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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诸子的生卒　　

《列子》《庄子》《墨子》的　　

抄袭《列子》？　　

“十日”和“共工”　　

禅让——宋襄　公和燕　君哙　　

郑子阳、齐高昭子、国惠子之死    　　

歪曲杜撰人人有份？　　

墨子　　

孟子　　

庄子　　

荀子　　

韩非子　　

简说上古的战争史　　

诸子的互攻　　

诸子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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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老田说【中国的自由派以谎言作为依据进行大批判事业的恶霸做法，其实早就有了先例。文革前官员中间已经发展出一种成熟的整人方式：由高官（当时叫领导干部）指出挨整对象，各种积极分子迅速跟进，揭发此人的言行作为定案的材料，各种材料综合之后形成报告，上报主管机关批准之后，正式定案。】【象这种整人方式，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除了丧心病狂者或者想趁机要捞一把好处的人之外，无不感到深恶痛绝。】——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首先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明确各家的主张，在此基础上做“批判的继承”，才有起码的说服力。今日的先“指出挨整对象”再“整材料”最后定案的“批孔”运动，虽然很可能不是“丧心病狂者或者想趁机要捞一把好处”，至少是“学术作风”恶劣。　　

以此思路，简单考察一下孔盟、老庄、法家、墨子。由于诸子中“孔孟之道”最讲究“事实说话”【多闻阙疑】【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反而受到最大“整材料”学术的攻击，受最大的不公，因此本文立意就是尽量“以孔孟之道的本来面目看孔孟之道”，逢孔必反的高人就不必看下去了。　　

“禅让”浮夸风的帽子，孔子戴得太久了，早该物归原主《庄子-让王》的无名氏同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之愚忠的帽子孔子戴了两千年，早该物归原主韩非同志。毛主席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帽子，也该归真正的主人　燕　君姬哙同志。　　

诸子的生卒　　

本文讨论的诸子生卒年。搜索结果按先后顺序如下：　　

老子：前600年～前470年之后　　

孔子：前551年　农历八月廿七　～前479年　农历二月十一　　　

墨子：约公元前468年～前376年　　

列子：郑繻公二十五年，即前399年，　郑　君杀其相子阳。这个子阳就是《列子-说符第八》和《庄子-杂篇-让王第二十八》说的给有饿相的列子送温暖的郑子阳。因此前399年时，列子为壮年。　　

孟子：前385年～前304年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惠施：约前370～约前310，与庄子为友。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　　

韩非子：约前275～前233　　

《列子》《庄子》《墨子》的　　

《列子》敬称“子列子”，《墨子》敬称“子墨子”；两书中列子、墨子的事迹，多处记载决非二子自己的自传。　　

特别说说《庄子》。　　

司马迁说《渔父》《盗跖》《胠箧》为庄子所作，其余未说。细读《庄子》，司马迁的说法是有点问题的。《庄子-内篇》六篇，其中的孔子被塑造为老子无为哲学的大成者，孔子的形象也没有什么污点，完全是用孔子来证明庄子自己生活哲学的符合“圣人之道”的，【以明老子之术】是显然的，但是没有用【诋訿孔子之徒】的办法。司马迁说《渔父》《盗跖》《胠箧》是《庄子》的代表作，其文风则是对孔子的诽谤无所不用其极。并且《庄子》的们包括庄子，大量抄袭《列子》的神怪和主张。　　

《庄子-内篇》之外的篇章，则是否定国家治理，否定圣人，直至《胠箧》提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将社会治理等同偷盗，完全是无政府主义——韩愈在《原道》中就指出，历代“圣人”之所以不是全部按“古之人”搞“无为而治”，完全是因为社会发展后经济开始复杂，人心自己变坏，“圣人”不得不制定“礼乐刑政”治理人际关系，制定度量衡维持公平交易，并非出自庄子之手的《胠箧》提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是搞反了因果的胡扯。　　

到了《庄子》最后一篇《天下》，则是赞扬上古的社会治理，跟《胠箧》完全冲突，完全站到了儒家的立场上！　　

【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备乎！】——意思是古人的学问包罗天下一切生产生活和精神文化需求，而后世的百家是【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仅仅学了古人的某一方面就以为可以作为普遍真理，放之四海了。批评百家这种做学问的方法跟耳目鼻口和各种手工业一样，专长一方面也只适用一方面，仅仅是【一曲之士】。《天下》篇评价诸子，墨翟、禽滑厘、若获、已齿、邓陵子，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惠施等人都一样，都是有所长有所短；赞扬的高明人物是关尹、老聃；综合评价庄周的一生学问，其地位等同墨子等。也就是说，《天下》篇决非庄子本人所作。实际上，《天下》篇的立意跟司马迁论六家要旨如出一辙，是对它之前的百家的综论，肯定《诗》《书》《礼》《乐》《易》《春秋》，认为六书是天下学问的来源【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实际上是肯定儒家经典，并且与儒家一样以古人为圣，以为后世的政治模范。　　

今有考证说《庄子》内篇才是庄子所作，其它篇很可能不是庄子的作品。确实只有这样的解释才能说清楚为什么《庄子-内篇》六篇与其它篇章的立意、抹黑孔子与否，以及行文的“学术道德”有那么大的出入。也即，三书除了部分内容可能确实出与三子之手，其它篇章都是出于分别仰慕三子的春秋战国“好事者”所作，属于“托古为文”。　　

抄袭《列子》？　　

列子生在庄子之前，《列子》无庄子，而《庄子》中多见列子，也就是说《庄子》的们在《列子》的们之后。　　

“百岁髑髅”；“纪渻子为王养斗鸡”；“列子问关尹”；列子的师傅壶子斗走郑国神巫季咸且列子终身不渝——这个故事决非列子自传；列子去齐国半路而反，对齐国恶劣政治见微知著；有饿相的列子拒绝子郑国之相子阳的送温暖从而避祸；以及列子御风、列姑射山上神人、鲲、鹏、冥灵、大椿等等神怪——《庄子》照抄《列子》多个故事。列子的智慧用来避祸，显然属于“喻于义”“喻于利”的范畴。　　

“子贡倦于学”的故事，《孔子家语》与《列子》同；“海上之人”父子跟沤-鸥、蜻的关系，《吕氏春秋》与《列子》同——故事真伪不可确知，但都照抄《列子》，也就是说，《孔子家语》和《吕氏春秋》的史实可信程度，比《列子》高不了多少，都需要旁证真实性。　　

