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网上看了一位网友的文章，《几千万工人无端下岗是改革功绩还是历史罪责?》。
在“下岗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吗?”部分，说：“在工程技术领域里，任何事情要做之前先要进行可行性分析：有利条件、不利条件都有哪些，有几种方案可供选择，它们的利弊各是什么，各有胜算几成，成本如何，预后如何，有无隐患。等等。不搞清这些就仓促上马草率开工，是工程领域中的大忌。国企职工下岗这一涉及一千多万人(算上他们的配偶和子女数字还要庞大得多)的重大举措，没有进行过可行性分析，也没有类似听证会之类的举措，就在砸烂砸烂砸烂的呼叫中全面铺开了。”紧接着，试问：“不下岗我们就走投无路了吗?历史注定我们必须搞下岗吗?下岗是最合理、最有效的办法吗?谁有权力决定让一千多万职工下岗?”
在“造成大面积国企职工下岗，谁之错、谁之罪?”部分的分析中有这么一段话：“在政企不分的年代，兴建什么厂，选址何处，投资多少，招工几人，安装什么设备，生产什么产品，销往哪里，价格定位，全都是政府行为。就是由于一些参与决策的官员不懂经济建设，盲目决策、瞎指挥，因此才导致了今天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导致了大面积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谁来追究他们的责任?怎样追究?”
在这里，我给写了下面一段话：“与商酌，‘造成大面积国企职工下岗，谁之错、谁之罪?’部分的分析值得商酌：‘政企不分的年代’是什么年代?本人认为，这需要界定清楚为好，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改开时代，毛泽东时代是不会让几千万工人老大哥下岗的!”
在分析“为什么‘竞争’迅速成为下岗的帮凶?”里有一段话：“仇视和敌对，是隐伏在我们国民性中的沉疴。劳动力过剩、就业形势严峻，是导致竞争和淘汰的直接诱因，一经媒体鼓吹立即得到广泛响应，而且很快形成燎原之势，赤裸裸地演变为‘丛林法则’。国民性的沉疴很容易被外因所激发，文革中批斗走资派是以‘反修防修’为名义，如今的竞争和淘汰是以‘改革’为名义，其同室操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则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里，我又给写了一段话：“同志，‘为什么竞争迅速成为下岗的帮凶?’部分关于国民性的分析也值得商酌。‘国民性的弱点’的提法不好，中华民族真有这些弱点吗?这岂不迎合了某些人宣扬的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所谓人本邪说了吗?文革中的‘反修防修’是阶级斗争，不是‘同室操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问题，改开的现实不是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性了吗?!”
读了这篇文章，让我联想到了毛泽东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求实精神和无时无刻不为人民着想的人民情怀。
例一，关于三峡工程规划的调研论证中毛泽东所表现出来的科学求实精神。下面这段资料来自《毛泽东年谱》。
1966年4月，毛泽东阅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三月九日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长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研究，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按照主席所指示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和“有利无弊”的方针进行工作。最近几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们着重研究了建筑物防护、水库淤积和分期建设等三个问题，进一步认识到分期建设更符合于“有利无弊”的方针,大大增加了近期建设三峡工程的可能性。根据当前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三峡工程宜早不宜迟，建议中央将这一工程列为第三、第四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项目。毛泽东批示：“已阅。需要一个反面报告。”
从“需要一个反面报告”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不是只听赞歌的，还要听反面意见。在收集正反两方面或多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再召开与之相关的多方面同志参予的座谈会、研讨会，反复论证，才能作出最后的决策。读《毛泽东年谱》你还会发现，毛主席的每一项政策、决定都要经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经过反复研讨，几经修改，在大多数同志形成共识。自己肯定很完美无遗憾的情况下才会以文件的形式正式下发。
例二，毛泽东《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中的“三个着想”所表现出来的人民情怀，同时从这份文件的最后定稿也可看出反复研讨、反复论证的求实精神。下面这段资料摘自《毛泽东年谱》。
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就农业机械化问题复信刘少奇：“三月十一日信〔刘少奇1966年3月11日致信毛泽东说：你要王任重同志送给我的关于农业机械化的几个文件，我已送给恩来、小平同志阅后，连同主席批语印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有关部门研究，并准备意见。后来再由有在京副总理参加的中央常委会议上谈了这个问题。大家意见，要小计委就这个问题有关方面情况先摸一摸，并提出一个方案，中央再来讨论。恩来同志要小计委派人到湖北同省委共同研究他们提出的方案，先在湖北进行试验〕收到。小计委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各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七天至十天时间即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个五、七、十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大约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恐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 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见《论语•颜渊》〕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定。”之后，毛泽东在这封信的打印稿上批示：“未发，拟不发，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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