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资老太太在其大作《岁末杂感致友人》中歪曲中国外交历史的一段话，本人写了一篇题为《我们曾经“与几乎所有国家为敌”吗?》的商榷文章发表在几个网站上，结果在一个某种人比较集中的网站里引起强烈反响，几天内4万7千多人次点击，近670人次跟帖争论。
在对资老太太的这段话再次进行评论之前，有必要分析一下资老太太这样做的意图。
前不久，她在谈到中国和日本的钓鱼岛争议的时候说：
“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外交领域。现在有一个不大正常的现象，军人对外交发言权太大，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外交是非常复杂、细致和敏感的事务。我也不太赞成群众性地都来干预外交，就像五四运动的时候，火烧赵家楼那样是不行的。”“为什么要有外交？外交的最终目的是避免战争，让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谈判来解决，要用博弈、文明的手段来解决，避免用武力解决问题。而现在，中国动不动就煽起整个民族的情绪，把武力解决看得很轻易。这一代人实际没有经历过战争，不知道战争的残酷。至于中国的边界领土争端也是很复杂的事，民众受媒体煽动，并不知道全部实情。”
我希望中国在外交上能够恢复到理性，让职业外交官有发言权。现在的职业外交官没有发言权，什么话也不敢讲，看上层的脸色行事，连汇报真实情况都不敢。我在这个领域工作过，所以觉得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假如是中国外交出问题的话，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偶然的擦枪走火，有关国家都为各自强烈的民族情绪所左右，这很危险。
现在中国虚骄之气非常强大。我希望中国别自以为国家强大了，要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发生冒险主义，至少最高决策者还要保持一点清醒的头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期许。
前不久，她还有一段雷死人不偿命的话：“世界上开会讨论出来的国家，美国最为典型，别的国家是从打出来慢慢演变为讨论出来的，不过美国一开始立国就是讨论出来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这样的。”经历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美国居然成为了“谈出来的国家”，资老太太以为了解历史的人都死绝了。
她的受到本人质疑并且得到她的那些志同道合者力挺的是下面这段话：
至于对外关系，话题更为“敏感”。不宜多言。只是我记忆犹新，上个世纪曾经有一度我国与几乎所有国家为敌，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剩下的“友邦”只有两三个喂不饱本国人民、赖我国“无私援助”而维持“战斗友谊”的小国。赖中美解冻以及随之而来的30年开放改革之力，我国打开了融入国际社会、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
平心而论，了解新中国外交发展历史的人都不否认中国曾经有一段在国际关系上比较孤立的时期，而那段时期的做法，也并非没有值得商榷或者反思的地方，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反思是否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实基础上，反思是否向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有没有被人搭售私货，这种所谓的“反思”是否经得起推敲。
其实，对那段历史的评价不仅仅是关乎对毛的评价，关键在于是对于今后中国外交走向的影响。
在那个网站的激烈争论中，围攻我的大多数是抒情骂街喊口号的，也有几个能够比较理性地引用历史事实进行理性探讨的。他们中间也有几种情况，一是出于否定毛的目的;二是以为我不了解那段历史或者故意掩盖;三是跟资老太太的目的一样，借古是为了讽今，就是要用被某些人人为歪曲的历史误导民众，向高层施加压力，以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迫使中国纳入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体系。
既然激烈的争论从那段话开始，本人就继续将话从那段话说起。
那段话的问题在哪呢?
