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处张贴的花花绿绿的考研英语培训班广告，已是当下大学校园风景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在某些校园里，其情形简直可以直比“文革”期间张贴满墙的大字报。2002年的硕士研究生录取工作刚刚结束，针对2003年的考研英语培训广告已是铺天盖地。广告上的授课“明星”近十年间换了一拨又一拨。这些来自皇城脚下的专家们，每年自9月份开始，便在中国的上空飞来飞去，给各大城市带去广告上所标榜的“来自当年命题组 的消息”。在武汉，一次串讲门票往往高达百元以上，但听众仍有数千之众。其盛况几乎可以直追二流影视歌星走穴。这些专家们除了讲授学问外，他们对拉动国内消费也一样功不可没（恕我不怀好意地揣测，这些专家们面对巨额的串讲收入是否交纳了个人所得税。）。太多听讲者也明白在那种狂热的气氛里，是难以学到什么新东西的，但他们认为，即便花费时间、金钱换来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也值得。因为，英语对于考研者来说，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它早已成为考研游戏的前提。而且，随着竞争者日众，它的难度也不断水涨船高。具体地说，一个报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甚至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考生，如果英语不达所谓“国家线”的话，即便专业再优异也是白搭。相反，专业平庸，英语成绩突出的考生，却往往成了录取的亮点。这种游戏规则给人这样一种错觉：似乎关于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的研究，都仰赖于西方的汉学，因而英语是应当掌握的首要工具。就此，我常常作这样的设想：如果哪一天中国本土文学、历史、哲学，特别 是古代文学、古代历史、传统哲学的研究，真正有赖于外文资料的话，那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观。每一年的硕士研究生录取结束之后，常常听到老师们十分遗憾的感叹 ：某某同学专业优异，此次英语稍差而无法招纳门下。即便有个别幸运者在英语距线一两分的情况下，经导师多方奔走“拉”了进来，但补那一两分之缺须数万元，穷学生背着沉重的债务，又如何专心学业？想招的学生因为英语赶不上要求的水准，招不进来； 而英语能力强，对专业了解肤浅，也无心专业的学生却脱颖而出挤上门来，这是太多中国导师的尴尬。以至于，有些“迂执”的老先生们发出这样的牢骚：不用什么招考了，直接到英语系找两个来就是。老先生们的牢骚还没有说出之前，精明的考生们早就在利 用他们的优势了。太多英语系的专科、本科毕业生，在对所报考的专业知之甚少，甚至此前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凭借英语专业优势挤进去堂皇读之。而以我所见，这种情况在 博士生招生中更是见怪不怪。
在武汉这两年，大学英语系讲师、副教授在没读一天中文的情况下，利用几本文学史考中文系博士似乎成了一种时髦。他们都即考即中，甚至个别人中文专业课程只有五十几分，但凭“强大”的英语专业优势一样鹤立鸡群，真让那些在专业领域兀兀穷年者，羡慕、嫉妒。
然而，我们对英语的态度又是矛盾的。我们真的重视英语吗？2000年武汉大学博士 生录取的英语线，划为：应届、往届的文科考生分别是55、50分，而理科应届、往届考 生分别只需50、45分。也就是说大家同是博士生，在英语卷面分只有100分的情况下可以相差10分之巨。而且，更让人不解的是，我想作为校领导当然知道，一个研究空间物理 的博士生与一个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生哪一个更需要英语。理性，往往在决定一个政策那脑袋一拍的瞬间消失殆尽。对这种细致而不可理喻的划线录取方式惟一的解释便是，英语几乎是当年度博士生录取的唯一杠杆。而这又陷入了另一个悖论之中，作为 博士研究生，专业的位置在哪里？另外，我不知道是否有专业人士，对我国的硕士和某些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题产生过质疑。我真的很怀疑，卷面上那些卖弄似的 找出一些连老外们也几乎早已不计较的语法问题和针对4到5篇断章取义的短文，设计一些谜语般的选择题等这些考试方式，是否就是对培养专业研究者英语水准的一个合理测度。华中师范大学英语系一位曾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一年的副教授，在湖北省2001年度博士生入学英语考试中才取得了57分的成绩。我们可以想见，那该是一份怎样坚决要把人考“倒”的英语试卷。对于在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来说，扪心自问，我们又有多少人因专业的需要真正使用过英语。而更多的是：作为敲门砖，门被敲开甚至“砸开”之后，“砖”便被弃置不顾。我绝不是一个文化本位主义者，从不怀疑外语对于培养专业研究人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如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一位博士生所说，为进入硕士、博士学业的人员，结合相关专业设定一个合理的外语测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把外语几乎作为录取的惟一要求则是荒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英语的门槛放低一点、实用一点，让考生多一些精力关注专业领域；同时也给导师多一点选择的空间呢？
