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18大决定,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这一教育实践活动,应该深入学习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
一、毛泽东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创立者
党的18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说:“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这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完整表述和明确规定。在党的章程中,这一表述始见于1992年党的14大通过的党章。此后20年中,从15大、16大、17大到18大,每一次党代会都对党章作了部分修改,但是对群众路线的这一规定始终保持下来,一字未改。按照这一规定,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党章关于群众路线内容的表述来自1981年11届6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阐述。这个决议中说:“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4页。】依笔者所见,这是党中央的决议中第一次对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什么做出的明确、完整并沿用至今的规定。在这个决议之后,1982年12大和1987年13大的党章中说,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从1992年14大开始,增加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内容,形成了对群众路线的完整表述,并从此确定下来。
党中央1981年的《决议》在对群众路线的内容作出概括的同时,还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4页。】这一论述简明地概括了党的群众路线是如何形成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在党的全部活动、一切工作中的运用,是这一运用的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
1945年党的6届7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2页。】群众路线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独创性重大成果。它为我们理解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代表”提供了一个范例。
据笔者查阅,在党的七大之前,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此前从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第一个党章以来的四个党章中,都没有关于群众路线的内容。1945年党的七大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3页。】,与此同时,正如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特点。”【《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7页。】刘少奇在这个报告中专题论述了“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他说:毛泽东同志屡次指示我们,在一切工作中要采取群众路线。他在向这次大会的报告中,又以极恳切的词语指示我们,要根据群众路线去进行工作。刘少奇引用并阐发了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论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2页。】
不过,七大党章中还没有“群众路线”这个概念,因而也没有对群众路线包括哪些内容做出明确概括。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强调:“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17页。】这是党章中第一次明确载入“群众路线”这一重要概念。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专门用一节着重论述了群众路线问题。他指出,七大的党章中贯穿着群众路线的精神,七大上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都对群众路线作了精辟的解释。现在之所以需要着重提出来,是因为群众路线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也是因为七大以来11年实际斗争的经验给了群众路线以更深刻更丰富的内容。邓小平提出并回答了“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问题。他指出,它的含义,一方面是“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要“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对照现行党章中的表述可以看到,邓小平在这里的论述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党的群众路线完整的内容。
党的群众路线形成和确立的历史表明,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创立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特别是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是群众路线形成的理论基础;党的全部活动,是它形成的实践基础;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是它形成的基本途径。虽然党章中对群众路线的表述并非全都是来自毛泽东的原话,但它是来自对毛泽东的思想的概括。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群众路线的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它们分别概括了党对待群众的正确态度和领导群众的正确方法。在我们党的文献中,这些思想首先是由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做出了深刻的阐述。以下分别就这两方面作一些考察。
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2页。】“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回答了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究竟是“为了谁”和“依靠谁”这两个根本问题,概括了党对待群众的正确态度。
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是由立场和世界观决定的。只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本来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客观事实。千百年来,由于生产规模狭小,由于社会分裂为互相对立的阶级,剥削阶级的阶级偏见和狭隘眼界遮蔽了这一事实。当工人阶级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进展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时,马克思揭示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创立了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用它武装了工人阶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条基本原理是同马克思主义完备而严整的全部科学理论熔为一体、不可分割的。它是测试人们是否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是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块试金石。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的这一名言高度概括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集中表达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已经表现出他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面对指责农民运动的满城风雨的议论,他热情地称赞农民运动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他指出,正确的态度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能“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在大革命遭受失败的历史关头,毛泽东站在群众的前头领导革命,创建了人民军队和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面对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坚定地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敌强我弱,敌是优势而我是弱势”的形势,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军队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0、509、511、512页。】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时,光明的和黑暗的“两个中国之命运”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党面临着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进而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贯穿报告的全文,是他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刘少奇在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必须“信任群众的力量,信任群众的创造和群众的将来,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2页。】
中国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把人民群众看作自己一切力量的源泉,在群众路线中规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科学世界观、历史观的必然结果。
为什么应该“一切为了群众”?既然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创造了社会发展中的一切价值,理所当然地就应该由人民群众享有这些价值。党除了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群众”。毛泽东一贯强调,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最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7页。】。他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7页。】1944年,他在追悼张思德的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强调“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他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他提出了衡量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即:“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他还强调,为人民服务要“全心全意”,“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为什么应该“一切依靠群众”?因为推动历史前进、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而不是个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共产党员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但永远只是人民中的一小部分。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的源泉,所以党必须“一切依靠群众”。毛泽东把“相信群众”看作是一条不容怀疑的“根本的原理”。【《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页。】他说,“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他把群众看作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又把人民比作“上帝”。他说,只要我们坚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来和我们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页。】
毛泽东的著作,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处处体现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精神。
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有了对待群众的正确态度,还要有领导群众的正确方法。毛泽东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又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解决了党如何领导群众的根本方法问题。
1937年,毛泽东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实践论》系统地发挥并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通过对矛盾特殊性及其与普遍性关系的研究,揭示了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发展规律。这两篇著作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理论基础,也为我们党科学的工作方法奠定了辩证法和认识论基础。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即《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其中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还强调,“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是其中的“组成部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900页。】在这些论述中,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已经具备了完备的理论形态、准确的表述形式和“基本的领导方法”的定位。这些思想后来被概括地表述在1981年党的11届6中全会决议和14大以来党的章程关于群众路线的规定之中。
毛泽东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他又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此无限循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这两个论断相互关联,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与人类认识发展基本规律之间的关系。对领导干部来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这当然不是如一些人望文生义地理解的那样,把“实践”和“认识”当成了“群众”和“领导”之间的分工,似乎群众只实践不认识,而领导只认识不实践。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是一个统一不可分的过程,人们总是在实践中认识,又在认识指导下实践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公式揭示了人们的认识在实践基础上由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又将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规律,而决不是将实践和认识看作彼此孤立的各自以纯粹形式出现而仅仅前后相随的两个阶段。无论领导或群众,都既是实践者又是认识者,既在实践中认识,又在认识指导下实践。但是,处在领导岗位的人员有其特殊职能和责任。他要把群众中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加工成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再贯彻到群众中去,变成群众的行动。这是一个生产、加工精神产品并将其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过程。毛泽东说:“我们这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机器,生产的是路线和政策。”“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领导干部的头脑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造完成品的作用,其原料或半成品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这种特殊岗位的职能,使领导者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同时又赋予他相应的权力和地位,这就使其有可能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忘记了正确的思想只能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来,从个人主观愿望乃至个人利益出发,制造出不符合客观实际、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思想产品,即做出错误的决策。因此,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他必须走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当群众的小学生,倾听群众的意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不能把自己关在小屋子,自作聪明,凭主观想象办事。他还必须善于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成群众的行动,使广大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通过群众的实践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并在群众中检验和发展。
毛泽东强调,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反对尾巴主义和命令主义。“从群众中来”,不是“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毛泽东反对迁就群众中的错误意见。他要求对群众意见加以分析,凡属正确意见,党必须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他说:“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到群众中去”,不是命令群众去办。毛泽东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页。】一个正确的决策,不仅要有群众客观上的实际需要,而且要有群众主观上的觉悟和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领导替群众下决心。毛泽东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
态度与方法是不可分的。态度决定方法,方法体现了态度。“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态度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相互联结,构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完整形态。它既体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在党的实际工作中的体现。
1990年党的13届6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议》中说,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根本工作路线”,这就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中的定位。党的各种工作,都是群众工作,群众路线就是党在群众中工作的路线,因而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一起,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它是毛泽东留给我们党的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田心铭,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文章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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