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治体制优劣比较和我们的选择（１－１１）

经济政治体制优劣比较和我们的选择

侯小宁

最近闭幕的“两会”重申了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尤其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工作报告强调，“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这确实如同网友所说，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愿，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在讨论国家政体时，我们不能不涉及到一个并没有完全澄清的问题：多党制（即多党轮流执政）是不是必须的？在部分人中间一个相当流行的观点是：多党制可以有效监督执政党，发达国家的事实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一部分人在讨论国家政体时，在探讨政治体制改革时总是倾向于搞多党制，似乎这是唯一的选择。这和拥护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使得人们自然地会觉得似乎我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确实应该“同国际接轨”即向西方看齐。尤其是当人们面对改革中的问题时，当人们反思“反右”、“文革”时，这种观点更为流行。现在，倾向于“向西方看齐”的情况早已不只局限于理论讨论了，早已反映在经济活动的实践中，日常生活的言论中。甚至一些文艺作品也开始由炫耀、羡慕西方的富裕生活，向倾向、渲染西方的价值观转变。虽然拥护“向西方看齐”的观点、建议和论证汗牛充栋，但是，所有拥护“向西方看齐”的言论，都没有从历史和逻辑上论证其合理有效。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如此风行时尚的理论，实际上只是一场大规模的侵害中华民族健康的流行性感冒。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从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以中西对比的方式看看东西方经济政治体制有什么特点和局限，分析决定经济政治体制优劣的基本因素，分析共产主义运动所应有的经济政治体制，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最后来探讨最有利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所应该具有的基本特点。

一.被忘记的所有制社会化

西方国家的政党产生于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的斗争时期，不仅是政治斗争，也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生产方式的斗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政党政体的产生、发展是同一的历史过程。在讨论这一历史过程时，最容易被忽略的是西方国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点。

所谓社会化是指由于生产力发展所推动的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所决定的人的所有社会关系越来越和整个社会紧密结合，具有更全面深刻的社会属性。其中最主要的是所有制的社会化。就世界范围来讲，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产生大体上沿着个人私有制——家族所有制——打破血缘关系的劳动者合作制——打破血缘关系的个别资本的股份制——劳动者集体所有制——股份制——国有制的发展道路演进。我们看到，这个演进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由个人所有制不断向某种更大范围的集体所有制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产生公有制，我们就把这一趋势称为所有制的社会化。所有符合这一规律的所有制形式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社会进步。

在我国古代，自奴隶制形成的时期开始就形成了氏族贵族家族所有制，在进入封建社会后这一所有制形式在全国范围、在所有阶级中得到确立。所以，我国封建社会的私有制实际上是封建家族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把封建家族所有个人的“私有”变成了家长的“私有”。虽然是长子继承制，但没有继承权的其他家族成员同样享有对家族财产的部分使用、占有权力，而且家长对全家族的生产、生活都负有终身不能推卸的责任，故其对家族所有的财产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处置。当然家长利用专政特权可以多拿多占，但那毕竟是见不得阳光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封建家族所有制可以看成是在家族范围内的类似不彻底的“股份所有”和类似“集体互助合作”的混合体，尤其是范仲淹提出建立家族公田制以后。这一制度的本质是提高了所有制社会化的水平——以家族小集体的所有制替换个人私有制。而且，在此之上，还有西方国家（除英国外）封建君主想都不敢想的王权所有制（封建国家所有制）。

和我国封建私有制制度不同，西方国家无论是封建时期还是资本主义时期，其私有制（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制）都是完全细分到了个人的私有制。在封建时代，以“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为最明显的特征。直到股份制产生后，西方国家才突破了个人私有制桎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体现出优势，才取得了巨大地发展。

所有制的不同，是造成我国灿烂的封建文化和西方国家黑暗的中世纪之间巨大差异的最基础的经济原因。由于我国封建所有制提高了个人所有制的社会化水平，实现了对私有制进行在那些年代最为优化的限制，所以，取得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熵最有效地控制，从而使得我国封建文明高度发达辉煌灿烂。西方文明也只是在有了股份制，在提高所有制社会化水平方面突破了封建家族的血缘壁垒，才超越了中国封建制度，之后，西方才真正开始“发达”了。从历史可以看出，提高所有制社会化水平能有效地限制私有制，就能有效地控制熵，有效地控制熵就能有效地推动文明发展、社会进步。

二.被忽略的政治社会化.

西方国家以股份制对个人私有制进行的限制，是私有制被生产力发展推动所做的让步，是不情愿的。股份制使个别资本自身与他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共有”，这对于个别资本来讲是件痛苦的事情，因为这阻碍了自己控制其他个别资本的道路；而通过股份制使自己能参与控制更多的以前单依靠自己的资本所控制不了的其他企业，对于个别资本来讲又是件快乐的事情，因为这又极大地扩张了自己控制其他更多的人的劳动和生活的力量。就这样，西方国家的个别资本和它们的人格化资本家就生活在这快乐和痛苦交织在一起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制度中。这种所有制就决定了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当野心超过了自身的力量时，寻求和其他个别资本、其他资本集团联合，甚至充当附庸；当自身控制的力量强大时，寻求吞并或瓜分其他个别资本、其他资本集团的利益。这种经济活动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就按利益形成了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活动：

——当野心超过了自身的力量时，联合成党派甚至是多党派的联盟，如网友所说“通过对竞选规则的控制，通过媒体运作，控制公众的信息接受，广泛而深度地影响社会舆论与公众认知，进而影响选民的选择”。目标当然是取得竞选胜利——因为利益最大。

——当自身控制的力量强大时，例如取得竞选的胜利，则通过其控制的立法机构或政府机构进行对本党派资本集团有利的立法或行政活动，以获取最大利益。

这种政治活动与其称之为轮流执政，不如说是一群狮子轮流分享猎物。

上面的分析表明，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实际上是对个别资本私有制的限制仅仅只发展到股份制的水平，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我们看到其对私有制的限制是非常不情愿、非常松散、非常脆弱的。由于股份制极大地加强了个别资本控制他人的力量，资本主义私有制得以能够更加疯狂地推动熵的急剧扩展，在全世界凶残地残害人民，破坏整个生物圈，威胁全人类的生存。从历史来看，贩卖黑奴、屠杀印地安人、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二战后的几乎所有局部战争的背后都有借助股份制扩张而没有被限制的私有制黑手的操纵。而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多党制之所以基本可以做到“平稳的权力更迭”，并不是由于大资本集团的善良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无私，而是由于三大独立于其外部的原因：一是国内工人运动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反抗；二是发达国家整个经济实体都在分享弱势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利于其转嫁危机、缓和国内矛盾；三是核武器的制衡，能毁灭人类几十次的核武器，给发达国家所有的大财团的黑手都戴上了避免刺激核战争爆发的紧箍咒。有此三大因素，即使没有多党制，西方国家的政治也会象现在所标榜的那样“公平”、“廉洁”。

对于我国来讲，如果把西方生长于个人私有制土壤之上的多党制般到中国来，那就不可能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运动了，那只会引发建设西方化的个人私有制的运动。多党制的政治运动必然导致形成多个个别资本集团操纵中国经济政治的局面。即使退一万步，暂时不讨论多党制是意识形态倒退的问题，只要我们看看我们祖先的选择，我们也能得出结论：拥护多党制是标准的意识贫困。

