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毛捧蒋是一股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思潮

评茅于轼的反毛与杨天石的捧蒋

    

    自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中国大地上泛滥以来，攻击革命领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为历史反动人物翻案、赞美和鼓吹资本主义，似乎成为某些势力出名出采的一种“时髦”，一种“时尚”，那些抱定剥削阶级世界观的人们趋之若鹜，争先恐后。茅于轼的反毛与杨天石的捧蒋就是这股思潮中孳生出的两束毒草。

                    毛泽东思想是“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吗？

    毛泽东和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中两大著名人物。这两大历史人物，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改天换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翻身解放，站起来了。另一个是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独夫民贼，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在他篡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以后，中国走了一段投降帝国主义、出卖祖国和人民利益、使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恶性膨胀的反动、黑暗之路。对于20世纪中国这样两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如何评价，应当说，早已盖棺定论了。然而，却不断有人来翻这个历史旧案。这种翻案活动，如果是发生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资产阶级那里，倒也不足为奇，因为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他们吹捧蒋介石、攻击毛泽东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然而，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翻案活动发生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机构内部，有的还是共产党员，这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
    最近，茅于轼先生发表了《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是什么？》的文章（2006-09-06 15:44:41新浪财经），在这篇文章中，他恶毒攻击毛泽东同志与毛泽东思想。说什么：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为了论证他的这一重大“发现”，他振振有辞地发了一通议论。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是否定与污蔑毛泽东时代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说什么：“改革前的毛泽东时代中国是一个穷人国，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中产阶级。不是人不想发财，而是怕当了富人挨批挨斗，并且殃及子孙。那时候把富人和他们的子子孙孙都看成是阶级敌人。虽然富人没有了，富人的子女还在，他们继承了富人‘剥削’的罪名，替他们的父辈受过，不允许上大学、参军、入党，更谈不上出国，要找个对象结婚都难。”茅先生的这段话涉及三个重要问题。第一，他反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中产阶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二，他污蔑“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中产阶级”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穷人国”。第三，对我们党的阶级政策和国家政治制度肆意歪曲与攻击。谁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对于剥削阶级的基本政策，除了“剥夺剥夺者”，还实行“给出路”的政策，使剥削阶级分子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成分论，并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在我们党、军队和政府机关里，包括一些担负党、军队和国家高级领导职务的领导人中，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也并不是个别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至于所谓“继承了富人‘剥削’的罪名，替他们的父辈受过”，更是无稽之谈。具有讽刺意味是，被茅先生和许多自由化“精英”们攻击、控诉的所谓毛泽东时代虐待的许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恰恰正是在那个时代上的大学，成了今天的著名知识分子。对于这样的事实，茅先生又作何解释呢？当然，如果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继承”他们父辈的剥削阶级立场，站在劳动人民的对立面，那就另当别论了。 
