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殉身变法百年祭
我们纪念光绪皇帝殉身变法101周年。
公元1908年11月14日 (清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大清德宗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于酉时二刻三分驾崩于瀛台涵元殿内。”“论曰：德宗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欲张挞伐，以前国耻。已而师徒饶败，割地输平，遂引新进小臣，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然功名之士，险躁自矜，忘投鼠之忌，而弗恤其罔济，言之可为于邑。洎垂帘再出，韬晦瀛台。外侮之来，衅自内作。卒使八国连兵，六龙西狩。庚子以后，怫郁摧伤，奄致殂落，而国运亦因此而倾矣。帝驾崩后，越四年而清亡。”
光绪皇帝的去世，非因疾病，实为国家殉职。这是我们纪念他的主要原因。他的光辉但悲怆的业绩，大家都已经目睹或听说，我们就不再一一复述。
今天，我们纪念他，要纪念他“忧民念每深、求治日兢兢”的敬业精神。当时的中国社会危机四伏，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因此，光绪将《孔子家语》中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引为座右铭。他认识到，皇帝只有爱民，国家才会长治久安；人君只有兢兢求治，才会出现太平之世。所以他提出了“治世莫若爱民”的主张，极力推祟人君应“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的主张。
他反对官吏巧立名目，对人民实行盘剥，认为国家取之于民者赋税而已，君上不应收取百官的进奉。他主张节用民力和藏富于民，认为治国之道应“以理财为先，以节用为本”，主张立法贵简当，反对“法令繁，科条密”，使人民无所措手足。他认为有的法令“其初行之甚善，而其后渐失其意者，非法之不善，乃行法之不善耳”，因此他提出“有治法尤贵有治人”的重要思想。
今天，我们纪念他，要纪念他求贤若渴，破格用人的思想。他认为“欲作千间厦，应须大匠材”、“旁求常侧席，任官惟贤才”，他重视选拔人才，并把选贤任能视作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在选用人才问题上，光绪一反论资排辈、循资提升和以门户取人的陈腐观念，极力主张循名责实、破格升迁和惟才是举。在戊戌变法中，他顶着顽固派的压力，冒着极大的风险，大胆起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拔之于庶民，置之于公卿，依靠他们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当变法进行到最艰难之际，新旧势力的斗争日益激烈，“皇上至是时亦知守旧大臣与己不两立，有不顾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于是益放手办事”，特擢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四品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拜命之日，皇上亲以黄匣缄一谕授四人，命竭力赞襄新政，无得瞻顾”。光绪勇敢而果断地拔擢新生力量，依靠新生力量，并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与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了一个改革先驱者为国家为事业勇于负责、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
他主张通过“明试以功”的方法考察和识别人才。他能礼贤下士。他反对以人君个人之喜恶作为选择人才的标准，主张“王者用人，不可循一己之私心”，而应尽“取天下之善”。他不仅重视人才，而且还要求臣下都作发现人才，启用人才的伯乐。
今天，我们纪念他，要纪念他“虚怀能纳谏、旁求常侧席”的民主作风。光绪是一个虚怀纳谏的典范。他总结了“隋以拒谏而亡，唐以纳谏而兴”的经验教训，得出了“言路之开塞，国家之治乱系焉”的结论，并说：“朝有直臣，社稷之福，岂不信哉!”他认为，臣下能否直言敢谏，与人君有无容人之量，有无纳谏的诚意很有关系。他说：“人君喜听顺耳之言，则顺耳之言至矣；人君喜听逆耳之言，则逆耳之言至矣。”
作为一个清醒的改革者，他是十分痛恨那些歌德派大臣的。他对士大夫巧为饰词，以逢君恶的强烈不满，认为他们竞为诣谀，以图富贵，其情状玷污青史。他要求各级官吏以国家大局为重，知无不言，不应有所忌讳。他说：“为大臣者，必有嘉言谠论，然后有益于国家，若事事顺从，是容悦之臣耳，人君将安赖乎?”