1999年10月，在武汉大学召开的主题为“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专题研讨会上，记得是福建的南帆先生在发言中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前景表示深深隐忧。其根源在于当代大学生，包括中文系学生，对汉语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冷漠，而这种冷 漠又源于在现今找到一个“含金量”高的工作只需要学好两项技能，那便是英语和计算机。我自己也曾在讲授现代文学的课堂上遭遇到一位女生的质问：“老师，我们学这些有什么用？” 在这个工具理性极度膨胀的时代里，她让我无言以对。汉语使用的粗鄙化和芜杂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不少人文学者为此痛心疾首，他们中不少人在为提高我们本民族语言的纯度而大声疾呼，而写作的“母语化”问题则是90年代文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
近年来，在一些城市办学条件比较好的学校，纷纷实践中、英双语教学，以此自抬身价。不久前我在《中国青年报》上也看到了对此表示疑虑的文章。但我们对于英语的态度终究又迈出了“更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大步”，由以前只是在英语课上老师教、学生学，到现在各科老师一齐努力，让中国学生有呆在英、美课堂上的感觉。多么良苦的用心！而双语幼儿园就更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笔者两岁半的女儿在江苏一地级市上幼儿园的第一天，就带回三个英语单词：laugh and cry，并且说“我们老师又笑了又哭了”。望着口里念念有词，一脸童稚的女儿，我这个一生都在汉语言文学里讨饭吃的老爸，真的是“cry and laugh不得”。受到随英语而来的西方意识形态、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的熏染，她们将成为在中国本土培养出的地道的、“黄皮而白心”的“香蕉人”。我们喊了许多“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我认为只有 “学英语从娃娃抓起”做得最令人满意。与之恰成对比的是，面对我们年轻一代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态度的冷漠、了解的浅陋，只是在个别大学比如说武汉大学文学院，亡羊补牢但让人感佩而欣慰地办办“国学班”而已。
语言是一种显在的、不争的文化事实。对待本民族语言的态度，可以说，也基本上 是对待本民族文化的态度。我们对待英语这种不可理喻的崇仰和对待汉语的这种让人痛 心的虚无，已经让我们从文化意义上，感知到了随其而来的让人不愿看到的后果。而且 ，在将来我们的感受将会更为痛切。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不可遏抑的世界趋势，面对强势文化的入侵，一直高喊“与国际接轨”、动辄大谈中国文化的中国人，知道其他民族是怎样对待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吗？多数时间在美国教书的法国人德里达来北京大学作演讲的时候，开始打算应学生要求用英语，但法国领事馆坚持要他用法语，因为他是法国人。而在奥陈述这种最需要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国际讲坛上?中国代表团的领导们，除了袁伟民先生外（恕我再次不怀好意地揣测，不知他确实不能讲，还是坚决不讲，如果是后者，我将对袁先生表示最现康敬意），都是满口洋话。几十年前，美籍华人丁肇中先生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台上致答词时，这位英语远比汉语讲得流利的科学家，却坚决 要讲汉语，就因为那是母语。据说在德国的讲台上授课，政府规定一律都得用德语。而我最近惊闻武汉某著名大学也要实行双语教学，据说包括其中文专业也不能幸免。如果这消息确实的话，那么在中国大学的课堂上使用英语讲授汉语言文学，将又是世界教育传播史上的一大奇观……这种常识性的例子不用多举了。在当今后殖民主义甚嚣尘上的世界潮流里，我真难以理解一个拥有如此悠久的文明传统的民族，何以要以如此卑下的一种姿态去主动迎合这股潮流。长此以往，我认为终有一日，我们常常引以为骄傲的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将不是毁于火山的爆发、地震的颠覆、沙漠的入侵；而是毁于我们自己自虐式的糟鄙。但愿我这是故作惊人之语的杞忧。
作为七十年代生人，我们是小时侯都学过《最后一课》的一代。我想这篇体验一种语言命运的著名短篇小说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共鸣，是因为那位老师在最后一课上，表达了一个超越民族界限的感叹：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这句话可以置换为：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最美丽的。遗憾的是，这种美丽往往只有在危及语言存亡的时候，才体会得出。我们非得要扮演一回那个不成器的小学生么？谈到在全球化语境下，我们民族文化身份的确保和消隐的可能，我在一次博士生讨论课上同样表示出我们有被同化 的忧虑。当时，有比我年长的同学表现出不以为然的自信，而比我更年轻的七十年代中后期生人，则冷淡地认为同化并没有什么不好。我还能说什么呢？要知道一种文化身份的确立，所仰赖的不是别的，而是它的个性。这同样是常识。
由此我想到，英语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狼来了”。来了一匹我们不能赶 走也无法赶走的“狼”。我想，目前我们没有气度、勇气、胆识、能力与之共舞，但也不至于要把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身上的好肉都送到它的嘴里，任其撕咬。如果真的只有 如此，那么英语将对我意味着：汉语，我只有对你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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