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所谓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靠的就是“有利可图”、以利润为唯一目标、指标和发展动力，说明他的发展经济学实际上只是增长经济学。发展是立体的、五度空间的，而增长只是平面的、线性的。发展经济学需要结构分析，而增长经济学只需要平面分析。发展经济学注重规模分析，增长经济学注重边际分析。发展经济学注重边际效益分析，增长经济学注重边际效率分析。即使拿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擅长的微观经济分析来讲，经济发展也不是仅仅遵循边际效率规律，而是更多遵循边际效益规律。企业的规模化、多元化生产、名牌战略，科学家的跨学科研究，名人效应的跨领域移植等等，追求的就是边际效益而非边际效率。
我国改革的“红利”就是创新——包括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红利”而不是比较优势的“红利”，市场实质上就是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市场就是价值之间发生关系的平台，发展经济学要求用主客体的对称分析代替纯客体的线性分析，用五度空间分析代替平面二维分析，用复杂系统论分析代替还原论分析，用规范分析代替实证分析，用规模分析代替边际分析，用“边际效益分析”提升“边际效率分析”，用价值经济学代替价格经济学，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的核心机制，用国民福利体系代替GDP增长体系，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用科学发展代替增长。秉持线性思维方式不可能建构真正的发展经济学。林毅夫把新古典经济学的交换价值和价值划等号、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的一般均衡论“原理”一竿子插到底，不但把价格机制作为微观经济领域的核心机制，而且把价格机制作为宏观经济领域的核心机制，不但作为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机制而且作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机制，不但作为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机制而且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机制。这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错误出发导致对经济发展的结构分析中犯了层次混淆的错误。如果说，把价格机制作为微观经济的核心机制尚有近似的真理性，那么把价格机制搬到宏观经济领域作为核心机制则是绝对错误。在宏观经济领域明显地必须以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作为核心机制;如果说，决定企业是否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利润，那么决定经济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的，则只能是对整个社会有效益。能够保证落后国家技术更新、产业升级、增长方式转变、发展模式转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社会创造出来的福利总和无论是量还是质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每个企业的利润相加，其中看起来“无利可图”的空缺部分应该主要由政府来填补，仅仅靠“唯利是图”的企业根本不可能做到。这对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方法论原则、把政府定位于市场外部性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而言无法理喻也无法兼容，所以林毅夫只好把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唯利是图的企业，把企业发展经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发展“有利可图”的产业，把发展“有利可图”的产业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上面，最后得出中国只能靠卖地炒房增长GDP、做“世界工厂”来跟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发展”的“发展经济学”结论。这样的“发展经济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而只是增长经济学。
林毅夫之所以把价格机制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机制，把利润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指标和发展动力，是由于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发展，而把发展定义为增长。什么是发展?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人的素质提高与德智体能全面提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相对于增长而言。增长狭义指的是按GDP来计算的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有两种途径：外延扩张与内涵深化。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知识的功能化与社会的经济化，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逐步趋同，GDP增长已经不能全面真实反映经济增长，即使经济增长也离不开社会的整体发展;用GDP来计算经济增长、衡量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发展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是效益的发展不是效率的增长，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林毅夫：“发展经济学的现状和全球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严重影响都强烈呼唤着一个新的框架来思考发展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研究议程应该能够丰富人们的研究，深化人们对经济发展本质的理解。这将有助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实现动态的、可持续的、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并消除贫困。”(24)但按照林毅夫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结构经济学”，以利润多少积累资金快慢来衡量“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并制定“发展战略”的“新的框架”，并不能正确思考发展，更不能深化人们对经济发展本质的理解。正好像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无法真正容纳幸福经济学，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框架中的“发展”、“发展经济学”也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只有“增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如果有也只不过是名词而在概念上仍然是“增长”。“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提出，主要内容是通过扩大公共品范围，创造更多的生产性就业岗位、确保机遇平等、减少风险、缩小收入差距、消除两极分化、使最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得到保护，把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普通民众受益。