如前所述，在将近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面临的是和西方相差无几的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但我们的祖先选择了以提“限制个人私有制”的方式来建立国家的所有制制度。这一所有制社会化的发展是与我国生产社会化程度相适应的——历史学家指出我国的封建地主经济在与商品经济的融合性方面比欧洲领主经济明显要高。其结果是奠定了至少从秦朝建立直到明朝中期的这一千多年中，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先于世界的所有制基础。那么，在这一千多年中，与西方发达国家对比，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活动又有什么特征呢？答案很简单——“限制私人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以社会化的政治活动限制各封建贵族和地主的利益集团为其小集团谋利的政治活动。我们来看看秦始皇统一后的几大措施，其中的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修驿道，是典型的提高政治活动的社会化水平的措施。尤其是郡县制的确立，保证了地方政府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命、指挥，基本上斩断了由地方贵族和地主集团控制地方政府官员，从而操纵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的黑手。西汉时期的独尊儒术，是初步的统一全国官员思想的措施。而隋朝确立的科举制，不仅强化了统一官员思想，而且更进一步把选拔政府官员的范围扩大到全社会各阶层所有能读书的人，科举考试完全由中央政府控制，使得整个官员选拔活动完全公开化、制度化，完全割断了豪强地主集团控制选拔政府官员的途径。这样，政府官员的选拔、考核、检察、任免、调动工作完全由中央政府控制，各级政府官员自然只效忠于中央政府，效忠于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通常不会与个别豪强地主集团结成同盟。而皇帝通常都会以特定方式（如钦定）赐予进士以师生关系，进士得以成为“天子门生”。这当然是为了进一步强化割断政府官员和豪强地主集团利益纽带的各项措施的效果。这些制度综合起来就构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官员系统，这比西方的文官系统早了一千多年。这套相当完整的以提高政治活动的社会化水平为中心的政治制度，在封建主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限制了地主阶级中的少数豪强地主集团图谋集团利益的政治活动，最大限度地促进了国家的政治活动为整个地主阶级整体谋取长远利益，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经济文化繁荣发达的政治保证。

讨论到此，如果你是正常人，你就会发现：“限制个人私有制”和“限制个人私利集团的政治活动”是我们祖先所实践的最伟大的真理。虽然在封建社会条件下，这两个原则只是被畸形地部分得到落实，但它依然使我国文明辉煌了一千多年！既然这条规律能在私有制的封建社会能够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在现代也必然会发挥振兴中华的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你希望振兴中华，希望中华文明在未来更加灿烂辉煌，那么你就应该双手赞成限制私有制，限制资本集团的政治活动，就应该全力反对引进多党制。如果你赞成“向西方看齐”，那只能说明你还不了解我们的祖先在将近三千年前就已发现的真理，你的智力还不如三千年前的古人，教我如何不说你是弱智！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古代限制个人私有制的制度是畸形的，它有力地强化了专制统治，科举制度在明朝被改为八股取士后成为限制社会思想和科技进步的桎梏。我们当然应该批判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残酷无情，更应该批判中国古代暴君的灭绝人性，批判科举考试的荒唐。要知道，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全面反封建运动的主要意义在于砸碎自十六世纪以来已变成禁锢社会发展的枷锁的落后的封建制度，推动社会进步以救亡——拯救中华民族和中国。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与同一时代的欧洲相比落后。你可以对比一下同一时期的欧洲，对比一下同一时期的欧洲人的人性和中国人的人性；看看同一时期的欧洲人可以自豪和骄傲的是什么，对比一下自己作为中国人可以自豪和骄傲的又是什么。如果你还有理性，你就应懂得“两害相比取其轻”了。

三.和平还是战争，这是个关键

拥护“向西方看齐”的人必然会理所当然地指出：以股份制为最高水平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以个别资本集团操纵的多党制结合使西方国家成为了发达国家，足以证明其有效性。那么我们就来对比一下中国古代的辉煌和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发达有什么不同。

自商周起，一直到清朝中期，中国的领土总体上呈扩大的趋势。但是，这些领土的扩大几乎都不是掠夺来的，而是通过或驱逐侵略者或民族同化融合甚至是外族主动要求并入中国领土而取得的。例如有名的与匈奴的关系。在工业革命前，人类所能控制的自然力中，马的驯养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在交通运输，更重要的是军事意义。借助于马的机动能力和冲击力量，骑兵拥有步兵所永远没有的机动性和冲击力，所以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具有巨大的优势（只是在工业革命开始几十年后多项技术成果的汇集综合出机关枪后这一优势从丧失），所以通常更具有侵略性。自西周时起，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就长期侵略西周，在此后的几百年间，只要一有机会，匈奴军队就会入侵中国，成为几百年来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大敌。无奈之下，中国的政府开始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长城以防御匈奴的侵略。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是中国人民在外敌入侵和奴隶主、地主的压榨下悲惨遭遇的写照。直到汉武帝时，中国中央政府的决策者们在用尽了所有办法仍然难保和平后，无奈的认识到：不通过战争彻底消灭匈奴，中国就不可能得到和平。此时西汉王朝通过长期的准备也已积累起消灭匈奴的力量。战争的结果大家已经知道：匈奴作为国家基本被消灭，其部分国土被西汉占领，匈奴人除被消灭的外，不愿“归顺”的被驱逐，凡愿意“归顺”西汉的匈奴人都成了西汉人，融入了中华民族。目前的中国人相当部分就拥有匈奴人的血统。在这场连绵数百年的直接威胁到国家民族生存的反侵略的残酷无情的战争中，西汉的统治者对于匈奴人所采取的政策比之当代西方的人权标准也毫不逊色的人道的措施。只要“限制个人私有制”和“限制个人私利集团的政治活动”的体制有效，则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的帝王们，在对外政策上大多实行的是“和为贵”的政策，即使是明清时期闭关锁国被长久批判的政策的初衷也主要是力图避免战争，类似隋炀帝侵略高丽的对外侵略战争属少数例外。

在中国古代各封建王朝中，由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建立的国家，其对外侵略的倾向要明显强于汉族统治者建立的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少数民族由氏族社会晚期或奴隶制社会社会形态向奴隶制或封建制社会形态演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向汉族统治者学习统治思想和制度的过程，存在着建立“限制个人私有制”和“限制个人私利集团的政治活动”的过程。由于同处于同一疆域，所以对其经济政治制度特点的研究将会更有利于我们认清问题。我们就以最为典型的元朝的经济政治制度来做说明。

元朝大规模的对外侵略，主要是前四汗时期（太祖、太宗、定宗、宪宗，1206—1259）。这个时期，蒙古统治者不断地进行大规模的征服战争，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地域从朝鲜半岛直到东欧，建立了空前庞大的世界帝国。其统治方式和剥削方式虽因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基础的差异而有一些变化，但基本上是推行蒙古统治者制定的制度。这方面最有名的是千户制和斡耳朵官帐制。

所谓千户制，就是把全国百姓（游牧民）统一按十进制编组，分千户、百户、十户三级，共划分为九十五个千户，并划定各千户的牧地范围，分别授予建国有功的贵族将军们世袭管领，封他们为千户那颜。千户体制中的多数千户既是军事单位同时也是地方行政单位，完全取代了旧时代的氏族部落组织。千户制表明元朝统治者对国家行政管理手段基本上是世袭制，这决定了蒙古在扩张过程中，进行掠夺，军将所攻下之地，即归他统治，各军将在作战中所俘掳的人口，也即成为他的奴隶，因此史称“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统属”，是典型的掠夺侵占。千户制后来虽有较大改动，但国家管理中的世袭制成分却没有改变，与郡县制有极大差异。

所谓斡耳朵官帐制是指大汗设大斡耳朵及第二、第三、第四等四斡耳朵。由大汗妻妾中地位最高的妻妾管领，其余妾妃统属于四大斡耳朵。大汗的私人财富，分属四斡耳朵。大汗死后，由四斡耳朵分别继承。这个制度明确表明元朝帝王家庭内部对财产（包括所奴役的奴隶、所属的“投下”）的继承是个人化的，而不是统一继承的，与中国宗法制度完全不同，埋下了皇室家族夺权战争的隐患。