    二是为剥削阶级“剥削有理”张目。他说：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总人数不算少，但是在十三亿人口中大约只占5%。他们生活宽裕，意识形态接近西方，比较有独立的想法，希望社会安定平稳，个人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所谓资产阶级，顾名思义，就是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的阶级。按这个定义，它应当包括外国来华经商办厂的资本家，包括港澳台的资本家，包括海外华侨回国经商办厂的资本家，以及国内的私营企业主。茅先生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是可以认同的。问题在于，茅先生把资产阶级视为“名正言顺”，“接近西方”，有“独立的想法”，“希望社会安定平稳”的力量，这就需要画问号了：茅先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是在为谁说话？目的何在？
    三是鼓吹资本主义制度。说什么：“如果实行代议制政治，他们（指资产阶级）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坚力量。”所谓代议制，就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一种议会制。茅先生的这个主张，就是明白无误地要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所谓形成“中坚力量”，就是让资产阶级上台，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茅先生与贺卫方们在西山会议上提出的“宪政模式”是完全一致的。
    四是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胡说什么：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如果说，茅先生所指的“和谐社会”是他所主张的“代议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话，那么，毛泽东思想的确是它的“对立面”，也的确“非常有破坏力”。因为，只有“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建立起来。
    茅先生说：“在今天的政治中”，“拿人数来讲”，“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所以“资产阶级的声音还很难成为主流。”他的这些话与他主张“实行代议制”的话结合起来看，言外之意就是，要使资产阶级思想成为“主流”，成为“中坚”，就要否定与取消《宪法》规定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然而，这只能说是茅先生的一厢情愿而已。因为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在亿万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主流”位置，是茅先生和他的同伙们所无法抹去的。 
    五是在国际问题上，说什么“现在的穷国国内纷争不断，政治多变，而且往往演化成为国际冲突。”这段话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一方面，他把战争和冲突的责任归罪于“穷国”，归罪于第三世界国家；另一方面，他又试图掩盖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与干涉政策，否定与抹杀某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本性是战争的总根源，是“纷争不断”和“国际冲突”的主要原因。远的不说，近几年发生在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巴以的战争，哪个不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战争政策造成的？茅先生还梦呓般的胡说：“穷国变富，将彻底改变国际政治”，“战争和恐怖主义将退出舞台”，“更有全世界的和谐、社会的进步和每个人能够平安地享受人生”。人们要问茅先生，离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干涉的斗争，离开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哪个“穷国”能变“富国”？而那些“富国”列强们，哪个不是靠战争（包括无硝烟的战争）掠夺、剥削它国发达起来的？茅先生的这套“理论”，无疑是在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
    茅先生的这篇文章，用“穷人”和“富人”的概念，抹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区别，模糊阶级界限；用“穷人国”与“富人国”的概念，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区别，淡化两条道路的斗争；用“穷国”与“富国”的概念，掩盖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淡化帝国主义的本质。茅先生的这套春秋笔法在市场经济的灯红酒绿、珠光宝气中虽有一定的迷惑性，但它是欺骗不了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的。 
    茅先生竟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这是他长期以来形成的固有思想和阶级偏见而致。记得2005年11月10日《中华工商时报》有一篇题为《茅于轼的嘴和章子怡的腿》的文章（：王京韬）介绍：一次，“茅于轼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兼职教授的身份对学生作报告，其中提到‘抵制日货是很愚蠢的办法’，‘我们活在世上到底为什么？其实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享受人生。’”一个满脑子“享受人生”的人，必定是奉行“有奶就是娘”的人生哲学。在这样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驱使下，充当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吹鼓手的茅先生，自然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

