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一分为二的重新认识司马迁的《史记》
文／赵自强
（一）
我们都知道，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一部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不可缺少的伟大著作。然而，学术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事实上，《史记》同时又是一部迷倒中国历史学家象鸦片象梦幻一样错误多多的伟大著作。因为《史记》的上古部分，十分错误的移栽了中国上古历史地理，使后人陷入了不可自拔的错误泥潭中！所以我们至今还不能一分为二的全面的看待这部伟大著作，受其影响，从而更不能使我们正确的认识中国上古历史的起源问题。
由于《史记》是两千年前，司马迁将诸多真实的历史文献串在一起，再用自己的主观猜想撮合的产物，所以它的内容对错参半，真假合一，既有真理的光辉，又有谬误的污泥。这就叫我批之不忍，不批嘛，中国上古历史学就无法正常的正确的研究下去。
在这种大义和小节之间，我宁愿受人责怪，也不愿看着成千成万的历史学家跟着司马迁在死路上瞎跑。因为学者一旦走上了司马迁引导的死路，那无疑是浪费青春！浪费资金！浪费生命！无疑会损害我们的历史学研究，损害科学事业的发展，损害真理的形象。由于这些理由，我宁愿得罪司马迁，得罪他的崇拜者，甚至得罪整个历史学界，也要反潮流，反司写迁，反他的崇拜者；也不愿得罪科学，得罪事实，得罪真理。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客观公正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审视中国上古历史的起源问题，重新研究和认识《史记》，并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的继承中国古代这部十分难得的文化遗产的态度！切莫盲从伟人！盲从司马迁，盲从《史记》，盲从传统的历史学错误！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看到中国历史学界的先生们，个个都象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仿佛都一根筋，只有一种直来直去的思想，仅仅了解和承认司马迁伟大的一个方面的事实，而不知他另一方面犯有诸多严重错误的事实！所以历史学家异口同声的称司马迁伟大，却没有学者发现《史记》也有严重的错误！
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可以从王子今所写的《史记的文化发掘》一书中看到这个事实，因为他为我们搜集了众家关于《史记》的观点。从这些观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人们说：《史记》“贯穿经传，驰骋古今”，“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深于《诗》者，千古之文”，“《五经》之橐龠，群史之领袖”，“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总之，《史记》是中国史学界公认的一部伟大的完美无缺的精典古籍！
（二）
然而问题出来了，既然众家把《史记》吹得天花乱坠，妙不可言，无一瑕疵，十全十美。可是我们为什么持这部伟大而完美的历史文献，却解决不了中国上古历史里的众多实际问题呢？为什么考古学家在中国找不到《史记》明确记载的黄帝至夏朝的确凿历史物证呢？为什么在中国“盟津（茅津）”、“亳都”、“镐京”、“雒邑”找不到黄帝至周朝，这2700年来330位古帝的一座真正陵墓呢？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胡适、顾颉刚、钱玄同这样坚决否定中国上古历史的疑古学家呢？为什么中国历史学家一说到黄帝至夏代的历史及其古人，就说是神话呢？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搞“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的研究呢？下面，我们就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简称为：“两个工程”。
其实，我们只要想到中国上古历史上的这些问题，就应当想到和发现，这恰恰都是持人们所说的“如花似玉”的《史记》的观点，解决不了的中国上古历史问题。所以历史学界，才会出现承认和否定中国上古历史的两大对立学派。例如，疑古学派和神话学家，其实都是反历史的反司马迁的学派。
