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不是“养蜂场”
戴天理
首先声明，此“蜂”非彼蜂，如果是农业大学、林业大学或者其他大学里面的相关专业，是可以有养蜂场的，而本文中的“蜂”特指前不久的“占街”闹剧中那个贼眉鼠眼尖嘴猴腮的小头目黄蜂那类的人物。
大学不是“养蜂场”，即大学不应该也不能够成为培养黄蜂之流人物的场所。就本人理解，这应该是前几天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1月29日出席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的讲话向全社会明确传递的信息。
参考消息网1月30日报道外媒称，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大学课堂，也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报道说，袁贵仁在会上还强调，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底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
他还指出，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高校的课堂。
袁贵仁还提出了了三个“决不允许”，包括“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这实际上是针对前些日子发生的关于徐岚文章引起的网络争论的官方正式表态。
与前面针对徐岚文章的围攻基本上是谩骂、诬陷有所不同的是，在转向袁贵仁的围攻中，出现了一些好像是“讲道理”的声音：
下面分别对这些“道理”进行评析：
一种说法认为教育部是在改变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
这种说法是典型的拉大旗作为虎皮。“三个面向”是邓小平在80年代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的简称。 立足传统，面向现代化;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 立足当今，面向未来。 是国民道德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
面向世界并不是邯郸学步，并不是全盘照搬，并不是移植西方社会制度，而是“拿来”，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吸收那些属于全人类文化精华的东西，而拒绝把西方的东西当成洋教条条，只是把那些有用的东西和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有选择的吸收，从来完全照搬别人的模式是没有成功，小国家尚且如此，何况中国这样的大国。
一种说法认为教育部拒绝接受西方的先进技术
对此，环球时报以《说的是西方政治价值观，别扯偏了》发表社评认为：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29日的一席讲话又捅了互联网舆论场的“马蜂窝”。他在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谈到“三个决不”：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袁贵仁的讲话“果然”遭到一些人曲解和攻击。这位教育部长批评了西方价值观在高校的传播，而对这个话题做尖锐争议，舆论场上像是有使不完的劲。
需要指出，官方反对宣扬西方价值观，这里指的主要是西方政治价值观，不是西方社会的日常哲学。西方的这一价值观无法对应中国政治现实，它如果大规模渗透进中国社会，必将对中国的政治根基造成侵蚀，最终导致中国政治稳定方面的严重不确定性。
西方政治价值观对中国互联网的影响可谓一目了然，中国大学讲坛显然也非未受其任何影响的净土。围绕这个问题强调大学宣传思想工作的纪律，探索更契合这个时代的工作方法，的确很有必要。
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政治观念。
这种偷换概念的手法非常可笑。首先，袁部长所说的西方政治价值观是特指的，是那种“如果大规模渗透进中国社会，必将对中国的政治根基造成侵蚀，最终导致中国政治稳定方面的严重不确定性。”的东西，别说那种境外势力在我们国内的某些人的里应外合配合下有意用这种观念对中国社会进行渗透，即使是作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有个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何况是西方对我们发起的意识形态进攻战使用的武器?
一种说法认为大学就是要培养学生“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
这是对“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歪曲。
所谓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是清华院陈寅恪先生在王国维(观堂)先生的墓碑上写的，是他心目中的大学精神。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精神自由使我们可以自由思考我们不用去依附权威，让我们有批判一切的勇气。人格之独立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脱离独立的人格那么人和动物和工具没有却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就是独立人格的体现!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组成单位，人的独立代表着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独立。
但是不去依附权威并不等于所有挑战权威的做法都必然正确。而且这是一种自我修养的行为，你可以与同你观点一致的学生私下交流，唯独不能够违反法律法规在课堂上贩卖，尤其是你这种“自由”和“独立”的正确性受到质疑的情况下，你不能向学生灌输，不能进行这种打着“反洗脑”旗号的“洗脑”。比如，邪教对于正常的社会是一种“独立”，犯罪行为对于法律是一种“独立”，在起码某些人的观念的正确性受到很大质疑的情况下违背行业规范在课堂上宣扬，属于一种思想贩毒。
在据说言论自由的西方中，允许在大学进行反对西方体制或者赞扬中国社会主义的宣传吗?对此环球时报分析说：
一些人至今强调大学讲坛的绝对“言论自由”，与这种论调既要坚决斗争，又要努力化解。不仅要让高校教师理解，也要让全国舆论看清一个事实，那就是全世界的学校里可以把不同价值观作为知识来讲授，但都只会忠于自己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西方决不会允许它们的大学讲坛服务于中国的复兴，成为宣扬西方制度正走向没落、西方应接受世界性权力转移的思想堡垒。
另外，教师讲课是一种职业行为，受法律、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约束
就好像从个人的角度说，范跑跑逃生是一个人的本能，但是作为教师，教师的职责要求他有组织疏散学生的义务，教师的职业道德更不容许他丢下学生自己走了以后还当成一件很光荣的事到处宣扬。
同样，如果作为个人行为，大学教师在其他非公众场合说什么是他的自由，如果他在公众场合说，就要考虑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如果在课堂上说那些违法和违背行业规章的话就应该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这就跟在西方的老板跟员工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合作是在一种契约关系基础上的互利关系，从老板的角度说，员工违反了契约，老板就可以让他去另谋高就，何况某些人的言行还违反法律?
在课堂上向学生宣扬错误的观点，对于涉世未深，判断能力不强的一些大学生就是一种误导。
其实，无论是围绕徐岚文章引起的争论，还是围绕袁贵仁讲话引起的争论，矛盾的焦点都是大学应该不应该，能够不能够成为培养黄蜂之流人物的场所。
某些公知不喜欢文革，不喜欢红卫兵，但是他们需要文革中那种年轻人带头造反的局面，他们也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颜革中看到了青年人的作用，他们需要“黄蜂”这种“白卫兵”为他们打头阵，所以，培养白卫兵是他们的政治任务。他们同时认为大学应该属于他们的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和据点，所以前些时间徐岚发表的文章和后来袁贵仁的讲话都是向这个独立王国“插针”、“泼水”的行动，引起某些人如此强烈甚至是激烈的反应是意料中事，而且他们是对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不满，只不过他们策略性地把气发泄到徐岚和袁贵仁两个具体的人身上而已，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这场较量的结果如何，人们拭目以待。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大学不应该也不会按照某些人的如意算盘成为“养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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