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核心是机会平等。目的是完善市场经济形态，“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社会和经济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包容性增长”概念所包含的社会理念及其经济学基础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对称发展的经济学同中国“主流经济学”的产业化、包括公共产品产业化的政策建议及其理论基础一般均衡论、价格经济学、GDP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也同林毅夫以利润为导向、价格为核心机制的“比较优势论”根本对立。“包容性增长”是“增长”向“发展”转化的过渡概念，通过这个概念展示了“发展”概念和“增长”概念的本质区别，揭示了经济GDP增长向经济对称发展转变、增长向发展转变的历史必然性，说明了中国“主流经济学”秉持的GDP增长经济学已落后于时代发展对经济学发展的要求。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经济学范式。林毅夫之所以把价格机制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机制，把利润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指标和发展动力，还由于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不是把发展经济学定位于研究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经济学，而是把发展经济学定位为研究不发达国家怎样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决策经济学、设想经济学、方案经济学、政策建议经济学、利润最大化经济学。这就使林毅夫要建立“一个新的框架来思考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的愿望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深厚的、扎实的理论经济学功底而仅仅靠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发展经济学，只能把发展经济学建立在沙滩上。我们可以试对林毅夫以“新结构经济学”命名的林氏“发展经济学”本身进行结构分析。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如下：(1)建立一个分析架构，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产业、社会、经济结构等因素考虑在内;(2)分析政府与市场在不同发展水平上的作用，以及从一个水平向另一个水平的转换机理;(3)分析经济扭曲出现的原因，以及政府为退出扭曲应该采取的措施。”(25)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结构有以下三个层次：一是“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产业、社会、经济结构”，这是经济结构层面，虽然在这里林毅夫未穷尽经济结构的要素子项，因而是不完整的经济结构层面;二是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及转换机理;三是政府为退出扭曲应该采取的具体措施。这“二”和“三”层面都是政府行为层面，属于要素或经济现象层面。按照系统论的分层法，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应该有以下六大层次：经济现象、经济结构、经济趋势、经济周期、经济规律、经济本质。真正的结构经济学应该包含这六个层次的分析，实现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化、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理论对实践的指导，而政策建议只能是在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过程中，把握规律、预测趋势、掌控周期。其中经济规律和经济本质的分析是结构分析的终点、政策建议的起点。而林毅夫在没有经过经济规律和经济本质的分析的基础上，直接跨阶段进入了政策建议。在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目标结构的三个层次中最深层次的是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离经济规律间隔两大层次，离经济本质还差三个层次。这样的政策建议基础是不扎实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是要打折扣的。这说明，林毅夫并没有把他的以“新结构经济学”命名的发展经济学定位于研究经济发展的本质和一般规律。这不是发展经济学，而是发展博弈学、发展政策学。这样的“发展经济学”不可能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也不可能作为科学决策的依据。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整个西方经济学在“拒斥形而上学”思潮和还原论思维方式支配下从来没有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经济发展“规律”这个概念。不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在研究经济、市场经济的静态结构时尚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说各的，各家各派都能混口饭吃而皆大欢喜。但一旦涉及到研究发展问题时，不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发展经济学”恐怕只能捉襟见肘、漏洞百出、贻笑大方。研究发展却不研究发展规律本身是一个悖论。事物发展的深层规律制约浅层规律;不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特殊规律，不能从对策论的层次提出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战略，只能从博弈论的层面提出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设想。这种低层次、现象学层面的遐想由于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支持，很容易被事实所证伪。
真正能够“丰富人们的研究，深化人们对经济发展本质的理解”的“新的框架”只能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什么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发展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规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不是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更不是发展经济学的唯一内容。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相对而言。从经济学的本义来讲，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因此经济学本来就是发展经济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本来就是同一的。之所以发展经济学会被当做只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因为增长经济学的存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包括西方现代经济学，实际上都是增长经济学。