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竹：正解苏东剧变 呼唤辩证唯物史观

萧竹：正解苏东剧变呼唤辩证唯物史观

【内容简介：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是正确分析解释苏东剧变机理的必要条件。本文认为苏东剧变的正解是“内因和平演变综合决定论”：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理论、政治、经济中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因素协同和平演变、自我颠覆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和遏制战略的外因，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即使没有这一外因，也必然会发生自我颠覆的类似结果——只是进程可能会慢一些而已。】

目录

一、正解苏东剧变必须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

二、关于苏东剧变原因的一些主要观点及简析

（一）外因决定论

（二）经济决定论

（三）意识形态决定论

（四）执政党决定论

（五）斯大林模式（制度）决定论

（六）正解应是：内因和平演变综合决定论

三、马恩列毛所创立、发展、捍卫的辩证唯物史观

四、辩证唯物史观的真髓

一、正解苏东剧变必须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

苏东剧变的实质，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来，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次被资本主义因素大面积颠覆的巨大政治悲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第一个战略性回合的基本结局。

距今已经二十五六年的苏东剧变，其原因机理，就像茫无边际的“社会大森林”和“社会大迷宫”，没有正确的方向指导，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出来的。国内外研究苏东剧变原因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其研究成果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和积极意义，但研究如果不能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则得不出基本正确的结论。而若不能对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做出正确的总结，就不能真正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也无从真正复兴社会主义。这样以来，尚未完全质变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仍然避免不了苏东剧变的“定数”；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也会失去成功榜样的指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就不可能走出深度低潮的状态。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即辩证唯物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的具体体现。辩证唯物史观和立于其上的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所以，辩证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如果辩证唯物史观这个基石被歪曲修正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必然会被颠覆，从而马列毛主义也就必然会被颠覆，据以研究苏东剧变，就必然得不出基本正确的系统结论，就像按照歪曲的数学公理、定理进行演算，除了在简单问题上偶然歪打正着以外，必然得不出正确的演算结果一样。

然而，正确认识和运用辩证唯物史观，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从唯物的角度理解比较容易，而从辩证的角度结合实际正确地认识和运用起来却很难，可以说，离开唯物辩证法就寸步难行。原因在于：一是辩证唯物史观是有阶级性的真理，而有阶级性的真理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在官僚利益和个人私心的干扰下，就很难正确认识和运用有阶级性的辩证唯物史观。二是思想、理论千千万，真理却是唯一的。如同天体和微观粒子的运动是螺旋式的，真理也是螺旋的圆圈。在真理的螺旋圆圈上，思想沿着切点飞出去，就必然变成谬误。在同一螺旋圆圈上，切点是无限的。所以，在同一问题上，谬误是无限的，而真理只是唯一的。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的“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谬误”，就是这个道理。如同周围天体要保持螺旋式运动而不从切线方向飞出去，就必须保持中心天体的强大向心力一样，真理的认识和运用要保持螺旋方向正确运行，而不从切线方向飞出去变成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谬误，就必须自觉保持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和实事求是的强大向心力。否则，再天才的头脑，也掌握不了有阶级性的真理。

二、关于苏东剧变原因的一些主要观点及简析

（一）外因决定论

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遏制战略的外因，是苏东剧变的决定性因素、根本原因。苏东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堡垒”，是从外面被攻破的。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一般来说，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的和平演变、遏制战略虽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内因而不是外因。

 （二）经济决定论

认为：苏东剧变的决定性因素、根本原因，是没有把经济搞好。具体表现为，苏东各国的经济发展放缓，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经济效益低下，物价高涨，财政赤字剧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出现了经济、政治和民族危机。

应该说，这些现象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但这只是表象，是一种结果，而不是根本原因。苏东的经济还没有恶化到非要更换政权、尤其是大规模更换政权不可的地步。当然，苏东剧变这么大的政治事件，必然与经济有重大的关系。实际上，“改革变成改向”，计划经济被糟蹋成了市场经济，才直接导致了苏东剧变。

（三）意识形态决定论

认为：苏东各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长期陷入了严重的“左”的教条主义错误之中；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抛弃了马列主义。这些意识形态问题，是苏东剧变的决定性因素、根本原因。 