随着领土的迅速扩张，只靠千户制已无法控制广阔的领土，于是成吉思汗把蒙古的占领地区，分封给诸子，作为世袭的封地，不仅建立了察合台、钦察、伊利等汗国，还建立了广泛的“投下”制度。这一阶段，元朝的政治管理体系和所有制和西方国家奴隶制封建制社会几乎完全一样，完全没有建立“限制私有制”的经济和“限制私人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的政治制度的行动。

自忽必烈起，元朝统治者才开始学习建立“限制私有制”和“限制私人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的经济政治制度即推行“汉法”。但为了保证蒙古贵族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和经济上的特权，又保留了不少蒙古制度。两种制度一个扩张个人私有制、加强统治阶层各利益集团对经济政治的控制，另一个要限制私有制、限制统治阶层各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这必然导致矛盾冲突，使得采用“汉法”的进程出现起落反复现象。虽然后来仁宗、英宗进一步实行改革，如恢复科举，限制“投下”领主的权力等，但改革屡遭挫折。最终元朝的最高统治者也没有能建立达到汉唐宋水平的“限制私有制”和“限制私人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的经济政治制度，而是依然保持了更象是西方国家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制度特征。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投下”制度。

所谓“投下”又作“头下”、“投项”，是指诸王驸马勋臣所属的人户或封地。投下领主享有政治经济特权，建有独立的官僚机构，对所属人户进行统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拥有很多特权，本质上是他们对大汗权力的分享。如诸王通过掳获、分封、招收等手段占有的人户（被学者称为投下私属户），是元朝政府“大数目”以外的人户。元朝政府力图对这类人户进行管理，但在有元一代，诸王投下擅自招收各种漏籍、析居等人户作为私属户的现象经常发生，官方虽三令五申，但收效甚微。

“投下”领主的经济权益主要有：一是岁赐。包括指五户丝和江南户钞和每年分赐诸王贵族的金银币帛。二是不定期赏赐。三是与皇室关系密切的诸王、驸马在经济上拥有更多的特权。四是赋税收入。元代“投下”领主对其所属的人户有收赋税的权力。——这一切都使领主对“投下”经济的控制成为一定程度的“国中之国”，这是最极端的个人私有制。

“投下”领主的经济特权使其拥有自己独立的财政权力，必然导致其在政治上分享有特权：建有专门管理投下及财赋的行政机构，投下官的任用不同常选，投下官世袭罔替，可以不迁转。尤其在参预国政方面，元朝职高权重的中书省断事官，多由诸王投下的代表充任，最多时多达四十三员。诸王投下在中书省、大宗正府等最高行政、司法、军事机构中都有代表参议政事。这必然决定了元朝官员铨选制度具有以下三个不同于前朝的特点：一是高级职位中有相当部分被由“怯薛”出职的世勋子孙所占据——高官和王室贵族阶层的利益集团一体化。二是中、下级官员中的绝大部分，乃至少数高级官员，多由吏员出职，甚至由官复吏，再出职升任品级较高的官位——利于高官和其他领主、地主利益集团结合。三是元代前期一直没有设科取士，后来虽然实行科举，对整个官僚构成的影响，也远不能与唐宋诸朝相比较——缺乏与各领主、地主利益集团割断联系的官员。四是元朝铨选制度优待蒙古、色目人。一般汉人、尤其是“南人”，很少能进入高级官僚的行列——难以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这四个特点说明：元朝政府完全没有限制贵族阶层的私人利益集团操纵政府的政治活动。

从以上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投下”领主对于“投下”经济的控制和代表“投下”领主私人集团利益的高官们的政治活动和西方国家奴隶制封建制乃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政治制度的特征多么相似，所以它们的对外侵略活动也是多么相似。所以，元朝对外侵略成性的制度上的原因是：元朝统治者建立了“投下”制度和“斡耳朵官帐”制度这两个与“限制私有制”、“限制私人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原则完全相违背的最重要的制度，所以没有建立一种最有利于整个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管理体制，也就不断发生由其内部各利益集团所驱使而发动的内部战争和对外战争，也就更富于侵略性。所以，尽管元朝统治者完全控制了马政，完全掌握着马这一在当时是陆地上人类所能控制利用的最有力、最主要的自然力，在军事上拥有最强大的突击力、最灵活的机动力量，但是依然过早匆匆地结束了自己的统治。其统治阶层各利益集团为了私利无所不用其极的压榨人民和内部拼斗，最终过早地断送了其整个统治阶层的利益——强夺来领土丢了，自己也退出了中国。元朝的情况从反面证明了“限制私有制”、“限制私人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制度更倾向于和平；对于处于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来说，选择了“限制私有制”、“限制私人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就是最大限度地选择了和平；反之，则是选择了战争。

所以，可以说中国封建时代的制度，是所有剥削阶级统治的制度中唯一能对剥削阶级的侵略性进行约束的经济政治制度。所以中国在绝大多数时间内能执行和平的对外政策。中国的和平政策使得中国的周边国家在和中国的长期交流中获益良多。虽然这些国家常常要进贡，但这些贡品只能满足一下中国帝王的虚荣心，比之于其从中国得到的先进的制度、文化、科学技术，以及繁多的物产等等微不足道。

四.靠掠夺屠杀发达

那么，西方国家又是如何发达的呢？

西方的资本主义是随着欧洲强盗对非洲、美洲、亚洲和澳洲国家和土著人民最为凶狠残暴的屠杀、掠夺而发展的。由于其罪恶罄竹难书，我们在这里只能以一些通常被忽略的事实来揭开西方经济政治体制华美的外衣。

（一）.股份制经济主要是应掠夺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1.股份制应掠夺的需要而生

从14、15世纪开始，在德国南部、奥地利和捷克境内，有农奴和城市破产欠债的小手工业者聚集在一起，组织协作的合作社团，用简单的工具采矿，共同劳动，分享产品。后来有些商人以入股的形式参加进来，结果富裕的人把持了资产，使原来的合作发生质变。马克思指出：“原来由合伙的劳动者构成的矿业组合，几乎到处都变成了靠雇佣工人开采的股份公司。”

2.股份制应掠夺的需要而继承

15至16世纪初，所谓“地理大发现”，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纷纷向海外发展，进行远航贸易，这需要较大数额的资本，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靠单个资本家来经营是无法办到的。于是一种合股经营的叫做“康梅达”的经济组织便产生了。康梅达从事海外贸易，负责筹集资本，由专人经营，利润在集资者与经营者之间协商分配。以后，这种组织发展到内陆城市，出现了入股的城市商业组织，如意大利的“大商业公司”，入股者有商人、贵族、教授、廷臣和平民。这种股份经济一般由自由城邦组织，官方进行业务监督。资产阶级国家为了鼓励商人和资本家积累资本向海外扩张，以攫取更多的财富，不仅为股份集资提供了法律保护，并且给予商业独占权和免税优惠等特权。

3.股份制应掠夺的需要而正规化

1554年英国成立丁第一个以入股形式进行海外贸易的特许公司“莫斯科公司”，它的成立标志真正的股份制度的产生。之后，由相继成立了西班牙公司、伊士特兰公司、勒凡特公司、几内亚公司、东印度公司等等股份制公司。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起而效仿。例如荷兰1602年成立东印度联合公司，1621年成立西印度公司，法国、德国、瑞典等国也先后成立了股份贸易公司。这些公司都成为了殖民主义者扩张、掠夺大军中的精锐部队。尤其是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它独占从好望角直到东方一切国家的贸易，还享有对殖民地军事和政治的全权。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助长了欧洲殖民者屠杀掠夺

