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美国学者艾利森提出“修昔底德陷阱”命题，并以此定性当下及未来的中美关系。2017年，他出版专著《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系统阐释其“陷阱”论：当“崛起国”威胁取代“守成国”时会产生严重的结构性压力，一些微小的火花都能引发大规模冲突，未来中美大概率也无法避免战争。事实上，艾氏此论并非建立在历史真实之上，而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伪托修昔底德来阐述自己的外交理论。更重要的是，艾氏以帝国主义的霸权思维看待中国，这本身就是以己度人，不过是帝国主义逻辑的理论投射而已。
以今律古 附会历史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论属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艾利森先是预设中美之间可能一战的结论，建构出理论内容，进而与修昔底德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原因的相关评论联系起来。究其本质，艾利森的这一做法不过是一种历史附会。
艾利森最重要的依托是修昔底德的那句经典解释——“真正的原因是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由此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然而，修昔底德从未提及所谓“崛起国”和“守成国”，更未把雅典和斯巴达视为“崛起国”和“守成国”。与修昔底德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及后世的许多历史学家，都将雅典和斯巴达视为希腊世界的两强，一个称霸海洋，一个称霸陆地。古希腊史专家陈村富教授经过考证指出，艾利森所谓“在前490年波斯入侵之前，斯巴达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已经持续超过一个多世纪了”，此说纯属杜撰，在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的著述中均找不到原话。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修昔底德那句经典解释只能视为其中一个原因或者一个前提，但他并未否认其他因素的影响。耶鲁大学古典学家卡根教授认为，斯巴达的盟友科林斯在推动斯巴达走向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修昔底德的解释只能算作“一家之言”，诸多学者认为修昔底德的判断过于笼统，不完全符合事实。艾利森非但不去探究真相和关注上述争论，反而杜撰出“在修昔底德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压力”的说法。
除了伪托历史，艾利森的理论存在明显逻辑漏洞。从他的理论框架看，“崛起国”和“守成国”争夺的是主导权或霸权，前者寻求的是权力或主导地位，而后者主要担忧自身地位不保；严重的结构性压力在“崛起国对守成国威胁至极时产生”，此时战争最容易爆发，而且战争通常由崛起国挑起。但他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却时有矛盾。比如，他认为法国与哈布斯堡王竞争的领域是“领土和多方面利益”，战争的责任方是守成国法国。作为“崛起国”的奥斯曼帝国，企图占领神圣罗马帝国、灭亡“守成国”哈布斯堡王朝，战争的责任方在“崛起国”。“崛起国”瑞典的目标是“解除守成国哈布斯堡王朝对自己的安全威胁”，而哈布斯堡王朝的恐惧则是“出于对波罗的海南部出现一个强权的本能恐惧”，瑞典成为战争的挑起者。在这里，恐惧成了双向的，双方的冲突成了传统的地缘冲突。可以说，艾利森列举的每一个案例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被笼统地归因于“修昔底德陷阱”。
结构性压力是否会导致战争？回到伯罗奔尼撒战争问题上。公元前479年波斯第三次入侵希腊失败后，雅典开始扩张，到前446年雅典扩张基本结束。斯巴达大部分时间都在“坐等”雅典崛起，甚至还在前446/445年与雅典缔结《三十年和约》，在事实上承认了雅典的海上霸主地位。等到前432年，如卡根所说，雅典的扩张已停止，很难谈得上对斯巴达构成威胁时，斯巴达却对雅典宣战。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史实根本无法支撑艾利森的论断。或许艾利森也知道结构性压力无法解释战争的爆发，于是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时说：“修昔底德找到了导致战争的三大主因——利益、恐惧和荣誉”；分析一战时，他说这场灾难与其说“因为无知，还不如说是因为误判”。当艾利森引入主要原因，又没有阐述清楚结构性压力和这些主因的关系时，等于承认了自己所谓的结构性压力并不必然导致战争爆发。就此，“修昔底德陷阱”的另一根支柱也被他自己推倒了。
沿袭旧说 以己度人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不仅在史实和逻辑上漏洞百出，在内容和逻辑框架上也毫无新意。“结构性压力”最早由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肯尼思·沃尔兹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沃尔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际体系结构即主要大国间的物质权力分配影响国家行为的选择，进而导致人类历史上频繁发生战争和冲突。“崛起国”和“守成国”提法，来源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论”中的“挑战者”和“主导国”，以及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修正主义国家”和“维持现状国家”（霸权国）。奥根斯基认为，国际体系中一个新兴大国崛起后，会成为要求改变现状的“挑战者”，而体系的主导国希望维持现状，由此双方产生围绕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竞争，很可能会以战争收场，最终完成权力转移。米尔斯海默认为，在国际体系中，修正主义国家总会力图攫取权力和主导地位，甚至不惜以武力改变现状。艾利森的核心概念和逻辑框架均直接来源于上述理论和框架，也都未能超越他们。那么，艾利森为何费尽心思，杜撰出一个毫无新意而且根本站不住脚的概念呢？