意识形态问题，确实是苏东剧变的首要原因，但如果将意识形态问题与经济、政治等现实割裂开来，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潭。再则，苏东剧变的原因中，虽然有“左”的错误因素（且不说，有些人往往把正确的思想路线当成“极左”予以否定），但主要的却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政治路线长期肆虐的结果。至于说到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路线，它就是修正主义路线，但这需要结合经济、政治等现实来揭示其引起苏东剧变的机理。

（四）执政党决定论

认为：苏东各国执政的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方面没有搞好自身建设，党严重脱离人民群众，逐渐形成了一个党政官僚特权集团，各种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这是引起苏东剧变的决定性因素、根本原因。 

执政党问题同意识形态问题一样，也是苏东剧变的首要原因。但这些原因，决不可以脱离思想理论路线问题和具体的经济现实去孤立地看待。比如说，虽然强调了执政党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性，却仍然肯定机械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熄灭论”，“以经济建设为纲”、市场化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导致苏东剧变的理论路线根源，就是南辕北辙的致命错误，说是为了防止苏东剧变，实际上却自觉不自觉地顽固坚持苏东剧变的覆辙方向！

（五）斯大林模式（制度）决定论

认为：高度集权的斯大林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僵化、空想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专制不民主的政治体制，是苏东剧变的决定性因素、根本原因。认为建立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基础上的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不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出来的自然社会，而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主观拼凑出来的人造社会，是必然失败的空想社会主义。

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根据机械唯物史观认为：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相对落后国家，不应该搞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先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然后才可以进入社会主义；或者，即使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也应该走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相结合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或者，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先搞一段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是一种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违背辩证唯物史观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

苏联解体后，西方辩护士们得意忘形地叫嚷：“共产主义运动会不战而亡”。西方有代表性的是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福山认为，苏联东欧剧变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终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意味着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现代体制已经超越了历史和意识形态矛盾，……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这类议论，完全是资本主义卫道士的唯心史观自慰。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确实有很多发育不完善的重大不足，并且没有得到有效的纠正和完善。比如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上，对必须利用的市场关系的积极性利用不足，而在不得不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和市场关系时，又对其致命的危害性限制不力；在经济和社会管理上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作用很不够。在政治体制上，有效监督制衡权力腐败的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尚未基本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尚不健全，不能有效抑制官僚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形成的顽强趋势。等等。但这往往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幼年时期难以避免的旧社会胎记式弱点。社会主义需要的是自我完善的改革，是能够在经济、政治、思想上全面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有效抑制官僚资产阶级形成，发挥计划经济固有的高效性的改革。而这些改革，苏联模式尚未做到，及至赫鲁晓夫之后，则走上了“把改革变成改向”的反向改革道路——这是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既充分利用市场关系的积极性、又严格限制其致命消极性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是基于生产力的自然发展过程，对盲目生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合乎逻辑的自慰，是商品经济的最高形态（商品经济的最高形态不是市场经济），绝不是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然而，有极大内在活力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却有其内在的管理方式要求，这就是：管理者必须以革命时期那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作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带领劳动者共同奋斗。比如说，运用中国“鞍钢宪法”的企业管理方式，才能发挥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现实的例子，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工业领域的大庆，农业领域的大寨，国防科技领域的两弹一星，等等。而用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资产阶级管理价值观（例如，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猫论”）管理计划经济，则会助长官僚主义、以权谋私和官僚资产阶级形成的趋势，从而使计划经济不但发挥不出巨大的内在活力，反而引起经济效益的恶性循环，引发经济、政治危机的积累。而官僚集团又将此诿过于计划经济。如果说计划经济是原子弹的话，那么市场经济就是手榴弹。他们拿着原子弹当手榴弹扔，原子弹当然大大不如手榴弹，然后就将原子弹弃之如敝履。因管理问题造成的计划经济效益恶性循环的客观形势，持续地倒逼出有意无意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市场化、私有化的“改革”浪潮。