如果说，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那么增长经济学就是研究增长。增长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以价格为核心，以理性选择为途径，以资源配置为归宿，以利润增长、GDP增长、经济总量增长、经济规模扩大为目标，是指导经济增长而不是指导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一种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动态发展过程。它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要素禀赋升级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经济将最富竞争力，经济剩余将最大，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将是最快的。为了让一国的私营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素相对价格必须充分反映这些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同时这些要素价格只能在运行良好的市场上通过竞争来决定。因此，市场应该成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26)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范式框架是新古典主义的“价格均衡论”。随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从主观价值理论、边际主义理论演变为马歇尔的“价格均衡论”，就把市场价值通过交换价值来实现的市场行为逐步演变为把价值完全等同于交换价值(价格)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把市场经济逐步演变为金钱经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就同时演变为一切向钱看经济学的庸俗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就是线性思维方法，是把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是市场的原动力归结为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用价格高低、“经济剩余”即利润多寡与“资本积累”速度快慢来衡量资源稀缺度和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程度，这种利润导向的“微观经济学”在微观经济层面有正当性、合理性与近似正确性，不恰当地运用到宏观经济层面则只能是GDP导向的增长经济学。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研究“结构经济学”是方法和内容的不对称，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建立的“新结构经济学”只能是增长经济学而不可能是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范式决定经济发展模式，利润导向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决定利润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林毅夫根据他的西方新古典利润导向的经济学方法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以利润最大化为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实现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名为“发展”实为“增长”的“发展模式”，林毅夫把这种模式称为“燕行模式”和“领头龙模式”。林毅夫：“本书第三部分的标题所提到的‘燕行模式’和‘领头龙模式’概括了许多信息。经济发展是持续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处于哪一发展阶段，如果能积极发展适应自身比较优势(由本国的优势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都可以成功完成这一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取得杰出增长表现的秘诀是利用后发优势，兴办与本国要素禀赋类似的国家曾发展迅速的那些产业。通过有选择地认真学习先进国家，后来者可以成功的模仿自18世纪以来已让多个后进国家顺利实现赶超的‘燕行模式’”。(27)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和发展程度进行先后顺序的排列组合，和发达国家一起组成燕阵，领头雁是发达国家(曾经的后进国家)，最落后的国家是雁尾，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带领下利用自身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依次取得发展。林毅夫又进一步对“燕行模式”进行细化分析，在“燕行模式”里又分离出“领头龙模式”，即同样是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的发展中国家，其中跟得最紧的是“领头龙”，它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起承前启后的作用，随着自身逐步向高端的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腾出相对低端发展的空间，使其他发展中国家得以跟在“领头龙”后面得到发展。这是典型的线性发展模式。不过承蒙林毅夫把中国定位于“领头龙”。林毅夫：“世界经济新增长极的出现，巴西、中国和印度等中等收入大国的崛起，凭借它们充满活力的增长和巨大的产业规模，给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宝贵机遇。中国自身曾经是发展燕阵中的追随者，正由低技能的制造业向资本和技术更密集的产业转型，即将成为‘领头龙’。这样的转型将释放出接近一亿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岗位，足以让低收入国家目前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4倍以上。其他中等收入增长极国家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趋势。低收入国家如果能够制定并实施可行的发展战略，抓住这一新的工业化良机，就可以踏上结构变迁的活力之路，成功实现减贫和经济繁荣。”(同上)“如果发展中国家能顺应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掘后发优势潜力，采纳和适应新技术，则完全可以在未来数十年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迅速增长……如果低收入国家的政府能采纳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建立有利于自身比较优势的私营部门发展的政策框架，填补领头龙留下的空间，则有望在未来数十年里达到8%甚至更高的年增长速度。”(28)林毅夫在这里讲增长速度，讲“采纳和适应新技术”，就是没有讲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技术创新。非但这样，林毅夫还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把先进技术的创新和使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了明确分工。林毅夫：“对于技术引进，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借鉴或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它们的劣势转变为优势。