                             蒋介石有“大功”吗？

    无独有偶，近日，《百年潮》杂志原主编、《炎黄春秋》杂志现顾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号称历史学家的杨天石先生发表的一篇谈话，竭力吹捧蒋介石，也属于这类翻案文章。
    《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8月出版的第20期，刊出一篇《杨天石：看清蒋介石》（：陈东）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全国许多报刊上转发，影响很广。
    文章称杨天石先生“长期研究蒋介石而广为人知”，说“杨天石可能是国内目前能看清蒋介石真面目的人之一。”蒋介石的哪些“真面目”被杨先生“看清”了呢？杨先生又是通过什么史料“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呢？请看该文介绍：
     2006年3月3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正式对外公开蒋介石1917年到1931年的日记原件，杨天石和他的同事专程赴美查阅了这些“历史资料”。杨天石认为：“蒋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因为，蒋的日记不是“为了写给别人看的”，“要让你知道我的伟大的”那种，而是“主要是写给自己用、自己看的。”并说：“蒋写日记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进行自我道德修养，……他想做‘中华民国的模范’。……第二个目的是总结他本人治党、治军、治国的经验。”所以杨先生的结论是：“从总体看，蒋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因此也有比较高的史料价值。这项资料不可不用，如果不用的话，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当《人物周刊》问他以什么标准来评价蒋介石，他的研究又“有那些突破”时，杨先生是这样回答的：“对蒋我只能说三句话：第一，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第二，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很复杂的人。第三，这个人有功有过。”接下来杨先生借由胡绳主编，经胡乔木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中曾经说过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这句话，开始“突破”：“在我看来，他有大功，也有大过(罪)。我觉得蒋一辈子有两大功。第一大功是他在1926年到1928年三年时间里，领导北伐战争，打败了三个军阀军团，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中国17年的统治。第二大功是1937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蒋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日，并且取得了胜利。两大过(罪)是什么？第一就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党剿共。共产党员和苏区人民被杀害了26万多。第二就是1946到1949年三年的内战，这是一次反共的内战，是违背历史潮流和中国人民愿望的不得人心的内战。”
    不难看出，杨先生为了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思想，而又“真人不露相”，的确在用词造句上和引证上动了一番脑筋的。他评价蒋介石的三句话，第一、二句，不涉及实质性的问题。关键是第三句的“有功有过”中的“功”和他进一步指出的“两大功”。
    蒋介石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对他的一生怎样评价才是正确的？以往的词海、词典、党史、国史、政治教科书和党的决议，对蒋的评价大体一致。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政治学词典》是这样评价的：“出生于盐商家庭。早年在上海当流氓，搞投机买卖，当过交易所的经纪人。后来投机革命，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在北伐战争中窃取了军权党权。1927年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群众，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民党政权，从此一贯实行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的方针。‘9.18’事变后，坚持不抵抗政策。对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动五次围剿，还不断制造新军阀混战。抗日战争期间，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又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在他当权期间，奉行买办的法西斯主义，实行残暴的特务统治。1946年，他悍然撕毁‘停战协定’，推翻‘政协决议’，召开伪国民大会，制定伪宪法，自任伪总统。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覆灭，蒋率残部逃到台湾，1975年4月在台北病死。”（该书第 625~626页）毛主席对蒋介石的评价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蒋介石在挑动内战》）
    杨先生要“突破”，要给蒋介石翻案，自然就得给蒋介石评功摆好。他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北伐战争，一个是抗日战争。
    关于北伐战争，最早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5月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担任北伐军先遣队，向湖南挺进。到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才正式开始。在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组织并发动了广大工农命群众予以积极的支持与配合。1927年春，汉口、九江工人驱逐英帝国主义者，收回两地的英租界；上海工人举行了3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也迅速地发展起来。革命势力迅速在黄河、长江流域发展起来。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和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支持，仅靠7、8万人参战的国民革命军去攻打总数有35万之众的三大军阀部队，并取得平定五个省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杨先生把这个“大功”记在蒋介石头上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伐取得重大胜利，北洋军阀面临总崩溃的危机时刻，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加紧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他们一面以武力相威吓，一面分化革命阵营，寻找新的代理人。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正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准备背叛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对国民党右派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放弃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并在紧要关头交出了工农武装。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使已经发展到6万多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只剩下1万多党员。由于蒋介石的叛变，革命统一战线被破坏了，打倒军阀列强的北伐战争宣告失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丝毫的改变。中华民族仍处于苦难之中。我们要问杨先生，这些是不是事实？如果承认是事实，那么蒋介石何功之有？
