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曾是高中同班同学，父亲是学习委员，母亲是体育委员，在学习中他们渐生情愫，秋波暗送，他们大概是属于早恋的那个群体，但是却把我看得严严的，导致我23岁才恋爱，29岁才结婚，我的初恋时节已经是成年人，完全没有体验到少男少女的激情和冲动以及曲折浪漫，我与对象的第一次搭话是自我介绍“我是谁、父母是做什么的、我觉得我们俩比较合适。”悲催又遗憾啊。我上高中的时候，母亲发现我与男同学同行，联想起我在日记本里抄写了普希金的诗，于是我被审问是否早恋?不承认就用竹条狠抽，至今伤疤还在，很奇葩吧?
我的母亲属于大嘴，加上青春期的叛逆，于是在林彪红得发紫的时候，愤青一般跟闺蜜嘀咕：“林副主席谈吐含混不清，而周总理讲话爽朗清亮。”于是被告发至工宣队，成了反革命分子，被学校审查隔离。外祖父属于对内声色俱厉、对外卑躬屈膝、遇到政治问题腿就发软的那种老实农民，誓言这辈子不理外祖母的他惊慌失措的找到前妻，要她想办法解决。外祖母怒不可遏，问她昔日的战友--今天的公安局长调来两车警察到学校，破门而入就把她的女儿抢了回来。
外祖母与外祖父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母亲归外祖父抚养，小姨由外祖母照顾。外祖母是有能力养活母亲的，但是母亲对外祖母的家和外祖母甚至小姨都已经陌生，更重要的是她的心在已经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父亲那里，于是，就飞蛾扑火般的归队，宁肯在知青点里被管制。生产大队书记只找她谈了一次话，告诉她吸取教训，提高思想认识，改造世界观，活学活用学习毛泽东思想等等。
在青年点里，母亲虽然低人一等，但是也并没有遭受什么大罪，毕竟都是同校同学，母亲也不是招人烦的那种。她一直有自知之明的坚持睡在比较冷的炕梢，她的恋人我的父亲把一张家传的老狗皮送给了她，以低于寒冷侵袭。青年点里有17名男生12名女生，在公社里算是大点。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有政策要求的，这些知青并没有右派们污蔑的所谓“吃大苦”、“遭大罪”、“生不如死”、“下地狱”般的遭遇。他们居住的是旧社会地主的房子，是村里最好的木质构架的青砖黑瓦房，一明两暗，中间的做厨房，西房是男生宿舍，南北大通铺，睡觉时挤得满满的。东房是女生宿舍，女生来到之后，房子里迅速变得干净整洁，弥漫大象香皂和雪花膏的芳香。生产大队拨给他们最好的10亩水田和30亩旱地、一头骡子、一挂马车，而这头骡子还由生产队代为饲养。公社拨给了全套的崭新的农机具和锅碗瓢盆生活用具，甚至还有一辆用于交通的旧白山牌自行车，那是县机关的公用车，铁牌子还挂在上面。政府的目的是让知识青年们通过劳动自给自足，在农村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青年点成立的最初两年，生产大队还特意指派两名经验丰富的老农民指导这些城里来的笨手笨脚的知青们耕作。
青年点的前后院里有3亩自留地，种上茄子、辣椒、西红柿，韭菜、大葱、小白菜，种子和菜苗都是从生产队里免费拿的。青年点的院子里原有一个菜窖，用于冬季储存土豆、萝卜和大白菜。菜窖很深，几乎到了地下水线，于是知青们在菜窖的中央又往深挖出了一个水坑，在菜窖上面放置了一个辘轳，把水沟修建到菜地里。旱季时节，用水桶把水打出来浇灌菜地，后来又经过七嘴八舌的讨论和反复修改，把辘轳改成了吊杆，利用杠杆原理更快更省力的汲水。队里的农民纷纷赶来参观，对知青们伸出了大拇指，于是各家各户都改造了菜窖，知青们很是引以为自豪。
女生室内兼储藏粮食，于是经常与老鼠碰面，在一片尖利的叫声中，老鼠落荒而逃。有一次母亲带着棉手套从米桶抓住一只老鼠，她与老鼠四目相对用尽全力死死攥住老鼠，直至老鼠口吐鲜血气绝死亡。后来养了一只小猫咪，却被女生宠惯得被老鼠追的四处乱窜。
城里来的最不适应的是冬天上厕所，那是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啊，蹲在四面透风的简易厕所里，听着呼号的山风，瞪着夜里的黑暗，真是一种特殊的体验。于是女生就在屋里放置了尿桶供小解用，母亲就自动的担任了早晨倒尿桶的任务。