面对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事实，各界迫切希望理解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总的来说，有两种可依赖的路径：一是历史类比，如近年来比较流行的“1914年一战幻影”和“新冷战论”；二是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中“权力转移论”和“进攻性现实主义”近年来尤受关注。艾利森敏锐并巧妙地将两种路径嫁接，提出了自己版本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一糅合了历史类比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的确博人眼球，但艾利森的诉求并不限于此。
与其说艾利森是在警示中美两国吸取历史教训，毋宁说他是在提醒美国决策者，中国会寻求用武力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美国应做好战争准备。艾利森丝毫不掩盖自己的意图。早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里，他就呼吁美国人，尤其是那些天天向中国说教“更像我们一些”的美国人，应该回想一下自己的历史，意指中国会像历史上的美国一样，不甘心屈居第二。在专著的开篇，他提到自己把与他人合编但尚未出版的《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的一部分，交给当时的中情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意在使决策者正视中国的崛起和挑战。在书中他宣称，“在考虑中国何时以及如何使用武力时，单纯考虑我们会采取何种行动是不够的”。
在“修昔底德陷阱”的比附下，艾利森处处把中国比作意在“变更现状”的雅典。中国的发展被他先入为主地视为要“称霸”，要成为“亚洲和世界上的头号强国”，而且不惜通过发动战争来实现这一目标。为此，他罔顾事实、偷换概念，把1950年志愿军入朝作战、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和1996年在台海试射导弹等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领土完整的正义之举，曲解成为实现“修正主义”目标的先发制人行动。而美国则被他视为与斯巴达一样的现状维护者和受害者。他在专著开篇即说，斯巴达有权质问雅典，是谁给雅典的繁荣提供了安全的环境，喻指美国同样有权质问中国，是谁给中国的崛起提供了条件。这一点，他在2012年的文章中说得清楚：战后60年里，美国治下的“太平洋和平”为亚洲国家实现前所未有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和安全保障。
但这种为霸权背书的论调根本经不起事实检验。在波斯大举入侵希腊时，积极抗敌的是雅典而非斯巴达。斯巴达长期敌视雅典，甚至当雅典为整个希腊与波斯作战时，斯巴达还想着偷袭雅典。晏绍祥教授考证后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斯巴达强加给雅典及其盟邦的。美国也不是什么和平的提供者和保障者，战后亚太地区爆发的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国要么是战争的挑起者，要么是煽动者。20世纪80年代后，亚太国家的整体性发展绝非美国的“恩赐”，而是得益于和平稳定的国际大环境和中国巨大市场的开放。在诸多事关亚太和平稳定繁荣的重大问题上，没有中国的参与、支持和配合，单靠美国是无法解决的，20世纪90年代初柬埔寨问题的解决、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的结束均是例证。
帝国主义逻辑的理论投射
“修昔底德陷阱”论将美国长期奉行的“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国强必霸”的自身经验、对中国一贯的敌视、自居为中国“恩人”的傲慢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所谓“陷阱”论本质上就是帝国主义逻辑的理论投射，用之解释中国则扞格不通，用之分析美国恰好“相得益彰”。近年来，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折，甚至如基辛格所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出现这一问题并不是中国意在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恰恰相反，责任在美国而不在中国。
二战后，为维护霸权地位，美国一直不遗余力地针对和削弱最有可能威胁其地位的国家。例如冷战时期的苏联一直被美国针对和打击；即便其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腾飞、一度有望追赶上美国时，也遭到美国严厉的制裁和打压。因此，只要是有可能或被认为有可能威胁其霸权地位的国家就会遭到美国打击。如今的中国恰恰就被美国视为其霸权地位的威胁。2010年，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美国迅速出台了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这绝非巧合，而是美国的惯用手段。
但美国所谓的“威胁”有很大臆想成分。诸多学者强调，二战后，美国都是根据想象的“威胁”而非真实的威胁采取行动，对中国尤其如此。自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以来，美国从未平等地看待中国，要么把中国视为一个低劣的“他者”，要么视为一个可以改造的“他者”，有时还把中国视为“威胁”。这一对华认知充分体现了美国长期以来自诩为“例外”、“恩人”的心态，以及自私自利的行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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