因为在中国历史学家中一派把《史记》的观点认作“真理”，而另一派则把否定《史记》的观点也认作“真理”，在这两种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之下，中国历史学界实在难于适从，再也搪塞不过去了，这就逼得我国政府2000年下决心启动“两个工程”，命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一群顶尖级的学者联合攻关来解决问题。但那里知道，八年过去了，学者们今天还未解决问题，依然还是说黄帝是神话人物。
我们可以说，如果中国历史上的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那么考古学家发现一点上古历史的新材料，历史学家就得被动的修改一次先前的“定论”，由于我们这样反反复复的修改多了，于是人们就发现我们先前的许多“定论”不真实，原先的修改只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权移之计。所以在这种迷茫的学术困境中，我国很多有识之士才期盼“两个工程”能解决我国历史学中的这些根本问题！
如果朋友们现在对我上面的行文和观点，还没有完全弄明白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我国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对我国糟糕的上古历史学研究的一些看法，有可能使你提高一些对中国上古历史问题的认识。
我们看到， 葛兆光 先生在《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一文中指出：
“由于出土的简帛佚籍，使得清代考据学的求证方法与近代疑古思潮的史学成果连带它的原则都受到了严厉的质问，更使我们从“定论”中得来的古代中国思想图景发生了裂纹，让我们重新思索古代中国文明。通过简帛佚籍对古代中国的重新认识，现在不过是个开端，因为这里所展示的新的古代世界实在是很陌生也很深广。我国古代学术史由于这些简帛的发现使已经成为“定论”的古史系统一次又一次地面临瓦解与改写。”
王玉哲 先生在《中华远古史》一书中又指出：
“尤其是先秦史，由于史料的残缺，坚定不移，合乎客观真理的结论是不多的，大多是一种暂时的说法，或者说是一种“假说”，因为有一些大家长期认为坚不可摧，颠扑不破的说法，到后来，由于新资料的发现，却一个个又被新的结论所取代。”
季羡林 先生在《历史研究断想》一文中也说：
“我自认为是半个历史研究工。五十年来，读过很多历史著作，自己也进行过一些研究和探讨。但是到了今天……却忽然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豁然开朗，认识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历史，特别是古代史研究中的很多结论，不管看上去多么确凿可靠，却只能是暂时的假设，与真正的结论相距极远。”
叶舒宪 先生在《本土主义与全球化对文化认识的潜在制约》一文中指出：
“（历史学）不易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公正。由于人文性研究成果的非实验性，非量化的局限，后来的研究者不易从科学的意义上对前人的理论观点进行证实或证伪的检验，这就为主观随意性的推测与想象力的驰骋提供了广阔的余地。那种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就成了人文学科研究中常见的困境……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缺乏规范和客观标准的局限性所在。”
张岩在《“山海经”与古代社会》一书中说：
在新近出土的“简帛佚籍”中还有一些没有发表的材料。据说，这些材料可以直接证实一些早已被“公认”为“伪书”的古文献并不伪，可以使一些“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果真如此，似乎很有必要对此作些认真的“反思”：是文化的问题？还是学术的问题？导致“冤案”成为“铁案”，并且得到“公认”。这本身便说明了在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极大的缺陷。从“旧疑古派”到“新疑古派”，构成了我国学术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运动”。
（三）
我们从上面葛兆光、王玉哲、季羡林、叶舒宪，张岩，这些著名学者的话里遗憾的看到，《中国上古历史学》中的很多“定论”和“原则”，其实就像水上的浮萍一样，常常随着考古发现的新出土的文物而改变，没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客观真理存在”！我们要知道，这些话意实际上已经告诉了我们，所谓的《中国上古历史学》，其实是一门非常糟糕的，很不真实、很不科学，离客观真理“相距极远”的学问！