《容斋随笔》的洪迈指出，《列子》中有两个记载与佛经相证，一个是借子贡之口说生死，一个是借孔子之口说西方有圣人，洪迈指出这个“圣人”显然是释迦，两个故事中孔子和子贡的世界观显然跟儒家经典大相冲突：　　

【子贡曰：“寿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恶。子以死为乐，何也？”林类曰：“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营营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贡闻之，不喻其意，还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与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尽者也。”】　　

【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　　

《列子-汤问》通过夏革之口，说了一种至小的虫子“焦螟”，通过类比手法指出其小【群飞而集于蚊睫，弗相触也】。后来晋朝的葛洪《抱朴子-刺骄》有：【蟭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弥天之大鹏】。再后来到了唐朝成为一个著名的佛经故事，就是洪恩禅师给仰山和尚做的比喻【譬如蟭螟虫，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头叫唤云：“地广人稀，相逢者少。”】——洪迈并不认为《列子》说的大小动植是真的，而仅仅是训练人的智慧的比喻，还是“我儒”《中庸》说得透彻，叫做【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　　

——最后的问题是，《列子》与佛教相通的部分，谁抄袭谁？　　

“十日”和“共工”　　

“十日”之说始出《海外东经》和《大荒南经》；《黄帝内经》论证人是宇宙的体现用人手有“十指”反映“天有十日”；《左传-昭公七年》尹无宇用“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来证明到楚王宫执法的正确性；《庄子》跟进用以证明舜有德；《吕氏春秋》说“十日并出”，尧没有办法，因此请许由来当天子；《淮南子》则与《吕氏春秋》说法相反，有板有眼说“十日并出”后尧命令羿镇压，九个不讲规矩的太阳连同地上的六大凶族一起被杀，尧由此功绩成为天子；《说苑》讲有神人自述见过“十日并出”。　　

最后到了王充这里，首先指出“天有十日”不光是《庄子》中的“寓言”讲的，部分“儒书”如《左传》也一样这么说，接着王充根据阴阳、五行、颜色、类比提出“十日”之说不可信，太阳应该只有一个；根据箭这种武器和火的物理特性指出“后羿射日”和《淮南子》说的“真人烛十日”“尧时十日并出”是【虚言妄纪】——等于说是胡扯。　　

《上古名号多非一人》已经论证，共工是炎帝之后，姜姓，在黄帝死后称霸九州；颛顼打败霸主共工称帝；帝喾时候共工造反并导致镇压不力的“祝融”重黎被杀；帝尧时候霸主共工的后代“四岳”和“共工”是帝尧朝廷的栋梁，很可能是帮助帝尧推翻帝挚统治的大功臣；舜放逐了“共工”但仍然倚重“四岳”，“四岳”又大力辅佐禹治水，显然被放逐的“共工”不会老实——总之是《吕氏春秋》说的【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共工造反贯穿整个五帝时代，是炎黄两派斗争的余绪。　　

禅让——宋襄　公和燕　君哙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司马迁说孔子【修诗书礼乐】【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孔子语录中说尧教育舜，政治的好坏在于【四海困穷】与否，舜也把这个教育给禹，没有其他的标准。　　

孔子“修”过的《尚书》说【尧授舜，舜授禹】，夏启征伐有扈氏大战于甘，【汤伐桀】大战【于鸣条之野】，【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在《礼记》中又总结说【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也就是“禅让”之“授”在尧舜禹时候是合适的，但汤武枪杆子里出政权也是对的——孔子的整个历史叙事里早指出“禅让”过时很久了！孔子“修”过的《诗》，商人的《玄鸟》唱自己的祖先汤武王是造反成功的；周人的《閟宫》唱自己的祖先古公亶父开始就挖商的墙角，这个时候纣还没有出生！也就是说孔子“修”《诗》的时候连这么影响汤、武“仁义”名声的文字都没有用“春秋笔法”掩盖一下，实在太过耿直。　　

甚至司马迁除了听说孔子跟宰予讲过“五帝德”之外再没有多讲，其他弟子也不传说这些“德”，《论语》干脆就说连对宰予也没有说过。司马迁还感叹孔子把吴太伯、伯夷的故事讲得栩栩如生，更高风亮节的许由、务光等，孔子怎么不说？——并且孔子一掌握权柄，就开始削山头搞统一，要求东周恢复西周礼法，比较今日要求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治国理想，孔子的政见并不离谱。　　

也就是说，“禅让”的浮夸风，不是孔子刮起来的，而是另有其人。　　

孔子之后的《列子》说黄帝神游华胥氏之国学习治国经验，又说【昔者尧舜伪以天下让许由善卷】。　　

《庄子》进一步夸张充实，说黄帝谦卑之至去向住在崆峒、【千二百岁】的广成子讨教；尧想把帝位禅让给他的师傅许由，被拒绝后又让给子州支父，仍然被拒；舜想把帝位禅让给子州支伯，子州支伯的拒辞竟与子州支父相同，不成功后舜又麻烦善卷和好友石户之农、北人无择，石户之农入海、北人无择自杀。后来的成汤学习舜，提议把帝位让给卞随、务光，结果卞随、务光学习北人无择投水自杀。　　

吕不韦的志向是做政治生意当太上皇，淮南王刘安的志向是当皇帝，二人组织门客编撰《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当然喜欢《列子》开头、《庄子》丰富的“禅让”故事，因此全盘照抄两书的胡扯。因为吕不韦和刘安都认为自己是很“贤”的，可比许由善卷，而赢政和刘彻，应该学习尧舜“让贤”。 　　

司马迁评《庄子》是【其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庄子为了【明老子之术】就【剽剥儒、墨】大造【空语无事实】的【寓言】，是极其恶劣的学术作风——司马迁说庄子的这个毛病【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人人都有那么一点。《庄子》中造的“寓言”，后来的《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跟进，是王充在《论衡》中评价为【浮妄虚伪，没夺正是】。　　

