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俄罗斯正式邀请金正恩参加将于今年5月举行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而中国最高领导人势必也将应邀出席。于是，有关中朝最高领导人届时将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晤的各种猜测广为流传。虽然中国外交部门有关的谈话一直闪烁其词，但国内外几乎一致断定，有关传言将成为事实。这就意味着，因金正恩甫一上台即背着中国亲自主导多次导弹及核武器试验而导致的中朝紧张关系将止跌回暖。而这种回暖，并非因为金正恩集团改弦更张，悬崖勒马主动修好中国，它还在继续对中国予取予求冷嘲热讽横眉怒目完全无视，恰恰是中国主动调整妥协退让，试图以恢复原油供应和金钱、物资援助等一如既往的贿赂模式换取朝鲜对中国舒缓颜色。而这也就进一步意味着，中国外交部近年来信誓旦旦不断翻炒出来的新词汇——“外交自信”和“外交定力”云云，在如何应对处理对朝关系问题上，再次撞到南墙，一度给外界造成的“中国对朝强势外交”假象现出原形，装腔作势作出的有关政策调整宣告无疾而终，彻底破产。中国外交部的所谓“外交自信”和“外交定力”，不过又是欺世盗名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而已。中国的对朝外交，再次陷入了长久以来的进退失据、手足无措、目标不清、方向迷失的荒诞怪圈。
那么，中国到底需要和应该拿出什么样的对朝外交和朝鲜半岛政策?围绕这个问题，前一阵因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中将与浙江大学教授李敦球先生的公开文战，一度成了中国社会舆情关注的焦点。李敦球先生认为，“有一些战略学者建议中国放弃朝鲜，问题异常严重”;王洪光中将则不以为然，认为“朝鲜若崩溃，中国救不了”，“中国子弟不必为别国打仗”。
其实，无论是李敦球先生的著述还是王洪光中将的文章，观点和理由都不新鲜，相同的文章早就汗牛充栋，代表着长久以来中国国内对于朝鲜半岛政策论争始终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看法。不过，也正是由于两派观点的尖锐对立且分别走上了两个极端，恰恰反映出当今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和外交实践思路不清、目标不明、进退失据、劳而无功、被动挨打以及结果难期，白白耗费了宝贵的外交资源、时间、精力以及各种各样的机会与机遇。这样的结果，与中国的堂堂大国身份、越来越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赋予的越来越丰沛的外交手段和外交资源、紧邻朝鲜半岛的最有利地缘政治优势以及自古形成的特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与人员联系等等几乎无所不包的便利条件很不相称。这样的中朝关系格局、现状和结果显然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而显然不是中国最想要的。换言之，我们可以不客气地说，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朝鲜半岛政策和外交实践，基本上是失败的，不仅完全得不偿付、得不偿失、有失无得，还将中国的半岛外交拖入到更深更大的困境。
一、中朝（韩）关系的特点
那么，为什么新中国苦心经营了六十多年的朝鲜半岛外交，非但寸功未见、寸利未得，反而让自己长期陷入狼奔豕突、被动挨打、费力不讨好的尴尬境地呢?尤其是历时长达两年半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不顾自身刚刚建国，经济、社会千疮百孔民不聊生，倾举国之力，付出数十万优秀儿女的鲜血和生命，挽救了一个行将崩溃的异国政权，此后数十年来又继续不断的输氧输血，对其予取予求、百般呵护，然而被拯救扶植者不但无一丝一毫心存感激，反而动辄对中国恶言相向、张牙舞爪，甚至还在教科书等一切国内宣传中将中国的再造之恩掩盖隐瞒抹杀，完全不留痕迹，忘恩负义一至于斯?笔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对朝鲜半岛问题——也就是对于中朝(韩)关系——的特点和实质始终缺乏清醒、清晰、正确、准确的认识以及总体上的驾驭把握，中国的外交思路和政策对策常常一厢情愿、对牛弹琴，陷入主观化、简单化、极端化、绝对化、公式化、怠惰化的怪圈，以致不辨方向、不明目标，瞎子撞进宝屋，不知道抓哪个好。
应该说，中朝(韩)关系不仅是中国周边关系中最纠结复杂的一组关系，也可以说是人类国家关系史上最为纠结复杂的关系。具体来说，中朝(韩)关系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1.历史长期性。一部朝鲜半岛的民族国家史，实际就是一部与中华民族和中原王朝互动交往融合的历史。尽管这部史书站在中原这一端和站在半岛另一端各有不同的解读，但都无法否认史书的书写是从史前时代即已开始的，经历了悠久漫长的年代和复杂变幻的历史风雨。
