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论思维方式的要害，就在于宏观经济微观化，把完整的经济系统搞得支离破碎，肆意夸大某个要素、关系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作出错误的结论。茅于轼的还原论思维方式首先表现在以“平等自由的交换可以创造财富”这一命题作为他的“择优分配原理”的逻辑前提。茅于轼说：“由于交换创造财富的这一点被人类明白了过来，不一定要劳动创造财富，交换也创造财富。交换和劳动要一样看待，都是财富的创造。” ①“经济学研究财富如何创造。它的答案极为简单：平等自由的交换必定有财富的创造”。“还有其他带有基础性意义的理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交换理论。两个人平等自愿地交换，就产生社会财富。如果大家都在交换，社会财富就越来越多。”②茅于轼说：“还有个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牛顿定理’的看法，就是平等自由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③茅于轼这三句话里蕴涵着一个悖论：前两句话认为人平等自愿地交换“就”、“必定”产生社会财富，在这两句话里平等交换是创造财富的充分条件;第三句话又认为“平等自由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平等自愿地交换”到底是产生财富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如果说，“平等自由”不等于“平等自由地交换”，“平等自由地交换”是产生财富的充分条件，而“平等自由”是“平等自由地交换”的一个要素，因此是必要条件，那么请问：能从充分条件推出充分条件中所包含的某个要素一定是必要条件吗?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传统形式逻辑即亚氏逻辑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经济学是复杂性科学，研究经济学不遵守形式逻辑会出现悖论，仅仅遵守形式逻辑也会出现悖论。辩证逻辑是比传统逻辑发展的更高阶段，对称逻辑又是辩证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遵守辩证逻辑不是违背形式逻辑，而是超越形式逻辑。扬弃包容形式逻辑的对称逻辑，既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学研究的充分条件。
财富与价值不能划等号，交换(流通)是创造价值的充分条件不等于交换(流通)是创造财富的充分条件。财富的创造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每一个环节确实都是必要的。“平等”“自由”和“交换”无论是各自来看还是合成一个“平等自由交换”的整体来看，都只是产生社会财富的必要环节。通过交换(流通)可以产生新价值，但只是创造单元财富全部价值的必要环节与必要条件，不是创造单元财富全部价值的全部环节与充分条件，创新和劳动是现实产生社会财富全部价值更重要的环节与条件，通过交换(流通)产生出来的新价值并不足以单独构成新的财富单元。茅于轼“不一定要劳动创造财富，交换也创造财富”是把交换看成创造财富的充分条件，这是错误的。交换(流通)是创造财富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将决定整个经济学大厦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认为交换是创造财富的充分条件，经济学大厦就可以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础上;而茅于轼的“平等交换”产生社会财富的命题，要害就在于把必要条件混同于充分条件，通过这种偷换概念，为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提供理论依据。如果“平等交换”只是产生社会财富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那么产生社会财富就除了“平等交换”以外就还需要其他条件，如政府宏观调控，如创新、创造、创业，如民主与法制，那么经济学大厦就只能建立在对称经济学的基础上——社会与市场是立体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民间与政府是对称的两个环节，也是经济车轮向前滚动的两个对称的轮子;所以经济自由是充分的不是完全的，政府宏观调控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就不能成立，自由就必须被限制，而社会主义却可以顺理成章。“平等交换”是产生社会财富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决定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理论分歧。在这里概念的细微差别、逻辑的严密与否决定了整个理论范式的不同，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起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茅于轼在这里是在偷换概念：通过把价值和财富划等号，把交换是创造价值的充分条件偷换成交换是创造财富的充分条件，从而把交换作为财富产生的必要条件偷换成充分条件，把立体的市场经济偷换成平面的商品经济，把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偷换成科学的经济学，并用所谓“社会科学的牛顿定理”给这种“科学的经济学“披上科学的外衣。众所周知，无论是公理还是定理都必须概念清晰、逻辑严密、在特定参照系中不可证伪。概念模糊、逻辑混乱、经不起实践推敲的“科学定理”没有任何科学价值。
茅于轼的这种偷换概念的手法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中国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惯用手法，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一方面，他们说“理性经济人”是假设，另一方面，一转身他们就把这种假设当做公理进行经济学推演；一方面，他们说经济学是实证性科学，另一方面，他们把假设当公理进行推演得出的结论又很容易被证伪；一方面，他们极力把经济学打扮成物理数学那样的硬科学，煞有介事地进行经济学实验，建构各种用高深的数学进行推导的经济学数学模型，另一方面当他们的结论、模型被事实证伪时又狡辩说，可证伪本来是科学的本质属性——反正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茅于轼的还原论思维方式其次表现在以“帕累托最优”作为他的“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出发点。茅于轼在《择优分配原理》一书中④通过引进帕累托最优理论和帕累托改进理论，提出他的择优分配原理，并以这一前一后两个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探讨了我国目前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双轨制”、效率与公平、均衡价格、多目标规划、耕地红线、经济自由、经济适用房、我国改革的方向问题等，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根据他的整个思想脉络，可以说他的择优分配原理的理论出发点就是西方100多年前简单商品经济时期提出来的“帕累托改进”理论。
