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析之四）
李甲才
自从世界上有了社资国家后，在相互对抗、来往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吸取社会主义的长处得了最大限度的延续，似乎有了不朽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国家却吸取资本主义的短处，在量变的积累中趋于自行消亡。在这种社会变型的局势下，杨继绳类的一批“共产党员”不失时机，利用改革中叠加的社会弊端，趁胜追击，图谋彻底葬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成为名实分离的敌人而毫无党员意味。
美英法首脑同其御用文人反共反社反毛，在可理解之中，而共产党员誓死反共反社反毛，既使“共社”蒙垢，又具有极大的杀伤力。“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鲁迅《三闲集·铲共大观》1928年4月10日)先生又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的手里”。(《鲁迅书信集》下卷677页1934年12月10日)
“二十世纪人类的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厦轰然倒塌，中国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破除了中国人对它的信仰。但是，这个意识形态留下的精神垃圾还没有清除。以这个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官僚集团，把这个意识形态当作精神支柱的人们，还在倒塌的废墟上留恋不舍，企图用废墟上破砖烂瓦来恢复它昔日辉煌，这是徒劳的”，(杨文第7页)。既然是徒劳的，何必絮叨不停?虽然苏联实质的社会主义不存在了，但马列毛主义的原则是永存的。
“破砖烂瓦”，恶意的诅咒涵于其中。昔日辉煌一定可以再现，但绝不会在官僚集团掌权的期间完成。苏东剧变，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宣称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认为西方的的自由、民主是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人类的最后形式。最近却认为“美国民主没有什么可以教给”外国的，“美国模式越来越僵化”。美国评论家布坎南则认为“政治家不能平衡预算，州政府财政破产，制造业外流，到了用别人的眼光我们了。”苏东“共社”溃败时西方世界弹冠相庆，却未料到美国神话破产，世界左转，“祸兮福所伏”。
按定性定量的学术标准认定，是搞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大厦轰然倒塌”，还是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共社”?总不能把列宁斯大林时代与戈尔巴乔夫混为一谈吧。“留恋不舍”也是马列毛主义精神没有熄灭的自供状。
“说理论自信，实际是理论心虚”，表明杨反毛反共反文革，谋求中国尽快成为俄罗斯第二，有了文革深厚的反复辟底蕴的存在，这一步就是一时完不成，使杨一类人急躁不安。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就是共产党的官僚专制制度”。“文革的灾难不能仅归结毛个人的品质，必须在社会制度中找原因。”(杨文第7页)。不厌其烦的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诬贬，凸显觉识的浅薄。中国几千年不同形式的私有化社会习惯根深蒂固，社会主义的延续连同文革不过27年，追溯到1921年，总共55年，就有了那么大的广袤性，这不啻是在批判中反而道出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吗?毛主席认为并被实践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并不巩固，而杨继强非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找原因，一方面表明了社会主义有使一切反社者恐惧的威慑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反社派们的急迫性，埋葬社会主义的改革也为其创造了可资利用的时代条件。
“文革前的制度是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一知半解的说法。文革前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脆弱的，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才是文革产生的原因。不搞文革预防，社会主义就会在人民不警觉中如苏东一样而丧失。文革前的制度不需要杨一类人攻击，坚持继续革命的毛主席在文革中拆散重新组合。“毛泽东看到官僚们‘私’的一面不断膨胀，他身边的大量事实也证明蜕变在发生，在加速。他怀着深深的忧虑”，这才说到了发动文革的核心点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这个制度实行了高度的经济垄断、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在经济国家私有制的基础上，把每一个人的生产和生活都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国家政权的控制力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毛孔。尽管当时是中国皇权专制的尾声，但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嵌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杨文第8页)。
“苏式的权力结构”是胡说八道的贬低，姓社姓资国家都有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就中式社会主义制度而言，杨继绳利用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被戈尔巴乔夫埋葬，全世界几乎众口一词的归结为被泼尽了污水、妖魔化到极点的斯大林式的“苏共社”失败，借以佐证引申毛主席建立的社会主义不成功，非常的狡猾。苏联从1917年到1956年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前的39年，历经白匪叛乱，14个资本主义国家围剿，“二战”中受到德国法西斯野蛮侵略，卫国战争空前惨烈，迅速走到世界的前列，成为第二超级大国。一贯按经济数量排座次的主流学者，不会不承认这铁的事实吧?客观现实表明失败的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共社”，不是列宁斯大林时代的，中国同苏联的情况差不多。
把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结构歪曲成3个高度“垄断”，和当前大喊的国企垄断同为反社会主义的一丘之貉。社会主义保证人人有工作、不失业，要消除以前社会的一切危害人民的弊端，必须统一意志、统一思想。要按照全民生活的需要而不是按资本家的盈利欲望安排国民经济，没有按比例、高速度的国民计划，怎么去实现?事实胜于雄辩，现在搞市场经济酿成民怨沸腾的暴戾、不胜枚举的恶果，不正是从这方面说明了计划经济的合理性吗!杨文后边谴责官僚集团作恶多端亦是一个侧面的证明。
社会主义目前跌入低谷，主要因为社会主义才搞了一次，搞几次就可以成功，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英法为代表的姓资国家也是经过近100年多次复辟反复辟的斗争才稳定下来，但经济危机、游行示威、罢工抗议从来不断。
新中国“成立以后，依靠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权力深入到一切山野村落、一切车间田头，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到了极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一种极度集中的严酷制度，我不能为这种制度取一个名称，只知道totalitariansystem(极权制度)是它的近义词。”(第8页)“极权”不厌其烦用，意境缺逻辑。
毛式社会主义建立在满目疮痍、文盲充斥、迷信横行、连火柴也不会造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有什么可依靠的?唯一的就是人民。不把人民组织起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怎么能迅速摆脱落后面貌?不用大跃进的方式激发人民被千百年压抑的积极性，鸡毛怎能飞上天!以一天等于20年的豪气快速铺下了工农业基础建设等，毛主席时代的27年为中国所作出的辉煌伟业，比较以前的2700年干了些什么?
