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考茨基是让第二国际走向修正主义不归路的罪魁祸首，也是间接害死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凶手，他以及伯恩施坦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也是间接促成纳粹主义崛起的法西斯帮凶。他的混合着部分真理性认识但实际上宣扬阶级调和主义的“超帝国主义论”，直到毛泽东同志提出，贡萨罗同志完善“三个世界”理论后才得到彻底清算。如此一个于公充满了罪恶的家伙，于私也是一塌糊涂，他的感情经历如果改编成电视剧其“狗血”程度将不亚于任何一部琼瑶剧。
“理论革命家”的“恋爱自由”理论
青年时代的考茨基也是一位充满了新思想，追求恋爱与婚姻自由的进步青年，自古便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说法，对于青年时代的考茨基来说，一位同样追求恋爱自由的进步女青年就是他最好的伴侣。于是在大好的青春年华，意气风发的卡尔·考茨基邂逅了年轻美丽的路易莎·施特腊塞尔。他们一眼万年，一见钟情，他们海誓山盟，哪怕遇到怎么样的困难也决不退缩，遇到怎么样的挑战也要一起应对。
他们遇到的一大挑战来自于双方各自的家庭。西欧的十九世纪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传统的封建地主阶级已经基本走向了没落，但封建残余文化还在社会上广泛存在，虽然工厂里的女工数量已经不算太少，但社会上能给小资产阶级女性提供的岗位还十分有限，小资产阶级家庭里女性“小时候听父母的话，出嫁服从丈夫安排，晚年跟着儿子养老”的封建老传统还没有破灭。在这一历史时期，西欧小资产阶级家庭对子女的婚姻干涉依然很严重，“包办婚姻”的问题一样困扰着进步男女青年。而正巧，考茨基家和施特腊塞尔家刚好不同意他们俩的婚事。
此时的卡尔·考茨基毕竟是一位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青年知识分子，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鼓舞了路易莎·施特腊塞尔的反抗精神，帮助她与原生家庭斗争，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结婚对象。与历史上任何反抗原生家庭，追求婚姻自由的女青年，比如王宝钏、崔莺莺一样，路易莎受到了父亲的毒打，母亲的精神操控和荡妇羞辱，还被父母威胁要断绝关系，但是她始终不卑不亢，因为她知道她的父母到底是什么货色，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群欺压儿女，压榨老百姓的剥削者和食利者。而卡尔·考茨基这边也与父母据理力争，终于勉强说服了父母。到了1883年，此时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主编的卡尔·考茨基正式与路易莎结为夫妻，路易莎也正式改姓为考茨基。他们婚后的生活十分甜蜜，即便五年时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也是那么和谐。至少在伟大导师恩格斯等外人看来是这样的。
他们本应像革命前辈卡尔·马克思与燕妮·马克思一样在革命道路上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谁知道他们同床异梦，貌合神离。1888年10月，恩格斯刚从美国旅行回到伦敦，便听到一件使他“大吃一惊”的消息:这对以往的恩爱夫妻离婚了。
原来，考茨基在婚后一样当着“妈宝男”，幻想着自己仍然是“妈妈的好宝宝”，他乘路易莎去维也纳照顾她生病的“娘家母”时，他自己在“亲生母”的安排下，与瑞士一位法官的女儿蓓拉相亲去了。也不知道这次考茨基是真的找到真爱了，还是想攀上法官的高枝，还是只是觉得和路易莎过腻了，想追求“新鲜刺激”。背叛的事情如果只是停留在想的层面，也就只是一想，但是考茨基却要把它“贯彻到底”，他毅然决然地卖掉家具，与路易莎离婚，并着手准备和蓓拉的婚礼。
路易莎面对这“一纸休书”表现出了传统“温淑贤良”“知书达理”的“窈窕淑女”所应该具有宽宏大度，她“表现了充分的自制力”和“英勇气概”，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最尊敬的长辈恩格斯，坦率地表示了同意离婚的态度。恩格斯怀着钦佩的心情读着这封“了不起”的信，而一想到考茨基这样的拿爱情当儿戏的男人，他不禁暗自重复着一位名人讲过的话:“得了吧，你们不配受妇女尊敬!”恩格斯一方面安慰了路易莎，一方面也想办法为路易莎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恩格斯亲切地对路易莎说:“在任何情况下，您都可以把我们的家当作您自己的家。”1890年，路易莎被恩格斯请到自己家里，做他的秘书和管家，直到他逝世。恩格斯将四分之一的财产和全部家具留给了他所尊敬的妇女——路易莎·弗赖贝格尔。
