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在当代世界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它已成了几乎所有国家所有领域中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一个在事关国计民生的核心领域中不具有领先科学技术的国家绝不可能成为当今世界上的大国或强国。从日常生活方面来看，我们也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因此，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是不无合理性的。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这一概念是由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三个要素构成的，科学技术虽然不是其中的一个独立要素，但它可以蕴藏在三者之中，并且往往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科技的发展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这可以从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的发展中得到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惊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四次科技革命在极大地改变人类生活面貌的同时，更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提升。
科技的巨大作用迫使各国制定政策、采取措施促进科技的发展。然而，我们一定要警惕走入这样的误区：为科技而科技。单纯依靠提高科技知识分子的待遇来发展科技就是这个误区的表现形式。当然，我并不是说提高科技人员的待遇不具合理性。对那些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奖励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认为单单依靠这个手段来提升科技的发展还不够。科技的发展，以及促成科技进步的重要因素——教育的发展，正像毛泽东时代提倡的那样，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以瓦特改良蒸汽机作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促成了人类社会第一次大机器生产时代的来临。然而，早在公元前120年，埃及人希罗就用蒸汽的力量推动小球作回转运动，并著有《气学》一书。此后1800多年，仅根据有文字可查的材料，试用蒸汽作动力的发明者不下20人，但他们都没有制成较完备的蒸汽机，并广泛用于生产。原因在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生产还没有发展到需要使用蒸汽机的水平。有人说：“如果瓦特早出生50年，他和他的发明一定会同时死亡。”由此可见，脱离了时代，脱离了生产实践，再聪明智慧的发明创造都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发挥不出它应有的巨大作用，从而难免成为夭亡于母腹之中的死胎。
之所以科技巨大作用的发挥需要科技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是因为生产实践是发展科技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实践与科技密不可分，包括科技知识在内的人类所有知识本就来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以及其他实践。知识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身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的总结。离开这些实践，不仅不会有人类的物质文明，也不会有人类的精神文化。直到出现文字之后，人类把改造世界的知识经验用文字记载下来，形成书籍。一部分脱离了生产劳动的人以研究书籍所承载的知识——“做学问”为工作内容，他们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所做的“学问”不过是人类各种实践活动的第二手资料；如果只是埋头于这些书籍的研究，皓首穷经，从而忽略了鲜活的生产实践以及其他实践活动，那么这显然是舍本逐末，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愚蠢行为。
由此可见，要发展科技、发挥科技应有的巨大作用，决不能忘了发展科技的本来意义；在重视科技知识分子作用的同时，我认为重新回顾、考察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科教政策——科技、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定能给我们以许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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