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忽悠”当年参加高考是冲“科举”去的吗?
人大的“张大忽悠”是个不甘寂寞的“搞笑大师”，最近又以《科举一直都阴魂不散》为题炮制了一篇奇文。
这篇文章洋洋数千言，大谈所谓科举，掉了半天书袋，说了一大堆废话，还让人们摸不着头脑，最后才在文章结尾处才爆出自己的真正观点：
“所以，取代科举的学堂制度，实际上是将大学毕业生视为进士，中学毕业生视为举人，而小学毕业生看成秀才的。大批的士子，涌入新学堂，实际上是在追求新形式的功名。
西式的新教育，实际上是为了社会的，它的出口，是整个社会，而不是像中国那样，学校的出口仅仅对着官场。社会需要的各种人才，必须通过学校才能培养出来。
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所有专门人才，无论经济、工程、法律、医学等等，都得经过专门的学校培养。而普通教育，就是为了人们接受专门教育做准备的。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一个社会已经设置了新式学校，由于科举的存在，新学校肯定是办不好的
中国的现代改革，教育改革是基础。无论在政治上，中国是走向德日的二元君主制，还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西式的教育体系，必须确立，西方的学科体系，也必须引进。否则，所有的现代化人才，都得从外面雇，不仅成本受不了，而且现代化也无从谈起。
实际上，清廷的覆灭，跟废科举关系不大，主要是朝廷在操作中出了问题。满人最高统治集团出于防范在改革中大权旁落，大动作地收权。不仅赶跑了袁世凯，将全国的兵权，都是收回到摄政王载沣小哥儿仨手里，而且通过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收回地方和民营资本的路矿权。更过分地是，以成立责任内阁为名，搞皇族内阁，把行政权牢牢抓在皇族手里。这样的收权集权操作，跟清末自太平天国叛乱以来，地方分权的大趋势，迎头相撞。在满人整体能力急速下降的背景下，这样的收权，就显得更不得人心。清末新政改革以来，通过地方自治、兴办企业、大办社团进而预备立宪选举而壮大起来的地方士绅和绅商，当然难以容忍这样的收权和集权。
科举废除之后，1952年的教育改革，又将之请了回来，全国统一的高考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等于把高考变成了科举。不仅文科，连理工科的毕业生，也都变成了“国家干部”。这一改动，使得中国废除官本位的任务，又拖长很多年，直到今天，依旧没有完成。科举的阴魂，不仅在高考上空徘徊，而且盘踞在公务员考试中。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下面具体进行评析：
平心而论，如果纯粹作为一篇文史资料文章，此文还算有点学术味的，但是作为一篇借古讽今或者说干脆是表面上批评今天的高考制度的文章，就有点那个了。
下面，咱们对其全文和一些主要段落进行梳理。
他的文章牵涉到五个概念并且提出三个观点：
五个概念一是科举，二是学堂，三是西式新教育，四是“国家干部”。五是“1952年的教育改革”。
三个观点分别是：
第一个观点是：“无论在政治上，中国是走向德日的二元君主制，还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西式的教育体系，必须确立，西方的学科体系，也必须引进。”
第二个观点是：“满人最高统治集团出于防范在改革中大权旁落，大动作地收权。不仅赶跑了袁世凯，将全国的兵权，都是收回到摄政王载沣小哥儿仨手里，而且通过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收回地方和民营资本的路矿权。更过分地是，以成立责任内阁为名，搞皇族内阁，把行政权牢牢抓在皇族手里。这样的收权集权操作，跟清末自太平天国叛乱以来，地方分权的大趋势，迎头相撞。在满人整体能力急速下降的背景下，这样的收权，就显得更不得人心。
第三个观点是：“1952年的教育改革”，又将之请了回来，全国统一的高考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等于把高考变成了科举。不仅文科，连理工科的毕业生，也都变成了“国家干部”。这一改动，使得中国废除官本位的任务，又拖长很多年，直到今天，依旧没有完成。”
科举是一种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它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催生了不论门第、以考试产生的“士大夫”阶层。科举始于605年时的隋朝，发展并成型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在1905年被废除。
学堂是旧时对学校的称呼。