而对于卡尔·考茨基，恩格斯同志毫不客气地骂他是“傻瓜”“下贱胚”。还咒他“总有一天早上，卡尔好象从沉睡中醒来一样，明白他干了一件一生中最大的蠢事。”果然，伟人就是伟人，不仅通晓人类几千年阶级斗争的奥秘，也知道普通人的家长里短的发展轨迹：
卡尔·考茨基中意蓓拉，但蓓拉未必真的在乎卡尔。当她看到卡尔的弟弟汉斯时，她认为她真正爱上的不是卡尔而是身材魁梧的汉斯，五天之内两人就订了婚。卡尔陷入两头落空的尴尬局面，活像一个小丑。他的母亲看到计划落空，也恼羞成怒，扬言不准蓓拉进她的家门，骂蓓拉是“婊子”“不是她生的”。而对于坚决贯彻了她家长意志的“乖宝宝”卡尔，她可拿不出什么实质性帮助来，不咒骂她儿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道德绑架她儿子“不抱孙子，我死不瞑目”就不错了。
事后恩格斯给考茨基去信，严肃批评他这种喜新厌旧的错误行为，让他“自己一个人好好想想整个事情的真正性质和后果。”他告诉考茨基，在以后的生活中必须吸取两个教训:第一，父母不要干预新婚夫妻的生活。这种干预只会给家庭新成员造成痛苦，也间接给子女造成痛苦。第二，在夫妻之间，每个丈夫会发现自己妻子的某些缺陷，反之亦然，这是正常的，但不要接受第三者的哪怕是好意的过问。过了好几年，恩格斯还用这件事提醒考茨基注意总结生活中的教训，并告诫党内的其他同志。
“党总裁”的替身前妻
考茨基的“狗血”故事到这里还不算完，卡尔·考茨基并没有在追求蓓拉中学到任何教训，他那颗不安躁动的心还想继续寻求“新鲜刺激”，于是他玩起了“替身文学”。
考茨基与他前妻路易莎离婚后不久，即在1890年与奥地利社会主义者路易莎·龙施佩尔格结婚，这位路易莎是罗莎·卢森堡的好友，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有好几封都是写给路易莎的。路易莎·龙施佩尔格与路易莎·施特腊塞尔的名“路易莎”发音完全一样，只是拼写上略有差别：一个是 Luise ，另一个是 Louise ，仅此而已。
这种姓名上的巧合，在路易莎·龙施佩尔格也改姓考茨基以后被放大了，也不知是卡尔·考茨基心里有鬼，明明已经抛弃了前妻，却还依依不舍，还是他心怀伪善的忏悔，不自觉就选择了另外一个路易莎。这些都只可能是他的内心所想，如果他不做出继续伤害前妻的举动，也就算不上什么“替身文学”。
渣男毕竟是渣男，怎么可能有下限。他在1892年5月13日的写给恩格斯的信件中竟然大言不惭地表示，希望他的前妻路·考茨基在社会活动中使用双姓施特腊塞尔-考茨基。考虑到此时卡尔·考茨基的前妻路易莎·考茨基已经在恩格斯家中做恩格斯的秘书和管家，他此举无非是想借恩格斯之口，逼迫他前妻让步更多。
恩格斯也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
“至于说到路易莎，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就不会再提这件事了。她用你的姓，是你自愿采取的行动所造成的。你们离婚也是你主动提出的。如果说现在可能产生一些误解，也完全是你的行为引起的。现在，她用的是根据奥地利法律她有权使用的唯一的姓，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说她不能这样做。”
卡尔·考茨基看见身边的另外一个路易莎·考茨基，受不了良心的谴责，然后选择继续伤害前妻。
进步与落后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卡尔·考茨基与路易莎·施特腊塞尔的自由恋爱，不能简单等同于当今男女青年的自由恋爱。原因很简单，十九世纪妇女劳动参与率还不够高，当所谓的“全职太太”，事实上只能依附于她们的丈夫的女性依旧大有人在。这些女性一旦被她们的丈夫赶出家门将很难找到生存的机会。换言之，路易莎·施特腊塞尔要与原生家庭决裂所付出的代价要远超卡尔·考茨基。卡尔·考茨基与路易莎·施特腊塞尔在婚姻中的权利和责任是不对等的，他们自由恋爱中的“男女平等”只有形式上的平等，在妇女劳动参与率还不够高的年代，青年男性事实上可以通过自由恋爱的方式，鼓动青年女性反抗原生家庭，而不向女方的原生家庭支付一分钱“彩礼”，就“兵不血刃”地取得对女方的人身控制权，女方却没有任何有效的反制措施，男方可以轻易抛弃女方，女方却不能轻易离开男方。对于女方来说，在这个时代选择“自由恋爱”无异于一场豪赌，赌的就是男方会信守承诺，赌博有赢就有输，赢家嫁得如意郎君还摆脱了原生家庭的束缚，如果丈夫愿意，他们还能摆脱婆家的约束，以核心家庭的形式单独支配孩子，甚至女方自己也能背着丈夫出轨，再借着丈夫的资源养大出轨对象的孩子；输家就倾家荡产，旧家回不去，新家去不了，没有恩人的支援（就像恩格斯同志对路易莎·考茨基的支持那样），找不到养活自己的工作，就只能去烟花巷陌出卖己身。在那个时代宣扬“海枯石烂”“终身不离”的道德观念的确有合理性，女方怕被男方抛弃，男方也需要女方的忠诚度，他也不想成为“苦主 ”，替“小黄毛 ”养孩子。