我们不能因为朴素社会主义发育中的弱点，就否定新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好像不能因为幼儿发育不完善，走路踉跄摔跤，就打着优化人口的旗号消灭幼儿、只留发育完善的中老年人一样。再则，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在资本雇佣劳动关系最发达、最完善的封建国家首先爆发的，而是在封建统治矛盾突出的薄弱环节首先爆发，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后，才使得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的，这能说是“空想的资本主义”吗？并且，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建立初期，也是在与封建制度的复辟与反复辟的长期斗争中才最终确立下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制度的斗争，是一种私有制与另一种私有制之间的斗争，尚且需要经历长期的反复斗争，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是公有制最终消灭一切私有制的斗争，怎么可能不经过更加严酷的反复斗争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在封建社会孕育出来的资本主义种子长出来的资本主义大树，是合理的，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出来的社会主义种子长出来的社会主义大树，就应该是“空想的”？这不是资本主义卫道士的强词夺理是什么？

斯大林维护和巩固了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经过短短三个五年计划，就把苏联从手扶木犁的小农经济国家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并且打败了气势汹汹的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所以，苏东剧变，苏联模式的垮台，实际上并不是由于长期固守斯大林模式中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缘故，恰恰是因为背叛了模式中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改革变成了改向”，不但没有纠正和完善苏联模式中的重大不足，反而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给有意无意地“改革”掉了，形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潮流。苏联模式的垮台，也绝不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空想社会主义的缘故。试想，如果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如果也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经济全面放弃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腐蚀进攻的阶级斗争，在国家机器内部，能不再生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吗？资本主义能不复辟吗？

总之，官僚们把生机勃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本制度管理“折腾”坏了，然后又妖魔它、抛弃它，这是一种自觉不自觉妖魔化计划经济的“历史阴谋”！

（六）正解应是：内因和平演变综合决定论

笔者认为：苏东剧变，是理论、政治、经济中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因素协同和平演变、自我颠覆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和遏制战略的外因，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即使没有这一外因，也必然会发生自我颠覆的类似结果——只是进程可能会慢一些而已。

世界上只有相对真理，没有绝对真理。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可以基本称得上相对真理的社会科学理论，只有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它是指导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如果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被曲解、修正了，就会引起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的和平演变，从而引起经济基础的和平演变。

1、理论基础的和平演变   

无产阶级有两大夺权任务，第一大夺权任务是：武装革命夺取行政统治权，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躯体。这一夺权任务完成以后，如果不能在发展中持续解决第二大夺权任务，则无产阶级政权会得而复失。第二大夺权任务是：——文化革命夺取思想统治权：不断夺取公有思想文化统治权，为上层建筑不断注入公有思想观念的社会主义灵魂，使上层建筑不断适应公有制经济基础。在苏东新生的、朴素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只完成了第一个夺权任务，而第二个夺权任务，尚未自觉地、实质性地启动。

文化革命夺权，是有效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巩固公有制政权的更重要、更艰巨的夺权任务。它不像武装革命夺权那样可以在短期内完成，而是需要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内继续革命才能最终完成。就像人，只要活着，就得按时吃饭。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要活着，就得按时进行夺取公有思想观念统治权的文化革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必须伴随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这是因为：

第一，在阶级社会中，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也仍然属于阶级社会。所以，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有全新的特点：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只是作为经济形态的剥削阶级被基本消灭了，而作为意识形态的剥削阶级仍然存在（相当于，剥削阶级癌瘤被基本切除了，但癌细胞还存在，机体一旦正气下降，癌细胞就会蔓延开来），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领域的阶级斗争有时还相当激烈；上层建筑领域内还存在着官僚资产阶级滋生的顽疾；社会上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不过，朴素社会主义在没有蜕变为官僚社会主义之前，其阶级矛盾，往往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在法律性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在意识形态性质上却属于敌我阶级矛盾的范畴）。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长期性，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长期进行夺取公有思想文化统治权的文化革命。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如果不能持续地获得公有思想观念的社会主义灵魂，它就必然充盈着私有思想观念的资本主义灵魂。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是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而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有效地进行文化革命，夺取公有思想观念统治权，上层建筑就必然会异化，就不但不能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反而自我颠覆瓦解它。就像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异化的上层建筑推行的异化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反向作用力。社会主义国家异化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引起经济基础的异化；异化的经济基础，又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异化的上层建筑（形成中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样交互协同，恶性循环，苏东剧变这样的资本主义复辟，就是躲不过去的历史定数。

