客体是要素，文化也是要素，而且是更重要的要素。要素禀赋论与比较优势论是否正确，前提是搞清楚什么是比较优势;搞清楚什么是比较优势的前提，是搞清楚什么是比较优势的思维方式。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什么，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那么，我们考察比较优势的正确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是牛顿力学的线性的、纯客体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还是量子力学的主客体统一的、整体论的思维方式?中国“天人合一”中所蕴含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对于建立对称经济学与对称经济模式有着先天的优势。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奠定了经济学形而上学——对称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对称哲学，则奠定了对称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对称经济学，是对称的经济发展观的理论依据;以对称的经济发展观为指导，可以形成对称管理学、建构对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优势之所以能转变为后发优势，就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碰撞，产生出五度空间的、对称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哲学的、经济学的、管理学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并带动制度的、管理的、技术的、产业的创新。通过这些创新，可以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中国经济之所以是对称经济，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对称文化。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可能后来居上，是因为中国经济是对称经济。中华民族的对称思维方式是中国主要的要素禀赋，也是中国主要的比较优势。很可惜秉持西方实证主义思维方式的林毅夫先生看不到中国这方面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要素有禀赋，结构也有禀赋，而且是更重要的禀赋。单个资源必须放在整个社会系统的环境中定位，才能真正做到最佳利用。在知识经济时期与对称经济学范式中，从宏观来看的国内国际经济结构是五度空间的，而不是平面二维与三维空间的。在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的今天，要用系统论来扬弃还原论，用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定位要素禀赋。劳动力密集这个要素不可能单独发挥作用;与劳动力密集这个所谓比较优势相配套的，是资源密集，而我国恰恰是人口平均资源贫乏的国家，用劳动力密集这个要素禀赋产生的“比较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劳动力密集型经济，只能造成我国资源枯竭。这说明：从某个要素看的比较优势，从结构上看很可能恰恰是比较劣势。用某个要素来说明比较优势形成模式发展产业，其结果很可能不是扬长避短，而是扬短避长。要素禀赋最重要的是结构，比较优势最重要的是结构，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所谓结构优势，就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从不对称向对称、消极对称向积极对称转化，在此过程中使人的素质和要素禀赋二者都得到提升，实现劳动力密集和知识密集的统一、劳动力密集和资源再生性开发的统一。对称结构，是转型经济的最深层机制。知识经济使经济全球化、生产社会化程度得以按几何级数增长，这种按几何级数扩大的生产社会化本身就可以使价值得以扩大、提升、再生。因此，知识经济以放大的形式，使资源的再生优于资源的配置、资源的配置从属资源的再生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得以展示和充分发挥。转型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运营、生产社会化所带来的资源再生，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再生与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增长。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不仅仅是民间与政府、企业与产业的关系。从结构上看，市场除了民间与政府、企业与产业的关系以外，还有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物质经济与精神经济、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关系;在性质上，还有财富与幸福的关系;在空间上，还有企业、产业、区域经济同全球经济的关系;在时间上，还有配置与再生、生产周期与循环经济的关系。在配置经济学看来，比较优势是要素概念;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从诸如人口、劳力、资源、成本等要素考虑的比较优势;其定位是纯客体的。在再生经济学看来，比较优势是结构概念;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可以通过主体对客体的整合，使区域的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显示出优势，其定位是主客体的统一。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互补性强，经过协调就可以门类齐全、结构完整、化劣为优;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是一个从本土化到国际化、从区域经济到全球经济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的过程，从本土化、区域化到国际化是中国全球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个时间结构可以使中国经济在本土化基础上国际化、主体性前提下全球化，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显示出时间结构优势。时间结构优势与空间结构优势二者是统一的：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通过时间结构优势展开为空间结构优势，用空间结构优势提升时间结构优势。大中华经济圈使中华民族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得以有机结合，经济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使中华民族得以再次腾飞。这说明：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完整把握经济系统，才能给经济系统中每一个要素与关系以合理定位，建立合理的结构，形成真正的比较优势。

　　增长经济学以“要素禀赋”为核心概念，发展经济学以“经济主体性”为核心概念。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比较优势只有通过对外贸易才能实现。如果一个国家以比较优势作为经济增长的立足点，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只能是外向型增长模式。可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证明：外向型增长模式只能带来国内资源枯竭、商品匮乏、