然而就是这样弱智的忽悠，也是有市场的，也是要发挥效果的。　　

苏秦之弟苏代以齐国利益来忽悠“很傻很天真”的　燕　君姬哙，说齐王不能称霸是因为刚愎自用【不信其臣】，于是姬哙【大信】苏秦的亲家、苏代的深交、燕国的“相”子之，燕国国政一听子之安排。为了忽悠成功，接着鹿毛寿跟进，以尧的“禅让”继续忽悠，并说禹“禅让”益不成功，原因是禹给了自己的儿子启不承认“禅让”的实力而杀了益——叫做【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於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禹等于是牌坊主义，虚伪得很，　燕　君同志你不能学禹。　于是燕　君姬哙把【三百石吏】以上的权力全部收缴集中起来，全部“禅让”给了子之，自己的儿子姬平也就没有了启的实力。　　

接着燕国大乱，齐国落井下石与燕国结下不世之仇，接着燕国卧薪尝胆二十八年报复齐国，几乎灭掉齐国。如此死人无数，责任都出在毫无廉耻、燕国齐国两边下注左右逢源的“纵横家”苏代身上；其走狗鹿毛寿的胡说八道，更是进一步的直接责任。也许《庄子-让王》的无名氏也应该负一点瞎说的责任？　　

后来的武昌起义，革命党觉得自己不“贤”，逼杀了两个革命党人的“贤人”黎元洪来做领导，导致“革命不彻底”。接着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位置“让贤”给袁世凯，演出“中华帝国”的闹剧，孙中山要“二次革命”，跟　燕　君姬哙的“禅让”一样导致死人无数。接着陈独秀同志也学习“让贤”，等来了一场大屠杀。再后来的长征，真共产党终于完全排除了《庄子-让王》刮起的“禅让”浮夸风，跟“贤人”张国焘作坚决的斗争，总算断绝了两千多年的“禅让”胡扯。　　

“禅让”高风亮节的大力提倡者的漂亮帽子，孔子也戴得太久了，早应该物归原主《庄子-让王》的无名氏同志。　　

《左传》、《史记》、应劭、赵岐以齐桓公姜小白、宋襄公子兹甫、晋文公姬重耳、秦穆公嬴任好、楚庄王芈旅五人为春秋五霸——勾践灭吴发生在春秋之后三年，而吴王阖闾没有摆平勾践，武功显然也比秦穆公差，打败勾践的吴王夫差到最后更是直接败亡，都算不到五霸之列。　　

宋襄公即位之前让贤，强烈要求老爹宋桓公立很“仁”的庶兄公子目夷，即子鱼。两兄弟有伯夷、叔齐之遗风，公子目夷认为能以国相让的太子弟弟更“仁”，跑了了事。幸好两兄弟还没有迂腐到伯夷叔齐兄弟的程度双双弃国而去，到了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故鱼氏世为左师。】——宋襄公是以一贯之，让位不成，就重用庶兄公子目夷，从而宋国大治，功绩是不可抹杀的。宋襄公最主要外功是平定齐桓公死后齐国的内乱而立齐孝公，是继齐桓公之后的春秋霸主。宋襄公是五霸第二，地位是相当稳固的。　　

宋襄公平定齐乱之后自以为自己确实是霸主了，以霸主的调调命令邾文公把大禹的后代鄫子在“次睢之社”这个地方煮了祭神，以威胁东夷规规矩矩；接着又跑去教训不服气的曹国；三年后又跑去教训郑国，很是讲枪杆子；然而教训郑国的时候被楚国逮住机会，叫做【楚人伐宋以救郑】，双方在泓地对阵，宋襄公要以堂堂仁义之师跟楚军打而大败，自己也在此战中受伤而死。——宋襄公的坏处，就是不听公子目夷的劝告一意孤行要以宋之小国继齐国之后争盟主之位、煮鄫子、攻打曹国郑国，跟强大的楚军对阵的时候又不听公子目夷的意见乘楚军立足未稳而进攻。总之是该讲礼让的地方不讲礼让，该讲杀伐霸道的时候不讲杀伐霸道。每次干蠢事的时候公子目夷都跑出来提出正确的主张，每次宋襄公都没有听从公子目夷的正确主张，真是会识人却不会用人。　　

宋襄公这个战术级别的迂腐被公子目夷严厉指责，指出打赢才是硬道理，讲什么古代年年月月时时处处讲的仁义道德，还一定要在战场上讲！那打什么仗，直接向楚国称臣就完事了！两千多年后宋襄公还被毛主席严厉批判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然而宋襄公只是讲礼，并不是不讲枪杆子，打齐国曹国郑国、以寡击众对阵强大的楚军，都能拉起铁杆队伍来干仗，宋襄公的武功还是很可以的；宋国大治，宋襄公的文治也是不错的；宋襄公礼遇重耳，为宋国找了个好后台，远见也是很不错的。　　

〖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帽子宋襄公戴了很久了，真正的战略级别的“宋襄公”　燕　君姬哙同志，反而默默无名，太不公平。　　

郑子阳、齐高昭子、国惠子之死　　

司马迁记载郑相子阳是被郑繻公所杀，齐相国国惠子逃跑到莒，相国高昭子被田乞所杀。　　

《列子》说子阳之死是【民果作难，而杀子阳】，死法与《史记》的记载不同，《庄子》照抄《列子》，不足另论。《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说郑子阳死于人为制造的“狗奔”，《吕氏春秋》说齐国两位相国高昭子、国惠子死于“牛奔”，且不谈与正史《史记》不同，单看逻辑：　　

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司马迁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堂堂诸侯之相，出入有孔子、司马迁都说过的自己愿意做的“执鞭之士”驾驶公车，能在大街上被人有意放出的惊牛惊马造成的混乱所杀？退一步说，牛马受惊在大街狂奔造成混乱，都还可以说得过去，坏蛋制造“狗奔”的混乱乘机杀掉郑子阳，就完全是胡扯。　　

也就是说，《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在描述这三人之死的问题上，水平跟《列子》《庄子》一样，还在语“怪”级别。拿这些故事来说明大道理，至多是“目的高尚可以不择手段”，属于假材料证明“真理”的恶劣学术作风。　　

歪曲杜撰人人有份？　　

司马迁说【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的歪曲杜撰【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算是说人人有份？　　