列宁晚年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政权官僚化的现实危险。他目睹了旧沙皇官僚机构的某种复活，认为布尔什维克只不过是给这种官僚披上了苏维埃的外衣。列宁在五篇有名的“政治遗嘱”（即《日记摘录》、《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主要内容之一是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强调工作重心要转移到文化建设上来，有两个主要任务：改造旧的国家机关和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还强调必须直接从工人和农民中挑选中央监察委员。这些内容，就是夺取公有思想文化统治权、建立适应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制度安排，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很可惜，由于列宁去世过早，文化革命夺权任务未能实质性开展。继任的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由于滋生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思想，使他难以承担起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领导重任。而阶级斗争熄灭论，就是社会主义蜕化变质的“癌细胞”。这种“癌细胞”的扩散，必然引起社会主义机体的“癌变”。

公有思想观念的核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夺取公有思想统治权的文化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形成了反修防修的理论和进行了实践。毛泽东特别强调“斗私批修”。“毛主席说，所谓斗私，就是拔掉心里面剥削思想的根子，这个根子不铲除，什么革命成果也保不住；所谓批修，就是批判党内代表私字的路线方针政策，代表私字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修。显然，毛主席抓住了防止剥削阶级复辟的思想根源和政治根源。历史也证明了毛主席防止剥削阶级复辟的革命方法是正确的。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党内新生资产阶级也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并非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是从小生产者中产生的，而是从党内特权中产生的，这种特权就是私字的产物。”（《张宏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辟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是辩证唯物主义。这个理论基石，在列宁那里是坚实的，而在斯大林那里，就有所偏离，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认识的肤浅。至于斯大林之后的国家高层领导，几乎没有真正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处于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场”的渗透和包围之中，由于领导集团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无产阶级世界观（就只能是自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致使他们不可能真正理解辩证唯物史观，只能持有修正主义的历史观——机械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二元混合。而辩证唯物史观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在机械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二元混合的基础上，他们绝不会像辩证唯物史观哲学大师毛泽东那样真正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上，他们也绝不会成为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这就使得他们在特权的领导岗位上，不可能阻挡住向官僚资产阶级蜕变的顽强逆流。在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官僚集团利益的交互作用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就被曲解和修正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机械唯物史观，从而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臆断为：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引发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以经济建设为纲”（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实行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助长私有文化观念的泛滥）。“以经济建设为纲”的理论和实践，必然逻辑地发展出“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谬误。

概括苏联东欧等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基础和平演变的脉络是：

非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熄灭论——→以经济建设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市场经济为方向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理论。

【与之相应对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基础的脉络是：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同基本滞后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理论（既充分利用市场关系的积极作用，又严格限制市场关系的致命消极作用；以及企业管理制度的革新，如中国的“鞍钢宪法”等）。】

这样，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就在理论基础上首先完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和平演变。可以说，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只要阶级斗争熄灭论成为长期的主导思想，其蜕化变质和“苏东剧变”，就是迟早的必然结果。

2、政治路线的和平演变

理论基础的和平演变，决定了政治路线的和平演变。围绕以经济建设为纲的理论和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形成了指导具体工作的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在执政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理论基础被和平演变了之后，其政治路线也被相应地和平演变了。随之，无产阶级性质的执政党，在官僚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形成的过程中，也就被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了。

就苏联来说，以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报告为标志，苏共的理论基础和政治路线基本完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和平演变。

3、经济基础的和平演变

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只能落实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上。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理论上讲，是新自由主义“和平演变”的忽悠，是用“社会主义”包装着的“资本主义鸦片”；从实践上讲，是真正人造的空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牛头”与社会主义“马面”的臆想杂交。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被麻醉成了吸食“市场经济鸦片”的瘾君子。苏东剧变的经济根源，就是搞以市场经济为指向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即在经济基础上自觉不自觉地搞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市场经济，并非中性经济手段，它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现实中，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绝无真正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因为：

市场经济，是雇佣劳动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是在全社会范围内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市场化经济。雇佣劳动社会化，就是劳动力商品化，也就是社会上大多数劳动者失去了生产资料主人地位，沦为资本雇佣劳动者的状态。只有实现了劳动力商品化，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基本功能。

