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12月5日的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5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稳定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从主要追求产量增长和拼资源、拼消耗的粗放经营，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转变。
如何转变我国的农业发展方式，从过去单纯地拼资源，过渡到可持续的发展，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实土壤污染就是问题之一。中国土壤污染的现状如何?如何解决土壤污染?
根据国家统计局粮食生产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60194万吨，首次突破6亿吨大关，实现了粮食产量十年连续增长。与此同时，随着人们逐渐提高的生活水平以及对食物多样化的 需求，在近十年来我国果蔬、肉蛋类产量也呈现增长。我国用全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同时在这片土地上还生产出了世界上近50%的生猪，50%的蔬菜等。取得这样的成绩固然是可喜的，但隐藏在粮食安全背后的问题不容忽视。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更多的人进入中产阶级，我国食物供给不仅面临数量安全，而且还面临质量安全，如何满足这种数量与质量的双安全，对我国人均资源稀缺的国度的确是一大挑战。
三大土壤退化问题敲响粮食安全警钟
2014年4月，我国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了全国土壤公报，报告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今 年6月4日，中国环保部公布了2013年环境状况公报，其中指出土壤问题愈益严峻。从土壤退化和侵蚀来看，全国年内净减少耕地面积为8.02万亩，现有总侵蚀面积为2.95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30.7%。
土壤污染和退化问题近年来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土壤退化，包含土壤侵蚀、盐碱化、沙化、酸化、肥力贫瘠化及污染化等，通常是人类活动而非自然事件引起的，其后果是土地系统的生物生产力明显下降。土壤退化中的耕地减少、肥力下降、污染问题与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密切相关。
耕地面积直接影响粮食产量。“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一直是我国保证粮食安全的重要政策方针。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后发布的土壤公报来看，全国的农用地64646.56万公顷，其中耕地13515.85万公顷(20.27亿亩)。相比与2009年的调查数据，全国的耕地面积多出了约2亿亩。根据国土资源部的分析，这是由于受调查标准、技术方法的改进和农村税费政策调整等多因素的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多出的耕地一部分需要退耕还林、还草、还湿、休耕，一部分污染严重，还有相当数量的耕地存在表土层破坏，地下水超采的情况。同时，每年耕地面积因为 侵蚀等因素不断减少。总之，我国耕地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化肥农药等技术的发展是我国粮食实现十年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大量施用也会导致土壤板结，肥力下降。我国耕地总量占世界的9%，化肥和农药的消费量却分别占世界的35%和20%。事实上 ，全国每年的化肥使用量为4637万吨，按播种面积计算达每平方公里40吨，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而设置的22.5吨的安全上限。由于我国农田重用轻养的现象较 为普遍，农田肥力逐渐成下降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土壤退化、耕性变差、耕层变浅、保水保肥能力降低。据报道，由于土地结构利用不当，目前我国低肥力的耕地已占总耕地的三分之一。
此外，农村土壤污染已成为不容小觑的问题。根据2010年环保部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农业污染源已超过工业和生活污染源，成为污染的最大贡献者。过度的化肥农药施用，过密的养殖业不仅使得局部地区出现土地的重金属超标的情况，并且引起了河域甚至地下水的污染。该调查显示，农业污染源是化学需氧量的最大贡献者，排放量占四成以上。农业源是总氮 、总磷排放的主要来源，其排放量分别为270.46万吨和28.47万吨，分别占排放总量的57.2%和67.4%。农业源污染中比较突出的是畜禽养殖业污染，其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分别占农业源的 96%、38%和56%。土壤污染和水体污染不仅对现有的生态环境体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还直接影响污染产区的食物数量和质量，进而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
土壤危机胁迫食品安全
土壤重金属污染是农产品重金属超标的直接来源。去年5月，广州市食药局公布在抽检的18批次米及米制品中近4成的产品镉超标，该事件一经媒体曝光即引来公众的关注。随着进一步追踪报道显示：此次食品安全事件并不存在普通食品安全事件的掺假造假行为，而其罪魁祸首是土壤污染。由于大米具有很高的重金属元素镉的富集能力，因此土壤被重金属污染则很可能导致镉大 米的出现。发生于上世纪50年代，日本四大公害事件之一的“痛痛病”就是当地居民食用了镉大米所导致的。镉进入人体后，会在肝脏肾脏累积，加上高达30年的半衰期，很难通过人体自身身体机能清除。当镉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会引起人体骨骼钙的流失，因此镉中毒的初期症状表现为腰、膝、背等关节疼痛，严重时的症状表现为骨骼软化萎缩，甚至出现畸形。
除了重金属元素镉，土壤中的铅、砷、汞、铜、锌等其他元素，也可通过食物链在植物、动物和人类内累积。例如，根据2010年一项对环鄱阳湖区3种叶菜类蔬菜163个样本中五种重金属含量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二的蔬菜样品重金属含量超标。其中，特别是白菜的铅超标率最高，达85.2%。如此高的蔬菜重金属超标率是因为调查基地临近城市郊区，土壤受工业、交通、以及污水 灌溉等多因素的影响。