2.荣辱与共性。由于千百年来的密切交往与深度融合，客观上造就了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总体上兴衰相因、休戚相伴、荣辱与共的特殊关系。当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完全融为一体的时候是这样，即便二者在朝贡体系或宗藩关系架构下的次紧密关系时候同样莫不如此。远的如壬辰战争，近的如甲午战争，都是关系重大、牵动彼此、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前者中朝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仇敌忾，倭寇前进大陆的迷梦遭到了可耻的惨败;后者因清军溃败，朝鲜国灭，中国国运雪上再加严霜。
3.文化耦合性。千百年来的密切交往与深度融合，不但大大深化了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联系，更直接促成了彼此间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紧密、越来越不可分割的文化融合。众所周知，朝鲜半岛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就是从汉字开始，并由汉字书写的。以习汉字、学汉话、读汉文、写汉书为标志，举凡朝鲜半岛的一切文化活动和文化传承，无不以汉字和汉化为媒介元素和基本特征。虽然，朝鲜半岛从十五世纪开始创立了属于自己的文字——谚文，但是，无论是发音、书写还是语义都与汉字一脉相承的朝鲜谚文，其创制的初衷完全不是今天半岛人士出于特殊需要和目的而解读的所谓“文化自主”和“摆脱汉字”，只是为了方便和满足半岛中下层社会习文断字的需要而已。毕竟学汉字、说汉话太过艰涩，因而过去基本上属于半岛上流社会的专美。即便如此，朝鲜谚文刚一颁行的时候，还曾遭到士大夫阶层的强烈批评和抵制。当时的朝鲜集贤殿副提学、著名学者崔万里就大声疾呼：“自古九州之内，风土虽异，未有因方言而别为文字者。唯蒙古、西夏、女真、日本、西蕃之类，各有其字。是皆夷狄事耳。无足道者……历代中国皆以我国有箕子遗风，文物礼乐，比拟中华。今别作谚文，舍中国而自同于夷狄，是所谓弃苏合之香，而取螗螂之丸也，岂非文明之累哉?”
4.不可替代性。地缘相接、历史相因、政治相通、经济相连、语言相承、文化相传、人民相亲，构成了中国与朝鲜半岛欲说还休、错综复杂、千丝万缕、无法剪断的至为独特的国家间关系。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双边关系在中国的周边外交中至今仍具有不可替代性。
5.松紧交替性。回顾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尤其是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统一固然是华夏各民族的期盼和最大利益所在，但以今天的地理版图衡量，中原王朝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时间并不长，分裂分治才是漫漫历史长河的主流。反映在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和控制状态方面就是，凡是中原王朝统一、强盛的时期，她对朝鲜半岛的控制就紧密，双方的联系和融合也更密切、更主动、更自觉。与此同时，站在半岛的角度，它们以“事大主义”为核心的对中原王朝归心依附的积极性、自然性、自觉性、主动性也更强烈和不可动摇;反过来，一旦中原王朝势衰力竭、自顾不暇甚至分崩离析，对半岛的控制力也就化为乌有，朝鲜的离心力或不可控性也就大大增加。这在甲午战争后表现得最为明显。时至今日，尽管两韩一再宣称自立自主，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事大主义”仍然是其深入骨髓血液的对外交往中有意无意、有形无形、自觉不自觉遵守的最根本指导原则。而中国在半岛的控制力、影响力之所以直线衰退，根源就在于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力一蹶不振一落千丈，从而既给了朝鲜自立自主的时间与空间，也给了后来的日美苏俄诸列强相继染指朝鲜半岛提供了千年不遇的机会。
二、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原则
明了了中朝关系的历史文化脉络和错综复杂的特点，我们的朝鲜半岛政策才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明白我们需要什么，应当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原则，等等。因此，把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形成和演进的错综复杂、鱼水难分、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共生共荣、藕断丝连的中朝(韩)特殊关系简单化为要不要放弃，这是十分愚蠢错误的，也是十分有害和危险的。
依据历史，照顾现状，着眼未来，笔者认为，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应该一以贯之的坚持以下诸原则：