在１６—１７世纪，欧洲殖民者还不具备绝对的优势以击破亚非各大国的抵抗，而只能占领一些分裂的弱小的国家和地区。

１７世纪中叶至１9世纪初，由于股份经济的发展欧洲殖民者的力量倍增，黑奴贸易在这一时期走向高潮。工业革命后，欧洲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殖民者的力量就更大了，终于击破亚非各大国的抵抗，屠杀掠夺侵略瓜分世界的气焰更加嚣张。

（三）.黑奴贸易比奴隶制破坏性更大；灭绝性屠杀印地安人，强占整个美洲的行径完全是在实践法西斯主义

黑奴贸易与世界各国和非洲历史上奴隶制时代和封建制时代的奴隶贸易有着根本的区别。非洲黑奴贸易是一种纯粹的掠夺制度，是非洲自身劳动力的纯粹损失。资本主义的奴隶种植园制度的发展并非传统的奴隶制的高级发展。种植园奴隶制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主要不是为了生活的需求，而是为了出卖。这类集约式的奴隶种植园是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的。

1978年在海地太子港召开的非洲奴隶贸易专家会议上，据一些学者的估计，如果把捕获奴隶时的死伤、经非洲各地陆运过程中的损失、漂洋过海时的死亡等因素都考虑进去，在四个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中，非洲损失的人口达2.1亿。以至于在奴隶贸易的400年间，非洲人口竟然毫无增长。英国废奴主义者威廉·福克斯在1792年向英国人民揭露：在每一磅蔗糖中，他们吃下去两盎司人肉。这种所谓的“贸易”，这些所谓的股份制企业的“经营活动”所屠杀的人民竟然比二战期间上千万装备着飞机、坦克、大炮和毒气的法西斯军队所屠杀的人民还要多！

在美洲，欧洲强盗灭绝性屠杀印地安人，强占了属于印地安人的整个美洲的行径，完全是在实践法西斯主义。只是这时欧洲的强盗资本集团还没有积累起建立起帝国主义时代的实力，所以比他们的学生兼继承人希特勒、裕仁之类的更需要也更善于伪装，竟然宣扬是印地安人强夺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这是“强盗喊杀强盗”，比之“贼喊捉贼”要凶狠残暴狡猾的多得多！

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向我们证明了铁打的事实——“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29页。即《资本论》第一卷829页）

（四）.欧洲禁止奴隶贸易的活动是资产阶级内部各利益集团间的利益争夺的借口，与美丽动听的什么“人权”、“民主”、“自由”没有关系。

１８世纪末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在欧美的迅速进展，工业资产集团的力量的增强，使他们急于打破商业资本家对贸易的垄断，把非洲变成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然而，只要商业垄断公司控制的黑奴贸易继续存在，非洲就无法成为工业资产集团所希望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如果欧洲人对非洲的广阔内陆一无所知，非洲成为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地域也是极其有限的。因此便打出“自由贸易”、“自由劳动”的口号，于是才有了禁止奴隶贸易的运动和非洲内陆探险的风潮。有数以百计的探险家和探险队进入非洲内陆。尽管也有一些探险家抱着科学研究的目的或对非洲人的善意去从事考察，但他们脱离不了资产阶级的总目标——蒙哥・帕克、利文斯顿这些著名的探险家都与工业资产集团勾结,到世界各地寻找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

１９世纪初年，欧美各国相继通过了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但黑奴贸易长期禁而不止，走私贩卖几乎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历史学家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巴西、古巴、马斯克林群岛的资本主义奴隶种植园依旧保存。

西方资本集团在吃人的同时，还不忘要做宣传。16到18世纪既是西方人道主义口号喊得最响唱得最美的时期，也是奴隶贸易和屠杀印第安人最猖狂的时期。

（五）.掠夺为欧洲工业革命积累了资金

黑奴贸易为英国工业革命积累了资金，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

展。例如瓦特发明第一架蒸汽机是由富商用黑奴贸易积累起来的资金资助的。威尔士的石板工业改进了屋顶建筑材料，这也是用奴隶贸易得来的钱创建的。

五.“政治平等”息不灭“作恶发动机”

不仅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即使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也同样不放过作恶的机会。尽管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政治平等有很大发展，但平等的口号也一样不能息灭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驱动的“作恶发动机”，只要资本主义再生产继续，“作恶发动机”就不会熄火。这方面的例证实在太多。作为中国人，几乎人人都能列举出自新中国成立起，为了重新奴役中国人民，帝国主义极其走狗发动一系列的针对我国的战争。只有立志作买办的卖国贼才会忘记这些事实。作为当代中国人，人人都会发现一个事实：中国国家和人民的尊严是靠武装斗争，打败帝国主义取得的。对此我们不仅要感激、缅怀我们的革命英雄，而且还要感谢我国古代摸索、研究、倡导、制定、维护封建制度的智者，由于他们的智慧和勇气，我们才有了同一的中华民族和广饶的国土，使我们能够挫败帝国主义颠覆我国的一系列的阴谋和武装入侵。即使目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依然未死。在这里我们仅举两个正在发生的与我国密切相关的例子来证明。一是西方意图破坏我国和苏丹的关系。近十多年来，由于我国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所以和苏丹经济合作的效果显著。苏丹的经济已保持了十年的平稳发展，在主导产业如石油工业方面开始摆脱西方资本集团的控制。眼见苏丹经济向健康、自主的方向发展，西方的资本集团、政党、政府纷纷跳出来使用各种卑鄙的手段破坏我国和苏丹的关系，意图达到重新控制苏丹经济、阻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西方支持“藏独”，干预我国内政的恶行。要记住，这是在我国拥有由百万人民子弟兵组成钢铁雄狮，装备有能毁灭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核武器，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经济实力大增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对于那些实力弱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帝国主义会如何的压迫和奴役。仅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就能看出尽管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西方的经济政治体制作为“作恶发动机”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

以上我们所列举的事实充分说明，西方的“发达”是屠杀、掠夺、战争的“发达”。如同威廉·豪伊特所说：“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威廉·豪伊特《殖民和基督教。欧洲人对待所有殖民地人民的通俗历史》1838年伦敦版第9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20页。即《资本论》第一卷820页）这段话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揭露出为了资本利益资产阶级会尽全力去实现奴役他人的罪恶嘴脸。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中国封建时期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先世界的一千多年里，对周边国家和人民的伤害小而贡献大，对世界人民的伤害小而贡献大。这并不是中国实力弱小的结果，在那些年代的绝大多数时间，中国的国家实力要比同一时期的任何西方国家的实力大的多。决定中国没有如同西方国家一样向外扩张、四处抢掠的原因是在制度上“限制个人私有制”和“限制私人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相配合促使统治者以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为重，在思想上以儒家“仁”为中心的“家天下”的思想作指导，使得国家管理结构与家族管理结构相同而有效地抑制了侵略扩张的动机。所以，中国封建体制在各方面明显优于西方封建体制。与西方资本主义相比，中国封建体制对整个人类的伤害小，而贡献较大；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对整个人类的伤害太大了，虽然表面看其所谓的贡献很大，但其中大部分是反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所造成的，真正属于资本主义的很少。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畸形之处是：股份制突破了狭隘的个人私有制的限制，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但在政治上却完全没有从法律上限制个别资本集团的政治活动，没有采取措施割断所谓实行“三权分立”了的所有立法、执法、行政机构的官员和个别资本集团的利益关系，使“三权分立”成为真正的遮羞布。由于没有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限制个人私有制”和“限制私人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制度配套，资本主义对人类的危害要大于资产阶级革命所带来的进步。