　　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后果;出口产品换来的大量外汇随着美元的不断贬值而不断缩水，靠血汗工厂、廉价劳力生产的产品等于白送人。市场让出去了，技术没有换回来;相应国内的国民创新体系却受到“比较优势论”、“市场换技术”理论及根据这种理论制定出来的各种政策、特别是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冲击而不断萎缩。事实证明：建立在“比较优势战略”基础上的出口导向型劳动力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是舍近求远、舍本求末、本末倒置的增长模式，是典型的泡沫GDP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跛脚的增长模式，是一条与我国大国地位和真正的“要素禀赋”特征极不对称的、畸形“发展”的模式。实践证明：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扩大是以牺牲民族的与企业的经济主体性为代价，那么其增长将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一国离开客体要素禀赋就没有比较优势，就会使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就会引发国内经济不景气、产业结构不能升级，那只能说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本身就有问题。全球化对不发展国家是有利还是不利，关键在于不发达国家的主体性发展程度。像我们这样全世界人口最多、国内市场最大、产业结构最齐全、产品门类最完整、各地区各具特色又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应该包括创新—创造—创业机制畅通灵活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结构完整的经济体系、核心技术保密体系、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粮食危机防范体系、战略物资储备体系、内需导向型市场体系、民生保障体系、各区域优势互补体系，以及为建立这样的体系所必须的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先天的和外国相比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也不是资本积累、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扩大的速度。民营企业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但作为国家和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如果不是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定位经济发展模式，那么就无从理解企业主体、区域主体、民族主体、国家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能理解国际经济关系、区际经济关系。要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就不能以价格机制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而必须以价值机制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民族与国家的经济主体性，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机制的前提与组成部分。以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主流经济学的要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用价格机制“优化”配置全球资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价格机制来吞掉国家与民族的经济主体性，把贫富两极分化从国内扩大到全球;在全球“价格”机制的基础上，把西方“价值”观念和霸权主义通过“颜色革命”推广到全球。配置经济学——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机制一元化、利润最大化、经济规模最大化是西方价值一元化和把经济全球化演变成世界单极化的理论基础与理论工具。市场经济是主体经济，也是立体经济。如果说，过去的计划经济是从宏观方面违背了市场主体化、立体化原则，那么“世界工厂论”、“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则是在微观产业层面违背了市场主体化、立体化原则。市场主体化、立体化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统一的基础，也是对称的经济发展观的基础。只有对市场的立体的思维，各种对立才会扬弃、分歧才会趋同，各种意识形态才会被统一到科学的发展观中，成为一元与多元相一致、绝对与相对相统一的完整严密的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科学理论体系对称经济学体系。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陈世清：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与对称经济学方法（四）

　　林毅夫的要素禀赋论与比较优势论属于西方配置经济学范式，而配置经济学源于选择理性。林毅夫：“我是接受贝克尔的看法的。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选择的科学，以决策者是理性的为出发点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我认为这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理论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⑾“不管在什么社会里，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指的是一个决策者在作决策时，在他可作的选择中，总会选择他认为是最好的选择。” ⑿按林毅夫的说法，发展中国家是采用比较优势战略还是赶超战略，是决策者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决策者理性选择的依据是利益最大化和要素禀赋。以决策者是理性的为出发点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是正确的，把人的经济理性归结为选择理性是错误的。人的“理性”必须被理性地对待;过分“理性”，使之庸俗化固然不行;但没有理性，或让感性战胜理性，也不足取。人需要理性，也同样需要把“理性”约束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人的理性不仅表现在选择，人的理性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创造。把人的理性限定在选择，是配置经济学的思辩产物;把人的理性升华为创造，是再生经济学的哲学概括。因此，再生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价值经济学与价格经济学：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也有不同的理性标准。人类第一次创业与第二次创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本质不同;在人类第二次创业时期，经济学范式同人类一次创业时期的经济学范式有本质不同，因而也有本质不同的经济理性标准。选择哲学与配置经济学一样，其历史背景是小商品经济;创造哲学与再生经济学一起，是知识市场经济的时代精神。随着选择哲学被创造哲学所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将转换为再生经济学范式。

　　对称

　　选择理性 配置经济学

　　对称

　　创造理性 再生经济学

　　人的理性与经济学范式

　　就选择理性本身而言，也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在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选择时，都是理性的;问题是理性的人在进行选择时要受制于现有的社会条件：制度与政策导向的制约。利益有不同的层次，理性本来也有不同的层次。当低层次的利益与高层次利益、低层次理性与高层次理性、企业理性与政府理性、国民理性与国家理性有冲突时，应该通过制度设计与政策导向，使国民素质提高与社会理性选择能力结合起来;在国民素质提高的基础上，在进行社会选择时，更多地看到自身根本的、长远的、全局的利益。这与其说是社会选择问题，还不如说是社会改造问题;社会选择问题从属于社会改造问题。把决策者混同于一般个人，把政府混同于企业，把理性混同于选择理性，然后笼统地以利益最大化和要素禀赋为决策者选择比较优势战略的依据，是草率和片面的。

　　从选择理性来看，要素禀赋是静态的、纯客体的。从创造理性来看，要素禀赋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先天优势能否转变为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取决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要靠提升要素禀赋，提升要素禀赋使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微观体现。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在资源禀赋观与上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和选择理性的局限性。