1.以我为主、于我有利。中国外交的宗旨、核心和终极回归，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超越党派，超越时空，超越表象，超越道义，超越一时一地一事一人的羁绊和左右。只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与一切强国强权折冲周旋，最大限度地获取和捍卫中国的利益，这样的朝鲜半岛政策就应该毫不动摇的坚持和坚守，反之就要坚决修正乃至唾弃。尤其要坚决纠正和扭转过去那种以一时利益取代长远利益、以眼前利益取代永恒利益、以表面利益取代实质利益、以蝇头小利取代核心利益、以政党利益取代国家利益、以个别人的喜怒好恶取代全民族利益、以朝鲜利益取代中国利益等种种错误观念和做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过去信誓旦旦固守和坚持的所谓“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阵营”等等原则，不仅严重脱离实际、脱离时代，严重背离了中国的国家利益，甚至还凌驾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这是十分荒唐和荒谬的，不仅没有扩张和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反而严重牺牲和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后来的中朝关系史无数次证明，拿某些急功近利、鼠目寸光、似是而非、临时抱佛脚的理由当作处理对朝关系的宗旨和原则，不仅获得了可耻的彻底失败，还自觉主动积极的把自己变成凯子和冤大头，任人予取予求、希索无厌。这种状况再也不能延续了。以我为主、于我有利，不仅应该成为衡量和检验中朝(韩)关系的唯一标准和最高指导原则，也应该是我们长期不变的总方针。在此前提下，北朝鲜的世袭体制是不是合理、中国要不要促成北朝鲜对外开放、要不要促成朝鲜半岛统一等等，都是假命题或次要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朝鲜的封闭世袭、半岛的分裂分治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终极利益和核心利益的最大化，那我们就应该毫不动摇、一以贯之的维持半岛的现状。
2.由我主导、有效管控。新中国六十多年来被事实反复证明完全失败了的半岛政策和中朝(韩)关系史，恰如一部最生动、最直观、最科学、最实效的外交教科书，它教育并教会了我们：中国的半岛政策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由我主导、进退裕如、有效管控，决不能被朝鲜北南任何一方牵着鼻子转。在中国如何积极主动有效高效处理半岛事务问题上，不仅有历史可以作参照的镜子，更有美国这个最好最高明的老师为我们作了示范。美国是中华民族分裂分治的元凶，却同时能在海峡两岸游走裕如，两面下注，两面管控，两岸领导人时时事事处处都要看美国人的脸色，尽管我们很不情愿，甚至恨得咬牙切齿。美国的极为阴损毒辣又极端高明高效的两面派对华外交，很值得中国的外交人员玩味和深思，并从中学习吸收奥妙，并依葫芦画瓢地实际运用于中国的对南北韩外交(包括对缅甸外交)，达到两头控制的最高境界。
3.深耕精耕、全面掌控。一方面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积贫积弱自顾不暇，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国力军力又只能囿于国内，列强纷纷取代中国染指控制朝鲜半岛，另一方面两韩自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也在不断增长，客观上给中国站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做好对朝韩外交制造了困难和问题。惟其如此，我们的工作更要深入细致，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对北朝鲜而言，决不能把宝全部押注于金家王朝的统治者身上，而必须想方设法发现培育亲中势力，寻找和储备不同的代理人，必要时可以取金家王朝而代之，或者说一旦金家王朝崩溃，我们还有后援和后手，这样才能成竹在胸、临危不惧、临危不乱、处危有方。要立足长远、着眼全民、涉及全面、深耕民间，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情报等全方位、全领域、全时空厚植厚实友中、亲中、爱中、恋中、服中、慕中、依中的根基和土壤。对于南韩，则以日益紧密的经济纽带为手段和杠杆，以经促政、以经和民，制定近、中、远三阶段目标：近期，全面密切官方关系和民间感情;中期，采取一切或明或暗、有形无形、虚实相间、快慢结合的手段，有条不紊的分化、离间并最终拆散美日韩“军事铁三角”，并将美军彻底挤出朝鲜半岛;远期，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等全方位、全领域、全时空厚植厚实友中、亲中、爱中、恋中、服中、慕中、依中的根基和土壤。