《尚书》记载，舜要大臣们当好自己的左右手，好好辅佐自己治理天下。舜想知道天文地理珍禽异兽，命令左右大臣把这个搞明白；舜想学习古人的典章制度、穿五色的丝绸华服，命令左右大臣按这个要求搞好后勤；舜想听世界上最好听的音乐，通过民歌民谚了解民情，要求左右大臣去把这个娱乐文明抓好。并且，舜自己犯错误的时候大臣要站出来辅助防止扩大错误，更要求大臣不得阳奉阴违、表面上应承私下发牢骚。舜要求大臣处理好舆论，给不和时宜的胡说八道要树立正确的榜样，配合鞭刑惩罚，刑书记过，以让他们上进！各级官吏提出合理的提案和政见是他们的份内事，要经常进行评比工作，按正确意见办并表扬先进，对尸位素餐和反革命言论刑法伺候！——舜的整个公告里没有一点勤俭节约、文质彬彬的形象。　　

也就是说，孔子将尧舜禹汤说成仁义得不得了的模范是铁定的抹光，孟子进一步认为仁者无敌不要枪杆子是胡扯，但孔孟至少没有说尧舜禹的生活过得比普通人还穷。　　

孔孟犯这个错误好理解，严厉指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的墨子和将儒者列为“五蠹”之首的韩非子也给尧贴金，墨子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说【昔者尧舜有茅茨者】，韩非子进一步胡扯说尧领导世界的时候个人待遇是【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意思的尧住茅草房，不听音乐，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给自己的待遇只相当于韩非子时代的一个监狱警察。然而尚书明明记载帝舜要求的衣服是【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王充就充分怀疑过墨韩俩的夸张说法，指出《尚书》讲大禹歌颂舜的时候有【弼成五服】，严肃提出〖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宫室衣服之不相称也？服五采，画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实也。〗王充同志怀疑得相当有道理。并且，还有《五帝本纪》说帝尧【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穿的衣服很华丽，跟韩非子说的大不相同，专车很高级，不像西汉开始的时候天子找不到一色的马匹，按司马迁这个记载，帝尧衣食住行的“衣”和“行”都相当奢华，可以叫做“何车马衣服与宫室饮食之不相称也”，单单把吃住给降低了标准？　　

墨子　　

墨子的学习榜样虽然跟孔子的学习模范一样，都是“尧、舜、禹、汤、文、武”。然而墨子根本就不管《尚书》记载舜明明提出自己【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仍然用来诽谤“儒道”说尧舜住的是茅草房，没有音乐，后来听的音乐一代比一代好的汤、周武王、周成王，治理天下却是一代不如一代，因此儒家的“礼乐”之“乐”不是治理天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内容。否定了“乐”之后，墨子更是认为公孟子所主张的儒家观点无神论，要引起【天、鬼不说】——也就是上天和鬼神不高兴——重祭祀又妨碍活人的生产生活，又搞音乐而不是搞生产，又宣扬宿命论，这四点都是祸害天下的政治见解。　　

墨子非孔子，除了无神论和重“三年之丧”确有其事之外，其它两点显然都有问题。且不论儒家本身并非铁板一块，宰我就直接当着孔子的面否定“三年之丧”；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罕言利与命与仁】；人民群众的发言常常是诗歌民风也就是“乐”，显然不是造成社会崩溃的重要因素。　　

然而墨子自己提倡的尊鬼神和薄葬、“尚贤”和“兼爱”、“修身”和“所染”自我矛盾更甚，更不足教育天下。孔子讲【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这个动员群众的日常军备训练显然比墨子的“非攻”更有“普世价值”。　　

公孟子是墨子的一个辩论对象，辩论水平显然在墨子之下。公孟子奚落墨子到处宣扬自己的主张，【遍从人而说之】，难道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美女不愁无　郎　君么？墨子说美女是不愁，但现在【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墨子这就不够自信又自以为是了，“强说人”能有什么用处？远不如“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儒门教导了。　　

墨子在《非孔》中的措辞和展述，就失了大家之风，说【孔某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肸以中牟叛，漆雕刑残，罪莫大焉。】——首先称呼就是贬称，再说孔子是心术不正，接着说孔门师徒乱政。且不说阳货佛肸根本就不是孔子的弟子，孔悝乱卫，子路是接到卫出公的求救跑回卫国要杀孔悝，事情不成自己被杀。墨子如此造谣，就很不地道了。　　

墨子以许诺“得福”来招弟子，安抚弟子的私心。当有弟子问【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怀疑墨子的主张是不是有问题，鬼神是不是没有，【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墨子仍然坚持说虽然你没有得福，我的教育怎么不好？问题在于你做不到开诚公布，能有什么福？完全就是后来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论鼻祖！——比较起来，孔子的弟子怀疑孔子教育的时候留一手，孔子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意思是我跟同学们同吃同住同进退，没有什么隐瞒你们的，这个才是我孔丘。孔子墨子在对待弟子质疑自己的时候的胸怀，高下立判。　　

有学生学习了文化知识要求继续学军事技术“射”，墨子说只有“国士”才有资格又文又武，你们不是“国士”，怎么能【成学又成射？】——孔子教弟子毫无隐瞒，有教无类，“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想学就可以学。孔子墨子普及教育这个问题上，有天壤之别。　　

想学“射”这些学生说有个叫告子的人评价老师墨子你说得比唱得好听，干的事却尽是坏事，墨子用【尊天、事鬼、爱人】说告子要灭亡。这些学生说告子确实很“仁”，墨子说他长久不了！——孔子周游列国，郑国匹夫说对子贡说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墨子的包容胸怀，也是天壤之别。　　

总之，《墨子》中跟墨子辩论的对象水平都在墨子之下，强词夺理都不如墨子，显然有捏造的嫌疑，在这一点上就远不如《论语》，《论语》还直书孔子在“三年之丧”的问题上辩论不过宰我，孔子想投靠公山弗扰说服不了子路，孔子见南子后还得向子路赌咒发誓说没有失节——没有一点一贯正确的模样。《论语》如此直书，实在值得《墨子》在内的诸子认真学习。　　

特别的，王充批判墨子是很犀利的。说墨子既然提倡的尊鬼神，怎么又提倡薄葬？这不明摆着要惹【天、鬼不说】么？既然有鬼神，还不如儒家提倡重“三年之丧”呢，【以一况百】，墨子的自相矛盾多了去了，让人无所适从，叫做【墨家之议，自违其术】，因此墨子的主张【废而不传，盖有以也】——等于是说墨子一派失传是活该。　　

孟子　　

孟子养“浩然之正气”，确实比墨子“浩然”得多，至少同一个辩论对象“告子”，在墨子那里只会诽谤和炫耀，在孟子那里还是有自己的一套哲学，是讲理的。但孟子同志显然不比墨子有更好的学术作风。　　