由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和社会的主人。主人不能自己向自己出卖劳动力，自己雇佣自己，自己剥削自己的剩余价值。所以，劳动力商品化，只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如果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搞劳动力商品化，就建不成市场经济；而若实现了劳动力商品化，市场经济确实建成了，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也就被根本异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复活了。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忽悠人们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不必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只要坚持国有企业的公有制为主导，就可以保障社会主义的性质。其实，在官僚资产阶级管理路线下，国有企业也必然蜕变为官僚所有制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企业。这种企业再多，也改变不了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社会主义性质与公有制为主体是不可分割的。以公有制为主体，虽然不是保持科学社会主义性质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

并且，资本雇佣劳动关系是发育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息萌芽。只要条件具备，萌芽态的雇佣劳动就必然发育成社会化的雇佣劳动。这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基本发育成熟了。恩格斯早已揭示过这一点：“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11页。）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81页），也是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自发性的意义上揭示的。

如果说，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在利用市场关系方面失之于“左”倾错误，那么，后来苏东国家的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指向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则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因为，资本雇佣劳动，作为发育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息萌芽，在官僚社会主义社会里，已经具备了充分条件——商品经济大大发展了；用资产阶级价值观管理经济；官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再加上通过有意识的市场化改革，使得雇佣劳动社会化正在基本实现，从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处于基本形成之中。

苏东官僚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形成的过程中，与建立在其上的上层建筑，相互影响，交互作用，恶性循环，最终完成了理论→政治→经济的综合和平演变。苏东剧变，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最后跳跃。

三、马恩列毛所创立、发展、捍卫的辩证唯物史观

为了正确深刻地理解苏东剧变的本质和根本原因，我们必须重温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所创立、发展、捍卫的辩证唯物史观。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主要从唯物的角度作了简要的表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由于马克思之前的社会历史观完全是唯心的，所以，马克思针对唯心史观的批判，主要是从唯物的角度阐述辩证唯物史观，还未来得及从辩证的角度给以充分详尽的阐述。之后，马恩创立的辩证唯物史观基本上被形而上学地曲解成了机械唯物史观。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从辩证的角度进一步阐述、发展和捍卫了辩证唯物史观。

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保尔·恩斯特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把唯物史观当作教条，大力宣扬“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把唯物史观歪曲成为“经济唯物主义”，否认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为此，晚年的恩格斯写了大量的书信，对机械唯物史观作了深刻而系统的批判。

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7页）在这段话里，恩格斯阐释了生产力归根到底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在许多情况下的决定性作用的辩证道理。

在相关书信里，恩格斯从方法论上对保尔·恩斯特和保尔·巴尔特们的理论错误作了批驳，同时也对马克思与自己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作了反思：“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9页）

对于辩证唯物史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有创造性的发展和精辟的论述：“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在这里，毛泽东把生产力的一般的“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与上层建筑等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具体的“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双向交互辩证运动，阐述得更有理论明确性了。

恩格斯还强调过：“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77—378页）毛泽东在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强调过：“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唯物辩证哲学大师的教诲说明，不理解或者曲解、否定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这往往是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极其重要的理论思维问题。

四、辩证唯物史观的真髓

被歪曲和修正阉割了精髓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绝不是辩证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已经将辩证唯物史观的精髓揭示给世人了，但资产阶级价值观严重、没有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们，是无法理解其精髓的。就像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军队，将游击战、运动战的人民战争精髓告诉蒋介石的将军们，他们也理解不了、用不上。辩证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资产阶级世界观严重的知识分子，再有天才也掌握不了。

辩证唯物史观的真髓应该是：在世界统一的生产力大系统中，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等因素的统率性决定作用，交互影响、辩证运动。

（一）两种决定作用双向辩证运动——生产力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决定作用与上层建筑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的统率性决定作用，在社会形态中交互影响、辩证运动。（为简化表述，适当忽略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在其中的中介传导协同因素）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这一论断属于马克思主义常识，但往往被形而上学地歪曲成了机械唯物史观，所以，必须还原其辩证唯物史观的本来面目：

第一，生产力在“总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决定作用”——它只有一个方向，即正向的、进步的、革命的方向。

