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金钱为中心”给改革开放造成的扭曲和社会造成的恶果，与其说是“意识形态”造成，还不如说是中国“主流经济学”造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是西方的价格经济学，而价格经济学就是社会货币化、一切向钱看、把经济和金钱画等号的经济学。所以要批判“以金钱为中心”，就必须从源头上批判西方价格经济学。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每个人都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利益不等于自私，功利也不等于金钱，中国讲求实效、“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不是金钱主义、一切向钱看价值观。所谓价值理性，就是把价格还原为价值，交换价值还原为使用价值。产品的本质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就是价值。只有实现的价值有使用价值，只有在使用的价值才是实现的价值。西方哲学的“意义”是逻辑上的自洽是主观对客观的符合，中国哲学的意义是价值，即对人的有用性。非功利主义的哲学观造成了西方经济学主客体的对立和不对称，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形成了中国哲学主客体的统一与对称。价值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精粹。根据价值理性，经济不等于金钱，以经济为中心不等于以金钱为中心。
郎咸平正确地看到了应该以经济为中心而不是以金钱为中心，看到了打着经济中心旗号的“以金钱为中心”对改革的扭曲与对社会的危害，但他没有从经济学范式的高度来区别“以经济为中心”和“以金钱为中心”、从价值经济学范式的高度确立“以经济为中心”，而是把这两者的区别仅仅归结于“意识形态”，而他这里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仅仅指的人的观念。郎咸平：“这一切的乱象来源于什么?和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拨乱反正，拨什么乱，拨以阶级斗争的乱。所以改革开放取得成功。可是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巨大改变，就是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纲的理念，90年代中期被曲解为以钱为纲，在这个战略之下走到了今天，创造了我前面讲的乱象。
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体制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所以为什么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初期获得全国老百姓的支持，但是95年一旦以钱为纲之后，逐渐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就像我说的，医疗改革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房改以后住不起房，国企改革之后全下岗了。”（22）这里郎咸平讲到的“以金钱为中心”给改革开放造成的扭曲和社会造成的恶果，与其说是“意识形态”造成，还不如说是中国“主流经济学”造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是西方的价格经济学，而价格经济学就是社会货币化、一切向钱看、把经济和金钱画等号的经济学。所以要批判“以金钱为中心”，就必须从源头上批判西方价格经济学。但由于郎咸平没有看到“以经济为中心”和“以金钱为中心”这二者的本质区别——一个属于价值经济学，一个属于价格经济学，而是用“意识形态”来模糊这二者的区别，所以他在衡量国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效益标准时，仍然陷于“以金钱为中心”的价格经济学范式框架中。衡量国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效益标准应该有不同的参照系。如果说民营企业可以以利润为效益标准，那么国家、国有企业则应该以价值为效益的根本导向，用社会效益来主导经济效益。经济不等于金钱，利益不等于利润;利润不是经济的根本目标，也不是经济的唯一指标。如果不加区别地把利润看成经济的根本目标、唯一指标，将破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之所以反对“国退民进”，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不亚于或高于民营企业，而是国有企业有民营企业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
郎咸平：“我们不要保增长，要保利润，保企业利润而不是保国家增长。GDP不是实惠的东西。我们一直说要致富先修路，到最后已经变成以修路为修路的目的，以GDP为GDP的目的，以造桥为造桥的目的，而不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告诉你们，修路的目的，是要增加当地企业的利润，这是唯一的目的，而不是靠修路来拉动GDP增长。……我希望我们能够把政府的资源、国家的资源拿来援助私营企业，包括制造业、金融业，帮助它们，让它们产生更多的利润，这样股市和楼市就能救活了，而不是直接去救股市和楼市。”“真正能够创造财富的，不是马路。是什么?是老百姓赚更多的钱。”(23)“一切皆因没有藏富于民……我建议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钱给老百姓，做到藏富于民。至于怎么给，不是我谈论的重点。我就是希望政府能够帮助企业赚更多的钱，因为只有企业赚到钱，它才会进行转投资，透过乘数效果，企业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再转投资，透过乘数效果再赚更多的钱，最终能透过企业利润长期拉动中国经济。”(24)在这里，郎咸平的所谓“实惠”就是“老百姓赚更多的钱”。不排除不少地方政府为GDP而GDP，为GDP大搞形象工程、GDP工程，但不能由此把所有政府投资的项目都等同于GDP工程，为反对GDP工程而整体否定属于宏观调控范畴的政府投资项目。政府工程的意义本来不是体现在GDP上，政府工程的效益本来不是体现在利润上，而是体现在社会价值——人类文明进步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上，体现在为企业与民众服务上;国有企业的效益和竞争力也不是体现在利润上，而是体现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打破垄断、保护平等竞争上。政府工程本来应该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政府工程和“GDP工程”本来不应该划等号;把政府工程和“GDP工程”划等号，为反对“GDP主义”而原则否定政府工程，实际上是否定了宏观调控。这和新自由主义殊途同归，也和郎咸平自己对“4万亿投资计划”可能产生社会效果的肯定相矛盾(25)。
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社会化与市场宏观化，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已经逐步走向统一，宏观经济固然以微观经济为基础，但微观经济也要靠宏观经济的整合和主导。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将为企业层面的“GDP工程”——利润工程提供基础设施与投资的杠杆效应，使企业投资成为可能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益。批判GDP主义不是完全否定GDP概念本身，而是通过扬弃GDP概念，提高GDP的含金量，把其纳入幸福经济学框架中，成为幸福指数的有机组成部分。GDP是指标而非目标，是部分指标而非全部指标。如果说，为GDP而GDP的“GDP主义”不会带来社会财富的实际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提高，那么要批判这样的“GDP主义”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否认政府投资的任何大型项目在促进社会发展、增加社会财富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的任何作用，而是在用幸福经济学代替货币经济学成为社会主流经济学的前提下，用政府社会效益为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工程来引导企业经济效益为主、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工程，把包括政府工程与企业工程在内的所有经济工程都纳入幸福经济的发展模式中。
在这里，郎咸平不是用幸福经济学去批判“GDP主义”，而是用小GDP经济——微观GDP经济去批判大GDP经济——宏观GDP经济，用企业的GDP工程——利润工程代替政府的“GDP工程”，认为只有企业的“GDP工程”——利润工程才是老百姓幸福的源泉。这说明，虽然郎咸平批判以金钱为中心的“GDP主义”，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走出西方经济学的货币拜物教窠臼和新自由主义的价格经济学范式框架，也没有走出“GDP主义”的圈圈。郎咸平说要对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要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要变“以金钱为中心”为“以经济为中心”，但由于他没有从经济学范式高度否定“以金钱为中心”，所以他绕了一圈后还是回到了“以金钱为中心”，所以我在本书中仍然把郎咸平纳入“主流经济学家”的范畴。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只能是价值经济学而不可能是价格经济学;只要不根本改变现有指导中国改革的西方价格经济学范式，那么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同时不以金钱为中心，就像一个人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根本不可能。所以必须对“以金钱为中心”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进行批判，而不仅仅是对“以金钱为中心”的意识形态、“GDP工程”、 “GDP主义”进行批判。郎咸平虽然疾呼：“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并从物价上涨、学生学费、学校拜金、工人下岗、大学生失业、企业倒闭、环境污染、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工人工作环境工资待遇医疗社会保障待遇等方面对“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的现象作了大量的揭示，对其原因作了有价值的探索，正确指出GDP主义的危害，但由于郎咸平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与GDP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无本质不同，都属于价格经济学范式，而价格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不兼容，所以郎咸平不可能提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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