所以，我们的结论有点出乎人们预料——中国古代的封建体制比西方资本主义体制更适宜人类生存发展。与其说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观念是所谓的普世价值，还不如说中国的“限制私有制”和“限制私人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的观念更具有普世的价值。

六.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优劣问题

读到这里，可以肯定绝大部分人都会批评违背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先进可以说是“众所周知”。但，我要告诉你的是，鼓吹“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先进”的多是总爱吹嘘“永恒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肢解马克思主义的人，马克思并没有判断世界范围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劣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其中所说的“封建的”生产方式是指欧洲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指通常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由于条件限制（当时对除欧洲外世界范围的古代文明的研究还处于收集资料的阶段，对于氏族社会的研究还几乎是空白），马克思不可能对世界范围的古代社会制度进行全面研究。所以并没有认定“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先进”。在没有作出具体说明时他所指出欧洲资本主义比之封建制度进步时所说的“封建”也是指欧洲的封建制度。马克思了解到一些东方国家包括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包括奴隶制和封建制度）体现出的异于欧洲的显著特点，常用“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来表示其不同于欧洲的特点。同样由于条件限制，马克思并没有能够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全面研究。所以，“亚细亚生产方式”只是马克思进行东西方对比所用的词汇。对此，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去批评马克思。因为很难想象，没有世界范围的几代科学家对古代社会的以考古资料为证据的系统研究，一个外国人能够对三、四千年前的东方古代经济政治文化进行有价值的全面研究。就以中国为例，如果没有中国几代多个学科的学者辛勤的开拓研究，一个外国人不可能对近4000年前的中国古代经济政治文化进行有价值的研究，因为别说缺乏资料的问题，仅仅语言文字的障碍就无法克服，而这个语言文字的鸿沟如此之宽就是中国人要克服也都非常吃力。而我国学者对中国古代经济政治文化有意义的研究是从上世纪初才开始的。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侯外庐才基本解决这个问题。其主要结论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是氏族贵族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间的结合关系，这个关系支配着东方古代的社会构成，它和欧洲“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马克思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根据那一点可怜的资料所得出的判断，已经是天才了。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决定社会进步与否的关键并不是其所标注的标签，而是作为经济基础中最为基础的所有制的社会化水平以及上层建筑中最主要的部分政治活动的社会化水平。由于历史的局限，中国封建制度在经济方面不可能建立平等的超越个人所有制的所有制，而是以专制的家长个人私有制强行剥夺其他个人的部分所有者权力，所以只能算是“限制个人私有制”；在政治方面也不可能将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力真正落实到人民群众手中实现真正的社会化，而是以代表整个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的政治活动作为社会化的政治活动，所以只能算是“限制私人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这两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封建制度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最突出的就是限制了思想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想建立最有利于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的经济政治体制，还需要当代的中国人民，主要是工人阶级创造。

七.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没有有效地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制度

所有善良的人在了解到欧洲殖民主义者在全世界的暴行时都会自然地产生疑问：为什么西方民主的政治活动没有有效地遏制其殖民主义的暴行？简单地说，这主要受制于工人阶级的产生、发展和觉悟。

工业革命前的工人还只是手工业工场的手工业工人，他们之间的关系虽然比农民之间的联系要密切得多，但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依旧十分松散。那时的资本还主要是商业资本，手工业资本的力量也很弱小、松散，商业资本处于垄断地位。此时西方真心倡导“人权”、“民主”、“自由”的人士并没有工人阶级可以依靠，也没有工业资本的力量可以借助，在商业资本集团股份制经济力量和政治集团的绝对优势的力量面前十分软弱。工业革命开始后，工业资本逐渐壮大，开始同商业资本争夺利益，于是真的的人道主义者才能够借助工业资本的力量，（还要拉上商业资本集团对付封建贵族）实现一点可怜地进步。1789年8月26日法国制宪会议订立著名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就是很好的例证。《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第一条说“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第十七条说“财产是社会不可侵犯的权利”。初看给人的感觉是伟大得不得了，但细看就会发现：仅仅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宣言都不敢公开批评黑奴贸易、屠杀印地安人、强占美洲和澳洲，甚至也不敢公开批评封建制度。它所能发挥的主要作用就是反对封建贵族利用封建特权强夺资本家的财产，强调资产阶级的自由的“人权”，顺便敲打一下开始处于下风的商业资本家——不要反对“自由”而垄断贸易。

可怜的进步！　　

进入18世纪后期，工业工人的力量增长很快，觉悟迅速提高，于是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工人运动开始迅猛发展。但此时工人运动的成果并不大。其最重要原因一是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二是没有自己的政党组织，即使有组织也是区域性行业性的，所以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不能集中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直到1848年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由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兴起。共产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社会化程度最高的社会制度：在所有制方面要建设公有制，在政治制度方面要建设工人阶级领导的全体人民管理社会的制度。与共产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相比，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限制私有制”和“限制私人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局限性就暴露无疑了——共产主义是要“消灭私有制”和“消灭私人利益集团控制政治的活动”。

到这里，不用人提醒就知道该回答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没有有效地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了，因为这也是非常想知道并且思考了二十多年的问题。对于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难以回答的问题，只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希望大家能够多提意见，共同探讨。

西方国家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西方国家共产主义运动没有有效地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因应该主要从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来寻找。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没有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没有科学有效的革命理论来及时指导共产主义运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都在进行创立和完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的工作，由于是第一次以工人阶级要解放全人类的立场来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所以体系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方面都是人类有史以来首次进行科学化的工作。这些工作消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的精力。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但没有被继承和发展，反而被修正主义肢解、歪曲。直到列宁主义产生，才有了转机。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依然没有重大进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整地剖析开来，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建立的问题，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充分研究就相继逝世。之后的共产主义理论研究，对于如何建立公有制，如何建立计划经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如何发展失去了理论指导，陷入了困境。　　

（二）.没有真正建立统一的代表整个工人阶级整体利益的共产主义政党。

工人阶级和农民完全不同，农民作为小生产者是个别私有者；工人阶级却不占有生产资料，因而不具备除劳动以外的其他任何本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工人的本质是雇佣劳动；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的本质是联合劳动。再也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够如此地与劳动相一致了。农民犹如一袋马玲薯般彼此分离，单个的农民依然可以保持农民的一切特征，而全部农民的集合也没有发生质变；而工人由于只具备劳动的特征，而只有整个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全部劳动活动才是完整的社会劳动，所以只有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领域工人的整体才能完全代表工人阶级，单个工人和部分工人是不完整的，不能完整地保持工人阶级的先进特性。这个特点决定了工人阶级只有整体联合起来组成社会组织才能维持其本质特征。这就决定了工人阶级政党只有组织起整个工人阶级才能算是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而工人阶级只有整体团结在一个政党的周围才能完整地保持本阶级的先进特性。在这里，整个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意义在于保持阶级的先进性，这比团结所聚集的更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要坚持一党制的最根本的原因，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努力组织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并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最根本的原因。如果，你们号称是工人阶级政党，却又分成多个党派，那就表明你们各党派只代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你们保持不了工人阶级的先进特性，这必然会使你们拥护部分工人的利益而忽视其他部分工人的利益，这就是在分裂工人阶级——所以你们自称工人阶级政党是挂羊头卖狗肉。

而历史也证明，无产阶级的政党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由于主体同一——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目的同一——解放全人类而必然向着组织和行动的同一即一党制方向发展。无产阶级的政党解放全人类的目的决定了其必然地自觉接受全社会、全体人民的全面监督，在全体人民的监督下自觉服从人民需要，不断改正缺点，从而必然地克服多党制的局限。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对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中否定之否定规律在人类社会领域里的自觉遵循——自我否定。我们知道，生物体与无生物相比发生了质的飞跃是由于生物体能够自我否定。同样，无产阶级政党以自己的自我否定带动无产阶级的自我否定，推动全社会的自我否定，从而使社会主义社会与以前所有形式的旧社会相比发生质的飞跃。可以说，做不到自我否定的政党，不能说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够自我否定的社会，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爱吹嘘“永恒的资本主义”，标榜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永恒”，但是它依然需要外力才能否定自己，与之相比，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真正“永恒”的。