有一年山洪来袭，上游林场的圆木被洪水冲走，上级命令沿线单位打捞国家财产，生产队长严令知青不准去，而知青们情绪激动，说什么也要加入保护国家财产的战斗，木头没少捞，也顺手捞了几条大鱼，于是年轻的知青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捞鱼上来，晚上知青点里飘出了阵阵鱼香。
当时袁隆平的超级水稻还没有面世，旱地里种的都是玉米和高粱，所以知青们要以吃玉米面窝头和高粱米饭为主，间或吃自己生产的大米。可是当时城里的市民们几乎顿顿都是玉米面，而且是粮库里储存的往年的旧粮，而知青的玉米是当年收获的，吃起来有股清香甜味。知青们有充足的蔬菜吃。即使冬季也储藏有充足的大白菜、土豆和大萝卜。在山地种的黄豆，收割打场后统一送到公社油脂厂压榨成豆油，知青和农民平等，每人分3斤。知青还和农民一样的分花生、分黄豆、分地瓜、分土豆。村里的老牛摔折了腿，在生产队长顿足捶胸的同时，青年点与家家户户一样开始升起袅袅炊烟，土豆炖牛肉，不知愁的体验一次苏联式共产主义生活。知青在农村的生活一点也不比城里差，那些认定知青吃苦的多是生活在北京上海的所谓精英，他们闭门造车，不喑世事，坐在办公室里以为全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都与他们京城人民一样。当年北京每月供应6两豆油时，吉林市民只有3两。每当吉林人出差到北京，总是要买北京敞开供应的猪肉，那情势有点像今天到香港抢购的水客。为此，北京的副食商店特殊规定：但凡操东北口音的每次最多卖5斤。于是吉林人都把“买室斤又”努力的读成“买10斤肉”或者反复排队以车轮战对付北京的限额规定。而到上海出差的人必定要背回半袋子白面。
青年点在农户的帮助下，大家凑钱抓了两头猪仔，在女青年们的抗议声中，残忍的把楚楚可怜的小猪阉了。再后来他们还养了几头山羊，山羊极好养活，把铁签子往后山坡地上一扎，拴上足够长的绳子，山羊就老老实实的以签子为圆心，以绳子为半径，啃食周围的青草，几天都不用管，等周围的草吃光了，再把签子拔出来，换个地方插进去，春天放养的还是小羊羔，到秋天牵下山已经是大山羊了，女生们纷纷质疑，这是我们的羊吗?年底了，知青们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降服性格刚烈的天蓬元帅，最后请来村里的屠户刘结巴，只用了一个小时的功夫，把猪大肠都收拾的干干净净，刘结巴说：“杀、杀、杀一次生折一次啊、啊、啊、啊寿，得给5--斤肉。”青年点里热闹起来，满院子的香气扑鼻，一屋子的欢声笑语。屋里南北大炕上放了向老乡借来的四张大圆桌，知青们喜滋滋的大快朵颐，酸菜、血肠、扣肉、猪肝、猪肚、猪舌头，男生们在西屋里喝酒，母亲说：凭什么他们吃香的又喝辣的，我们也要喝。女生们呼喊着冲进了男生的房间抢走了酒桶。他们早就原谅了母亲，她的污点只存在于档案之中。剩下的留少量的猪肉冻在雪堆里慢慢吃，大多数卖给了村里的农民，2元钱一斤，这些钱用来买盐买酱油和支付电费。山区里没有电灯，但是听半导体收音机是需要电池的。早晨七点钟，收音机昂扬的声音响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广播”。后来他们甚至买了一台旧缝纫机，用来缝补劳动时磨烂的衣服。
县里组织文艺汇演，由县文工团派人到各公社指导训练，父亲他们不服气这些土里土气的文艺工，就另起炉灶自己编排节目。除了女生表演唱《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红太阳照边疆》，还有大合唱《志在宝岛创新业》：
南渡江水流长，
海南一派好风光。
豪情满怀建宝岛，
喜看荒山变粮仓。
稻海翻金浪，
胶林遍山冈。
垦荒队员意志坚，
红心永向共产党，
生根开花结硕果，
欢乐的景象满山乡。
喜看荒山变粮仓…。
父亲担任领唱，白上衣挽起衣袖，蓝裤子扎上牛皮带，黑皮鞋铮明瓦亮，脸涂胭脂，抹红嘴唇，浓眉大眼，雄姿勃发，伪娘气十足。父亲还自编自导了轻歌舞剧：带着大胡子小花帽边唱边跳的出场：
“我参观了大寨回家乡哎，
说不完的高兴话心里装哎，
别看我今年已经68哎，
我还要为建设边疆出力量哎。
啦啦啦啦…，
亚克西…亚克西，
大寨就是亚克西!大寨就是亚克西!