于是人们就要问了，这门历史学为什么会搞得如此糟糕呢？其问题的根源在那里呢？我们 从叶舒宪 先生分析的情况来看：这是因为《中国上古历史学》缺乏“实验”和“量化”，不能“证实或证伪的检验”，而“这就为主观随意性的推测与想象力的驰骋提供了广阔的余地”。所以我国历史学界就产生了“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混乱“困境”，而要打破这种混乱迷茫和不科学的局面，就必须建立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规范的客观的标准”！
显然 叶舒宪 先生的这段话是正确的！但问题又来了，这个检验史学对错的学术“准标”是什么呢？ 叶 先生没有说，这就要我们去想。我认为，在上古历史学研究中，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是 王国维 先生早就提出来的“二重证据法”！
这种方法不管历史学理论究竟是“伟人”，还是平民提出来的；也不论它有多少人支持，只要他的理论有吻合的文献和文物证明，那它就是真理；反之，那它就是谬论。因为我们要把上古历史问题叙述清楚，唯有象“连环图”那样上图下文，互相说明，环环紧扣，才能有效的客观的进行比较检验，才能一针见血，才能一目了然。这一研究方法，才能真正打破滥竽充数的学者，胡思乱想，胡说八道的自吹自擂，自欺欺人，使我们的史学研究成果真正有一个大致规范和统一的检验标准。
有了这个客观标准之后，我们再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史记》，我们就会忽然发现这部曾被人称为妙不可言的 “伟著”，其实也只能得50分！为什么说它半对呢？因为它只有一半的证据，那就是文献；还有一半的证据，文物在那里呢？司马迁没有举证。这就是说，《史记》是一部照猫画虎，把收集到的史料按时间顺序抄在一本书上，再润色一下的古籍。而关键是，各种不同的古籍，究竟是在那里写的，记载了那里发生的历史事情呢？他不分青红皂白，凭自己的想象全认为是在汉武帝统治的中国，这个地方发生的历史！司马迁的这一说法，是否正确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完成的“证实”或“证伪”的“检验”工作。
（四）
二十二年来，我既按《史记》提出的“中华文化本土起源说”，在中国寻找有关“炎黄”的物证，当无果之后；我又根据基尔什尔的“中华文化埃及起源说”，到埃及资料中寻找有关“炎黄”的物证。当我把正反两种方法一用，这就天赐良机，用逆向思维的方法，在埃及资料中找到了诸多关于“炎黄”的物证。
这就证明了中国上古历史问题，关键是司马迁《史记》的问题。因为司马迁研究中国上古历史问题时，他犯了严重的移栽历史地理的错误，他用单一的文献资料，加聪明的才智，杜撰了一个“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理论。这就使他以后两千年来的历代中国历史学家都在他的错误思想里打转，至今还不能自拔。因而人们又要问了，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的这一错误观点的存在呢？
因为我发现司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明确说道：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者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說。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现在我们通过研究这段史料知道，司馬迁产生“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错误原因是，他读了古籍之后，用了很多时间，并且多次考察了汉武帝统治的中国的乡土人情，从“长者”那里听到，他游览的地方就是“黃帝、尧、舜”曾居住的地方。这就是司馬迁“周遊列国”盗听途说得来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根据。但糟糕的是，由于历代史家具有和司马迁同样的科学和历史知识的局限，以及顾及司馬迁的伟大名声，认为他的“假说”是无需验证的客观“真理”！因此，没有人去做那种看似愚蠢的验证他“假說对错”的工作。在这种唯“伟人”之说是从的奴隶思想支配下，在德国学者基本什尔等人提出了“中华文化埃及起源说”之后，也沒有触使中国历史学家重新思考司馬迁的“假说”是否正确。相反，我国还有一些学者盲目声讨“洋鬼子”的正确猜想。
（五）