　　从选择理性来看，比较优势是静态的、纯客体的。创造理性认为，比较优势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由主体来定义与定位。因此，离开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不同阶段，静态地、消极地看待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实际阻断了像我国这样目前来看资源贫乏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发展道路，使之消极地沦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糊口。所以，要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同建设我国国民创新体系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从工业经济的眼光消极地、静态地、纯客体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问题，只能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使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更严重，使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弱化，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会越来越强化。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而恰恰是后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规律性的普遍现象。西方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歇尔、俄林、萨谬尔森等人的建立在“生产要素比例——生产要素密度原理”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原理，只适合于工业经济时期。在人类创业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同一个地方、同一种要素禀赋、同一种文化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也就有不同的地位。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发展，可能要以西方“天人相分”的哲学为背景;而以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则恰恰需要以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参照。在工业经济时代，也许东部平原地带更适合车水马龙;在生态创业时期，也许人们更需要西部山区的郁郁葱葱。我国劳动力密集的优势并非只能通过出口产品价格低廉来体现;植树造林、开发荒地也许更能产生生态生产力。“竞争力”这个时髦概念出现于自由竞争时期;然而就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结构而言，“生产力”是个更重要的概念。以竞争力为核心，价格举足轻重;以生产力为窠臼，人的数量与质量更根本。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决定不同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是主体决定客体而非相反。

　　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要靠模式转轨，模式转轨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宏观展开。在16、17世纪以前的一、二千年间，中华文明曾经作为人类当时最鼎盛的文明，中华文明都占有主导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衰弱，人类文明才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方世界独占鳌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经济全球化时期，全球经济是一个巨型系统，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主体性，或有主体性而不参与全球化，都不能使自己处于同全球经济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从而实现能量、信息、物质的交流与再生。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主体性使之在经济全球化中可以使自己处于同经济全球化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在全球经济重新洗牌中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从而实现跳跃式且可持续发展。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生产资料共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优势;中华民族固有的集体观念和协作精神优势，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神优势。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经济比较优势。在中国经济学中，创业经济学是基础，知识运营学是主导，纵深科学是把它们贯串起来的线索和纽带，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完整体系。而林毅夫的建立在“要素秉赋”论基础上的“比较优势论”、“世界工厂论”、“市场换技术论”则已经被全球金融危机、被全球金融危机逼出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展模式转轨的实践所证伪。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陈世清：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与对称经济学方法（五）

　　林毅夫：“因此，两个国家从长期比较起来，当然是采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发展较好，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可谓‘欲速则不达’，这是短期的赶超和长期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但是很多国家领导人和社会精英都看不到这个矛盾，只看到本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与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并急切的想要弥补这一差距，却不知道产业、技术结构都是内生变量，不能靠直接干预去改变。” ⒀林毅夫这种“产业、技术结构都是内生变量，不能靠直接干预去改变”的思维方式就是经典的线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否定了在知识经济时代通过全球知识的重新洗牌实现技术和经济的重新洗牌使发展中国家实现后来居上的可能。这实际上就是说，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取决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取决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对称经济学的发展模式，是五度空间的发展模式。五度空间的发展模式更全面、更系统地揭示了经济技术发展的本质和结构。五度空间模式揭示了知识经济(层次)、全球化与多元化(空间)、超速发展(时间)、合作主导竞争与双赢发展(性质)的相互关系。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将带动经济技术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是双向同步过程，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阶段发展并后来居上;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技术结构、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就应该是以创新业为先导、知识业为主导、制造业为核心、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配套的再生型→循环型→生态型→稳定型→对称型结构,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与超速发展。我国实行赶超战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目标决定战略而不是相反。企业的目标是利润;对于数字经济学来讲，国家只是放大的企业，宏观经济只是放大的微观经济，因而国家的目标是GDP增长。在他们看来，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几千亿人民币的损失，国家财政拿出几百亿来重建，不是中国人民财富的损失，而是为GDP增长、企业利润增加、国家经济规模扩大带来机会的大好事。这种扭曲的、宏观经济微观化的 “破窗”经济学固然可以作为民营企业的指导，但作为政府绝对不可以随鸡起舞。我国国家的发展目标、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强、社会可持续发展，并以此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发展战略的最高指导思想，而不是以GDP增长最快、经济规模最大、资本积累最多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发展战略的最高指导思想。由国家的发展模式决定国家的发展战略，由国家发展战略决定产业、技术结构，与其说是政府直接干预，不如说本身就是产业技术的内生变量。

　　中国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后发优势，不仅在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而在于新的科技革命为中国对称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对称思维方式大显身手提供了平台。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催化剂，是中国科学发展、并用科学发展带动经济技术发展的最大的先天优势。

　　当然，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知识与经济的全新洗牌，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发挥作用的。只是在社会领域与在自然领域，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后者自发起作用，前者要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这个“自觉活动”就是自觉地用“先天优势”来激发“后发优势”。没有这种“先天优势”的激发作用，“后发优势”只能是一种落差;不但不能实现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而且只能扩大差别。所以，找准先天优势，理顺先天优势与后发优势之间的先后程序、层层递进关系，是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关键，也是落后国家在全球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中后来居上的关键。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对称思维方式的先天优势，是发挥中华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先天优势、并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前提，而把先天优势通过主观努力转变为后发优势，就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内生变量”。

　　思维方式创新

　　哲学创新 哲学后来居上

　　哲学范式创新

　　带动

　　经济学创新 经济学后来居上

　　管理学创新 管理学后来居上

　　制度创新 制度后来居上

　　知识创新 知识后来居上

　　科学创新 科学后来居上

　　技术创新 技术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知识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信息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服务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传统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技术内生变量形成路线图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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