父亲扛着小锄头走在前边，一群新疆姑娘打扮的手捧花竹篮在后面载歌载舞，获得了满堂彩，捧回了全县第二的奖状。
知青还是县运动会的生力军，手持木头制造的仿真步枪进行体操汇演后，纸糊的坦克冲上运动场，青年们身披伪装服，匍匐前进，向敌人的乌龟壳发起猛烈攻击，终于把坦克毁于熊熊大火之中，两个推车的青年狼狈不堪的逃出烈火之中。接着发令枪响了，知青与农村青年像离弦的箭飞奔，在女生的一片叫好加油声中冲过终点。男队员不分伯仲，女知青年年获得团体第一名。农村女青年不大愿意抛头露面身穿短裤，露胳膊露腿的在众人注视下狂跑，被逼无奈就到田赛场上推铅球投掷手榴弹(注：非战争用手榴弹，是当时的一种体育用具)。我的母亲是长跑运动员，在中学时期拿过市里名次的，这是她大显身手的机会，跑完了比赛，她能拿回一大堆水缸、毛巾和奖状。水缸上印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更大的胜利。”毛巾上印着：“战天斗地，人定胜天。”母亲把毛巾给了父亲，把其余的奖品统统分给了没有得奖的青年们，至今，她仍然很感激这些宽容待她的同学们。
不知是村里的青年还是知青先挑头发起，于是生产队分成了三个团队，青年，知青、妇女开展劳动竞赛，还有人站脚助威，加油声此起彼伏。但是，很快队长就老远的跌跌撞撞的跑了来发疯似的叫停：“小王八蛋们。”他只敢骂村里的崽子，不敢对知青造次。“你们这些败家子儿，把苗都铲了，秋后喝西北风吗?规规矩矩干活，不许比赛!小王八羔子!”在劳动中，知青们与农民一起战天斗地，整修农田，修浚水渠，穿水鞋栽稻苗，在山根挖防空洞，到荒山上种植果树，他们栽种的嫁接的苹果梨至今还在漫山遍野的茂盛的开花结果，只是人们的口味已经变化，这些树的功用已经转为绿化和保持水土。这些城市来的小伙子们的皮肤嗮成了古铜色，胳膊上长满了腱子肉。女知青们干活时把脸蒙得严严实实，挑起七八十斤的担子在窄窄的田埂上健步如飞，他们更锻炼出了坚强的意志和豁达开朗的性格。
知青在农村也发挥了一定的长处，比如知青就引领了时代新潮流，因为知青的到来，村里的姑娘小伙子敢于自由恋爱了，敢于穿的薄薄的确良衬衫和尼龙丝袜子了，个别勇敢的女青年也学会了穿泳衣到河里游泳。知青安家后，写大字报的活计就落到了知青的肩上。大字报其实不都是批判，还有传达上级精神的功能，只是要用红纸写。广播也交由知青负责，父亲的任务是撰写稿件，于是山村的早晨想起了高亢嘹亮的女声：“通知，通知，今天下午有小到中雨，请下地的社员们带好雨具，请各家各户出门注意盖好酱缸。”
由于知青的到来，厕所有防苍蝇的纱窗了，粪坑盖上了木头盖子，建起了垃圾站，知青还成为村里抗大小学校的老师，有一个知青甚至下河救过一个小孩子，被大队报到公社，公社报道县里，县里报到市里、最后上了报纸广播，成了英雄人物。
自从知青到来，山村里就欢乐了许多，早上起来就有吹笛子的，练嗓子的，跑步锻炼的，到小河边洗冷水浴的，一大群小孩子跟在后面亦步亦趋。青年点隔壁的一个青年坠入山崖惨死，她的母亲受到了强烈刺激，精神不太正常，时常有恐怖感。女点长就到她的家里慰问安抚，不知因何缘故就讲起了《西游记》，后来发展到每天吃完晚饭，村里的人们齐聚大队队部，在昏暗的油灯下，听知青轮流每天一读《西游记》，每天读一章。读完了还恋恋不舍，有人要求再读一段、就一小段，有人说再读就没意思了。大家乱哄哄的在烟雾缭绕中散去，引得院子里的狗一阵狂吠。
青年们还带来了5号球衣、球裤和回力鞋，那是一种运动鞋，绿色鞋底，白色鞋面，间或有红色条纹，是当时最时髦的，用白灰涂得雪白，亮瞎农村青年的双眼。知青们在木板上钉了一个铁环子，把木板挂在场院边上的大树上，球赛就热烈的开始了，吸引了晚饭后的全村的老老少少，母亲神气十足的在嘴里叼一个铁哨子，嘟嘟嘟嘟吹的山响，手势及时准确又规范，满场飞跑比场上运动员还要显眼，尽管她一遍又一遍的讲解技战术，队员们还是一遍又一遍的越位加走步的犯规，气的母亲大声的嚷嚷，因为后天就要打全县的篮球循环赛了。