（三）.没有建立属于整个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企业；也就是说没有社会化水平更高的公有制来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

没有建立统一的代表整个工人阶级整体利益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政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没有开展建立属于整个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企业的经济活动。“代表整个工人阶级整体利益”并不仅仅意味着领导全部工人罢工，抗议资产阶级的剥削，更意味着必须要建立整个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企业。这对于共产主义运动至关重要：

1.建立整个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企业是建立公有制的基础，共产主义运动只有建设社会化水平更高的所有制即公有制，才能算是共产主义革命活动，才能表现出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优势，否则只能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维新改良。

2.建立整个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企业，是将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的经济基础。现实生活中，工人阶级被不同的行业、企业、区域、职业、工种等等分割成不同的小团体，他们有着明显的利益差别，这很不利于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尤其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能很轻易地把工人阶级分裂成不同的利益团体。这种情况下，即使有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也难以将工人阶级真正团结起来。建立整个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企业则可以大大改变这种局面：把全部工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以企业的实力抵御资本集团对工人的压迫，成为工人在受到资本集团的进攻时的防御、反击的武器。不仅如此，工人阶级可以利用共同所有制企业帮助、教育、同化其他被剥削阶级，成为实践解放全人类理想的有力武器。相比之下，罢工、示威仅仅能算轻武器，而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企业则算得上是核武器了，威力不可同日而语。

3.建设整个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企业，是共产主义运动消灭私有制，分化、瓦解、改造资产阶级的主要内容，是工人阶级参与国家管理，最终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而不建设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企业，共产主义运动就只能被动地防御私有制，共产主义运动就始终受到束缚，就始终没有进行革命活动，所以难以有长足发展，最终陷入维新主义的泥潭。西方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就是这样成为维新主义运动的。

八.革命：建设公有制企业

我们认为以上三大缺陷构成了西方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没有有效地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原因。其实，读者会发现二十世纪已经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也主要是没有克服上述三大缺陷所致，我国的改革所遇到的问题的主要根源也类似于此。虽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三大缺陷的内容和形式略有不同，但本质上是同样的问题。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93页。请注意，由于当时对原始社会的了解还几乎是空白，而对于除欧洲外的奴隶制封建制社会的研究也还只处于收集材料阶段，本着科学严谨精神的马克思在这里用“传统的所有制关系”来指已经认识的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奴隶制和封建制度的私有制形态以及其他还没有条件详细研究的私有制形态。对于马克思这一论述，郝贵生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决裂”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一文中有很好的论述。原文见于《马克思主义评论网》〕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误主要是没有建立真正的公有制经济，只建立了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低级形态的准公有制形式，并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即使是认识到了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巨大缺陷的前南斯拉夫也是如此——他们发现了国有制的严重缺陷，卡德尔指出国有制“它表现为把工人及其劳动同对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其他客观条件的直接管理相分离”[注：卡德尔《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第8页]，不能消除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产品相异化的状况。针对国有制的严重缺陷，他们提出了“社会所有制”理论，要建设“全社会所有”。但是他们并没有能真正建立一家真正的“全社会所有”的企业，“社会所有制”最终仍然被建设成了集体所有制。（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公有制的问题可参见拙作《传统经济体制公有制建设失误反思》地址http://blog.people.com.cn/blog/s/288095）我们现在根据几十年来的实践教训认识到，国有制经济距离真正的公有制经济还有很大差距。相对来讲，建立国有制经济是方便、简单、有效的社会化措施，能为建立公有制建立良好的环境，为建设公有制的打下基础。而建立真正的公有制经济要比我们所认识到的要复杂、艰难的多，其过程也比我们想象得要曲折漫长的多。在建设公有制的过程中，由于个别生产者众多，不可能同时全面改造成社会生产者，只能从最易于改造成社会生产者的部分企业入手，逐步实现。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所有在经济领域建立符合公有制原则的企业以发展公有制经济的活动都是深刻的革命，符合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纲领。应该认识到，共产主义运动并不是只能在进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后才能够建立公有制经济。强调夺取政权以后才有条件建立公有制经济的观点是建立在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制经济看成是公有制经济的错误观点之上的。而过去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举行的武装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整个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企业，没有能控制社会再生产领域，使再生产没有能生产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来分化、打垮、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革命服务。

没有建设公有制经济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经济上，没有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经济，工人阶级被分割成很多个存在利益差别的小团体和阶层，各团体、阶层间没有直接利益联系，很容易分裂；政治上，共产党领导整个工人阶级管理并改造全社会的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是通过整个工人阶级对全社会所有制企业从而整个社会资本的共同管理活动来进行的，没有了这个活动会使整个工人阶级分割成众多团体和阶层，很容易丧失先进性。我国目前深层次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莫不根源于此。

九.银行的社会化

下面我们就来讨论在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共产党建设整个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企业的可行性。请注意，我们所讨论的所有关于建设工人阶级所有制企业的观点大多不用调整就适宜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设公有制企业，只有少数需要稍微调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是共产党执政，而且拥有国有经济，建设公有制经济应该更加有利并且更加彻底。

建设“整个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企业”应该在整个经济领域首先选择所有制水平最容易扩大到整个工人阶级直至全体人民范围的企业作为开路先锋。我们发现，再也没有比银行也更合适的企业了。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由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决定了所有制也向社会化方向发展。资本主义就是借助于股份所有制提高了所有制的社会化水平，才大大提高企业经营活动的社会化水平，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落实到具体企业来说，经营的社会化程度首先迅速提高的企业就是银行。大企业也是借助了与银行的融合而大大提高了其生产经营的社会化程度，才形成了跨地域、跨国界的巨型竞争性垄断企业。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银行经营的商品是货币，是社会化程度最高的商品。交换的发展直接推动了一般等价物的社会化，产生了货币。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不需要通过“致命的飞跃”就能实现其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信用又借助于货币超前的社会化了。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信用工具的社会化，纸币的发行就是最好的例证；二是信用机构借助信用工具社会化，最成功的例证就是银行。银行借助于信用的高度社会化而取得了最高的社会化程度，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其经营活动首先实现了社会化：

一是吸收存款的广泛性使之筹集了社会资本。借助于信用的高度社会化,配合银行的股份制对所有制水平的提高两项优势，股份制银行迅速大型化，吸收存款的范围和规模空前增大，吸收存款的范围扩大到几乎到所有的人，使其筹集的资本更加社会化，成为真正的社会资本。

二放款作为社会资本的广泛运用推动了经济的社会化。银行社会资本的运用推动社会化有两层含义：放款作为社会资本的经营活动，微观上看是提高了贷款企业的社会化程度；从宏观上看，放款的广泛性导致了区域甚至全国、全球的各个产业领域都受到社会资本经营的影响。

总之，无论存款还是放款，都导致了大型商业银行的社会化。也就是说，大型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的社会化了——影响跨地域的经济，使银行利益也社会化了——受区域经济、国民经济甚至全球经济的影响。到现代，已到了影响全国甚至全球的程度。这使得大型商业银行就成了最先社会化的个别生产者、个别经营者。成为其他个别生产者、个别经营者社会化的桥梁。