孟子从梁惠王那里出来，评价梁惠王是【不仁】，说【春秋无义战】，说明孟子时代的人已经自以为处于春秋以外，则管仲辅佐齐桓公驱逐外敌戎狄如何？孟子身处的战国如何？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尚书》记载不符合他孟子的“仁者无敌”就提出“尽信书不如无书”，实在是孔子思想的修正主义。王充就好好批判了孟子这个【信浮淫之语】，提出【纣之恶不若王莽】，商纣只不过杀了个大臣比干，王莽却毒死了汉平帝；人家商纣是正经八百的合理即位，王莽是正儿八经的篡位。就是这样汉光武帝推翻王莽，昆阳大战中还是【血流没趾】呢！孟子说周取天下兵不血刃，自然是【非其实也】。孟子既然连他自己家的经典都可以否认，为了说明他的“仁人无敌”歪曲《左传》故事，自然更没有心理障碍。比如这个《襄公十四年》记载的故事。　　

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把孔子的话解释为因为做了【天子之事】的分外事，实在是歪曲杜撰，把《春秋》解说成天子才有的分内事、孔子因越礼而感叹。　　

《左传》记载的师徒关系和人名是【尹公佗学射于庚公差，庚公差学射于公孙丁】，故事过程是尹公佗和庚公差奉命追杀公孙丁保护的蒯聩，追上之后公孙丁的徒弟庚公差说公孙　丁你是　老师，杀了你是背师，不杀你我要被杀，于是射了公孙丁的车轮就回撤。公孙丁的徒孙尹公佗说师傅庚公差你跟他关系近，我就远了，于是回头继续追击公孙丁，结果被公孙丁射穿了手臂。——整个故事里除了庚公差之外，公孙丁和尹公佗没有表现出什么值得学习的“仁人无敌”。　　

这个故事被孟子改造后，公孙丁变成了子濯孺子，庚公差变成了尹公之他，尹公佗变成了庾公之斯。追击关系是徒孙追师祖，师祖不能拉弓，徒孙追上了是拔掉箭头示意性射了两箭——完美体现了“仁人无敌”的高大思想，反证了羿体被弟子逢蒙所杀，羿的识人水平离子濯孺子有多远。　　

故事读起来是很震撼人，然而学术手法是《庄子》的“寓言”方法。　　

庄子　　

《庄子》内篇中的人物关系，能考察的实际人物都没有发生张飞打岳飞的。　　

其他篇章，就不敢保证了。其编造故事攻击“异端”以证明自己的主张的恶劣作风，仅举一个以作说明。《庄子-盗跖》篇说孔子与以【颜回为驭，子贡为右，往见盗跖】向盗跖宣传仁义道德，盗跖批驳孔子的论据之一是【子路欲杀　卫　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路死的时候孔子还有四个月的寿命，显然失去重要弟子的72岁的孔子没有那个闲心仅仅因为【与柳下季为友】就去劝说他的大盗弟弟盗跖。颜回比孔子小30岁，死于鲁哀公十四年，这时候孔子71岁——也就是不可能发生颜回为孔子驾车去见盗跖，盗跖以子路之死来教育孔子的故事。　　

并且这个柳下季就是柳下惠，展氏、名获、字禽。鲁僖公二十六年，展禽派他弟弟展喜劝阻攻伐鲁国的齐军，理由是周成王之盟，叫做【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这一年展禽显然早已经成年，到孔子出生，相去84年，到孔子“十五志于学”99年。即便不知道柳下惠的卒年在孔子出生之前，仅凭此一件事情也该知道孔子决不可能【与柳下季为友】。　　

孔子说【多闻阙疑】【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就是对不能证实的事情应该采取置而不论的态度。这个学术方法显然值得编造故事攻击异端以证明自己正确的文人好好学习。也就是说，这些“托古”庄子的战国文人为了【明老子之术】，诽谤孔子能够达到这样胡说的程度，学术相当恶劣，也严重败坏了庄子的名誉。　　

荀子　　

荀子讲述的尧舜故事，显然真实程度并不在诸子之上。荀子《非十二子》把它嚣魏牟、陈仲史䲡、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统统批判为【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的坏蛋，这个气概比墨子粪土儒家、孟子粪土墨子都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韩非子　　

韩非子实际上跟墨子一样，为了说明自己的主张而歪曲说尧过的是苦行僧的生活，大禹治水比服劳役的犯人还累，所以上古“禅让”才那么顺利。现在贵族们过的是好日子了，所以争利才那么厉害。这个逻辑显然不能解释为什么炎黄要大战一场。　　

编造了尧舜禹的故事以后，继续编造小故事，比如徐偃王。　　

韩非子是“经济人假设”的宗师，作《五蠹》。为了说明古人不足法，学习《庄子》杂篇的们的手法，编造“守株待兔”的预言。提出【上古竞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谋，当今争於气力】，鼓吹“仁义”过时了，叫做【仁义用於古不用於今】，说文王百里封地行仁义而得天下；徐偃王五百里封地行仁义割地而朝三十六国，荆文王与后来的齐景公对重用孔子鲁国的很忧虑一样，对徐偃王的徐国“仁义”大行其道很忧虑，采取预防性打击灭掉了徐偃王。由此证明【当今争於气力】，意思是只有枪杆子才是硬道理——然而韩非即便如此鄙视“仁义”，也没有否认徐偃王的“仁义”征服了三十六个小国，更不能证明荆文王“行仁义”就不比动不动用枪杆子结果要坏；当然也就更不能指明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到底是“争於气力”治理天下好呢，还是“行仁义”治理天下好。　　

然而比韩非子早的《穆天子传》和比韩非子后的《史记》，都说“行仁义”的徐偃王是造反，在西边遨游会了西王母的周穆王【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灭掉了徐偃王。要知道荆文王就是楚文王，这个人生活周平王东迁几十年之后，西周已经灭亡几代人了，徐偃王怎么死的，显然《穆天子传》和《史记》要更可信一些。与西周最鼎盛时期的周穆王以及造反的臣子徐偃王，相去几百年。韩非子的学术，显然严谨性很有问题。　　