我们从这段文献里还可以看到，司马迁凭借单方面的文献证据，和他在汉武帝统治的中国所作的有限考察，他就断定，早他三千年的“黄帝、尧、舜”的故乡在中国境內！而他所例举的见闻“凭证”却是“长者称”、“风教殊”、“观周文”、“不离古文者近是”。这样一些空洞的虛浮之辞。而凭这些，司马迁就认为他“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假说“不虛”！相反，司马迁却对那些他认为“不雅驯”的史料都“择”“并”抛弃了，这就使很多古帝真实的历史资料被司馬迁篡改和删除了！
由于司马迁不了解《尚书》、《五帝德》、《帝系姓》、《春秋》、《国语》等古籍都非中国古人在中国所著之典籍，而是中国古帝建都“外国”的埃及、耶路撒冷、巴比伦所著之文献。所以司马迁不知道，这些文献记载的皇名、人名、国名、地名、山名、水名、物名原本都在“外国”；后来中国古帝迁都，这些文献和这些“外国”的皇名、人名、国名、地名、山名、水名、物名也就随着迁徙的中国人带到了中国。所以，这些文献典籍记载的种种中国上古历史事件，原本都是在“外国”发生的。
可是司马迁不明事理，盲目把中国古帝建都“外国”写的文献，都当成在中国写的文献。后来的史家不辨是非的，就把《史记》种种“移栽历史地理”的错误，当成真理继承了下来。其实面对错综复杂的中国上古历史问题，在司馬迁那个时代，光靠文献资料，加聪明的脑袋，是不可能真正说明和解决中国上古历史问题的。
因为司馬迁生活的那个时代，既没有《世界历史学》、《世界地理学》，也无《考古学》等等学科资料借鉴比较。更无现代科学和通讯设备了解世界各地的山川地理和文物信息。因此司馬迁在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时，就无法得到古帝遗留在故乡——埃及的各个文化遗址中的文物信息的支持。这样司马迁就发现不了“炎黄”故乡在埃及的历史事实。
遗憾的是，尽管《山海经》用文字记载了中国古帝在埃及建造金字塔陵墓葬身的事实，并且还配有相映的金字塔的图谱。晋朝的陶渊明和郭璞都见过这些“图”；并且还写了“图赞”。可是，由于历史和科学的局限，司马迁以来的史家，除了见过祖传的“图书”之外，都没有亲眼见过文物——埃及金字塔帝陵。故他们对着“图书”，却读不懂文献记载的“山”和“图”，其实就是中国夏帝在埃及建筑的高大如山的金字塔帝陵的文和图。
（六）
除此之外，在《周易》里还有两幅描绘埃及金字塔的立体俯视图，这就是“河图洛书”。我们从《夏易》残存的文字中还看到，古人称埃及金字塔文物群为：《连山》和《三坟》。
可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司马迁无法将《山海经》、《易經》记载和描绘的埃及金字塔“图文”和金字塔文物进行比较研究。这就使古代“伟人”孤立的在“图书”里猜想，不能跃升到具体的实证中去，这就无法读懂文献，认识真理。
而我们又因《山海经》中的金字塔图谱在晉朝末年失传了，以及受到司馬迁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错误影响。阴差阳错，使古今中国历史学家都无法将《山海经》、《易經》记载的“图文”和埃及金字塔联系起来对照研究中国的上古历史。因此，我们才难于接近事实真相和发现真理！而这正是司马迁以来的历代史家脱离文物，孤立研究文献，造成的遗憾结果！
然而，多少代人失败的经验教训，教诫和触使我从反面研究非洲的文物资料，从而发现了《山海经》、《易經》、《史记》明确记载的划时代的标志性的纪念黄帝的历史文物——“昆仑天柱”、“轩辕之台”，纪念西王母的历史文物——“十二玉楼”，在埃塞俄比亚被考古学家发现了！纪念“炎黄之战”的历史文物——《战场调色板》；纪念“黄帝蚩尤之战”的历史文物——《纳尔迈调色板》；纪念“黃帝娶雷祖”的历史文物——《纳尔迈权标头》，在埃及被考古学家发现了！纪念“颛顼共工之战”的历史文物——《苏丹战争岩画》，在苏丹被考古学家发现了！纪念夏禹、启、太康三帝的《三坟》——吉萨三座大金字塔！在埃及被考古学家发现了！纪念“有易杀王亥”的历史文物——《夺牛图》，在南非被考古学家发现了。以及中国甲骨文金文的原型，在埃及底比斯被我们研究发现了！这些确凿无疑的文物证据证明了：中国上古历史确实是发源于埃塞俄比亚一一昆仑山，然后迁徙到埃及，再迁徙到以色列，再迁徙到巴比伦，再经印度迁徙到中国来的！
我通过研究中外这些对映的文献文物发现，如果没有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如果没有相映的在“外国”发现的中国上古历史文物，那我们就无法确定中国上古历史最早发源于埃塞俄比亚等“外国”的历史事实！所以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缺乏文献文物任何一个方面的资料，都会产生孤掌难鸣的困境，历史之谜，也就因此造成千古难解！而中外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恰恰都是只掌握了“半边知识”，片面的研究和认识中外上古历史的学者，这就造成了中外许许多多的千古之谜！
（七）