大型商业银行推动企业社会化的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是以贷款形式向企业提供更注重长远利益的社会资本。二是银行参股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银行提供的社会资本与企业从证券市场筹集的个人和小集团的资本即个别资本有很大不同。银行筹集的资本虽然来自存款人个人，但当其贷放出去时却是代表了全体存款人的共同资本的投资，就企业使用来讲，已基本不受存款人个人的影响了，不象从证券市场筹集来的资本受短期的赢利情况影响巨大。同样，银行自有资本参股企业也是把个体投资者的影响限制在了银行系统，对企业的影响也大大降低。也就是说银行提供的社会资本使企业受个人投资者的个别资本影响大为减少，使企业相当程度上摆脱时时存在的个人投资者的影响，利于企业的长远稳健经营。银行的社会资本与产业领域内社会化的资本融合即产融结合有力地推动了资本的社会化。

这方面最有名的例证就是有关导致美日企业的经营差异的体制原因。二十世纪六十——八十年代，日本企业长远稳健的经营与美国企业的短视的经营的鲜明对比，曾引起了经济学界的热烈讨论，而最后的定论似乎完全归结于日本企业的“以人为本”的策略。直到全世界都知道了日本企业职工竟有“过劳死”，才知道这个结论真是大错特错了。事实就是这样，日本企业的成功完全不可能是由于所谓的“以人为本”，日本尚保留的长长的封建尾巴使其企业的人本意识远较美国企业的人本意识差。导致美日企业经营策略差异的是日本间接金融优势体制下，证券市场成为被称为为银行处理善后事宜的机构，企业经营受证券市场的影响很小；而美国企业则受证券市场中个人和小集团投资者的个别资本影响较大，不得不注重短期效益。随着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许多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舍弃银行转而上市筹资，不仅诱发了金融危机，而且使的日本企业经营的优势迅速丧失。而自八十年代后期起，美国由于一是机构投资者迅速发展。非银行机构投资者筹集的不同程度社会化了的资本配合银行的社会化资本，在证券市场上部分抵消了个人和小集团投资者的影响。二是对证券市场的改革，加强了证券交易所对大宗交易和异常交易的监督检查权力，大大限制了个别资本利用证券市场干扰企业经营的力度和广度。使得美国企业也有效降低了个人和小集团投资者的个别资本的影响，而更多地受社会化的资本的影响，使企业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短视的缺陷，推动美国经济有了较长期的增长。这一段美日企业经营优势的换位历史，清楚地表明了银行社会化对企业社会化发展从而对整个经济社会化的积极影响。也证明了从产权经济学角度看，所有制社会化水平提高利于企业提高效率，随着生产社会化推动的企业的大型化，加剧了企业的社会化同个别资本所有权的矛盾，迫使资本主义部分扬弃私有制。

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发展也受到了银行所有制的限制。在私有制条件下，与生产的社会化同私有制的矛盾一样，银行经营活动的社会化与银行私人所有制也存在矛盾。这决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银行的社会化发展具有两重性：

一方面银行的社会化限制、排挤了资本主义个人私有制，部分扬弃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信用制度固有的两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度形式。”[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499页]这里所讲的“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度形式”的含义主要有两层：第一层含义是资本主义信用的高度发展，推动了不仅仅是金融企业，还包括了资本主义工商企业以不同程度社会化了的社会资本（大集团的资本）排斥个人资本和小集团的资本的趋势，这是对私有制的部分扬弃。以美国为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个体投资者提供的资本只占整个工业资本的5%左右，各种不同程度社会化了的资本如大企业积累的自有资本、各种社会化的信用工具筹集的金融资本以及社会保障资金转化的资本占了产业资本的大多数。所以代表个人资本和小集团资本的股东的权力受到排斥。小艾尔弗莱德.钱德勒曾指出：在美国“1963年，2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中有169家或84.5%是由经理控制。这些公司中有五家公司的家族的确仍然有影响力，但这是因为该家族乃是职业的专职支薪高级主管，而不是由于他们所持有的股份之故。”[注《看的见的手》小艾尔弗莱德.钱德勒商务印书馆北京1987年版581页]。第二层含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可以利用之加以改造，建设公有制。

另一方面，银行的社会化更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资本集团掠夺剩余价值。尽管银行的社会化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银行的私有制把银行社会化的成果大多掠夺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资本集团手中去了：一是利于资本家和被当作资本家的人利用银行筹集来的社会资本占有他人的劳动、控制社会劳动。二是利于资本家和被当作资本家的人利用银行筹集来的社会资本控制、支配资源。三是利于他们排斥占大多数的存款人对自己的存款即对银行的债权的管理和保全。损害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历次的金融经济危机中，少数银行家们的失误使的广大存款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四是这个矛盾限制了第三世界国家银行业的发展。从而限制了其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经济落后、总量小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银行、企业与西方银行和企业的竞争。

十.整个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银行

西方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完全可以通过突破银行经营活动的社会化与银行私人所有制的矛盾对银行社会化发展的限制，推动银行所有制进一步的社会化发展，建设“整个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银行”。在前面讨论股份制时谈到，资本主义股份制经济起源于剥削阶级对劳动者的合作组织的掠夺，体现了剥削阶级卑鄙凶狠残酷的特性。但是由于股份制突破了个人私有制的壁垒，本身含有对个人私有制的扬弃，所以共产主义政党可以加以改造，利用来为无产阶级服务。

股份制最为体现私有制特征的是入股者按股份多少即资本多少来分配对股份制经济的控制权，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法权（即资产阶级的法定权力），保证了资产阶级在“自由”、“平等”、“民主”的旗号下控制他人的劳动，控制整个经济从而控制政治的行为“合法”、“合理”。所以共产主义政党在建设整个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企业的过程中，必须要始终明确：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企业应该按股份分红，以实现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个人所有制，但绝不能按股份多少行使决策、管理企业的权力，否则就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了。私有制企业按资本分配管理权力是因为其本质是为个别资本的私利服务，而工人阶级共同所有制企业是为整个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服务，两者有本质不同。

在对银行的决策、管理活动中应该完全体现“整个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特征：不论入股的资本多少，所有的个人、集体、阶层都只能凭借科学、真理和正义来参与银行的管理，即只能按最科学、最有理、最符合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准则来管理银行。这是建设整个工人阶级共同所有企业的第一准则。这是无产阶级法权，也是实现真正的经济政治平等的基础。

在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企业（包括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制特性与以前所有的所有制形式都不同，以前全部的所有制单位之间都是私有者之间的关系，是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关系，而工人阶级共同所有制与其他所有制之间是公有者与私有者之间的关系，是全体人民与小集团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全新的、完全与以前不同的观念。对于这种属于整个工人阶级的企业的各方面，如资本金、债权、债务、监管等等，理所当然地要与目前基于所有种类的所有制形式如私有制、国有制、集体所有制的资本金、债权、债务和股权的关系，在观念上、立法上相区别。

1.资本金。

承认个人私有制的法律都会规定，支付企业注册资本金的人即为股东，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在没有取得政权的条件下，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可以采取以约定放弃以所占股份金额多少来行使决策、控制权力为条件由党员集资注册的方法注册银行，或者将集资集中成一个共同所有的基金用于购买、控制按资本主义方式注册的银行，此时这个基金必须按资本主义方式即以资本金额所占比例来行使全部权力以对付私有资本集团。

由党员出资注册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企业，意味着一旦企业经营失误，将首先由共产党员来承担损失。这表面看是刻薄不近常理，但这对于共产党吸引并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十分有利，表示出共产党与私有制观念彻底决裂的具体行动，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

