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人退回“三八线以南”是维护共识的起码前提
――评“曹中青”的自充“裁判”和“吹黑哨”
中国青年报的“曹中青”是个有意思的人物，作为自由派公知，有时候跟着某些人胡说八道，有时候也说几句公道话，比如，在某些公知一边倒挺薛蛮子的时候，他认为违法受罚天经地义。又比如，他也反对“极右”，虽然他心目中的“极右”是“正义”到了极端的产物，并且并不触及“极右”的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实质。对区伯问题，他主张在真相出来之前不应该急急忙忙站队。
但是在对于毕视频问题和加多宝问题上，眼看着同伴好像有点撑不住，就急急忙忙在身上挂个哨子充当裁判，并且吹起黑哨来了。绝招还是老把戏，拿大灰狼来吓唬成年人。
记不得是谁说的了，第一个用文革吓唬人的是天才，第二个用文革吓唬人的是庸才，第三个用文革吓唬人的是蠢才。
首次吓唬的时候，正当文革的负面效应体现出来，民心盼望国家变化之时，那时候用文革能够起到让人们走相反的路的作用。
到了现在再一次吓唬的时候，某些人已经图穷匕见，直接亮出了反对“四基”的真面目，已经毫无遮掩他们把“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变成“社会主义的自我否定”的狼子野心，直接通过私有化彻底掠夺国民财富并且最终实现“资本权力化”的目的暴露无遗。
退回“三八线以南”在这里是以朝鲜战争作为比喻，就是说，要停战可以，但是必须回到战争前的起点上。
本文的话题是由曹林的题为《远离极端化 凝聚可贵的网络共识》一文引起的。他在文章中说：
近来的网络舆论场延续着过去的热闹、活跃与混乱，在一些公共话题上，各方争得不可开交，充满一点就着的火药味。不同观点的争论是网络常态，讨论中自然能明辨是非和真相，但我总觉得，近来网络舆论场在一些话题上变得越来越“不可讨论”，越来越对立化和极端化，要么是敌要么是友，不可讨论不可调和，不允许中立观点的存在。
从转基因的讨论到对韩寒的评价，再到对某个历史人物或新闻人物的评论，都呈现出“两极化”——要么站在这个极端，要么站在那个极端，两边极端的声音让网络充满戾气。这种尖锐化和极端化所带来的戾气，不仅使很多本可讨论的问题变成了一场骂战，更进一步刺激着社会情绪的对立，理性、温和、建设性的言论被挤压和屏蔽，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理性的人们厌倦了这种网络口水战，纷纷选择远离和退出，结果就是理性被偏激所驱逐，舆论场更加对立化和极端化。
网络舆论场上讨论问题，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撕裂。人们在很多社会问题上的实际分歧，往往比吵架中所呈现出的要小得多;舆论在很多问题上的共识程度，也本该大得多，没有看起来那么水火不容。尤其是在中央加大反腐败力度、从严治党的语境下，舆论的共识度和公众的“交集”本该更多。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在总结去年的网络舆情时，提出了一个引发不少专家共鸣的概念：舆论共识度。他和他的团队通过评估160多个热点舆情事件发现：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两个舆论场”的交集和共识度有显著增强。如反腐，打虎拍蝇;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改进党风政风;户籍、教育、计划生育、劳教、司法、央企薪酬等方面的改革，社会各界有高度共识。前些年，在上海杨佳袭警案、湖北巴东邓玉娇案、浙江温州钱云会案等热点事件中，社会舆论撕裂严重，而去年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昆明火车站暴恐袭击、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等事件中，舆论高度一致。
“舆论共识度”是评估一个社会凝聚度和向心力的重要指标。缺乏社会共识的社会是很危险的，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没有普遍认同的底线和规则，必然陷入彼此为敌、内耗不断的野蛮丛林，社会也在人心撕裂中变成一盘散沙。高层一直致力于推动“寻找最大公约数”，而“四个全面”所强调的“小康社会”、“依法治国”、“深化改革”和“从严治党”，就是在这个多元和开放的社会中寻找底线共识的努力。人们也许对“幸福”有不同的阐释，但追求小康的梦想是共通的;也许对一些问题的价值判断有分歧，但遵守法律应该成为基本的、底线的共识;不同的人为解决中国的一些问题开出了不同的药方，但只有靠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对此是没有异议的。
强力反腐和深化改革增加着“舆论共识度”，这本来为理性的公共讨论创造了很好的舆论环境，给舆论场输入了善意、健康、正面的能量。有了这么坚强的共识，本可以更坦诚地讨论，更宽容地看待分歧，更自信地对待不同的声音，更多地看到彼此的善意。就像今年全国两会时人大发言人傅莹在谈到内地和香港在一些问题上的争论时说：我觉得还是应该相互尊重，还是应该多念彼此的好。确实，如果在讨论问题时都有这种求同存异的善意，远离那种极端的自负，能“多念彼此的好”，能看到“事实上对方跟自己有不少交集”，表达上就不会那么充满戾气了，也不会在极端对立的路上狂奔了。
珍惜强力反腐和深化改革给这个社会凝聚的可贵共识，多做点儿扩大共识的善事，少做少说撕裂社会的事和话。别为了出位而比拼谁更极端，不能在网络上召唤那个曾给中国社会造成极大浩劫的极端主义魔鬼。
