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的谎言，关于尧舜的公案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这是毛泽东主席的磅礴而清新的诗句。从尧舜，到毛泽东，有着漫长的数千年时间，这就一下子接通了。真是有诗为证，可见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
因此，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对于“尧舜”为标志的这个历史文化传统，是高度认同的，在这一点上，他与我们所讨论的古代儒家法家以至诸子百家们，是有着一致性的，尽管他的诗句之意已经对传统有极大改造与升华，但毕竟“神州、尧舜”之说是来自传统，也只有中国人才这样说。
关于“尧舜”这个历史文化传统，唐代大儒韩愈在《原道》篇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朱熹所作《中庸章句序》说，“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自是以来，圣圣相传……”，这就是“道统之传”。
当然，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是这一“道统”的又一任传人。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高度认同，与对“尧舜”为标志的“道统”思想的具体认识，虽有关系，却不能说是一回事。同样，历代“道统”传人们，对于传播中华历史文化传统发挥过他们的积极作用，但他们的思想主张，却不能等于这一历史文化传统，他们如何阉割或戕害了一些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也是有的，我们前文已经引证过，鲁迅对此就有过批判（“宋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我们且搁下此一虽然明瞭，却很复杂歧漫的话题，而收缩到古哲们关于尧舜的论说上来。
我们在韩非子书的《忠孝》篇中看到，这位激烈的思想家，对于尧舜汤武，竟然发出了非议。
他说：
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
所谓尧舜君臣的事情，是说尧在位时就让舜为君治国，而自己让在一旁达二十多年之久直至去世，这实际上是君臣位置对调了。所谓汤、武弑主，是说诸侯商汤灭天子夏王桀而建商朝、诸侯周武灭天子商王纣而建周朝这两件事情。
我们从韩非子《五蠹》等篇中“当今争于气力”的主张可知，他是要求治国思想适应战国时代的，比起主张以恢复井田制为基础而回到往古时代的主张，他是实际的，也是进步的，但以上关于尧舜汤武的言论，似乎倒是很落后的了，难道一个朝代，一个君主坏到了夏朝商朝的末世那样，也一定要死死遵照着君君臣臣，而不能实行“汤武革命”么？这简直是维护君主专制到了极点，也死板到了极点。要照这样，君主及其统治集团，真的可以永远地为所欲为而毫无顾忌了，那样的天下，只能是黑暗到极点而永无见到光明的希望。韩非子这一言论，确实是极端的专制主义，我们无法为他开脱。
然而，思想那样深邃的韩非子，在这个问题上，怎么会死板到如此地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让人不免想来探讨一番。
尧、舜、禹这些人，在儒家顶级大师孔圣的言论里，是推崇备至的最高典范级的君王。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之《泰伯》篇）
尧舜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他们“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篇）
舜为君，达到了很高境界：“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卫灵公》篇）
历史留下的有关资料并不多，因此，我们对孔子如此高度、无以复加的赞叹，实在不能很具体地得到领会，然而，我们也只有相信孔老夫子，他这番话，自有其依据。
《孔子家语》之《六本》篇里，记载孔子说，“昔尧治天下之位，犹允恭以持之，克让以接下，是以千岁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在《五帝德》中记载孔子说，帝尧“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能降……四海之内，舟舆所及，莫不夷悦。”
《论语》里孔子的弟子们，也是以尧舜禹以至汤武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典范的：
子夏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篇）
《孔子家语》之《王言解》记载孔子说，“昔者帝舜，左禹而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好生》篇记载孔子说，“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其任授贤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静虚，化若四时而变物。是以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凤翔麟至，鸟兽驯德”。《颜回》篇中记载孔子最心爱的大弟子颜回说，“昔者，帝舜巧于使民，……不穷其民力……是以舜无佚民”。《辩乐解》篇记载孔子说，“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唯修如此，故其兴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