第一，在定量上严重夸大事实;
第二，在定性上为了否定她不满意的东西，故意搅混水，指鹿为马;
第三，由于对“友邦”这个概念的模糊性，在表意上与她自己后面的说法产生了矛盾。
先就“上个世纪曾经有一度我国与几乎所有国家为敌”这句话而言，历史事实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确在世界上比较孤立(有45个国家参与了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制裁)，特别是中苏决裂之后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中国在世界上就更加孤立，这一点没有人否认。问题是，这就等于“几乎所有国家”?这种夸大并非是用词不当造成的。
有些人为了印证她的说法，拿出了当时的“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作为证明，尤其可笑的是，把“打倒美帝”扩大为“打倒帝国主义”，把“打倒苏修”扩大为“打倒修正主义”，把“打倒各国反动派”曲解为打倒“各国”。其实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虽然“北约”和“华约”都有一堆国家，但是中国的矛头只是对准“第一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争取“第二世界”，团结“第三世界”。“各国反动派”特指那些勾结美国和苏联对中国有敌意，并且因为残酷压迫和剥削本国人民受到人民反抗的国家的执政当局。主要是周边国家，并且基本上是有具体对象的。比如韩国的李承晚，南越的吴庭艳、阮文绍，柬埔寨的朗诺等政权。因为以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远的国家鞭长莫及，也不符合远交近“攻”的原则。另外，从语法分析中，我们知道，在“打倒各国反动派”这个短语中，主语省略，谓语是“打倒”，宾语是“反动派”，“各国”是修饰或者限制宾语的定语，任何有初中水平的语法常识的人都不会把“打倒各国反动派”理解成打倒“各国”，何况当时的“各国反动派”是特指的。这种歪曲术因为低劣而可笑。
另外“与几乎所有国家为敌”这句话在定性上把当时由于别人原因造成的对立，由于我们原因造成的对立，或者由于双方原因造成的对立全部混为一谈说成是我们与别人为敌，即我们主动与别人作对，非常不客观。这种说法是别有用心的，不是表达准确与否的问题。
当时的确存在过在某些问题上处理欠妥的地方，但是应该一码还一码，实事求是，该是中国的责任的中国应该承担和反思，不是中国的责任的，尤其是中国被动地应对别人的，就不应该算中国头上。有人说：因为中国一边倒，加入了苏联的阵营所以就是“中国树美国等为敌”，而“中国与苏东集团为敌，是因为中国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导致的。苏联是不是修正主义，那是人家的内政，显然这个争论导致了中苏决裂。”在这里，概念被混淆了，加入苏东社会主义集团，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造成的，社会制度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并不等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必然敌对，比如后来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资本主义的美国搞的“美苏合作，主宰世界”，这不是打了“树敌论“的嘴巴吗?另外中国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对美国态度的剧变。按照那位朋友的逻辑，苏联当时与美国勾勾搭搭的行动算不算“苏联主动树中国为敌”呢?;同时，中国一开始站到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怎么就变成“树美国等为敌”了呢?
当时，面对领土争端，尤其是别人侵占或者侵犯我们领土的行为，我们的敌对行动是被动应对的，最起码是双方有责任的，怎么能够都算是我们“与几乎所有国家为敌”呢？相信很多人没有忘记，当时美国曾经派飞机军舰无数次入侵中国的领空领海，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抗议就达到几百次。
1950年8月27日上午10时04分，美国飞机B29和P51及蚊式飞机数架，分四次对鸭绿江右岸我建筑物、车站、车辆及人员扫射，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
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当天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美空军，赔偿我损失。同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安理会立即制止美国的这种侵入中国领空的“挑衅和残暴行为”，指出这是“中国人民所决不能容忍的”。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飞机第一次入侵我领空。也可以说是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原因和导火索之一。
至1970年12月15日，对美国军舰和军用飞机侵犯我领海领空的军事挑衅，我外交部发言人共提出478次严重警告。这究竟是谁树谁为敌呢?
还有所谓的“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实际情况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两大阵营的成员国基本上都是“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尤其是被美国的欧洲盟友称为“美国版的法西斯主义”的在美国横行一时的“麦卡锡主义”，更是把“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推到了极端，中国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被动应对。
由于她已经把所谓的“友邦”定量为两三个，那么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什么叫友邦，如果不对此进行准确定义，如何证明或者证伪?
什么叫友邦?网络上的解释是友好国家。那么如果要对资老太太的“只有两三个友邦”的说法证明或者证伪，首先必须对“友邦”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
那么，在她没有进行界定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进行各种猜测：
第一种，即网络上解释的“友好国家”;
第二种，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即所谓“邦交国”;
第三种，盟国。
也许在某些人那里还有解释，欢迎他们说出来，但是在没有说出来之前，先按照上述三种解释进行分析。
按照她的意思，似乎认为只有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三个国家是我们的所谓“友邦”，其实不是这样。
按照第一种解释，中国在那个时候根本远远不止“两三个友好国家”，否则，中国重返联合国就不会发生。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如果当时中国只有两三个小国友好的话，那么这76国的赞成票是天上掉下来的?