2.“全体工人阶级的投资”。

依照西方现行的观念和法理，“存款”是客户对银行的债权，不能形成股份，不可能是“投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念。（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建立真正的公有制银行，所以也是如此。）但是，这些观念和法理产生于私有制社会，是与剥削阶级统治相适应的。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银行吸收的存款都是作为“负债”而存在的。这样，除了组建银行以及购买银行股份的个别资本以外，银行就对以存款方式投资的投资人的权力进行了限制：除了破产后进行债务清偿外，在对银行经营各方面，就排除了以存款方式投资的投资人参与管理、监督银行经营的权力——存款人丧失了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而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只需付出一些利息就可以通过银行贷款取得对社会资本、社会劳动的支配权，从而支配他人、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而且银行的股东也通过银行支配他人的劳动。这是最典型的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法权最不公正之处就是银行凭其债权可以对借款人行使监督权、参与决策，而存款人却不能凭其债权对借款人（银行）行使监督权、参与决策。就如马克思曾指出的那样：“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资本的支配权，使他获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496页。]这样，资本主义的信用体系，资本主义对“银行存款”与“投资”的法律规定就剥夺了除资本家以外的全体人民管理、支配“银行存款”这一金额最大的社会资本的权力。存款人如果想行使对自己的财产的管理、监护的权力，就必须通过某种途径使自己成为银行的股东（资本家），即把自己的存款变为投入银行的资本。资本主义的法律为了保护个别资本（如投入银行的个别资本）的利益，而限制和剥夺“银行存款”这一社会化程度最高的资本的利益。可见资产阶级标榜的口号名义上是财产不可侵犯，而实际上从法律制度上、行政活动上却执行的是“私有资本神圣不可侵犯”。资产阶级出于维护私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支配权，对于银行存款这直接威胁到个别资本的社会资本必然会进行种种限制。

所以，现行的关于“银行存款”、“投资”、“借贷”、“股份”等等观念、法律都只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夺了人民大众管理自己创造的社会资本的权力，剥夺了人民大众支配自己的劳动的权力。所以，对共产党来讲将存款人被剥夺了的对自己的资本的参与管理、监督权力，归还给存款人，使之收回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把全体存款人的银行存款视为全体人民的投资也是建立公平社会的要求。这就是我们把银行存款称为“投资”的理由。

3.所有者的权利

如前所述，私有制银行对以存款方式投资的投资人的权力进行了限制，排除了以存款投资的投资人参与管理、监督银行经营的权力，在这同时也就取消了以存款方式投资的投资人投资数额大小的差异。而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银行，已剥夺了个别资本通过股份控制银行，从而支配社会资本的权力，也当然要剥夺任何个人、集团、阶层凭借其存款投资的份额支配社会资本的权力，这必然会形成由全体存款投资人平等地共同行使对银行社会资本的支配权。也就是说，在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银行，从而对银行的社会资本的管理监督权力方面，所有的人无论投资多少，都一律平等。任何个人、企业、集团、阶层对银行经营的干预都不能凭借其存款投资的份额行使权力，而必须以科学、真理、正义，通过公开的银行监管活动来实现。这是无产阶级法权，也是社会经济政治平等的基础。

建设整个工人阶级共同所有企业实际上会导致形成建立全体存款人所有的银行。在现代，由于需要银行服务的人数众多和银行服务内容的雷同，存款人会自然地从工人阶级扩大到其他阶级，银行的发展也自然会形成向全体存款人所有的银行演化。这正好可以方便工人阶级团结其他被剥削阶级，分化瓦解资产阶级，使银行向全民所有制方向发展。由于银行信贷资金其实是社会资本的特殊性质，使其成为第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当然是极其自然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提出在西方私有制条件下可能通过和平手段建设整个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企业，还基于在西方部分银行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建立有在一定范围内吸收职工参与企业决策和监督的机制的事实。这方面以三家全能银行为主的德国银行系统就是很好的参考。从德国银行的权益不仅集中在所有者阶层，经理层和职工对企业也有事实上不容否定的某种所有权，德国的员工参与式的治理结构,重视职工参与的共同决策机制的优点可以看出：对于一些受到其他财团的压制而面临危机的个别资本集团来讲，是无法不对强大的工会做出让步的。如果有着统一的共产党领导的步调一致的整个工人阶级则对资产阶级各个集团进行分化，各个击破的胜算很大。

十一.公有制银行的管理

如前所述，工人阶级共同所有企业的管理需要以科学、真理、正义为准则，这与所有的私有制企业以自己利益为准则的经营活动有本质不同，所以需要建立与其他一切私有制企业绝然不同的管理体制。

要保证工人阶级共同所有企业的经营活动符合整个工人阶级的最大利益，企业的管理体系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按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是接受整个工人阶级的全面监督。处于社会再生产各领域的工人范围广泛、人数众多，要实现对企业的监督就必须要有组织、有分工、分层次的公开的监督、管理体系——这当然只有工人阶级政党才能做到。

这种分层次的全民监管体系的基本构架是：

（一）.以共产党组织为核心，打破资产阶级的行政系统、行业系统、企业管理系统对共产党员的分割、限制，动员组织全体党员突破所有现有管理体系的限制，以最利于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坚持正义的原则组建党内机构组织。在此基础之上，组织动员尽可能多的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使工人阶级形成整体组织。

（二）.在企业内部也应该以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坚持正义的原则组建党内机构组织。这些组织的任务一是动员全部企业职工参与民主管理，二是吸收企业外的共产党组织所组织的工人对企业的民主管理。

注意：以上所讲的共产党组织必须是真正的民主组织，不是专业的企业管理的机构或工会内的行政机构。共产党员必须要记住，自己和党的组织的目的不是要成为行政管理机构，而是要深入到所有工人活动中，以科学、真理、正义引导、团结工人，改造工会组织，以实现工人阶级作为所有者凭借科学、真理、正义经营监督好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企业，从而对社会资本的运用、经营进行管理，实现工人阶级对经济的控制管理。如果共产党组织成为行政管理机构，不管是企业的内部机构还是工会组织机构，都会使自身向行政化的方向发展，其结果就是共产党组织会向着凭借权力来实现所谓“领导”的发展而脱离工人阶级，同时党的自身也会由于行政化而被割裂，失去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最终丧失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资格。

（三）．对工人阶级共同所有银行的监督管理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首先以银行内部党组织和银行内的经营、监管机构或部门的共同活动打破银行内部各部门部门、专业、区域的分割限制，组织所有党员进而组织全体职工共同参与监管。

其次是以整个共产党组织与各银行的联合组织活动，进一步在全党范围打破行政分割，把监管活动公开，动员、领导各全体党员和银行以及相关企业的员工和个人参与监管。

最后是把监管活动向整个工人阶级公开，由党动员、组织整个工人阶级参与监管。

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由共产党统一组织监督管理活动，其终极原因是为了克服熵的扩大。私有制是人类社会扩大熵的最主要动力，熵的扩大破坏社会的次序，反过来又利于剥削阶级集团掠夺，损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改变这一局面，只有由工人阶级政党以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坚持正义为自身行为准则来团结领导工人克服个人作为私有者的局限，以科学、真理、正义管理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企业，使企业的经营最有利于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从而实现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目标。

建设工人阶级共同所有的企业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任务，在这伟大而艰难的运动之中，所有的个人，尤其是企业的员工都会受到整个工人阶级的教育、改造，这是最佳的消除企业和银行经营的“道德风险”的体制。这种体制完全可以克服在世界范围由于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而带来的监管困难的难题。世界上通行的监管活动是以行政系统的监管来进行的，它适应于生产社会化程度低的条件下单一的企业、单纯的银行；对于高度社会化巨型化、深入各经济领域、全面混业经营的现代银行就很难进行有效监管了。而监管活动的社会化正是克服这一矛盾的最佳选择。由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局限，不可能产生这种组织全体人民群众共同监管的体制。这一创举只有共产主义政党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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