孔子对于汤、武，自然是赞扬的，对于桀、纣，自然是讨伐的。但孔子似未具体言说尧舜君臣之间那段闹不清的公案，大约是有所回避，从以上所引的话看，其中似有蛛丝蚂迹，如帝尧的“贵而能降”，“克让以接下”。对于“汤武革命”，在《论语》中，言语大师子贡有一句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似乎是一句不同意见的微词，但不能改变“纣之不善”这个总的结论，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君子为什么要特别谨慎。这句话在王充《论衡》中说是孔子的话而加以引用，也不能算错。
《论语》中似未涉及“汤武革命”，也不谈桀纣这样的反面人物，而在《孔子家语》中对于这方面，则涉及了一些，这可能是编辑这两本书时有所考虑和安排。《家语》孔子说：
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
夏桀、昆吾，自满而无极，亢意而不节，斩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讨之如诛匹夫，是以千载而恶著，迄今而不灭。（《六本》篇）
殷纣好为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举以为诫。夫舜起布衣，积德含和，而终以帝；纣为天子，荒淫暴乱，而终以亡。
武王克殷。（《辩乐解》篇）
《家语》论述孔子的历史贡献是：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错乱无记，而乃论百家之遗记，考正其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垂训后嗣，以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诲，束修以上，三千余人。或者天将欲与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
孔子评论自己以上这一贡献是“乱而治之，滞而起之”。（《本姓解》）
孔子大约该算是衰周以来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第一人，给历史定了调子。把尧舜禹以至汤武作为正面人物，把夏桀殷纣作为反面典型，这个调子，定得对不对？应当说是对的，是含有历史的真理性的，所以它才能被数千年沿用下来。当毛泽东写下“六亿神州尽尧舜”诗句时，也是认同了这个，并以这个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的。
因此，比如我们粗粗纵览一下数十万言的东汉王充《论衡》，就会看到，几乎到处都随手就现成地运用这个前提，为论证提供最有力的证据，虽然他清醒明白，“世常以桀纣与尧舜相反，称美则说尧舜，言恶则举桀纣”（《齐世》篇），其实是有点绝对化的，但他基本上还是认同了这个前提的。
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为相，箕子为奴，伊尹遇成汤，箕子遇商纣也。……夫能御骥騄，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尧舜也。（《逢遇》篇）
王良登车，马不罢驽；尧舜为政，民无狂愚。传曰，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率性》篇）
不能为政者，莫过桀、纣。（《治期》篇）
对于尧舜传位、“汤武革命”这两件事，《论衡》是谈到了。在《书虚》篇中说，“尧传于舜，舜受为帝。……舜老，亦以传禹。”
但这个“传”字，意思还不明确，因为《异虚》篇在不同含义上用了这个字眼：“夏亡，传于殷；殷亡，传于周。”
《语增》篇中讨论周武灭商纣时，到底是儒士们说的兵不血刃，还是史书上说的血流漂杵，举近在眼前的事实说，“汉诛王莽，兵顿昆阳，死者万数；军至渐台，血流没趾”，认为，“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实也。”
在《齐世》篇中，王充认为，尧舜禹相传承，高于汤武取代桀纣，“舜承尧，不堕洪业，禹袭舜，不亏大功。其后至汤，举兵伐桀，武王把钺讨纣，无巍巍荡荡之文，而有动兵讨伐之言。”
接着就讨论到了尧舜是怎么“传”的，举出了“禅让”之说。
又闻尧舜禅而相让，汤武伐而相夺……
王充认为：夫经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但他在此没有否认尧舜“禅让”之说，他只是说，如果有那样的事，也是那时的情况决定的，不能加以过份美化或绝对化，他说：尧舜之禅，汤武之诛，皆有天命，非优劣所能为，人事所能成也。使汤武在唐虞，亦禅让而不伐，尧舜在殷周，亦诛而不让。
王充在《正说》篇之末段又一次议论到尧舜“禅让”之说，只是认为不能润饰太多，以至加上去一些“伪说”就不好了。
所以，认为自己的著作《论衡》的主旨只是“疾虚妄”而已的王充，对于尧舜“禅让”之说，绕来绕去，没有敢说它不是真的。
司马迁《史记》之《五帝本纪》，以他的研究，认为舜是以其六世“微为庶人”的贫贱身份，且其家庭情况很糟，“父顽，母嚚（yin,愚蠢顽固），弟傲”，他连老婆也还没娶不上（“矜”），而得到了大臣的举荐，并经过考验，被尧选中的。先是让他摄政，最终在文祖庙把帝位传了给他（“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这经过了二十八年之久，所谓尧“辟位二十八年”。这二十八年，分为舜“用事二十年”，“摄行天子政”八年；从舜的这一面说，是“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也就是说，舜早就掌权以至掌握局面了，而尧是渐渐让在一边，最终保持着一个至尊的名义。司马迁之所以没有用“禅让”一词，大约是觉得此词易让人觉得一切都是很简单的，只要做一个仪式，就“让”出来了，事情不会是这样的，所以他把过程写得尽可能详杂些。这样分成几个阶段的过程，如果说是“禅让”，也让人觉得能成其说，但其实还是存在着很多不免让人想象的、责疑的空间。