经济是政治、文化观念等的基础；生产力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的基础。所以，这种决定作用属于“基础性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在总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一般的、总趋势的、单一正向的、进步的历史作用。所谓“总的历史发展”，就是指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足够长的一段总过程的总趋势。只有在足够长的一段历史发展总过程中，才能明显表现出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的总趋势。

生产力水平，以生产力物质技术基础——工具为标志。而以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则在总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总趋势上决定着相应社会形态的存在（而不是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一旦达到某种生产力水平，就一定会形影相随地、同步地出现相应的社会形态）：

①以石器为标志的生产力，决定了原始社会的存在；其中：

以粗石器为标志的生产力，决定了母系氏族社会的存在；

以细石器为标志的生产力，决定了父系氏族社会的存在。

②以青铜器手工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决定了奴隶社会的存在。

③以铁器手工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决定了封建社会的存在。

④以大机器为标志的生产力，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某种交集并存的时代。其中：

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生产力（蒸汽时代），决定了上升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

以电气机器系统为标志的生产力（电气时代），决定了下降期资本主义社会和初级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

而以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标志的生产力（初、中级信息时代——准网络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系统时代），则决定了全面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和中、高级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

⑤而以高度网络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系统为标志的生产力（高级信息时代）——能够提供极大丰富的物质文化产品，可以根据人们的正当需求提供按需分配，则决定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

这里揭示的“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是在“总的历史发展”中以总趋势发生作用的。而在“具体的历史进程”（是指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任何一段足够短的、局部的现实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是通过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等综合因素的反作用以间接的、迂回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不是以与总趋势完全同步的方式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抽象的总趋势与具体的局部事实不是一回事，就像价值与价格不是一回事一样。否则，美欧等西方生产力发达国家为什么没有率先进入社会主义？而是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生产力相对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为什么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国家，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水平上社会主义能够蓬勃发展？而到了生产力大大发展了以后，为什么反而进入了向资本主义大倒退的时期？

第二，上层建筑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能转化成“统率性决定作用”——有正向的与反向的、正确的与错误的、进步的与落后的、革命的与反动的两种。

否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夸大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属于唯心史观。承认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却不承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或者虽然承认其“反作用”，但却不承认其在一定条件下也能转化为决定性作用（很多人怕犯唯心主义，往往不敢承认这种“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决定作用），这是形而上学的“生产力和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属于机械唯物史观（有些人认为，“生产力和经济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歪曲）。因为，这种“反作用”，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的一定条件下确实能转化为决定作用，只是这种决定作用仅仅是“统率性决定作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在不同的条件、不同的状态下，有正反两个不同的方向，因而“统率性决定作用”，也分为正向的与反向的、正确的与错误的、进步的与落后的、革命的与反动的两种。比如说，属于上层建筑的思想政治路线，就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道路和兴衰——错误的思想政治路线，发挥着反向的、反动的统率性决定作用。例如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路线，就发挥着反向的统率性决定作用。而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则发挥着正向的、革命的统率性决定作用。例如毛泽东思想路线，就发挥着正向的统率性决定作用。

生产力的最终的决定作用之所以是基础性的、单一正向的，就在于生产力对于上层建筑等的反向统率性决定作用起着历史的惩罚和矫正作用。这种作用，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表现为，周期性的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周期性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的反抗活动；在社会主义社会表现为，或者是通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和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来自觉地、持续地、适时地予以自觉温和惩罚和矫正，或者是执政党不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自觉阶级斗争，助长资产阶级自发全面的腐蚀进攻，搞市场化、自由化改革。致使资本主义复活，发生如同苏东剧变那样的对错误路线和整个社会的暴力惩罚。而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则属于历史的最终矫正作用。

第三，上层建筑的统率性决定作用，是主观性作用；而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是客观性作用。

上层建筑作为主观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其统率性决定作用，其实就是上层建筑中人的或正确或错误的主观性作用。而生产力作为客观物质力量，其基础性决定作用，却是客观性作用。问题是，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力系统中，都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发挥主导作用，但为什么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就是客观性作用呢？这是因为主观力量质变转化为客观力量的缘故：