这就说明文献文物两者，确实象“连环图”中的图文，在研究上古历史问题上缺一不可，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当然，如果有人硬要我从文献文物两者中再说谁重谁轻，我认为，文献可能更重要一点，因为文献对历史能记载得更祥细一些！所以黄柏宁、宫玉海、赵自强读《山海经》，苏三读《圣经》，1996年北京大学《易经》课题组读《易经》能发现中国上古历史起源于埃及的事实，尽管他们大多数人仅仅是根据文献猜想到的，缺乏相映的物证证明，但是他们的猜想却是那样的正确！再说我们读长篇小说，完全可以离开图领会的思想，重温的经历，并象看见真山真水一样！这些事实都说明文比图更能反映问题！但勿须质疑的是，一本图文并茂，尽善尽美的书，显然更能叫人明白事理！
我们再回到中国上古历史问题上来，这就是说，造成司马迁认为“中国文化本土起源”的主要错误根源是什么呢？我认为，那就是古代的战争！因为战争造成了中国上古历史发生了四次跨国跨洲的国都大搬迁。例如，“黄帝迁冀”、“古公迁岐”、“平王东迁”和“秦公东征”。这就使司马迁和我们远离了“炎黄”古帝的时代，远离了“炎黄”古帝的故国，远离了“炎黄”古帝的文物，故他和我们不知古典文献记载的“炎黄”至夏商的历史和文物主要在埃及的史实！
现在我们从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上看到，一部《史记》其实也可以作一分为二的评价，应当说它既有正确的一面，同时又有错误的一面。《史记》伟大的地方是：它系统的记载了黄帝至汉代，这三千年来的中国上古历史，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并从秦献公建都中国咸阳至汉武帝，这段历史都记载得十分正确，而且文笔非常优美。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称道和敬重的地方！但是，司马迁把秦献公以上的历代中国古帝在“外国”的埃塞俄比亚、埃及、以色列、巴比伦建都筑陵的历史，统统误认在中国土生土長的历史。这就犯了移栽历史地理的重大错误。
而司马迁的错误，客观的讲，不是他不努力，也非他智慧有问题，而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科学条件和文物资料的局限下，是他当时不可克服的错误！因为司馬迁生活的那个时代，既没有《世界历史学》、《世界地理学》，也无《考古学》等学科资料借鉴比较。更无现代通讯设备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遗址和文物信息。所以他无法得知古帝遗留在故乡——埃塞俄比亚、埃及、以色列、巴比伦各个文化遗址中的文物资料。这就是说，在2100年前的科学和历史条件下，司马迁不可能真正完成一部跨时空，跨国界，并且又缺乏物证证明的具有完全科学意义的历史著作。
（八）
我们再从主观上来讲，司马迁的错误，一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二是，他太自负了。他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少年得志，想完成他父亲的未竟事业，写一部完整而系统的中国历史著作。于是他跟着父亲在汉武帝统治的中国考察了20余次，可谓非常勤奋。就这样，他的信心足了，没有把孔子的“夏商不足正”，屈原的《天问》放在眼里。他凭着自信、智慧、丰富的文献资料、道听途说的传闻，和妙笔生花的散文笔调写完了“一家之言”——《史记》。
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他要把《史记》写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最好著作。当然这是他具有大智慧、大写作才能，并尽了最大努力的良好愿望。但是具有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兩千年前，他所处的时代既打不破国界的限制，“出国去考察研究”，又缺乏文物和科技资料佐证。就这样，他无法将中埃兩国文献文物进行比较研究，自然其学术成果无法得到物证的支持。所以他只能凭单方面的文献去推测过去的历史，这种推论究竟对错也无法得到验证。在2000年前，他唯一的研究办法就是努力的去读、去想、去写。但他读的文献是否正确理解了？想法是否符合真实历史？写的东西是否正确？这些关键问题，在他那个时代都无法得到验证！所以在历史和科学条件的制约下，他想“通古今之变”，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他只能凭借单方面的文献史料加聪明才智写完《史记》。