卡尔·考茨基与路易莎·考茨基的离婚反映了资本主义道德的平等观的虚伪性。卡尔·考茨基与路易莎·考茨基的离婚绝对不能类比当今一般的男女青年的“分手”，他们的和平离婚只是一种不考虑双方承担责任能力差别的虚伪的资产阶级平等，卡尔·考茨基对路易莎所做的则反映了假意宣传平等实则只是想玩弄女性的资产阶级父权。而路易莎·考茨基面对卡尔·考茨基所做的，表现出了一个封建社会里的“窈窕淑女”该有的“温淑贤良”，这根本就不是属于无产阶级的道德，这只是封建社会下“小媳妇”不能反抗丈夫，反而要美化夫君的不义之举的表现。她的隐忍终究要表现出更大的破坏力。到了晚年，已经改姓弗赖贝格尔的路易莎，拿不出充分的证据就指责伟大领袖马克思有“私生子”。她的这一指责，至今仍是资产阶级道学家抹黑马克思同志本人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并造谣共产主义“共产共妻”的绝佳素材。封建社会的“贤妻良母”们也只是面对父兄丈夫有“温淑贤良”的“女德”，面对她们的子女，就只剩下了道德绑架和精神操控，到头来还要让他们的孩子歌颂她们的“母爱”，如此一代一代传承了这种糟粕文化。
卡尔·考茨基和路易莎·考茨基在核心家庭内的不平等反映了他们在社会劳动上的不平等。十九世纪西欧核心家庭中丈夫能实现对妻子的人身控制，是因为当时女性劳动参与率低，很难通过劳动取得生存资料，而男性普遍参与社会劳动，不仅养活自己，也养活家庭，妻子的生存依仗他们的丈夫。对于某个人来说，其生存资料的取得情况才决定了其是否有对他人的人身控制权，或受他人人身控制——一个人能参与进社会劳动并取得生存资料，这个人就不会受任何人的人身控制，那些依附于这个人需要从这个人这里取得生存的，才受这个人的人身控制。现在部分男女青年有“劝分不劝和”的风尚，这种风尚反映了这些男女青年之间不追求控制对方的人身，并且他们也事实上做不到，因为当今妇女就业率已足够高，高到社会上有足够多的岗位提供给女性，所以她们能凭借自己的劳动能力养活自己，在人身自由这一点上，当今的男女青年绝大部分并不存在权责不对等的问题。因此，如果当今的女青女因为追求自由恋爱，与原生家庭决裂，导致她们生活水平下降，也不能强行要求男方承担她们生活质量下降的责任，因为生活质量下降和是否有能力生存是完全不同的——以前有肉吃，是很好；今天只有白米饭吃，是不好，但也还没到要饿死的地步。
卡尔·考茨基与路易莎·施特腊塞尔最终不欢而散也反映他们自身的落后性。无论卡尔还是路易莎，他们都是在旧家庭的环境里长大的，身上都携带着旧家庭的负面因素，但他们又的确都是追求进步的男女青年，本应该在斗争中走向更大的进步，并在这种斗争中逐渐克服自己身上的落后性。但可惜本应承担更大责任的考茨基先是背叛了发妻，后又背叛了同志，最后还背叛了革命；而路易莎也迫于种种原因依然困在“温淑贤良”的框架内没能突破它——不仅仅因为当时女性社会劳动参与率较低，也因为她自身没能发现并克服自己身上的“女德”思想，甚至把这种消极因素当成了一种道德高尚的体现，等到了晚年，等她也进入了中老年，到了“更年期”，没有年轻时那么能忍耐了，她却用最恶毒的言语中伤了已故恩人最亲密的战友，选择与资产阶级学者一道抹黑马克思同志的清白，而不是谴责自己前夫卡尔·考茨基的背信弃义。最终他们两个都走向了反动。
如今这个时代旧的家庭关系依然存在，更别提现状还在这个本来封建主义上层建筑就发达的国家大力弘扬所谓“中华传统文化”。当今时代的进步男女青年身上也一样有旧家庭的一切负面因素，他们要在斗争中走向更大的进步，而取得了一定进步后，在阶段性胜利的狂喜中走向更大的反动。
“革命不彻底，就是彻底不革命。”
后记
关于马克思的私生子问题，目前暂无明确证据能证明弗里德里希•德穆特是马克思的私生子。放任无明确证据的传言流传只会伤害当事人的名誉和尊严，并伤害一切信赖或认同当事人的其他人的情感，无论当事人是否尚在人世。
对于马克思同志这样一位影响力非凡的全世界无产者的导师来说，伤害他的尊严，也事实上会损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名誉。放任这种流言是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舆论战，其目的在于让部分出于朴素道德情感的群众远离马克思主义，然后能更彻底地被资产阶级剥削。
但对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面对任何问题都要实事求是，而不应该“为尊者讳”，也应当考证更多历史证据来证明或证伪所谓马克思私生子问题，假如真的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马克思同志确实有私生子，也不应该避而不谈，而是应该谴责马克思同志的这一行为，并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在于其符合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不是来源于它是“圣人之言”，比他人的认知更符合客观规律的人并没有什么“神力”，他们只是比其他凡人多学了很多知识，并把这些知识整理成系统哲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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