父亲年轻时很优秀的，学习好，文艺青年，打篮球也有一套。父亲负责驾驭点里唯一的一辆马车，可是不巧却翻了车，把左腿骨压折了，生产队长急得直拍大腿，这样子他要负责任的，他坚持要把父亲送回家里休养，而父亲不想给劳累的奶奶再添忧愁，硬是自己在知青点里躺了一个月，母亲每天帮他，这成了他们爱情的催化剂。大队、生产小队、邻村青年点还有青年点的邻居们纷纷过来探望，带来的都是两包四四方方的蛋糕，或是两瓶罐头，摆了满满一桌子。
1972年林彪“913事件后”，母亲被摘掉反革命帽子，她偷偷一个人跑到河边放声大哭。她被调到县红砖厂任出纳，开始挣起了工资。1974年，大队迎来了第一辆崭新的东方红拖拉机，父亲和一名农村女青年光荣的当上了驾驶员，拖拉机没有封闭的驾驶室，就是一个露天座位，旁边有一个工具箱，父亲和那个农村女青年每天高高的挤坐在一起，颠簸着摇摇晃晃在田里耕来开去，让母亲大为不快。后来乡里拨给大队一辆市粮食局淘汰的二手解放汽车，父亲又成为汽车驾驶员。车是旧的，来了就得大修，父亲协助从市里请来的修车技师，把汽车拆成了一地散件，满身油污的干了一个多月，汽车焕然一新。父亲每天到砖厂装上红砖往市里运送。每每父亲走下汽车，母亲总是不无骄傲的送上已经晾好的水，把父亲身上的灰掸了又掸，他们已经恋爱8年了，几乎是“老夫老妻”了。
父亲曾有两次回城的机会，可是他都让给了别人，他不想把母亲丢在农村。1977年恢复高考，父亲考上了东北工学院，母亲考上了吉林师范学院，但是她放弃了。为了给困难的家庭救急，为了让小叔小姑子们能继续学业，她参加了工作，在轻工业局下属造纸厂工作，母亲报名参加自学考试，考完大专考本科，考完本科又要考研。母亲以自学法律本科毕业文凭报考了检察院，检察院只招收15名工作人员，报名的大概有几百名，那些人多是正规院校的毕业生，母亲在报考的人群中各项条件算是比较低的，年龄、文凭、性别、工作资历都算是勉强达标，她在工厂是计划员，是“以工代干”身份。母亲考完试后觉得语文没有考好，着急加上火，没几天嘴里起满了火泡，舌头稍微动一下就会引起剧烈疼痛。她索性不说话，可是饭总是要吃啊，就煮极稀极烂的粥用汤匙的把手送至咽喉部咽下，即使这样每咽一口也都疼得龇牙咧嘴，眼睛鼻子都揪到了一处，每吃一顿饭都是极其痛苦的煎熬。父亲说：“考不上就算了，干什么工作还不是一样，在厂里有奖金，将来还能分房子，到政府机关有什么好?勾心斗角的。”
母亲买菜时用手势跟小贩讨价还价，小贩以为母亲是聋哑人也用手势应答，母亲想笑，可是剧烈的疼痛让她赶紧收住了笑容。
母亲伏在台灯下给外祖母写信，“妈妈，我遇到人生的大难题了，我报考了检察院，几乎没有入取希望，可是妈妈，人活一辈子为了什么呢?我就不能有一点点自己的理想吗?…。妈妈，帮帮我吧。…。”
外祖母接到母亲的滴满字字血声声泪的信后，很快找到了她曾经的战友刚刚复出的省委副书记辗转找到我们所在市的检查院院长，检察长亲自打来电话说“韩老，你的女儿专业课考了第一名，就是文化课答零分也能录取，告诉你女儿放心吧。”
母亲说：农活不轻松但是也不是很累，一年中的春种和秋收是农活最忙的两个时节，而中间的除草、间苗、追肥，灌溉甚至不用全部出工，大家轮换着到田地里，剩余的时间就由自己打发，男青年的兴趣在打猎，生产队一再嘱咐要结队出行注意安全，那时山里还有狗熊和狼甚至有豹子。女生更愿意采摘山货，把杂七杂八的收获满满的晾晒在场院里，知青往往比山民们更愿意到处找这些蘑菇、榛子、山楂和各种野菜，偶尔甚至能找到人参。农闲时节，知青也要参加改造水田，修建梯田，建造水渠和渡槽等，但是生产大队并不把这些知青当成主力，知青们分得的任务量少之又少。秋收时节，需要在庄稼地里看护，这种看青的活没人愿意干，父亲就全包了下来，这样父亲就可以挣一等工分，因为父亲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一般情况下，一等劳动力每年可以挣300多元，比二等多50元，父亲几乎把收入全部寄回家补贴家用，而我亲爱的痴情的母亲也把所有收入都寄给了未来的婆婆家，供小叔子小姑子们生活上学。父亲白天开车晚上看青，也就有了时间安安静静的看书，为他日后考上大学奠定了基础。