再说狂矞、华士的故事看韩非子的学术。　　

由于韩非子的“经济人假设”不适合狂矞、华士，爵禄刑罚【四者不足以使之】，等于是千里马不服驾御，根本没有用处，所以姜太公为了顺利推动法制，“依法治国”就杀掉了他们两兄弟。另外一种说法是狂禖同志是千里马，伯乐姜太公三顾茅庐，他竟然连一面都不见，所以姜太公把他杀了以推动“法教”，此事还惊动了周公旦，周公旦从鲁国长途赶车跑到齐国阻止姜太公，赶到的时候姜太公已经完工了。　　

且不谈韩非子这个举例在褒奖为了法制可以草菅人命，有反人类的嫌疑，单是故事逻辑就不通。西周诸侯无事不得互相窜门，诸侯相送不得出国界。后来的齐桓公救燕后燕庄公恋恋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直送到齐国境内，齐桓公察觉后，就根据周王关于诸侯送诸侯不能出自己国境的规定，把齐国边境几十里内的土地割让给了燕国，很是赚了一把政治本钱。——把《周礼》搞成制度的周公旦仅仅为了一个名士往齐国跑，不用遵守规定？　　

韩非子的学术基础，有一个根本的东西，就是真正的愚忠。　　

韩非子作《说难》，是一个谋臣给独裁君主进谏又怕危害自己人身安全战战兢兢，完全是极端不平等的真奴才立场，正是司马迁感叹的【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意思是韩非子作《说难》可以说是机关算尽了，仍然因有“说”而致“难”，被李斯妒忌算计而难逃一死。孔子被韩非子粪土，孔子周游列国能全身而退，韩非子被李斯算计致死【欲自陈，不得见】；孔子最后还能得到寿终正寝的完满结局。显然，这些都值得一贯言利而最后被毒杀的韩非子反省。王充说韩非子说儒是【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论有益与无益也，比之於鹿马】。意思是马跟鹿长得差不多，又都跑得快，然而【天下有千金之马，无千金之鹿】，原因就是马有大用，鹿却没有什么用，儒跟鹿差不多，听话的吏跟马差不多，也就是说治理天下，按韩非子的意见，有能够严格执法的“吏”就可以了。王充说韩非子知道用鹿马类比知识分子“儒”和公务员“吏”，怎么不知道用帽子和鞋子来比喻呢？帽子不就是知识分子，鞋子不就是公务员么。要是韩非子你出门不戴帽子，见君主的时候不穿鞋子，说的话我王充还可以听一下，可是你穿戴那些无用的“衣冠”干什么？韩非子你既然把儒比为社会寄生虫，你见君主的时候跟儒一样行【烦劳人体】最没有用处的跪拜礼干什么？韩非子你既然按有益无益作为取舍标准，【礼义不如饮食】，讲礼不能当饭吃，假如君父赐韩子你饮食，你愿不愿意【不拜而用】？——韩非子你还是要讲礼的！　　

最后王充总结说【备溺不阏水源，防劫不求臣奸，韩子所宜用教己也。】意思是防止淹死笨蛋不是学精卫把东海等有水的地方都填了，预防打劫不是去筛选谁是坏蛋进行“预防性打击”，你韩非子还是先把这因果关系弄明白才是。——王充《非韩》，真是精彩。　　

韩非作《说难》，考虑到了种种情况，极尽算计，甚为周防。《战国策-秦五》记载姚贾为秦国退四国之兵，【秦王大悦，封贾千户，以为上卿。】，韩非子诽谤姚贾是利用秦王的财富【自交于诸侯】，并且出身不好，是【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姚贾在秦王的质问面前自比曾参之孝，子胥之忠，贞女之工巧，又以【桀听谗而诛其良将，纣闻谗而杀其忠臣】为反面教材，太公望之于周文王、管仲之于齐桓公、百里奚之于秦穆公为正面教材，说明【明主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姚贾如此的雄辩，秦王甚以为然，【乃可复使姚贾，而诛韩非】——到了《史记》里是【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抓住机会赶紧把竞争对手韩非给杀了。李斯姚贾诽谤韩非子的逻辑与《战国策》里韩非子诽谤姚贾如出一辙，都是讲出身以定罪。区别在于《战国策》里韩非子是自取灭亡，《史记》里英才被妒，韩非子的形象在两书里有天壤之别。　　

若两书都是事实，则韩非子因说人而被说，以至见疑而后被杀，自己也是很有责任的。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三人宣淫夏姬，都穿夏姬的衣服在朝庭嬉戏，毫无廉耻，泄冶进谏而被孔宁、仪行父所杀，陈灵公不闻不问，孔子认为【泄冶之于灵公，位在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仕于乱朝，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与此相比，韩非被李斯姚贾陷害后，【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纯粹属于没有见识，不能见微知著，死于非命，等于是只有文章写得好，光说不练；再看孔子正直而言，周游列国而能寿终正寝，韩非诽谤孔子也就确实没有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了。　　

综观《说难》洋洋洒洒，远不如一句“子曰”有气节：【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韩非作《显学》，鼓吹【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徵敛於富人以布施於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赤裸裸宣布“没钱就是懒惰无能，有钱就是勤劳致富”，反对向富人征税为穷人建立社会保障，这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是反动透顶的。以一观百，韩非子武断的结论比比皆是，其学术水平了不起是子路的水平，叫做【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　　

秦始皇按商鞅《弱民》的学说收缴天下之兵，按韩非子的学说废除学校“以吏为师”，完全实践这些法家的“法术”，实践结果显然有很大的缺陷，否则今日最大的民族决非“汉族”，而一定是“秦族”。　　

韩非作《忠孝》，更是鼓吹【孝悌忠顺之道】，是【“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完全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始作俑者，“三纲”硬度超过任何诸子！　　

《论语》记载了孔子的看法，【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鲁定公和齐景公这样的“君”面前，孔子的意见是君要有君的本分，臣才做臣的事情，否则，君无礼，则臣可以不忠；君残暴乖戾不像个君，臣就可以造反不像个臣。　国　君要是跟自己没有亲戚关系又无礼，大可拍屁股走人。——孟子把这个精神正面表述出来，就是两次对齐宣王说的：【闻诛一夫纣矣，未　闻弑　君也。】【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意思即君王无道百姓可以造反，君王的亲戚可以夺权——“孔孟之道”这个观点后来总结为“从道不　从　君”。如此人格上的平等，远比韩非子的《忠孝》和《说难》更适合培养健全的人格，维护基本的民主，保证基本的社会公平。　　