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改进状态：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可以使其中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改进”理论只讲部分人“更好”，不讲整体人“更好”;只从数量上着眼“更好”，不从质量上着眼“更好”;只是孤立地考察“更好”，不考虑“更好”后面的机制是掠夺机制还是平等竞争机制，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其中渗透的线性思维方式是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而整个配置经济学均是线性还原论思维方式的产物。“帕累托改进”模型所运用的数学工具无论是线性规划还是非线性规划、所实现的目标无论是单目标规划还是多目标规划，其中所渗透的思维方式均为线性思维方式。线性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也许在数学上是严密的，但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在任何约束条件下都根本不存在 “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不会使任何一个人变得更好”的绝对均衡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宇宙是不断再生的过程，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是不断再生的过程，再生经济学就是指导人们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下，通过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不断打破主客体均衡状态，在各种约束条件下使社会资源、自然资源不断地、更好地再生，这个过程也不是什么在现有约束条件下“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更多的人变得更好的“帕累托改进”，而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过程。作为个人是物质利益、精神利益，绝对利益、相对利益的有机体，作为社会是各种利益错综复杂的综合体，作为资源再生过程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作为资源分配过程的“帕累托改进”有本质的区别：前者的出发点是经济发展的起点和经济学的公理前提即主客体的动态的相互作用，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是资源不断再生的过程，因此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以平等为核心机制的、伴随优胜劣汰、利益此消彼长、效率与公平互为前提的社会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过程;而作为后者的出发点的只不过是虚拟的、静态的“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其过程只不过是“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期间生产只有量的增长没有质的再生，分配只顾绝对量的增加不顾相对量的公平;其结果就是只顾效率不顾公平，只顾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这种“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改进”的理想状态与其说是所谓“公理化假设”，还不如说是把结论当前提更恰当。这种线性思维的理想化假设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解释经济现象、描述经济增长也许有近似的真理性，但在需要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才能把握的现代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用来解释经济现象、反映经济发展规律、提出所谓的“改进”建议则只能是画饼充饥。
“择优分配原理”的经济学范式“配置经济学”是过时的理论
在“配置经济学”看来，实现现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过程是选择的过程、分配的过程，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实现现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过程是创造的过程、资源再生的过程。分配源于选择理性，再生源于创造理性。再生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价值经济学与价格经济学：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也有不同的自由标准。人类第一次创业与第二次创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本质不同;在人类第二次创业时期，经济学范式同人类一次创业时期的经济学范式有本质不同，因而也有本质不同的经济理性标准。选择哲学与配置经济学一样，其历史背景是小商品经济;创造哲学与再生经济学一起，是知识市场经济的时代精神。随着选择哲学被创造哲学所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将转换为再生经济学范式。