与之相反，发达经济体必须在全球技术前沿上进行生产，并必须持续在研发方面进行新的投资以实现技术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潜力实现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29)林毅夫在这里是把“世界工厂论”建立在“国际分工论”的基础上，把“国际分工论”建立在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基础上;通过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把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定格在“世界工厂”的位子上。不管林毅夫描绘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市场换技术”来取得的“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的蓝图能否实现，林毅夫建立在新古典主义边际分析方法和线性思维方式基础上的“发展经济学”显然是简单地把效率当作效益，把增长当作发展，把增长经济学当作发展经济学。按照林毅夫的发展路线图，发展中国家即使能够取得“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和由落后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取得较高的边际生产率与GDP增长率，人民生活水平也会得到较大提高，但永远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这显然不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发展。发展不等于增长，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不是同一个经济学范式，各自的理论基础、理论框架与核心内容都有本质的不同。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只能是扬弃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整体经济学。作为整体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以经济的整体发展规律为对象，以对称发展观为理论基础，以价值机制为核心，以理性选择和理性创造为途径，以价值创造和资源再生为归宿，以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提高为目标，是指导经济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在发展经济学看来，一国由“要素禀赋”决定的“产业比较优势”不在于该国企业在进入该产业时的眼前盈利能力、暂时的资金积累能力、通过购买技术实现技术更新的能力，也不是靠引进先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率和边际生产率，而在于该国整体发展的潜力、自主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企业长期的盈利能力，在于该国通过暂时的“扭曲价格”变暂时不利的“要素禀赋”为长期有利的“要素禀赋”实现技术更新换代、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发展模式转轨的跳跃式发展后来居上实现该国福利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结构经济学，其逻辑结构是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架构相对称的;在经济活动的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建构中，实现经济发展，体现经济规律，展现经济本质。经济发展的结构是五度空间的结构，人类经济发展在时间、空间、层次的相互转化中实现，在五度空间相互转化中实现的各国经济发展轨迹是螺旋式上升与波浪式前进的非线性过程。人类率先进入农业社会的，不是当时畜牧业最发达的国家;工业革命之花之所以绽开在英国，不是因为英国当时农业最先进;而信息革命的机遇女神之所以静悄悄地降临自由女神的国度，也不是因为美国的工业发展程度高于英国。这种超越发展不见得完全是基于后来居上国家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更多的是文化、制度、地理环境和人的主体性，其中制度变迁与技术创新起着更关键的作用;由各国结构变迁展开来的人类经济发展的路线图不是、也不可能是呈现出林毅夫的由“燕行模式”与“领头龙”模式组成的直线，而是曲线。因此，林毅夫基于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的发展与他的“燕行模式”与“领头龙”模式之间不对称，他的结构经济学理论与他的经济发展模式逻辑上不兼容，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也不吻合。发展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是五度空间的“全息元”;知识经济时代在发展经济学指导下建构起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是知识经济(层次)、经济全球化(空间)、各国国情(空间)、经济现代发展趋势(时间)的统一，是企业、市场、政府，要素、结构、功能的统一。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经济学是知识经济学而不是技术经济学。重技术轻科学、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传统观念，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历史的局限性。知识经济时代，将是社会科学主导自然科学，科学主导技术，软技术(同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对应的技术)主导硬技术(同自然科学对应的技术)。强调技术立国的日本如强弩之末，而注重知识创新的欧美则保持强势就是证明。知识经济的生命力，在于知识产业的龙头化：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来统驭和改造传统产业，使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使传统产业——工业、农业、畜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技术没有共享性，知识有共享性，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知识创新带动技术创新实现技术后来居上，把知识的层次性转变为时间的跨阶段发展。发展经济学和创业学、经营学、管理学是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创业模式、经营模式、管理模式是统一的;当今时代发达的资本市场、企业家市场和企业孵化器可以轻易地解决具有市场潜力的新技术的企业化、产业化，使之转变为生产力和经济效益，靠自身资金积累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进行创业使技术转变为生产力和效益的做法已经过时。诚然，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依次经过资源(即林毅夫的“要素禀赋”)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运营(金融产业)—知识运营(知识创新带动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带动传统产业结构升级)，但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借助知识的共享性、信息高速公路和全球经济的普遍联系，具体某个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实现跨阶段或浓缩某个阶段的时间段取得跨越式发展，使中国这样的劳动力密集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实现劳动力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统一。