按照第二种解释，理解成为“邦交国”，那么到1979年1月1日中国和美国建交为止，前面已经有137个国家(本人根据网络上外交部公布的材料统计)与中国建交，其中包括现“7国集团”中除了美国以外的6国，现“20国集团”中除了美国、韩国、印尼、沙特和南非以外的国家。之所以把这个晒出来，因为在资老太太心目中，再多的国家也不算“国际社会”，只有西方国家才算“国际社会”。所以即使按照她的这个没有道理的标准衡量，中国在与美国建交之前，就早已融入“国际社会”。
按照第三种解释，理解成为盟国，那么当时世界上明显结盟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中国除了建国初期与苏联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外，基本上没有与谁结盟过，即使是那“两三个国家”，只不过是得到中国的支援多一点而已，好像中国根本没有与他们结盟，所以他们也就不应该是所谓“友邦”。
所以不管从哪一种意义上考察，中国当时的“只有两三个友邦”的说法都是不成立的。
另外，由于其“友邦”概念的不确定性，那么她后面的观点也有问题，她说1979年与美国建交以后，“只有两三个友邦”的情况才慢慢改观，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1979年以来的美国与西方国家是不是我们的“友邦”?当我与某些人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都极力回避。因为假如回答是，就无法解释美国现在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敌对政策，如果回答不是，那么1979年以后的“改观”又从何说起?
虽然中美解冻以后，“我国打开了融入国际社会、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以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就已经成为中国的“友邦”，中国和美国建交以后仅仅10年，就因为邓小平同志在内政问题上坚持原则立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再次启动了对中国的制裁，那么这究竟是我们“树美国和西方国家为敌”呢?还是美国和西方国家“树我国为敌”呢?
如果美国和西方国家不是“友邦”，那么究竟变化在哪呢?
当然，平心而论，中国现在的外交政策的确已经比当年成熟多了，不会再走非敌即友的极端，并且能够以两手对付别人的两手，这跟中国的实力增强有关，中国在外交方面手中的牌也增加了，具有了比毛时代多得多的有利条件。但在承认进步的同时，用现在的进步去贬低当时受种种主客观条件限制的不得不采取的某些做法，最起码是不公平的。就像美国人不愿意回到华盛顿时代，但是最起码不会以现在的美国作为标准去对华盛顿时代的不足评头品足一样。问题是，关键在于这并不仅仅是对毛时代的外交的评价是否公平的问题，而是让中国的外交今后向什么方向发展的原则问题。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时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概言之，就是要“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精神实质是不要主动介入国际争端，但是不带头对抗并不等于让我们国家乖乖纳入西方的体系，任由其摆布，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问题上，“韬光养晦”并不等于任由宰割。了解“韬光养晦“典故的人都知道，当年实行“韬晦”之计的刘备最终还是参与了对曹操的征战。而这，既有刘备“匡复汉室”的考虑，更是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必然反应。而资老太太们歪曲毛时代的外交历史的根本目的在于，误导人们在一个被歪曲的历史事实基础上进行错误的“反思”，然后向执政者施加压力，在改变不了国家的大局走向的情况下，起码迫使中国的外交按照他们这一小撮人的意图发展。
我们不妨再看看她对外交的奇谈怪论：“为什么要有外交？外交的最终目的是避免战争，让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谈判来解决，要用博弈、文明的手段来解决，避免用武力解决问题。而现在，中国动不动就煽起整个民族的情绪，把武力解决看得很轻易。
我希望中国在外交上能够恢复到理性，让职业外交官有发言权。现在的职业外交官没有发言权，什么话也不敢讲，看上层的脸色行事，连汇报真实情况都不敢。
她这句话应该对战争贩子美国讲，但是她却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说成是“中国动不动就煽起整个民族的情绪，把武力解决看得很轻易。”
其次“外交的最终目的是避免战争，让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谈判来解决”？这只能是某些“和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或者说只是“外交”的目的和意义的其中之一。她是这段话只适用于势均力敌的并且双方没有敌意的国家之间。对于弱国或者实力不如别人的国家来说，是“弱国无外交”，或者说只能有“李鸿章式的外交”，谈判签订的只能是“城下之盟”;对于强国或者实力占优势的国家来说，外交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外交，外交的主要用处是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外交同时还是向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与自己共同制裁或者孤立某个国家的武器，并不是只有资老太太所说的一种目的和意义。以她的水平，不会不了解这一点，她是在故意掩盖问题的实质，并且利用某些人的畏惧心理，吓唬民众，干扰中国外交的正确方向，让中国的外交按照他们这一小撮人的意图发展。
另外，她把外交说成是能够脱离一个国家的大局的可以任由某些外交官个人按照自己的爱好和倾向性随意处理的事情，简直是天方夜谭。什么叫“让职业外交官有发言权”？其实，别说是外交官个人，就算是外交部长也不能在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上自行其是，例如美国的国务卿即使名义上领导美国国务院，但是在美国的外交大政方针上是不能撇开总统和美国国会自行其是的，何况其他国家。所以，联系到她在外交问题上的一系列奇谈怪论，她想干什么，我相信明眼人看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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