人的“自由”必须被理性地对待;过分“理性”，使之庸俗化固然不行;但没有理性，或让感性的自由战胜理性的自由，也不足取。人需要自由，也同样需要把“自由”约束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人的自由不仅表现在选择，人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创造。在价值高低、生死面前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但人的自由的真谛，在于创造价值，创造生命。把人的自由限定在选择，是配置经济学的思辩产物;把人的自由升华为创造，是再生经济学的哲学概括。同时，市场也不仅仅是交换;把市场仅仅定位于交换，是商品经济时期形成的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市场，就是互相交换劳动的场所、促进互相交换劳动的机制，保证平等交换劳动的制度。市场经济，就是在人类互相交换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以平等交换劳动为主要内容与根本动力、通过平等交换劳动实现资源再生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形态。这里，无论是机制、制度还是经济形态，都说明市场、市场经济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模型，GDP能够得到增长但社会财富不能得到增加，社会只能原地踏步、静态循环。社会资源再生不能得到定位和解释，所以资源不能得到开发，扩大再生产不能得到真正进行。帕累托最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经济学作为优化配置资源的学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前知识经济时代，人类求生存的生活方式，以实物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利用为前提。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使人们能逐步以最少的实物和能量的资源就能求生存。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可持续发展。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资源如何优化再生。旧经济学是配置经济学，新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有两种：外延扩张与内涵增长。前者是数量增长型，后者是质量增长型。数量增长型靠“约束条件下”有限资源的有限扩张。质量增长型靠“约束条件下”有限资源的无限裂变。裂变，在结构上作文章，而不是在数量上作文章。质量增长型就是结构优化型。新经济就是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取得最佳功能。作为人类社会整体的经济活动来说，经济学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与再生的学说。资源优化配置是手段，资源优化再生是目的。再生经济学应该是经济学的本义。在知识经济时期，把再生引入经济学体系中，说明配量与再生不是人和自然、人和物的两种关系，而是一种关系的两种属性：配量本身有再生功能。
把经济学对象定位为配量而非再生，因而参照系与时代要求不对称、和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相脱节，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没有科学范式的根本原因。对称经济学同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对称经济学研究经济规律,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研究资源配置;对称经济学是资源优化再生的学说，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作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视野重在分配领域;生产只是生产领域的分配，生产领域只是分配领域的延伸。对称经济学是资源优化再生与优化配置相统一的学说，视野重在生产领域;分配只是生产、再生产的分配，分配领域只是生产领域的环节。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优化配置，看到的是交易，是人际之间的供求平衡，价格机制成了市场和社会的核心机制;对称经济学的优化再生，看到的是财富增长，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的全面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有序与可持续发展，价值机制成了社会和市场的灵魂。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以分配为中心，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管理学与创业学脱节，企业成了减少交易成本的产物;对称经济学以生产为中心，经济学就是管理学、创业学，企业拥有了不可替代、不可分割的系统质。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把人际关系看成是此消彼长的交易关系，人与人是狼，必然把商场看成是战场;对称经济学在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和谐经济、双赢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型经济。企业内外，人与自然、人与人互相依赖、共生共荣、和谐统一;能与狼共舞，才是英雄本色。
再生型经济是与配置型经济不同的经济形态与发展模式。再生，既包括自然资源的再生，也包括社会资源、组织资源、思维资源、文化资源的再生。把再生仅仅理解为自然资源的再生，再生技术仅仅理解为节能技术、洁净技术、无害技术、循环技术、抗灾技术、综合利用技术，再生经济仅仅理解为循环经济、节约型经济，是用工业经济的思维方式来定位知识经济、再生经济。经济学不仅仅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而且是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的学说。优化配置是手段，优化再生是目的。再生经济是知识经济的核心内涵，是知识经济的主要形态，是经济学范式转换的经济基础。企业要延长其生命周期，必须进行再生经营。一个社会要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再生经济。创新之所以是民族的灵魂，是因为只有创新才能再生，只有再生经济才能使社会可持续发展。
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把社会经济发展同宇宙整体发展的过程脱节开来，思维的方式是线性的，分析的方法是抽象的，分析的过程是经验的，分析的对象是平面的，分析的结果是脱离实际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配置，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生产关系，二者并无本质的不同：都是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物质的社会关系。既忽视了形成生产力的系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又忽视了人与人关系中的精神方面，由于不能总体把握与合理定位形成生产力的社会系统与“社会——自然”统一的系统及其内部各个要素的结构，因而均不能对人类自觉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基础配置经济学是过时的理论。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陈世清：终结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权(六十四)