他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一些尖锐刺耳的批评，光绪提出了“有真是非，无私喜怒”的心得体会。他的的这些想法和主张无疑，就是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他鼓励群众以多种方式提出意见，认为只要意见正确，无论以何种方式提出均可，“理之所是，虽众以为非，极力争之可也。理之所非，虽众以为是，极力辟之可也”，模棱两端是不能肩天下大事的。他很推祟里革断罟来讽劝鲁宣公的精神，并指出“人君听逆耳之言，不过拂意于一时，而受福于无穷；听顺耳之言，不过快意于一时，而受患于无穷”。他的这些思想，难道不值得我们现在一些同志学习吗？
今天，我们纪念他，要纪念他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惜自己权位的精神。在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下，皇权历来是为君者的命根子，所谓有了它便有了一切，失去它便失去一切。为了得到这东西，人们可以杀得血流成河，让亿万生灵涂炭。改革如要触动这东西，对不起，须拿万千人头来换！110年前的光绪皇帝，能够说出“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这样的话，非为一时冲动之言，而应该看作是他对传统政治的一种反叛，这反叛只能基于其对西学及中国现代化改革性质的觉悟。百日维新中，光绪接受康有为的意见，决定采取“广开言路”，给民众一定的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的政策，允许普通百姓直接上书中央政府甚至皇帝。要知道，清王朝以往是连下层官吏都没有奏事权的，光绪把向皇帝上书言事的权利直接下放给包括“野民”、“鱼人”在内的平民，并且强调“总期民隐尽能上达，督抚无从营私作弊为要。”这不啻是一场革命，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士民，却引起权贵阶层的强烈不满。张之洞愤然说：“变法者，清廷之事也，何为而与士民言？”有官僚抓住一些平民因不懂呈文规矩，称“皇上”未抬头等纰漏，认为是对皇权的亵渎，欲大加问罪。光绪却“一笑置之”，指示说：“当广开言路之时，不必有所谴责以塞之”。仿效西方“兴民权”、“设议院”，本是康有为等维新派早就确定的政治改革目标，但后来见阻力太大而放弃。变法中，“设议院”问题仍讨论不断，有人提议建立一个评议国事的常设机构，“事虽议于下，而可否之权仍操自上”。但即使这样的举措，对于清廷来说，也被认为是有碍皇权至上的根本体制，光绪“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的话便发自讨论中。康有为建议鉴于“今守旧盈朝”，此事现在“万不可行”，光绪虽然同意了康的建议，仍表示“待后数年乃行之”。可见他对“兴民权”、“设议院”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坚定的决心。
作为一个年轻发奋的君主，光绪皇帝以社稷为重，推行变法，不轻易退缩妥协, 以求自保; 反而在关键时刻, 为了变法信念，置生死安危于度外。这已经超出了一位傀儡帝王的行为价值选择, 即使从人格上看也是值得称道的。也许, 身为帝王, 百年来他受尽冷落和责难, 甚至有人指责他“懦弱无能”，但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先驱者, 他的人格是显示出一定亮色的, 是不必讳言的。变法的最终结果是失败了, 但对当时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打破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 启开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先河; 在经济上, 光绪接受了维新派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主张, 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 在文化教育方面, 开办学堂, 改革科举制度, 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 这就使知识分子扩大了眼界, 给长久封闭的国家带来了一些西方的先进思想、理论和技术。光绪皇帝不愧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效仿西方来变革中国的开明皇帝。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他，不是为封建皇帝歌功颂德，也不是梦想回到腐朽无能的满清王朝。
我们纪念他，表现了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看待历史人物的观点；我们纪念他，是纪念一种真正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富强不怕牺牲的伟大人格精神；我们纪念他，是我们感觉今天的中国，某种程度上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矛盾积累很多，人民群众利益受损感强烈，一些地方官员特权思想严重，动用警力，压制爱国者的批评等等，使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忧心不已；我们纪念他，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改革要全面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切实在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做出重大改进；我们纪念他，是感觉到一方面我们在恢复儒学等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我们却任由一些人无耻诽谤毛泽东同志，这种言行不一、忘恩负义的行为使我们极为愤怒；我们纪念他，是希望国家不要再耗费群众对改革的期待耐心度，要抓紧时间，恢复以往的优良传统，节制资本、保障民生、促进公正、严明法纪。
毛泽东同志晚年曾经有过一段话：我没有私心，我是为了这个国家，没有人想过为了建立新中国有多少烈士流血牺牲。敬爱的毛主席是不想人民再受二茬罪，不想国家出现人亡政息的周期。他老人家还引用了王安石的《金陵怀古》“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豪华尽出成功后， 逸乐安知与祸双?”表现了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弥天悲怆。
我们今天纪念光绪这位伟大的改革先驱者，是希望我们的改革要正视不足，要牢牢记住我们改革的初衷：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目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逐步走向资本复辟！！如果我们今天纪念光绪这个悲剧英雄而不吸取他的教训，我们仍然将作为悲剧的主角被后人纪念。
去年，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在国庆期间，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使我们倍受感动、信心大增。希望我们所有的共产党员、国家官员，都记住纪念碑上的话：“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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