对西式新教育，有人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传统教育的方法以死记硬背为主;西式教育则相反，记忆性的学习要以懂和理解为基础。二，西式新教育是在民主思维和社会背景下的产物，而中国传统教育是跟专制体制下的家长制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为这个制度服务的。
所谓“国家干部”是过去的称呼，即使在“张大忽悠”所说的“把高考变成了科举”的历史阶段，即使在沿行“毕业生分配制度”时期，“国家干部”都包括下面几种人员：
1、公务员编制人员，即国家各级机关工作人员，也就是张所说的“官”。
2、参照公务员管理编制人员，其级别等同公务员编制，一般是某机关部门下属单位，但是具有一定的行政职能。
3、事业编制，分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差额拨款事业单位、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若干，事业单位原则上不具备行政职能，为公众、机构提供某一方面的服务。事业编制采取职称管理办法，分为助级-中级-副高级-高级。目前我国政府事业单位占到70-80%左右，是政府的中坚力量，而工作上基本上是机关部门指令，事业单位干活的模式。
4、工勤编制，附属于机关、事业单位之中，可以说是国家干部编制中的末尾。一般属于机关、事业单位中的司机、维修、清扫、后勤人员。
按照现在的说法，只有第一、第二类人员才需要通过公务员考试选拔，而占所谓“国家干部编制”70—80%的科教文卫新闻等等事业单位人员以及众多大学毕业以后成为厂矿企业的科技骨干的人员，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是“官”。也就是说，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国家干部”都不能与“官”画等号
“1952年的教育改革”是指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建立并实行了国家集中计划、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投资办学和管理、统一考试招收学生、国家包上学包分配工作这样一种体制。
根据史料记载，在中国最早的大学中，无论是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芸的前身是岳麓书院、有千年历史的湖南大学，还是清朝盛宣怀最早创办于1895年的北洋大学堂和1896年的南洋公学，还是前身是京师大学堂的北京大学。还是被认为是真正的第一所大学的诞生于19世纪六十年代的外国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瀚大学(圣约瀚大学是完全按照西方大学模式设立的大学)。或者是中国官办最早办的大学北洋大学堂(1895年)及其之后的南洋公学(1896年)和京师大学堂(1898年)。到19世纪前后，北洋、南洋大学是“黑暗中国的科学和进步的启明灯”。南洋大学则由于“地处文人荟萃的上海租界，一直致力工业救国的，发展更好一些”，京师大学堂是光绪帝变法设立的清朝最高学府，但由于受封建主义影响，入学的大多的是纨绔子弟，直到蔡元培主校时校风才为之一振，四海人才会聚，五四运动更使之成闻名中外、留名青史。五四运动使北京大学成中国当时最有名的大学，特别是人文方面更是无人能望其项背，但当时的北大理工科还很差。理工科还是南洋、北洋强。南洋大学于1921年并入唐山、北京两校后，改称交通大学，是当时最好的理工学府。北洋大学即后来的天津大学，理工科也十分强劲。但南洋北洋虽有理、工、管，但缺乏文科，还不是综合大学。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将近100年的大学中，就不完全是培养文科学生。同时，新中国成立以后，即使是在“张大忽悠”批评的“1952年的教育改革”以后到文革之前，都招有理工科学生，而且毕业生都不完全是当官。即使在文革期间，毛还作出一个“7.21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作为“当官阶梯”的文科停止招生，面向社会各方面人才的培养没有停止。至于到了现在的大学，人才的培养更加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而且大学毕业并不能直接当官，如果想当官，还得另外参加全国统一的公务员录用考试。
但是在张的文章中，不知道是无知还是故意混淆了几个概念：
第一是把“国家干部”等同于“官”。
第二是无视早在200多年以前的中国大学就已经开始培养文科以外的面向社会的人才的事实，硬給统统扣上“科举”的帽子，以衬托“西式的新教育”的先进。
第三是一段时间内的大学毕业生包分配并且成为包括几种人员在内的“国家干部”等同于只是选拔官员的“科举”。
第四是把已经经过改革的不再包分配，而且是培养社会各方面人才，想当官要另外参加考试的大学高考招生分配制度等同于“科举”。
既然这些都是“科举阴魂不散”的特征，那么怎么样才能让“科举阴魂”“散”呢?