而这恰恰开了用单方面的文献资料，加唯心的推测，撰著中国上古历史的最坏之头。从此《史记》害得他以后的历代中国历史学家都在他的谬误中打转。这就是说，司马迁实际上既给中国历史学家带来了一部分正的历史观念，同时他又误导和坑害了2000年来的历代中国历史学家。这就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真正哲学！不了解或没有认识到《史记》这一事实的学者，在历史和考古研究方面没有不犯错误的！
因为作为一部具有科学意义的史书，不仅须要叙史正确，同时，还须要叙述古国、古都、古帝陵墓在中国或世界上的正确地理位置。如果张冠李戴，移栽地理，就会把中国上古历史地理弄得牛头不对马嘴，面目全非。而司马迁恰恰就犯了这样一个致命的大错误，第一个把秦献公以上的中国古帝建都筑陵于埃塞俄比亚、埃及、耶路撒冷、巴比伦的历史，统统说成在“中国土生土長”的历史。这就是他“一家”提出来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错误要害。
（九）
除此之外，《史记》还有很多附带的错误。下面，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谈谈这些问题。
第一，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犯了一个严重的删除大量古帝历史的错误。他按照《国语·鲁语》所云：“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的原则，把三个不同王朝的伟大古帝：黄帝、颛顼、喾、尧、舜，合在一起称为：“五帝”。这些古帝虽然真实，但他错就错在把其他对社会贡献较小的古帝的史料都删除了，连一个名字也不留，这就使中国人错误的认为那段历史里只有这“五帝”，没有其他古帝。然而，我通过研究埃及上古历史发现，黄帝，其实是埃及第一王朝第一代法老米恩；颛顼，其实是埃及第一王朝第三代法老吉尔；喾，其实是埃及第二王朝第一代法老海泰普；尧，其实是埃及第三王朝第三代法老佐塞；舜，其实是埃及第三王朝第七代法老哈巴。现在问题出来了，原来埃及这三个王朝共有大大小小34位古帝，而《史记》只记载了其中的5位古帝，还有29位古帝被司马迁“择并”抛弃了，这就大大缩短了中国的历史沿革。
第二，司马迁在《夏本纪》里编造了一个“关公战秦琼的故事”，硬把尧、舜、鲧、禹四人，弄到一起合朝为君臣关系。而他恰恰不知道，这四个人其实都是名震天下的天子，而且是两个不同王朝的隔了十来代的天子，他们不可能相遇，更不可能同朝为官。但是，我们谁能想到“伟人”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司马迁接着胡思乱想的把摘掉皇冠的鲧放到尧手下打工，并叫鲧去治水，结果失败了，尧一怒之下，命令舜把鲧杀掉，葬于羽山。这种瞎编乱造的故事真亏司马迁写得出来！我从埃及历史上看到的事实真相是，鲧是埃及第四王朝开国皇帝，名叫：斯尼弗鲁，他在文治武功上多有建树，还派兵攻打过南方的苏丹，这就是《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的：“鲧攻程州之山”。第四王期是埃及最强大、最繁荣的一个王朝，禹则是埃及第四王朝第二代法老胡夫，他是接鲧的班的。
（十）
第三，司马迁在《夏本纪》里说：“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珠，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
这段颠倒是非的胡扯，曾使中国人认为禹是一个公而忘私，勤劳朴素，艰苦治水的模范皇帝！由于这种误导使中国人对禹敬佩有加！然而历史真相又是如何呢？其实这段文献里的“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就是禹命诸侯和百姓为他建造“积石山”，即埃及最大的金字塔。
这个工程的程序是这样的：禹命人在墓地挖一个巨大的深坑，再用巨石在坑里一层一层的搭建逐级向上收缩的金字塔。当金字塔建成后，再用古代水泥——“息壤”粉刷塔面，然后用金箔包裹、金银珠宝装饰，最后挖一条渠道引河水把金字塔围起来，使陵墓座落于大湖中间。
所以《山海经·海内经》云：“有九丘，以水洛之：……武夫之丘”。《海内西经》云：“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同时，这一事实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也有记载，文献说：“岐欧普斯（禹）建好陵墓之后，还用水把陵墓围起来，水是从尼罗河一条水渠中引过来的”。又说：“凯普伦（启）也不象另一座金字塔那样有河渠把尼罗河的河水引过来，而是通过人工修建的一条水道把河水引进来的；河水绕流一个岛，而他们说岐欧普斯本人便埋在这个岛上”。《历史》还批评禹启说：“埃及曾有106年是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想起这两个国王时就恨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很不愿意提起他们的名字，而用牧人皮里提斯的名字来称呼这两座金字塔”。这就是中国夏朝的历史真相啊！这就是真实的社会科学啊！