    再来看杨先生送给蒋介石的第二个“大功”——抗日战争。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历史，杨先生是想否定的。杨先生在谈话中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9.18”事变，蒋介石并没有要张学良不抵抗。他说：“以前史学界都这么讲，日本1931年9月18日进攻沈阳北大营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所以把东北全丢了，……我看了日记以后发现，这个‘不抵抗主义’……时间不是1931年，而是1928年。那一年，蒋介石率兵北伐，打张作霖，但是日本出兵济南，不让蒋北伐，蒋的日记里边清清楚楚地写了七个字，对日军‘决议不抵抗主义’”。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否！有资料记载，早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中就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据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回忆说：在“9.18”事变前，“张学良转来蒋介石来电（8月16日），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赵镇藩：《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6辑）另外，冯玉祥也说过：“9.18”发生，“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26页）。可见这个“不抵抗”的对策是蒋介石定的，不能加到张学良头上。再看“9.18”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态度和表现，也有助于我们分析问题。第一，蒋幻想和平解决。他提出：“尽力避免战争”，“希望和平解决”。第二，蒋迷信国联来解决。他说：“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第三，蒋提出先要安内。蒋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此外，陈布雷的日记和时任蒋介石的外交部长顾维浚的回忆录，也都有与上述史料相同的记载。（见团结出版社，杨树标著：《蒋介石传》，264~265页）
    杨先生为了证明他的“突破”有理有据，还列举了其他一些例子，其中有：1、“我们以前对国民党的抗战，通常讲八个字，叫‘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卢沟桥的抗日战争展览，……在原来写那八个字的地方，换了新的八个字，叫‘正面战场，继续作战’”“说明我们过去的看法有片面性”。笔者认为，这个例子帮不了杨先生的忙。“正面战场，继续作战”并不说明蒋没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再说，“正面战场，继续作战”，也不是针对蒋介石一个人，而是泛指国民党军队中那些坚持抗战的部队。2、“1937年的庐山谈话会，蒋介石发表讲话，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都有守土抗战之责’。这是蒋在作全面抗战的号召”。历史事实是，这个“7.17”谈话，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迫于全国人民的呼声和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尽管如此，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立即表示欢迎，给予积极的肯定与回应。但这件事本身并不能说明蒋介石就有什么“大功”。特别是在“谈话”之后，“蒋在对内政策上没有提出任何改进措施，没有宣布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没有改革旧的政府机构，没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对中国共产党仍不允许公开活动。”（见《毛泽东传》1893~1949，456页）3、“开罗会议肯定台湾、东北这些被日本占领的土地都要归还中国，蒋是有功的。”这个“功”也归于蒋，甚是荒唐可笑的。4、杨天石认为：蒋有“治国的理念，……外交上，他采取的是温和的软弱的路线，有时候，甚至是妥协路线。蒋介石也希望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不是干脆利落地宣布废除，而是要和列强慢慢谈；列强不同意，他就慢慢等。人们都知道，一直到抗战后期，英美才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废除了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杨先生不会是在这里打诨吧？对这样的浑话，笔者只能用欲盖弥彰、越涂越黑这八个字来评价了。5、杨先生说：蒋介石“对内，他本想推行一条改良主义的路线，主张劳资合作，阶级调和’。譬如，蒋多次提出，要‘二五减租’，就是说，农民向地主交租，可以从原来的租额中减去25%。这是改良，不是革命。然而，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候，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因为蒋介石需要地主的支持。只有后来到了台湾，台湾的地主跟蒋介石他们没有那么深的联系，所以推行下去了，搞了土地改革，台湾的经济起飞与此大有关系。”显然，杨先生是在尽心尽力地给蒋介石梳妆打扮，穿上件新衣服，然而，杨先生加到蒋介石身上的这件新衣服，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而已。
    好了，在蒋介石的问题上，杨先生说的够多了，我们还是听一听毛泽东同志的见解吧。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针对蒋介石的真反共假抗战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提出尖锐地批评：“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在中国有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招致了战争的挫折，大部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人民的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团结的破坏。这种反动政策妨碍了动员和统一一切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进行有效的战争，妨碍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但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的运动并没有停止，它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压迫之下曲折地发展着。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很久以来，就明显地在中国存在着。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1945年8月13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中再次指出：“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个党过去打过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在抗日战争中间，在一九四○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它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我党的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铿锵有力，字字珠玑，对蒋介石的反动嘴脸揭露得入木三分。杨先生为蒋介石翻案的那些雕虫小技，在毛泽东思想面前，是多么不堪已一击啊！