张大忽悠給开出了“药方”——中国的现代改革，教育改革是基础。无论在政治上，中国是走向德日的二元君主制，还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西式的教育体系，必须确立，西方的学科体系，也必须引进。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与根本，虽然他的“药方”表面上是针对清朝时期而言，但是他玩弄了那么多偷换概念的忽悠术，否定了那么多不是科举的“科举”，要的就是“无论在政治上，中国是走向德日的二元君主制，还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西式的教育体系，必须确立，西方的学科体系，也必须引进。”这句话。
由于他是屁股决定脑袋，咱们就不跟“张大忽悠”讨论他的几个观点的对错问题了，只是从逻辑思维的角度，揭露其或者偷换概念，或者论据虚假，或者论证缺乏逻辑性，即“推不出”，让读者直接去判断他的观点的对错。
在他文章牵涉到的五个概念中，他对“国家干部”进行了偷换概念，即缩小这个概念的外延，把所谓的“国家干部”等同于“官”，并且在此基础上把早已培养各种面向社会需要的人才的高考体制等同于“科举”。
在这里就牵涉到一句题外话。过去一段时间内，由工农干部领导知识分子，领导干部不经过大学培养，就被称之为“外行领导内行”;后来在“知识化、专业化”的统一要求下，领导干部从大学的文科和理科毕业生中选拔，又变成了“张大忽悠”心目中的“科举”，在此请问“张大忽悠”，领导干部应该不应该经过大学教育?
另外，我们知道，在现在的西方国家，官员基本上也是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领导人也从大学毕业生中产生。现代西方国家的教育具有的“西式的新教育”的特点现在中国的大学也具有;中国的领导人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的特点在现在的西方国家中也具有，请问“张大忽悠”，是否可以据此认为西方国家不但也有“科举”并且“科举一直都阴魂不散”?
既然中国的教育到现在仍然是“科举一直都阴魂不散”，如果要让“科举”的“阴魂”散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张大忽悠”的指示：“西式的教育体系，必须确立，西方的学科体系，也必须引进。”
为了这句话，转了那么大一个弯子，这不是典型的脱裤子放屁吗?何况他的论证根本“推不出”这个结论。
为了兜售自己的政治观点，“张大忽悠”打着解释清廷的覆灭跟废科举之间的关系幌子，借古讽今说出了他非常想说的话，那就是，把执政党比喻为“满人最高统治集团”，把不按照他们的所谓“宪政”主张去做称为“出于防范在改革中大权旁落，大动作地收权”。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称为“将全国的兵权，都是收回到摄政王载沣小哥儿仨手里”，把坚守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比喻为“而且通过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收回地方和民营资本的路矿权”。把新一代领导人直接把握改革和国家安全大局比喻为“以成立责任内阁为名，搞皇族内阁，把行政权牢牢抓在皇族手里”。把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有步骤的纠正或者解决比喻为“这样的收权集权操作，跟清末自太平天国叛乱以来，地方分权的大趋势，迎头相撞”。最后说出了他以及他们那一小撮人的心声：“在满人整体能力急速下降的背景下，这样的收权，就显得更不得人心。”
最后还是回归科举话题请问“张大忽悠”一句话，你老人家当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时候，是冲当官去的吗?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你凭什么断定其他人都是冲当官去的?联系到本人上面的分析，请问你的中国的大学就是培养官员的的说法又将如何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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