（十一）
第四，我再说说《封禅书》的问题。司马迁在这篇重要文献中对错不分的把很多史料塞到一起，这不仅不能充分的进一步的说明问题，相反，还使他到死也不明白“封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想他可能会按照《周官》的说法争辩，“封禅”就是“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
其实，这只是东周以来中国国都再次从耶路撒冷（今以色列境内），迁到巴比伦（今伊拉克境内）。因中国地理再次发生变迁产生的一种误解。由于这种误解使秦始皇、李斯、汉武帝、司马迁都跑到山东泰山去拜天地，祭鬼神，求风调雨顺，社稷丰登。由于李斯和司马迁，这样一些最伟大的大学问家当时对这种祭天仪式没有异议，后来也没有学者对此提出疑问，所以这种仪式也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
然而，“封禅”的历史意义和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中国古人要在皇帝阅览的《太平御览》中收集10页纸，42条关于“封于泰山，禅于梁父者，七十二家”的史料呢？为什么《山海经》、《管子》、《河图真纪钩》、《尚书中侯》、《礼记》、《春秋汉含孳》、《孝经钩命决》、《五经通义》、《汉书》、《续汉书》、《东观汉记》、《典略》、《白虎通德论》、《风俗通义》、《晋书》、《隋书》、《唐书》、《宋书》要不厌其烦，连连不绝的记载这种事情呢？我为了能正确的回答这些问题，我潜心研究了二十二年才发现，这一仪式的原始意义，原来并非“祭天地”，而是中国古帝在埃及金字塔帝陵下祭悼先帝，并要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伟大的祖先！
而为什么说，“封禅”是“祭祖帝”，不是“祭山”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从《山海经》研究中发现，这里的“封”是封闭和埋葬的意思；“禅”是安息的意思。“太”即“泰”的同音假字。故“太山”即“泰山”的训诂；“梁”指“梁山”。关于这一点，我们从《诗经·韩奕》记载中看得很清楚：“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这里的“甸”，就是“建”的意思。所以这里的“太山”、“泰山”、“梁山”，三名都是指古帝在埃及建筑的高大如山的埃及金字塔帝陵的异名。再说这里的“父”，就是指父亲，也是指先帝。“七十二家”就是指黄帝至夏末，这1500年来，中国上古历史上功勋卓著的最伟大、最值得后人纪念的七十二位古帝。因此整段史料的意思就是说：埋葬和安息在高大如山的金字塔帝陵中的伟大古帝有七十二位。
（十二）
此外，《封禅书》还反复记载说：“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而这些史料又与古帝在埃及金字塔下祭祖有何关系呢？我研究发现，这里的“江”，原来并非指我国长江的江，而是指流泾埃及金字塔陵区的“西河”，即尼罗河西面的一支由黄帝开挖的人工运诃。
关于这一点，《山海经‧大荒北经》云：
“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向。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名）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这段文献的大意是说：
有一座叫系昆山的埃及金字塔，它的名称同时又叫共工之台（因为埃及金字塔是由一层一层的四方形平台逐级往上收缩叠建而成的，因而得名），狩猎者打猎都不敢向北面射箭。有一个人身穿黑色的衣服，她就是黄帝的女儿，名字叫“魃”（也就是《圣经》记载的“示巴”，而“示巴”正是“魃”的缓读。也就是说，“魃”和“示巴”是同一个人的两种不同记载。）蚩尤制造先进的金属兵器攻打黄帝，黄帝就命应龙进攻冀州（埃及古名）之野。应尤在尼罗河上游筑堤畜水，以便用水攻战术冲淹下游的埃及。蚩尤得知应龙的战术之后，就请来风伯和雨师，刮大风雨，使大坝无法修建。黄帝得知后，就命他的女儿，魃率娘子军下山助阵，赶跑了风伯雨师，风雨停了，大坝修好了，黄帝命开坝放水冲淹冀州，蚩尤就这样被黄帝擒获杀了。尽管蚩尤死后，但他的部下和国民还是不服，经常叛乱造反，所以魃还是不能还回老家昆仑山（即今埃塞俄比亚），战事逼得魃没有办法，只能居住于久不下雨的冀州（埃及）镇压叛乱。叔均把这件事告诉了黄帝，后来在冀州的治安好转之后，就命魃重上昆仑山，镇守赤水之北的地方（今天考古学家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十二栋精美石屋，即魃的十二玉楼）。叔均就做了第一任主管田地的农业部长，这个时候第一代西王母——魃去世了。然而要想再发展，就要命令众多黄帝族的巨人（神）向北发展，并且要在西面开挖一条河道，再修支流和沟渠，才能畜水进行灌溉和农作。