新农村建设包括知识农业与农村城镇化建设就可以做到劳动力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统一。发展中国家政府从政策、资金、人才、基础设施、法制诚信环境方面扶持创意—创新—创造—创业工程，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更新、产业提升、超越发展的必要环节乃至主导环节。在此过程中政府逐步从市场外部性转变为市场内部性是自然历史过程。发展本来就是解决外部性问题。解决“市场失效”的根本途径，是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市场调节之中而不是之外;政府扶持创业工程、促进技术创新与技术转化、优化提升社会产业结构的目的不仅仅是提高企业边际效率或为企业资金积累提供外围环境服务，而是提高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与福利水平。发展只能是五度空间的，具有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结构的经济本身不可能是按照新古典边际效率视野线性发展的;冠以“结构经济学”名号的发展经济学不但离不开经济结构的分析，而且离不开本身的结构分析，离不开经济学、创业学、经营学、管理学、创业工程相互关系的结构分析，打着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旗号的所谓“世界工厂论”、“要素禀赋论”、“劳动密集论”、“比较优势论”等理论背后的新古典线性发展观和线性发展模式不可能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规律、揭示经济本质、指导经济发展。这就是林毅夫“此次全球危机以其巨大的金融、经济和人力资本代价，也未能帮助其找到原因”(30)的原因。
林毅夫以“新结构经济学”命名的“发展经济学”由于以“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使之在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时，捉襟见肘，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林毅夫：“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知道如何恰当利用技术、产业以及社会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后发优势，其年均增长速度完全有可能在数十年时间内数倍于高收入国家，直至与后者的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一定幅度。”(31)那么发展中国家怎样才能“知道如何恰当利用技术、产业以及社会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后发优势”?林毅夫：“利用后发优势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且因为节约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方面的成本而取得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32)为什么1979年以前中国未能取得高速增长?林毅夫：“自1953年开始，中国实施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以加速建设先进的现代工业，目标是赶上先进国家。由于发达国家在先进技术和产业上的专利保护甚至技术封锁，这种迎头赶上的战略使得中国放弃了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利用后发优势的可能……在既定就业结构和收入水平的条件下，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发展高收入国家先进的现代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因而中国建立的同类企业不具有在开放、竞争市场上的自生能力。”(33)为什么其他转型经济体没有取得同样成绩?林毅夫：“20世纪50年代以后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中国家都十分流行进口替代战略，以便在本国加速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现代工业。然而，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现代产业违反了低收入农业经济体国内资源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经济效率低下不可避免。”(34)通过纵向和横向、正面和反面、经验和教训的多角度、多维度比较，绕了一圈，林毅夫还是用他的“世界工厂论”、“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市场换技术论”来解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如果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用简单枚举法可以证明任何荒谬的经济学观点是正确的。发展和发达是相对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是相对的。当英国是日不落帝国时，美国是发展中国家，但美国超过英国成为比英国更发达的国家靠的不是什么“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也不是什么“进口替代”，而是技术创新。二战技术后日本作为遍地荒野、满目疮痍的战败国，也无法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现代产业，却能够在民用技术和企业管理方面后来居上超过美国，靠的也不是什么“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或“进口替代”，而是靠的技术立国。中国1979年以前中国“迎头赶上的战略”虽然使得中国放弃了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利用“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取得后发优势，也不具备发展高收入国家先进的现代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但仍然在航天技术、原子能技术、生物工程技术、计算机技术、水稻杂交高产技术方面取得领先世界水平的成就。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如果是按照林毅夫讲的，系通过“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来取得后发优势，但好像自主创新的成果还不如1979年以前的多;虽然1979年以来“年均增长速度在数十年时间内数倍于高收入国家，直至与后者的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一定幅度”，但在出口带来的GDP构成中，主要还是低附加值产品，自主创新产品的比重不高。这说明我国通过“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取得后发优势换回来的技术仍然是别人的。这样的技术对于中国增强自身的民族主体性、实现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没有太大意义;仅仅靠“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的GDP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实践证明：虽然人类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依次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但技术密集不以“资本密集型的现代产业”为必要前提;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目标也不是什么简单的“进口替代”，而是增强自身的民族主体性、实现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后来居上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如果说，一定的资本是技术创新的必要基础，那么现代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不以“现代资本密集型产业”为必要前提;相反，如果有可行的现代技术密集型产业化项目，也完全可以通过现代融资手段来筹集必要的资本使之形成在现代技术密集型产业主导下的“现代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即使仅仅是GDP的快速增长也不是林毅夫的“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取得后发优势的成就，通过社会结构转型制度创新使人的主体性解放并推动持续不断的创业潮是更根本的原因。