愚忠的帽子孔子戴了两千年，早该物归原主韩非同志。——总之韩非并不否定忠孝，反而是要把忠孝极端化为绝对服从的愚忠，很是罪过；亦即完全的法制与绝对的君主专政，并不矛盾，“依法治国”才是真正的“两千年封建王朝”。韩非子死在秦王赢政犯糊涂“不肖”之时，也算死得其所了。　　

简说上古的战争史　　

《山海经》《列子》《庄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记载的上古战争显然应该存疑。因此看《尚书》和《诗经》《左传》等记载的征伐。按《礼记》记载的共工的事迹，那么五帝时代的帝王序列，就应该是炎帝、黄帝、霸主共工、颛顼、帝喾、帝挚、尧、舜、禹。　　

炎黄之间有阪泉大战，黄帝与蚩尤还有涿鹿之战。炎帝的子孙共工既然为霸主，黄帝又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显然仗没有少打。帝颛顼高阳是黄帝之孙，要夺共工的天下，不打一场显然不行，因此共工撞断不周山的传说虽然不可信，“共工与颛顼争帝”却是一定的，或者应该说“颛顼与共工争帝”？帝喾高辛是黄帝的曾孙，仅仅是颛顼的近亲，然而没有传说颛顼把帝位“禅让”给了帝喾，并且颛顼的儿子就是治水九年、有强大组织资源的鲧；共工氏也明确造反过，显然帝喾夺得帝位不会一帆风顺，因此《山海经》传说帝喾、即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就是去镇压小国不服的漂亮说法——这个传说不会是毫无根据的。帝喾的儿子帝挚继承帝位，他的后代就是孔子请教过的郯子，帝挚即位被郯子叫做【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帝挚的弟弟放勋也就是帝尧夺了帝挚的帝位，即便很和平，显然也建立在枪杆子的威胁之上，否则天官重、黎不会被废黜，由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组成的“四岳”代劳。“四岳”的地位之高，甚至后来被尧“邀请”【巽朕位】，并且尧由着舜的提案杀了鲧。到了舜的时候，则是由着鲧的儿子禹武力镇压三苗。到了禹自己的时候，则是杀了不听话的防风氏。——也就是说，即便是传说中的最太平的五帝时代，九位天下共主，没有一个不会武功，更没有一个不曾用武功。　　

到了禹的儿子启，明确为帝位大动干戈，跟不服气的兄弟有扈氏大战于甘，启的军事动员令是《甘誓》。启的儿子太康笨蛋，被有穷后羿推翻，太康的五个兄弟很伤心地歌唱《五子之歌》。后羿选拔的傀儡是《五子之歌》的之一中康，中康征伐尧时代任命的天文官羲、和，给全国人民的通告是《胤征》。有穷后羿也是笨蛋，自己被弟子逢蒙乱棍打死，另一个弟子寒浞做了夏朝的帝王。后羿的老婆被寒浞霸占，生了两个同样残暴的儿子“豷”和“奡”，《左传》说寒浞把两个儿子封为诸侯，【处浇于过，处豷于戈】，“豷”成为“有戈氏”，“浇”—“奡”成为“有过氏”。“奡”带领军队灭了夏后的铁杆【斟灌及斟寻氏】。中康的儿子相反抗寒浞被杀，相的儿子少康卧薪尝胆，灭掉“有过氏”—“奡”，夏后的忠臣“靡”同志收拢斟灌和斟寻的残兵败将，灭掉寒浞。接着少康的儿子杼灭掉 “有戈氏”—“豷”——就是南宫适说的【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从有穷后羿到杼，四代人打个没完。到了夏桀时候，成汤自号“武王”，《商颂-长髪》有【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尚书》有成汤与夏桀于鸣条决战时候的《汤誓》。显然，商人并不讳言自己造反的武功。　　

到了武丁的时候，讨伐荆楚有《殷武》【奋伐荆楚】【穼入其阻】，总结全部武功的有《玄鸟》【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显然打了不少长商人志气的大仗。到了末代帝纣，纣王杀九侯、鄂侯，囚禁西伯昌，到九侯的大本部去“为黎之搜”镇压叛党。纣王接受西伯昌割地议和之后放虎归山，西伯昌回去后第一年伐犬戎，第二年伐密须，第三年灭耆国——就是《尚书-西伯戡黎》中的黎国，第四年伐邘，第五年伐崇并杀掉崇侯虎，第六年西伯昌去世，儿子武王即位。这个传说中仁义得不得了的周文王，打仗一直打到他自己去世！周武王与商纣王的牧野之战，《尚书-武成》说是【血流漂杵】。　　

到了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时候，是大打三年的管蔡武庚叛乱。接着【伐淮夷，残奄】【袭淮夷】。周成王的儿子周康王伐鬼方。“成康之治”期间没有“和平崛起”。周康王的儿子周昭王讨伐楚国并死在那里。周昭王的儿子周穆王征犬戎并镇压徐偃王造反。周穆王的儿子周共王灭密国。周共王的儿子周懿王很“衰”不能打仗诗人写诗讽刺。周懿王的儿子周夷王把齐哀公放大锅里煮了。周夷王的儿子周厉王镇压西戎、灭掉进犯王都的噩国和淮夷并第一次实行舆论封锁。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继续伐犬戎、唱着《江汉》伐淮夷；征伐太原戎、条戎、奔戎失败并在千亩之战中惨败。到了周宣王的儿子周幽王的时候，也是打仗，只是输得很惨，幽王被杀，西周残破。　　

总之，从炎帝开始直至西周凡两千年，名义上统一的华夏各代著名君王，没有不打仗杀人的。可以知道孟子的“仁人无敌”除了是他自己的一相情愿，没有什么别的！其他诸子如庄子墨子韩非说“尧、舜、禹、汤、文、武”如何隐逸如何求贤如何勤俭如何朴素，如果不是胡扯，显然也不全面。　　

诸子的互攻　　

老子著述《道德经》不列举一个先人事迹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诸子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将社会科学的论文写得有板有眼，不用“三皇五帝”个案硬说为普遍真理。这个是相当优秀的学术作风，本来是值得后世诸子认真学习的。然而后来诸子的文章，议论时总是排比几个三皇五帝志士先贤的个案，就用司马迁说的“指事类情”的形而上学法归纳为普遍真理，这样的坏作风至今犹存，不见有自我灭亡的迹象。　　