《史记‧五帝本纪》云：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杀蚩尤。而诸候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名，为云师。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而《史记》中的这段史料，是历史走过了三千年之后，由司马迁根据《山海经》等各种史料“合并”来的产物。它的大意是说：
蚩尤叛乱，不听黄帝的命令。于是黄帝就向诸侯征集军队，和蚩尤于涿鹿之野打了一仗，并擒杀了蚩尤。从此诸侯就承认黄帝的天子地位。世界上凡有不服从者，黄帝就去进剿，平定之后他就离去，开山通道，没有过一天安宁的日子。他东面到了海边（这里的东海，不是我国东边的太平洋，而是指埃及东面的红海。）并登了丸山和岱宗。西面到了空桐，登了鸡头山。南面到了尼罗河上游，登了熊湘山。北面打到了埃及（因为“荤粥”即“埃及”的标准音译），登了釜山，并在涿鹿附近建立了城池。由于蚩尤的旧部还常常叛乱，这就使黄帝不能不经常在上下埃及来回住守，以部队为营卫。官名就以云命名，所以称为云师（因为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大陆最多云雨的地方。所以《山海经‧大荒南经》称埃塞俄比亚为“云雨之山”。由于这一著名特点，所以黄帝用“云”命名他的下属官员。）并置左右太监，管理全世界的事物。世界太平了，巨人族就在河水环绕的高大如山的金字塔下祭祀祖先。并获得了宝鼎，他们根据太阳的光暗预测事情。还推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等四人管理国家的事务。顺着天时地利按排农活，进行占卜，了解人生死存亡等疑难事情。按时播种作物，驯化鸟兽虫蛾，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修建水利工程，开挖矿石进行冶炼，还教民节省使用水和木材等等，黄帝非常勤劳，耳目心力没有停的时间。因为黄帝原本生活于黄土高原的埃塞俄比亚，所以称为黄帝。
我们通过以上的研究，现在知道了，这里的江指尼罗河埃及西边的西河，这里的“淮”是“环”的同音假字，非我国安徽的淮河，而是指《山海经》记载的环绕金字塔帝陵的护陵河。《山海经·海内经》有“后稷葬山，水环之”可证。再说“一茅”，即比喻一座埃及金字塔帝陵；“三脊”指一座金字塔，有三条可见到的棱角边。这里的“籍”是“迹”的同音假字，指文物古迹。“白茅”，即用白色石灰石建造的金字塔帝陵。“神”指夏帝；“神籍”指夏帝建筑的金字塔古迹。
而《封禅书》中，把中国古帝在埃及建金字塔和祭祖，这两件事情都记载得较清楚的是这段史料：
“台皇……一曰：天主，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时，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皆在北齐，并勃海。”
这段短短文献的意思是说：中国古帝既称“台皇”，又称“天主”，他的祠庙必建于高大如山的金字塔的下面，小金字塔的上面，在命运为：吉时时，在陵区的南面，而祭祀先帝的地方一定是在湖水中间的金字塔帝陵的下面。而这个金字塔帝陵群，就建在埃及的北面，靠近地中海的地方！
但十分遗憾的是，这些历史真相都因物换星移，时过境迁，故国遥远，山河全非，使中国人心目中早已没有故乡那些高大如山的金字塔帝陵的影子了。所以中国历史上最大、最基本的“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这样的祭祖大事，就连“伟人”司马迁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所以秦始皇、李斯、汉武帝、司马迁都跑到山东泰山去拜天地。事实上，他们都把山东的泰山，当成了《山海经》和《管子》等历史文献记载的“泰山”。显然他们在这里被相同的名称蒙骗了，犯了“对号入座”的错误。而实际上一个“泰山”是指中国山东自然形成的大山，另一个“泰山”是指中国古帝在埃及建筑的高大如山的金字塔皇陵。我敢说，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第二位历史学家真正明白“泰山”的另一种含义是指我们祖先建在埃及的金字塔帝陵的名称！
从这里我们应当反省和检讨一下，因为国都变迁，历史断裂，中国上古历史学和《史记》中到底还有多少这种似是而非的重大历史性错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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