国民党败退台湾前，搞货币改革，掠夺人民，禁止金银流通，必须兑换成金圆券，国统区物价如火箭飙升，民不聊生，美联社1947年7月24日的电讯，披露了在今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形象比较：法币100元，1937年可买两条牛，1943年为一只鸡，1947年则是1/3盒火柴。购买物品的货币重量超过了物品本身，有个资料图片描述用几十斤重的货币抢购不到1斤大米，可想而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悲惨社会?杨继绳不会不知道这些事实吧。
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不类同资本主义，更不是封建社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本质决定了必须覆盖到“一切山野村庄”、“一切人”，站在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上，而不是其它的社会只为少数人谋利益。钱学森等一大批爱国志士从海外归来报效祖国，衬托出了毛式社会主义的强大吸引力，与现在学成不归对照鲜明，是他们不爱国吗?李宗仁回国是错误的选择?继绳自己想一想。
“多少年来，都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即中国人是原子化的个体。这些‘原子’文化低下，对外界知之甚少。毛泽东用意识形态和组织手段把这些‘原子’聚集起来，就成了他手中掌握的‘原子弹’，他可以用这‘原子弹’来对付任何人。当时中国人口10亿(急不择词，1976年是8亿多)”。“毛泽东是1，是被视为救星的伟大导师和领袖;9个零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他们为毛的乌托邦作出无私的奉献。没有这9个零，毛泽东不能成为伟大的领袖;没有毛泽东这个‘1’，9个‘零’就毫无意义。这就是极权制中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毛泽东的极权制度是一种严密组织的社会，是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制度化。”(杨文第8页)
杨文拿“1”和9个“零”的数理戏谑讽刺毛主席。试问，中国成千上万个帝王将相，为什么不把“文化低下”、“对外界知之甚少”的“一盘散沙”，“聚集起来”成为“手中掌握的原子弹”呢?是没有“聚集”的权力吗?杨继绳先思考原因去，然后再来议论“极权制度”不迟。
“这个严密而严酷的制度是由数百万官僚组成的权力金字塔构成的。由于社会被行政权力完全吞噬，官僚集团几乎是治理国家的唯一依靠。这就是官僚政治”(第8页)。吹毛求疵，毛主席时代按“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思想，制定薪酬待遇，建造了一支世界上最廉价最高效的党和国家的管理队伍。毛主席工资自己降为404元，同职工干部最低工资标准差别不大，是世界上差别最小的国家。
全体人民在为公有制的国家而工作，而不是为任何个人或小团体履职，何来“社会被行政权力吞噬”?实行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企业贯彻《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被许多国家采用，怎么是“官僚集团几乎是治理国家的唯一依靠”?信口开河啊!至于1976年后则另当别论。“几百万官僚”是抹黑“激情燃烧岁月”的干部队伍，那时总体上和群众打成一片，廉洁奉公。毛主席时代财政供养人员，目前流行的“官民比”，解放初1：600，七十年代末1：150，改革初期1：67，2005年政协委员任玉岭说到了1:26。
“1958年毛曾通过下放中央部委的权力来打破苏联体制，结果造成混乱。文革中他再一次下放权力。但这种排斥市场的‘行政性分权’，多次进入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杨文第9页)。“造成混乱”与前文“把每一个人的生产和生活纳入国家计划之中”相矛盾。和辛子陵、袁腾飞一样，杨知道现在无论怎样非毛也不会自负文责，口无遮拦成了习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在实行双轨制的“改开搞”时期，与毛主席时代风马牛不相及。杨等人类似明末清初的一群贰臣，“与时俱进”在弹指之间，并即刻“建功立业”。
毛主席“对这个制度并不满意”是多方面的。“和他的初衷不一样”，“对等级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满”，“和他终生相信的马克思主义相抵触”。“他对官僚们用物质利益作为调动积极性的手段不满”，“担心这种作法会把社会引向人欲横流的境地，对官僚们欺压和特权腐败不满，他担心特权和腐败会使掌权者成为人民的对立面”。(杨文第9页)“特权和腐败”的泛滥让走资派、买办势力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杨说出了毛主席的内心状态，改革的逆向性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极端的“人(物)欲横流”，“特权和腐败”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都是反毛反社，熟悉党内情况的杨继绳和那些不大熟悉的帝国主义者还是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一致性，均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他们利用阶级斗争疯狂细致的反社会主义，但却说没有勇气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从这里也走向理论不能自圆其说的死胡同。
接下来杨文中举例毛主席在“第九评”中对苏共特权阶层的愤怒批判，对陈正人上报的《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的批示，痛斥“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对像”。(第10页)。杨继绳熟知毛主席的这些指示而又反对文革加以纠正，其旧世界辩护士的面目昭然若揭，是毛主席纠正这些错了?可见其理论的资产阶级本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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