无限夸大知青的苦难纯属子虚乌有，知青生活当然要比在城市里父母的羽翼下，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艰苦的多。事实上，朴实的胆小的农民其实是相当照顾这些红卫兵小将的，国家也有相应的政策约束当地基层组织。分给知情的地只要够知青自己吃就成了，农民也不肯分给他们更多的田地，农民自己也要种地收成吃饭啊。那时因为没有太多的化肥和除草剂，加上农闲时节要兴修水利灌溉设施，比起现在的农民显然是要忙一些，但是绝不是右派们夸大其词的把知青说得漆黑一片地狱一般。知青若是生不如死，那些农村人怎么活过来的?农村的青年是不是都要累死了苦死了?农村青年过的生活城里的青年怎么就过不得?相信这些右派鬼话的大多数没有农村生活体验，农村的活计根本就不累，除了春忙秋收还有秋后的治理改造农田和灌溉设施，冬天就剩下猫冬了。有些思想落后的知青甚至跑回家过冬，顺便把平时上山采摘山货大包小裹的带走与家人分享。
2000年母亲因公出差，特意绕道故地重游，受到了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一晃头发都斑白了，很多同龄人已经成了爷爷奶奶，他们在乡村休闲度假休闲山庄里招待这个远方来的客人，大家纷纷夸赞母亲当初就像个有出息的，今天更是大干部了。其实母亲只是个普通的检察官而已。在母亲手机里存的照片上，一个个围在鸡鸭鱼肉堆成山的桌子旁，满脸酒气，红光焕发，喜气洋洋，与母亲亲密的勾肩搭背。他们带领母亲在故地四处追寻记忆：梯田、渡槽还在，防空洞被改造成了储藏水果蔬菜的冷库，青年点的房子已经不在了，原址上建起了蓝白相间的洁净的厂房，这是一个村民开办的工厂，专门向韩国出口辣白菜。
这就是我的父母向我描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创业史，母亲说：那时的知识青年比生产队长尊贵的多，生产队长哪里来的胆量欺负甚至强奸女知青?胆敢破坏上山下乡大业，政府能枪毙他。的确有个别知情在农村安家落户，但是，他们的结婚对象绝对是农村当地的“白富美”和“高富帅”，其实今天的城市人也一样的与农村人通婚。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心里黑暗的人见到的都是社会阴暗面，心里豁达、志向高远的人才永远能从生活中读出幸福元素，永远感恩党与人民对青年一代的关怀和教育。
有人把《红楼梦》捧上天，也有人能从《红楼梦》里读出淫秽来，而我更喜欢读《西游记》和《三国演义》。我把翻旧了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重新买了一本，因为它能鼓舞我勇敢面对生活的一切挑战，有勇气战胜所有困难。有好友读《飘》，我借来翻了几页就放下了，仅仅描述天空中的乌云就用了上千字，我不知道到底要表述什么。无数人对毕加索的绘画大加赞颂，而我认为老毕画的还不如我，孰是孰非各有各的衡量标准。父亲母亲并没有说上山下乡运动是多么伟大，但是当我问到是不是毁掉了一代人的时候，母亲严肃的对我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我们的收获是你们永远也体会不到的。”她一直认为那段农村的生活既是人生经历也是精神财富，只有他们知青一代才是真正的脊梁，而我们娇生惯养的80后的未来才是令人堪忧。我有些迷茫，不知怎样才能让父亲母亲认可、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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