                      反毛与捧蒋是一股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思潮

    茅于轼的反毛与杨天石的捧蒋，并不是孤立的单个人行为，而是一股思潮的反映。这股思潮，过去叫资产阶级自由化，近几年这个“品种”改良了，叫新自由主义。当年的“翻案风”、“抹黑风”也变种为历史虚无主义了。对这股反动思潮，虽然不是我国的主流，但我们千万不可小觑。列宁一手创建的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那么强大，那么坚不可摧，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联成一片，简直就是红色海洋了，结果，千里之堤毁于一隙，酿成一场无可挽回的灾难。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前夕，列宁就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以后是不是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时期、暂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胜利后一定要挖上‘三道战壕’来防止这种可能。”（《列宁全集》第10卷第307页）毛主席从西柏坡进京时，也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列宁和毛泽东都认识到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如果不坚持“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苏东国家的剧变，不幸被无产阶级的领袖们言中了。
    从几年前开始，美国这个帝国主义世界的当家人，把“和平演变”、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以“颜色革命”的新形式到处推销，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是他们推销这一政策的重点。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内外那些敌对势力，帝国主义的走狗，以及我们共产党队伍中的变节分子，就不大安分了，他们以为时机来了，可以呼风唤雨了。西山会议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叫嚣，就是一种象征，但也决不是仅此而已。近几年来，怪现象越来越多了，搞新自由主义的这些“精英”们，越来越放肆了，简直到了明火执仗的程度。
    刚刚出版的《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的一些文章，就充斥着这样一些东西。笔者在这里略举两篇。
    一篇是李锐的《开放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后面特别注明“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常务副部长”（这一次还没有把“原毛泽东秘书”列上），这样标明身份，想必是借以提高文章的影响力和分量吧。世人皆知，李锐反毛是出了名的，一贯的。这篇文章一如既往。尽管该文观点没有多少新意，无非是重复放毒而已。但，为了说明问题，笔者还是摘录几段，作为“奇文共欣赏”吧！            
    “毛泽东对来访的黄炎培说过：‘我们找到了一条新路，就是民主。’……可是，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我们走入了一条同这种追求和声明相悖的道路，走入了一个误区：以各种政治运动‘兴无灭资’，快速建立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空想社会主义；从而贬斥资本，贬斥知识，大整知识分子；搞阶级斗争，搞个人崇拜，搞‘马克思加秦始皇’；于是一次次运动，最后从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一直运动到崩溃的边沿。这个误区……当然也同毛泽东个人的独断专行有关，他从马克思那里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但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共产党宣言》还有其他语言，例如“自由人的联合体”等。”“回顾历史可以看出，我们必须弄清楚三个问题……第一是人类进步的历史，包括我们中国，到底依靠什么?……科学……民主……法治……市场经济。这四项属于全人类，也属于中国历史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第二要搞清楚的是主义和理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也好、列宁主义也好，毛泽东思想也好，邓小平理论也好，这些理论……到底应该占什么地位?上个世纪出的问题，1949年以来出的问题，好多同它们分不开，现在还写入宪法……。第三个问题，党的问题要搞清楚。……过去毛泽东讲过：‘我就是无法无天’。……我亲耳听毛泽东讲的，“个人崇拜是要一点的”。但在西方，个人崇拜(personal cult)与邪教是一个词。……党也要讲民主和法治，不能搞专制，党要归宪法管。……从东方到西方各国，从革命与改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作历史发展的对比；认为民主、共和、宪政、信仰与思想自由、人文精神、市场经济、人权观念等，是构成现代文明的几大基石和标志。……《综合哲学随笔》的不赞成把哲学只搞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以及唯物辩证法那样强调斗争，……从古今中外的众多历史事实看，不能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我们的党政权力太大，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所致。因此有人叫我们权贵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还有待大改革。”笔者曾经写过批判李锐奇谈怪论的文章，上述谬论基本都涉及到了，笔者不想再费笔墨，只说两句话：过去，李锐被开除党籍20年，看来没有冤枉他；现在也应该开除他的党籍，因为他已经彻底背叛了共产党，不配再作共产党员！
    另一篇是《李慎之二三事》，陈乐民。李慎之是何许人物？是号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李慎之死了三年多了，至今还阴魂不散。在这篇4000多字的文章里，充满激情地历数这位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领军人物”的“功劳”与“贡献”。文章特别推崇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这篇所谓“暮年压卷之作”，什么“独具风格”，“振聋发聩”，“反映大众的心声”，“为民主呐喊”；什么为“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情怀所感动。”笔者曾经拜读过《风雨苍黄五十年》。他都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到一九七六年为止，共和国几近二十年的历史都可以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中国人在被‘解放’几十年以后不但历史上传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全民失去记忆，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五十年间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难”。“大耻辱、大灾难的祸首明明是毛泽东”。五十年“历史剩下的只是谎言。”“我还是‘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是和平演变，那就只有暴力革命了。”此外，李慎之在给何家栋的一封信中写道：“几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较量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义则是主流，而且是全人类近乎都要走的必由之路。”（见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早在80年代中期，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李慎之就对茅于轼、许良英说：“所谓现代化就是美国化。”（见茅于轼、许良英的回忆文章）（以上均引自《怀念慎之》一书）
    像《开放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李慎之二三事》这样明目张胆的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的文章，完全是一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思潮的产物。这些文章，给人一个强烈感觉是：它们不过是几个“搬运工”从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陈旧物品仓库”中“贩来的”几件劣质旧货，在国人面前招摇过市，到处兜售而已。恕笔者直言，如果把这种文章看成代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先进思想”、“正确认识”，如果全国的新闻媒体、报刊杂志，都来造“二李”（李慎之、李锐）和杨天石们这样的舆论，笔者敢断言，我们离亡党亡国不会太远了！（完稿于2006年10月12日）
    （环球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