4.长期战略、齐抓共管。六十多年来，中国几乎完全失败的半岛政策和对朝韩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鼠目寸光、左右摇摆，缺乏长远眼光和战略规划，缺乏持之以恒、一以贯之的坚持和坚守，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基本上属于政出多门、各自为阵、各自为战、前后不接、首尾不顾、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病急乱投医和临时抱佛脚。前三十年，扛大旗，唱高调，当凯子，以义替利，舍利求义，打肿脸来充胖子，外交以面子和务虚为目标，旷古烁今，举世无两。结果，朝鲜战争付出了那么惨重的代价和牺牲，完了不仅立刻被人家一脚扫地出门，甚至连个谢字都没得到。更荒诞的是，后来还继续甘心情愿、无怨无悔当凯子，把个金家三代白眼狼养育得膘肥体壮完全忘了自己“叫花子”、“被施舍”的本来身份;后三十年，吸取了一点过去的教训，缩减了一点援助的力度，晓得要讲一点“投入产出”效益，但骨子里装腔作势、好大喜功、打肿脸来充胖子的天然秉性，依旧支撑着中国甘心情愿、无怨无悔的凯子外交与贿赂外交。自然，中国的对朝外交也就在继续让自己劳而无功的同时，继续陷入被动和亦步亦趋、完全被南北韩牵着鼻子走的荒唐境地，不但对半岛事务无一丝一毫的主动权、主导权和决策权，甚至连知情权、发言权、参与权都得看人家的脸色。
与此同时，要坚持统筹协调、齐抓共管。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外交关乎国利，决不只是外交部门的事情，也决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能够做、做得了、做得好的。一方面，党政军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有“一盘棋”、“一起管”、“一齐抓”的责任意识和自觉担当，防止推诿卸责踢皮球，把外交视为外交部门一家的任务、一家的事情;另一方面，又要坚决杜绝外交系统一个人、一个部门、少数人对外交事务垄断独霸、独断专行，制定外交战略和政策举措仅凭闭门造车冥思苦想或好大喜功做表面文章。必须大力高效统筹和整合外交、军事、国安、商务、投资、文化、情报、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一切相关部门的力量，建立起信息互通、资源共享、遇事协商、集体决策的工作机制，既明确任务、细化分工、各司其职，又步调一致、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深耕、长耕、耕耘好对朝韩外交，防止因个别部门或少数人垄断决策，或因其饱食终日、昏庸颟顸、工作不力、失察失职、不作为、乱作为，或以部门利益甚至一己之私交换国家利益等带来的种种危害。
三、中国对朝（韩）外交中的沉珂顽症
如前所述，新中国的对朝韩外交之所以长期陷入无所作为、一无所获、全面失败的境地，根源就在于外交政策决策进退失据、手足无措、目标不清、方向迷失。而这种极端荒唐和糟糕的外交，其全部罪孽归根到底要追究到具体主持和从事对朝韩外交的人身上。因为外交是由具体的人在做的，靠具体的人规划、部署、实施、推动和落实的。正是由于中国外交界数十年养痈遗患、酒囊饭袋所积蓄的一系列沉珂顽症，才直接导致了中国半岛政策的全面彻底失败。按理说，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多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与南北韩经济捆绑的加深，中国的对朝韩外交在千百年来独有的众多传统优势基础上，又新增了新的、更加积极可靠的有利因素和丰富资源。然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对朝韩外交一如既往的停留在低水平、低层次、表面化、简单化、空洞化、边缘化、泡沫化的境地。这是为什么?道理就在于中国的外交出了严重问题，在于主持和从事中国对朝韩外交的人有严重问题。由于他们的不作为、乱作为而累积的许许多多的沉珂顽症，严重妨害了国家利益。这些沉珂顽症主要有：
1.抱残守缺、固守教条。这是当今中国外交系统最大、最顽固、最恶劣、为害也最为惨烈的痼疾，甚至已经发展成了癌症。其突出表现有三：一是神化毛泽东、邓小平等前代领导人的外交理念、外交思路和有关方针政策，认为只要是领导人钦定了的，就是绝对和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不容否定、不容怀疑，不容议论，不能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比如不干涉内政这一条，就机械固执地照搬了几十年，从不懂得因时因地因事而变，以致自缚手脚、画地为牢、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二是打着恪守和遵循毛泽东、邓小平等前代领导人外交遗嘱的旗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无所事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三是垄断和独霸前代领导人外交理念、外交思路和有关方针政策的解释权、话语权，甚至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兴趣、好恶和不可告人的目的，歪曲篡改领导人有关讲话、指示、论著的原意。在这方面，最典型、最恶劣、也最贻害无穷的，非前驻法国大使、前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莫属。本来，吴建民的能力与强项，不过是学了法语、说了法语、读过几本法文书籍、了解过一点点关于法国或法语国家的知识，仅此而已。