陈志武：“到今天，按照我的定义，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等等。比如，货币就是如此。它的出现首先是为了把今天的价值储存起来，等明天、后天或者未来任何时候，再把储存其中的价值用来购买别的东西。但，货币同时也是跨地理位置的价值交换，今天你在张村把东西卖了，带上钱，走到李村，你又可以用这钱去买想要的东西。因此，货币解决了价值跨时间的储存、跨空间的移置问题，货币的出现对贸易、对商业化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创新。”
①在这里，陈志武是把金融的逻辑等同于货币的逻辑，把货币的功能归结为配置的功能。
金融的逻辑不等于货币的逻辑。什么是金融?金融的本义是货币本身作为商品的流通，而货币由商品流通的中介发展到本身成为独立的商品进行流通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产品运营为主导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小商品经济时期，虽然有货币为中介的交易活动，但这样的货币活动不能称之为金融。在工业经济时期资产运营为主导，存在着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间接投融资活动，货币由交易的手段被独立出来本身成为交易的标的，这样的货币活动才可以称之为金融。所以金融的逻辑是货币的逻辑演化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货币的逻辑演化到金融的逻辑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金融的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深化。到了知识市场经济时期，资产运营上升到资本运营，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由资产运营为主导上升到资本运营为主导，投融资方式不但有间接投融资而且有直接投融资时，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而资本运营就是投融资，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知识经济时代金融的逻辑，是资本运营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运营的历史，是金融的逻辑在时间上的展开。金融的逻辑就是资本运营的逻辑，资本运营的逻辑是资产运营的逻辑的提升。因此金融的逻辑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人类有交易活动时就有的，而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随着人类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的金融的逻辑，就是金融由配置功能向再生功能转化。
随着金融由配置功能向再生功能转化，货币的功能也就不仅仅是配置的功能。货币作为价值符号、支付手段、流通手段、贮存手段、世界货币，只是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货币的功能也是与时俱进——随着简单商品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由资产运营上升到资本运营，货币从交易手段衍生出投融资手段，货币的逻辑将上升为金融的逻辑，货币的配置功能将转化为再生功能：货币通过促进和强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货币功能由配置功能为主向以再生功能为主转化、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向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体现了货币功能的历史发展与层次提升，对货币功能的历史发展进行层次提升就是金融的逻辑。因此金融的逻辑是再生的逻辑，在当今时代就是直接投融资的逻辑;在金融的逻辑框架中，货币的功能是再生的功能、主要是直接投融资的功能。如果说“货币的出现对贸易、对商业化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创新”，那么金融的出现则是对货币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创新。这才是金融的逻辑。
价值符号
支付手段
贮存手段
配置功能 流通手段 发展
世界货币 与
提升
储蓄
间接
货币功能 债券
投融资
股市
直接
创业
再生功能
物的生产 非再生型
生产
人的生产 再生型
非再生型
消费
再生型
金融的逻辑模型Ⅰ
货币功能由配置功能为主向以再生功能为主转化、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向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体现了货币功能的历史发展与层次提升。这就是金融的逻辑。
陈志武作为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居然不懂得金融的逻辑，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经济学、金融学教科书迄今没有对“金融”二字的明确定义，只有对金融功能的现象学描述。金融的动态性、高端性、整体性特征，决定了 “金融”概念本身即蕴涵了金融的逻辑——历史的逻辑与抽象的逻辑，而“金融”概念中所蕴涵的金融的历史逻辑与抽象逻辑二者又相互交融。要把握“金融”概念中金融的逻辑需要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才有可能，这对于擅长线性思维方式的西方经济学家、金融学家是无能为力的。总体上，西方金融学理论落后于西方金融实践的发展;但金融的发展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与规范，只能是洪水猛兽，产生金融危机是必然的。
银行：利率
历史
金融手段 税收 发展
融资
公债 货币GDP长线投资
财政
基本建设 社会GDP建设
逻辑
绿色GDP建设 程序
投资
国民创业体系
国民创新体系
国民素质体系
金融的逻辑模型Ⅱ
逻辑程序上看，金融手段的发展是财政手段制约银行手段;从历史上看，金融手段的发展是从银行为主向财政为主转化。金融手段发展的逻辑与历史，和货币功能发展的逻辑与历史是对称的。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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