毕竟进出口贸易在GDP增长中的比重不是太高，国内市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包括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国家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家)在GDP和人均收入中都占有主要地位。林毅夫的“世界工厂论”、“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市场换技术论”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参照系，即使仅仅用来解释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GDP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是以偏概全。用知识创新带动技术创新，用技术创新带动资本密集，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战略的更本质的路线图，只不过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必须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才有可能，秉持不是进口替代就是出口导向、不是出口导向就是进口替代的新古典边际效率的线性思维方式只能停留在现象层面。林毅夫先是把“现代资本密集型产业”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必要前提，然后总结出发展中国家只能靠“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取得后发优势实现GDP与人均收入高速增长后发展“现代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路线图和逻辑结论，在逻辑上是把结论当前提的循环论证，在历史经验总结上是片面、表面、肤浅的。
林毅夫以“新结构经济学”命名的“发展经济学”由于以“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不但不能对中国改革开放后GDP快速增长的原因做出全面、客观的解释，而且不能对成功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做统一的解释。林毅夫：“伴随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不断扩大的收入和城乡差距……资源利用低效与环境失衡……外部失衡与货币升值……腐败……中国教育过度注重数量而不是质量，不利于培养劳动者的素质，也不利于长期社会发展。……教育领域的问题不是唯一的障碍。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滞后、技术水平低下、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不断加剧的全球竞争、不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其他许多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乃至外部失衡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需要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导致社会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动荡。如果不能保持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快速增长的目标，也不可能实现后发优势所给予中国未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35)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林毅夫：“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双轨制都消除掉。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让企业平等使用各种生产要素，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给民营企业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我们应该改，否则会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的稳定。”(2013.9.16 经济参考报）这说明林毅夫要消除的“双轨制”不是“价格双轨制”而是国有民营双轨制；要建构的不是价值一元化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私有化、价格一元化、利润最大化。林毅夫认为只要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私有化、价格一元化、利润最大化原则消除国有民营双轨制，让各个行业都真正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发展的潜力就会挖掘出来；“如果把中国发展的潜力挖掘出来……在2010年，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4400美元，翻一番是8800美元，再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到2020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可能会达到12700美元。按照联合国世界银行统计，一个国家的人民收入达到12700美元，就代表是高收入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就会初步实现。”(同上)林毅夫没有意识到，中国存在上述问题的根源就是把“人均GDP”挂在嘴上的GDP经济学，而GDP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就是林毅夫奉为经典的新古典经济学。国有企业问题的本质不是“双轨制”，而是利用垄断地位与民争利，而国有企业与民争利的根源也正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一元化与利润最大化。如果林毅夫奉为经典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指出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途径时，不能统一解释存在的问题和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法，只能说明新古典经济学已经被证伪，不能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能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只能是用社会发展代替GDP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标和目标的对称经济学。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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