大量施用化肥农药不仅对土壤肥力有负向作用，同时也容易引起果蔬农药残留等食品安全问题。根据农科院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农田化肥过量施用情况普遍，以氮肥为例，我国就有大半的地区平均施用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上限225千克/公顷。盲目施肥带来的后果是我国化肥的利用率低，仅有30%，即施用的化肥仅有三分之一被农作物吸收。这一利用率远低于西方国家40%以上的利用水平。同时，多余的化肥进入土壤导致其酸化板结化，进入地下水后导致其硝酸盐含量超标，这都使得农业生态环境面临巨大的挑战。此外，与化肥的过量施用类似，农药的滥用情况也并非个例。为了打破四季规律追求蔬菜的高产量，菜农往往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地膜，随之而来的是土壤退化和水体污染。随着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了新一轮的种植生产，菜农又必须 加大对化肥农药的投入，这无疑成了“鸦片式治疗”的困境。在化肥农药的猛烈轰炸下，再加上很多果蔬上的农药残留很难清洗干净，因此食品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我国目前出现农户食品生产的“一家两制”现象，从另一角度揭示了食品源头生产滥施化肥农兽药的问题。我国农民在蔬菜、养殖生产中存在所谓的“一家两制”是指农民自家吃的与外卖的 产品分开生产：对于自家食用的食品，少打或者不打农药，少施或者不施各种激素与化肥。卖给市场的食品，则是不按规定、滥施化肥农药，从而追求数量最大化来获取利润。在这样的源头 生产行为方式下，屡次出现的毒生姜、毒韭菜、毒豇豆等食品安全事件变得在所难免。
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对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评价到：“过去与资源环境成正外部性关系的农业，如今已经逐渐开始创造双重负外部性。第一重是指农业生产已造成了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特别是土壤重金属污染、江海湖水体污染;第二重外部性指由此引发的食品不安全问题。”目前，我国已经跨过了人民群众“吃得饱”的阶段，而如何保证人民群众“吃得好”将是未来十年的攻坚目标。正如2014年的中央1号文件提到：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倡导生态友好型农业的前提下，粮食 安全需要做到数量和质量并重。
如何应对土壤退化问题？
由于土壤退化问题直接威胁到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因此把控好食品源头问题——农地生产是尤其关键的步骤。
首先，国家应当鼓励并推广高标准农田建设。由于我国农田普遍存在“重用轻养”的情况，在土地退化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国家应加大对农田水利等农业基本配套设施的资金投入。同时，对划拨支农资金的项目管理方式应进行改革，加强透明化和公开化，建立以“农民本位”为主线的我国农田水利建设投入与管理机制。在强调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国家还应提高对培肥地力、土壤改良等项目的技术培训和耕地质量监测，从而防止土壤退化，确保耕地的综合生产力。
其次，加大对绿色化肥农药的补贴，鼓励农民加入专业合作社，指导农民正确进行农业生产。目前我国有2亿多小农户，而大多数农户对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缺乏专业指导。一方面，很多农户为了追求成本便宜，见效快，对果蔬喷洒高毒农药，这无疑是既不利于食品安全的。因此，国家需要对绿色的化肥农药加以补贴，激励农户采用绿色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小农户纯靠追施化肥获得产量的思想误区严重，由此导致过量施肥污染严重，浪费也很严重。应该通过专业合作社对其进行配方施肥的培训或指导，根据作物生长需量科学施肥，尽量减少对土壤与地下水的氮磷污染。此外，在产后销售方面，专业合作社本身的品牌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农产品质量的“柠檬市场”，从而激励农户安全生产。
第三，对已经污染的土地进行分级治理，污染严重地区可采用“退耕还林”的政策。从去年曝光的镉大米事件来看，在一些已经污染的地区特别是矿区附近，仍有农户在种植生产。这是一方面是由于农户不知情的原因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国目前对已污染的农田土地如何整治是多部门管理的“灰色地带”。去年镉大米事件爆发一个月后，国土资源部称将以1：20万图 幅为网格单元，收集深层和表层土壤样品，从而绘制出金属元素“人类污染图”。我国应当根据已有的第二次全国土壤公报和未来开展的“人类污染图”调查结果，对污染的农田土地进行分级，然后采取相对应的管理措施。对于污染严重的地区，应当给予当地农民资金补贴或者粮食补贴，鼓励“退耕还林”，或种植一些观赏性的经济作物等。
第四，借鉴国外的土壤修复技术经验以及基金管理方法。污染土壤修复技术近年来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总体而言可分为：物理修复、化学修复、微生物修复、植物修复等。除了修复技术研究，污染土地的修复和治理整个过程技术性要求高，还包括场地检查、风险评估、筛选修复技术、编制可行性报告、制定修复方案、修复工程实施与管理等。上世纪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启动了污染土壤修复项目，这为我国进一步开展土壤修复提供了经验。此外，由于解决土壤污染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我国可借鉴国外设立污染修复基金的政策。例如，美国国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通过的《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也称“超级基金”，就明确规定了在明确污染责任人的情况下，责任人必须对污染严重的场地修复;若找不到责任者或责任者没有实施修复的能力，将由“超级基金”支付相关费用。“超级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美国国内生产石油和进口石油产品税、化学品原料税、环境税、罚款等。我国设立土壤“修复基 金”的政策，一方面可以威慑到排污者，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筹措到的基金进行环境修复，真正将民生工程上升到战略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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