生产力，是劳动者利用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而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在这种物质变换过中形成的生产力，具有客观性和物质性，从而赋予了“生产力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客观物质力量”的本质属性。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的生产力，是在大范围、长时间的过程中，无数人和无数代的劳动者分工合作、交互作用、继承发展的集合，是无数单个人的主观力量有机汇集质变而成的总体客观物质力量。还有，生产力是一种不能由人们自由选择的既得力量。人一生下来就遇到的现存生产力，是先前一切世代生产力的积累与发展。因而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而只能首先接受和适应前人已经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并在这种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去创造新的生产力。所以，生产力的发展也就具有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生产力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决定作用也就转化为客观性作用了。

而上层建筑中人的主观力量的发挥——虽然也要借助于物质力量，但它的积极作用的物化积累传承，却落实在生产力基础上。同时，上层建筑的统率性决定作用，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并且只能表现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所以，它只能是主观性作用。

第四，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通过上层建筑的统率性决定作用进行表达的规律。

总的历史发展中的生产力基础性决定作用，是通过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上层建筑的统率性决定作用（正向促进或反向阻碍）间接的、迂回曲折的表现出来的。换句话说，上层建筑正向的或反向的统率性决定作用，是围绕着生产力基础性决定作用的总趋势波动的。这应该是一条规律，就好像价格围绕价值波动、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的规律一样。

事物发展的一般趋势、必然性，总是通过具体性、偶然性开辟道路的。就像水流千遭归大海，是总的趋势朝着大海，在具体的迂回过程中，水流方向往往是背离大海的，但不能说迂回的河水就永远也进不了大海。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就是“大海”，而上层建筑等的统率性决定作用，就是“迂回的水流”。上层建筑中的错误政治路线，就是“假猴王”，再怎么瞎折腾，也跳不出生产力基础性决定作用的“如来佛手心”！

比如说，推动生产力社会化的大机器生产力越是向高级发展，就越是基础性地决定着资本主义的没落和社会主义的上升。但是这种基础性决定作用，是通过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的具体行为、具体事件迂回曲折地表现出来的。例如：大机器生产力发达的欧美国家，由于上层建筑发挥着遏制革命运动的强大的反向统率性决定作用，使得这些国家并没有率先进入社会主义——当然，在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下，这些国家终归要进入社会主义。而像苏联东欧和中国这些大机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上层建筑中的革命性因素发挥着足够强大的正向统率性决定作用，使其率先进入了社会主义。然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大机器生产力大大发展了以后，本应社会主义更加巩固，但却出现了向资本主义的大倒退。其主要原因，绝不是因为生产力落后，而是因为上层建筑中异化出了官僚主义集团或者形成中的官僚资产阶级，使其发挥着推行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的反向统率性决定作用的缘故——当然，在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下，经过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这些国家还得回归社会主义。

（二）世界是一个统一的生产力大系统。

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规律，也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但是，忽视或否认世界统一的生产力大系统背景和上层建筑的统率性决定作用，仅从个别国家生产力小系统和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一个方向孤立地强调上述规律，就从真理的切点上飞出去，变成了“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谬误”的形而上学机械唯物史观，就成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拉大旗作虎皮”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旗号”。

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不是孤立地只以个别国家的生产力小系统为基础，而是以世界生产力大系统为基础的。这是因为；

辩证唯物史观，不但重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小系统，而且重视世界生产力大系统，同时把小系统放到大系统里观察和运作。因为，生产力小系统如同小海湾，生产力大系统如同大海洋，小海湾必然受大海洋的密切影响。

第一，世界生产力大系统，决定着全球经济时代的特征。

在生产社会化的大机器生产力基础上，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某种交集并存的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可以存在，社会主义也可以发育。尤其是在当下，生产社会化已经进入了生产世界化、经济信息化和虚拟化的阶段，理论上到了世界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全面腐朽、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社会化、世界化、信息化、虚拟化的生产力，贫富极端两极分化的人类，资源近于枯竭的地球，都在惊天动地地呼喊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拯救！

第二，在世界统一的生产力大系统中，世界先进物质文明成果（先进的生产技术等）和先进精神文明成果（先进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具有传播作用，可使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借助水往低处流的低位优势发生后发跳跃式发展。