老子告诫孔子【聪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老子和他的学生孔子，都告诫各自的弟子不要攻击“异端”，而是要求同存异。即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子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显然把孔子以前和孔子看来的“将来”为天下太平而进行的学术思考的诸子都进行了高度的褒扬，正是毛主席说的【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显然，老子和孔子师徒开创的这个正确的学术作风的传承并不顺利。孔子之后就是【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儒道互攻。晚出墨子粪土儒家，把儒家学说直斥为【丧天下】的学说。更晚的列子嘲笑一切入世的奋斗，无名的战国学者通过“托古”庄子编造故事来诽谤孔门师徒，某些篇章还鼓吹无政府主义。后出的孟子则将杨朱和墨翟斥为禽兽，对同时代的庄子则毫无兴趣。再晚的荀子则把生在他前面他看不顺眼的各家诸子统统批判为【枭乱天下】的坏蛋，拆台更甚。最晚的韩非子则把孔儒、墨侠、纵横家、小市民和工商之民这些跟种地打仗没有关系的人统统粪土为社会的寄生虫“五蠹”，也就是韩非子之前的孔孟荀列庄杨墨等都在“五蠹”之列！　　

司马迁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要旨，各论优点缺点。各家优点是阴阳家的唯物主义“四时大顺”；儒家“序”“列”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墨家“强本节用”；名家“正名实”；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赡足万物”。各家缺点是阴阳家束缚人，儒家劳累人，墨家“俭而难遵”，名家“失真”，法家“严而少恩”，道家“其辞难知”难普及。——且不论司马迁的学术结论，显然这个学术作风与老孔师徒相合，很值得今人学习。　　

老子、孔子、司马迁以及《庄子-天下》篇的无名四人的这个取各家之长而去其短，又包容百家的胸怀，是诸子中最博大的。　　

陈寒鸣的文章《焦循“变通”“时行”的政治哲学及其义利观、情理观》中说焦循（1763～1820年）的见解是孔、孟【以一心而容万善，此所以大也。……凡后世九流二氏之说，汉魏南北经师门户之争，宋元明朱陆阳明之学，其始缘于不恕，不能舍己克己、善与人同，终遂自小其道，近于异端。使明于圣人一贯之指，何以至此？】——也就是除了孔子孟子，后世诸子再无肚量，全是各执一词，陈寒鸣说焦循〖反对“执一”“据守”，主张攻磨博采，殊途百虑，这是指向着平等的“平”之义的可贵思想。〗虽然焦循有粪土春秋至于清末凡两千五百年诸子的嫌疑；并且焦循说孟子【一心而容万善】可能也有点问题——然而焦循评价诸子的贡献和水平，见解却是最有【容】的，比墨、列、荀、韩非，以及《庄子》中攻击异端的无名学者等等人物，要客观和高明得多。　　

搞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高人们，不值一论。仅说今日逢毛必挺逢孔必反，以继承文革“儒法之争”自居的高人们，若出于真心，显然应该学习一下老子、孔子、司马迁、焦循等人的学术作风。近日中央党校几个教授转述历史和毛泽东，极力要把共产党切毛泽东时期的共产党和改革后的共产党两块，使用的手法还停留在战国无名氏在《庄子》中造“寓言”胡说八道的水平上。墨、荀、韩非等不遗余力攻击异端证明自己正确的做法，早在汉朝时候就应该过时了。　　

诸子的学术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墨子“明鬼”宣扬鬼神，列子庄子语“怪”，韩非子认为法制万能唯暴力论【上古竞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谋，当今争於气力】语“力”，战国后期纵横家统统语“乱”坑蒙拐骗。　　

司马迁总结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虽然孔子谦逊地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实际上孔子不光“折中”了他以前的诸子，甚至把他以后的诸子也都“折中”了。　　

墨子的“明鬼”见解不如孔子的【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更有益于启发民智；墨子学说的优点是“强本节用”，孔子也有答复齐景公问政时候的提案【政在节财】。墨子提倡的“尚贤”，孔子也有【学而优则仕】——孔子说的“学”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毕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部优秀，不是后来的八股文，反而是切合毛泽东时代的工农兵大学生，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优秀者是应该“仕”。　　

列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纵情性，安恣睢】，提倡“道法自然”和“无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子路认为【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意思是有德行的不做官，那么做官的都是无德的人了，当然会政治黑暗人文衰败。虽然孔子没有做到“乘桴浮于海”，反而是石门的守门人都知道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但孔子师徒认为总要先奋斗一番，实在不行去再“纵情性”“浮于海”也不晚的见解，显然比庄子等人的见解更有益苍生。老子的“小国寡民”的政治图景，显然也没有孔子提出的“大同世界”的理想更符合实际，水旱瘟疫、戎狄——帝国主义——侵略等巨大的生存问题，都不是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理想所能应付的。　　

孟子既为“亚圣”，以孔门正统自居，连同子思同被荀子严厉批判为【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即只懂点皮毛的笨蛋，只会教条主义说【此真先君子之言也】，是孔子思想的修正主义。显然孟子不能自立一派。　　

韩非子的全部经济政策都是战时军事动员经济政策，而且是把国家强大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强大的独裁君主身上，要求中央不能出修正主义。一旦完成了国家统一，那一套以“物质激励”搞起来的动员政策就长久不下去。孔子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和【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显然是全方位的备战，远比秦国的物质奖励分田地更长久；【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这个故事显然是体现孔子不废“耕”。　　

至于战国末期的纵横家，孔子许可的子贡是他们的祖师爷。【田常欲作乱於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显然，子贡凭一张嘴巴干的事情，后来的纵横家没有超过这个功绩的，并且没有子贡的风度。子路、子张、子石、子贡四匹千里马，孔子独独选子贡，显然表明孔子是有高级纵横术的伯乐。　　

也就是说，孔子身后非孔的各家诸子哪怕有一点毛主席建设统一战线的胸怀，有哪怕一点辨证法的修养，也不应该“剽剥”孔子后再胡说孔子祸害了天下，而是应该把孔子统战为自己战线中的探索先驱。　　

实际上，《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以及后来司马迁论六家要旨等等，都是要统领百家学问，为治理统一的天下提出一整套理论资源。取百家之长并去其短的时候，已经高度的天下观作为辨别标准，有既防“极左”又防“极右”的辩证法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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