但由于中国外交系统独特而荒唐的人才培养选任机制，举凡学外语的，尤其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或重点大学外语系毕业的，一个个都被视为了奇货可居的外交专才。于是，吴建民不但通过一步步熬资历、履历，最后成了登堂入室的外交官，还大言不惭堂的自诩起所谓“外交专家”来了，更堂而皇之的获得并垄断了对早期领导人外交理念、外交思路和有关方针政策的解释权、话语权。于是，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被吴建民偷梁换柱、挖心去核歪曲篡改成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缩头乌龟、让步妥协、无所作为，还口口声声叫嚷“一百年不变”。结果，其本人成了国际外交界的笑柄和国内人人喊打的外交大傻不说，还直接酿造了中国外交长期丧失立场、丧失尊严、丧失主权、丧失利益、劳而无功等无数的恶果。时至今日，清除吴建民之流及其流毒、遗毒，成了中国外交重建与创新的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
2.萧规曹随、无为而治。中共建政已历65年，包括外交工作在内的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都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流程、机制和模式，尽管其效率、效果、成熟度、有效性、科学性等等都饱受批判，但毕竟有了一整套现成的运行机制，再不必像建国初期那样到处抓瞎最后干脆全盘照搬苏联。这就为后来者萧规曹随、墨守成规、浑浑噩噩、迁延度日创造了条件。中国外交之所以长期没有开拓、没有建树，与外交系统大大小小的官僚们食国之禄、忠己之事，长期懒政、惰政，大搞无为而治是有直接关系的。
3.畏难犯难、怠惰守成。做任何事情，最容易的是捡现成，依葫芦画瓢，照着模式做，照着前任做。最难的是求新求变、开拓创新。外交也是这样，半岛外交尤其这样。面对一个凶残暴虐、桀骜不驯的封建家族政权，面对国际上主要的外交玩家长期以半岛为舞台，虚虚实实、尔虞我诈、角心角力、斗智斗勇而形成的异常复杂严峻的斗争格局，中国外交要想取得突破谈何容易?于是，中国的外交退而求其次，只求平平安安不出事，那么，“无事”就是“喜事”，“无过”就是“有功”，“不为”也成了“有为”。
4.庸人主政、人才奇缺。笔者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外交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才培养和选拔的简单化、公式化、片面化，长期局限于本系统和学外语，搞工厂化、流水线、封闭式培养和系统内循环，外交人员知识狭窄、能力平庸、视野局限、人格缺陷，缺少多能力培养和多部门、多岗位锻炼锻造。他们误以为搞外交就是学外语，学外语就能搞外交。结果，他们穷尽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浸淫外语，却对外交理论、外交宗旨、外交本质、外交博弈、丛林法则、国际政治、斗争哲学等等一窍不通。这样的人一旦走上尖锐复杂的外交斗争前沿，必然很难适应、很难驾驭、畏难畏惧，必然遭遇到知识储备不足、经验阅历匮乏、性格个性缺陷、意志品格脆弱、能力素质低下等等诸多挑战和困扰。
5.玩弄文字、忽悠庙堂。观察近三十多年的中国外交，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虽然中国外交长期毫无建树、劳而无功、乏善可陈，但中国外交系统发明创造的新名词、新口号、新提法，近年来却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诸如什么“大国外交”，什么“外交自信”，什么“外交定力”，什么“新型大国关系”，什么“面向二十一世纪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什么“中国决不允许家门口生乱生战”，等等等等。如果这些新名词、新提法、新要求出自美国国务卿或俄罗斯外长之口，恐怕全世界都毫不怀疑其真实有效性和可信性。但是偏偏，它们均出自于中国外交官之口，很自然的，全世界都不会有人拿这些口号当回事。为什么?因为这些口号只能写在中国外交部一年一度的工作总结里，只能说给中国国内的老百姓听一听，只能起到忽悠和蒙蔽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作用，此外则毫无用处。
6.务虚求虚、罔顾国利。由于清一色的外语人员把持中国外交，再融入中国官场的厚黑与昏庸文化，造成中国外交长期讲和气、讲道义、和稀泥，好面子、讳言利、怕斗争，花钱消灾，花钱买平安。但是，中国外交一方面讳言利，弃利取义，另一方面却不惜大把大把的在国际上狂甩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到处打肿脸来充胖子，以无知童子冒充散财童子，崽卖爷田，量国之力，肆意挥霍，毫不心疼。这样的外交和外交官，不仅无能，而且卑劣;不仅缺德，更是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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