在他的文章中，说了很多正确的废话，而且有些地方是在说瞎话。虽然表面上各打五十大板，但是他回避了实质性问题上的是非判断，就像一群流氓在大街上寻衅滋事，人们被迫自卫，结果“警察”跑来区别抓起来，然后全部释放。尤其是文章最后的一句话，实际上是在把板子打向了自由派的对立面。
国人曾经有共识吗?社会又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撕裂成为现在这样的?这些问题，完全可以有迹可循。
34年前，国人曾经有过共识，尽管那个“共识”对于很多人来说比较勉强。因为34年前作出的《决议》是在不大正常的情况下通过的。第一，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三年，对前面的历史急匆匆下结论未免有点操之过急;第二，主持通过《决议》的人基本上是在文革中吃过苦头的人，很难确保客观;第三，《决议》通过前，在组织上排斥了不同观点的人，尽管他们曾经在粉碎“四人帮”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堵住了不同意见的嘴，并且对其他一般委员有吓唬作用;第四，之前已经对中委进行部分调整，容易通过不奇怪;第五，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曾经参与主持通过《决议》的人在80年代末相继出问题。第六，现在的事实证明，某些曾经在《决议》中声称被整错了的人们，很多现在成为了否定“四基”的主力。
大多数的党员和群众出于对党的信任和维护大局，虽然这些年来一直有人呼吁重新对历史问题作出决议，包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及时总结(改革刚刚三年，就对历史作了结论，而现在，改革开放已经37年，对历史却没有认真总结反思)，人们尖锐地提出，实践还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坚持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结果在社会上出现了质疑《决议》的人维护执政党，打着《决议》旗号的人否定执政党的怪现象。
正是由于小部分人一次次冲撞和踩踏《决议》的底线，歪曲历史，疯狂反毛，无耻媚美，并且在这两面黑旗下向“邪路”狂奔。一开始，仅仅是少数人对他们进行抵制，随着这些人的丑恶嘴脸的越来越暴露，觉醒的民众越来越多，而并不是“曹中青”轻描淡写的“不同的人为解决中国的一些问题开出了不同的药方”那么简单。这次对毕视频事件的反应，就是民意的真实检验。
不错，在两派中的理性人士中，本来是可以达成共识的，本人就常常在某些网站多次与自由派人士进行理性探讨，希望能够求同存异，但是遇到的大多数是谩骂与侮辱。
曹林的文章只是强调“求同”的可能性一面，而掩盖了两派的某些根本原则分歧，并且对此绝口不提，表面上是客观公正中立，实质上这种各打五十大板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增强对立情绪。
在这方面，他没有陈有西和孙立平坦率。
陈有西说：“我觉得对改革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极左势力，他们反对一切改革，甚至主张回到文革。对改革的第二大威胁，来自于激进的极右派，他们不是在推船，而是在拆船，不是在补船，而是希望船早点沉掉。”
孙立平说：“前一段时间，我就在讲两个陷阱，左陷极权，右陷权贵。为了压制住权贵集团，很容易走到极权的路子上去。但如果权贵占了上风，很可能又是一场对社会和民众财富进行掠夺的战争。无论哪一种，结果都不堪设想。”
这两位，起码在极右派是“沉船派”并且与权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方面说了实话。
而曹林在和了一番稀泥以后，卒章显志，把一些跟文革毫无关系的东西扯上文革。也许他会解释，这是为了避免出现像文革那样的两派尖锐对立的斗争，但是他别忘了，文革中的两派，都是打毛的旗号，正如毛所说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现在的两派却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和在国家民族等大问题上的严重原则分歧。作为70后的曹林，在我们这些作为文革的亲历者面前大谈文革，的确有“媳妇教婆婆生孩子”的味道。
最后提醒曹林，现在还时时处处拿文革说事，不但是黔驴技穷的表现，而且实在是在为文革作宣传，当大多数普通民众发现某些倒行逆施的人常常拿文革吓唬人，只会让他们起码认为文革并没有那么差，这种反面教员效应恐怕是某些人始料不及的。
如果要重新凝聚社会共识，或者说不让继续撕裂，首先某些人最起码要退回“三八线以南”，即最起码首先回到《决议》上来，因为大多数人与一小撮人的分歧并不是曹林所说的“不同的人为解决中国的一些问题开出了不同的药方”，而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是统一还是分裂，是进步还是倒退，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还是一小撮人的利益，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还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否定”的根本原则分歧。一小撮人一再冲撞和踩踏《决议》的底线，只能引起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激烈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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