借助于世界先进意识的传播指导作用，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可以在经济政治发展的薄弱环节、社会矛盾突出的后发国家，通过爆发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得以确立，然后利用世界先进的生产技术成果，实现生产力的跳跃式发展（如同西藏在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从农奴制到社会主义的跳跃式发展）。只要社会化生产力在世界上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就会产生与之相应的思想理论（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这种社会化生产力决定的科学精神的影响是无国界的。在无产阶级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可以先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然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快地创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基础。像苏联东欧和中国这些在相对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外星球上，而是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处于同一个世界生产力大系统中，他们利用低位优势，借助世界先进物质、精神文明成果，实现了社会制度和生产力的后发跳跃式发展。这种跳跃式发展，绝不是违反生产力性质的“空想社会主义”，恰恰相反，这就是世界统一的生产力大系统中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所产生的、异化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文明力量，在战略迂回突围中的薄弱环节所绽放出来的社会主义灿烂花朵。只是，这种灿烂花朵，并没有直接开在美欧发达资本主义的主干上，而是绽放在后发的细枝嫩芽上。就像火山喷发，地底下熔岩大量聚集的地方，往往不是垂直地从地面上喷发出来，而是千里迂回地从薄弱的可乘之隙爆发出壮观景象。可是，机械唯物史观的形而上学思维，却顽固地否认后发国家借助低位优势吸收世界先进物质、精神文明成果，进行社会制度和生产力跳跃式发展的可能和现实，非要再爬一遍资本主义不可！至于后来发生的苏东剧变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深度低潮的根本原因，绝不是因为物质生产力层面上缺乏资本主义文明的充分发展（当然，计划经济体制应该进一步完善），而是因为上层建筑层领域尚未真正确立公有思想文化的统治权，未能有效遏制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致使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严重滞后于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从而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复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路的缘故。火山口被凝固的熔岩堵塞了，但不断集聚的能量，定会再爆发出来！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的理论和实践，已经为我们开辟了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应该清本正源，批判机械唯物史观，反对市场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向；捍卫辩证唯物史观，复兴科学社会主义。

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极大地推动了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在这方面，列宁和毛泽东作出了重大精辟的理论开拓和概括，有效地捍卫和发展了辩证物史观。

列宁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列宁选集》第四卷，1995年版，第776—778页）

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在当时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生产力比较落后的俄国，先成功地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夺取了政权，然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通过计划经济迅速地创造了经济奇迹。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发展起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1—132页）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又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变革了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跨越，同时也实现了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历史性跨越——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用27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在国防科技方面，实现了从“小米加步枪”到“两弹一星”的跨越。等等。这些成就，当属人类经济、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前无古人、迄今后无来者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奇迹！

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在发展生产力等方面取得的奇迹，都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关于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发挥“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即统率性决定作用）的辩证思想的正确性。为了保证上层建筑能够发挥先进的、正向的“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毛泽东特别强调人民必须管理上层建筑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人类的社会实践证明，历史是唯物辩证发展的。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和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都是历史唯物辩证发展的事实胜过雄辩的证明。而“资本主义补课论”做法，则与此相反，他们实际上否定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创造充分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基础的可能性，主张先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充分发展生产力，然后再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改造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新中国初期，就有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先搞一段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新生产力，然后再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路线的干扰。现实和理论充分证明：在社会主义国家搞资本主义制度，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坐大了，市场经济搞成了，靠国家机器自身也就根本不可能复归社会主义了，一般来说，只能靠历史周期律来矫正了！

总之，社会的发展不是生产力单一的、枯燥的运动，而是综合因素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丰富多彩的运动，是一般和特殊、必然和偶然的辩证运动。我们决不可以把总的历史发展中的生产力基础性决定作用的大趋势，形而上学、简单划一地套用到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去。机械唯物史观论者的悲哀在于：只见一般不见特殊，只见必然不见偶然，只见局部小系统不见整体大系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静止不见运动，只见直线不见曲线，只见平面不见立体，只见简单划一不见丰富多彩，只见物质不见精神，只见经济不见政治，只见物不见人，只见官僚利益不见人民利益，如此等等。科学社会主义要复兴，必须首先在理论上肃清机械唯物史观的“木马病毒”，才能切实防止苏东剧变悲剧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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