《夏本纪》中说，禹也是要效仿尧舜传位故事的，把权力授给了“益”，但没有成功，最后是他的儿子“启”登上了帝位，但问题不是出在禹的身上，“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一句“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反过来说明了舜之佐尧日不浅，先是一个二十年，接着又一个八年，这时候舜即使想推掉帝位也不能，尧即使想回归帝位同样不能。后人责疑尧舜“禅让”之说，这大约也是一个可攻之处。
司马迁写尧舜禹的传位，可算是用了一番心思，他大约倒也不是怕削了儒家的面子，他是就传统之说，尽可能写得圆满可信，他能写出禹的传位为何未能重复尧舜故事，可算是慧眼独到、察于秋毫，另外，他也犯不着在尧舜传位的事情上与传统唱反调，情况已经是或即将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时候了。
在《史记》的《燕召公世家》里，具体写了一场“禅让”的丑剧、闹剧。
先是纵横家苏代用一套鬼话使燕王对大臣子之特别尊重，然后是一个叫鹿毛寿的人，说了另一套鬼话，说“人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这样劝燕王哙让国于子之，以博取虚名。燕王哙信其言，将国柄授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结果，国乱，百姓不安，引起内乱，齐国趁机来攻，燕人无战志，燕王哙死，齐大胜，子之逃亡。又过了二年，燕人拥立了燕昭王。
这说明着“禅让”之事，不光是上层少数人的事，从国人这一面来说，也是很关注的。《史记》在记载这一事时，于鹿毛寿话中提到一种关于历史的说法：
或曰，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
“索引”按说，这种传说“经传无文，未知所由”。
但司马迁于行文中记下这一说法，确实给他自己写的《夏本纪》这一“正史”，另外给出了一种想象与责疑的空间。儒家经典的“经传”之类，是不可能提到这种异说的。
我们在《论语》与《孔子家语》中虽然没查到孔子对尧舜“禅让”之类事情的说法，但“删《诗》述《书》”正是他的重要业绩，《尚书》最初是他据史料编撰而成的，《尚书》所表现的重要观点，当然体现了他的观点，我们从《尚书》的语言文字里，分明地感受到了“儒”的气息。
我们看到，《史记》关于尧舜渊源与传承关系的说法，基本上来自《尚书》，与《尚书》一致。但司马迁不是简单抄袭《尚书》，他增加进去的内容不少，比如，他说，尧崩后，舜给尧守丧三年，然后又不肯就帝位，而远远地跑到“南河之南”去避让尧的儿子丹朱，但诸侯们都跟着舜走，而不拥戴丹朱，没办法，舜说，“天也”，于是这才回到都城即位，叫做“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这个程序，后来大禹也演绎了一回，“帝舜崩，三年丧事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
司马迁加进去的这些话，也许并不是他的发明，大体是孔子后学者们的“完善与发展”。对于这一套令人作呕的东西，司马迁在《燕召公世家》里，其实已借燕王哙“禅让”子之的真实闹剧，讥讽得淋漓尽致。
一九六四年的毛泽东词《贺新郎·读史》写道，“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词意讥讽即应指所谓“禅让”的神话，当然，还包括史载的那些生来就神圣的说法。
我们从《尚书》中看到，在叙述商汤伐夏桀、周武讨殷纣时，儒家充满积极进取的历史精神，“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仲虺之诰》），这是明确主张在正义的前提下，可以向外“兼、攻、取、侮、推”，具体说，也就是消灭夏桀的腐朽统治，取而代之。
在记叙周武王伐殷纣时，敢于直书“血流漂杵”的战场事实，而无所顾忌，决不像后来学者们润饰历史说周取商是“兵不血刃”。
我们读那文字极简拙的《尚书》，无论孔圣及其门徒后生们如何润饰，当历史的兴替或变革之际，一种紧张的空气，仍然会袭向我们，字里行间的血腥味会让我们的心脏忽然突破常律地跳动起来，那才是真实历史给人的感觉。毛泽东词《贺新郎·读史》写道，“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这“斑斑点点”的“陈迹”，其实就是血痕。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看得是对的，亦可见毛泽东与鲁迅的一致。
但尽管尧舜“禅让”其实是谎言，儒家树立的仁君、志士与好人尧舜禹以至汤武的形象，却不可废，如果尽行抹去，历史岂不唯有一团血腥、一片黑暗？这也不可能是符合事实的。所以，“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对历史陈说的改造与升华，既是成立的，又是必要的，诗句是说中国人民的每一个人，都成了尧舜那样崇高的人，也就是拿来孟子同意过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而用之（《告子章句下》），这个赞扬、希望与鼓励有何不好呢？当说“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时候，语境里是不包括“禅让”之类的疑点与阴影的，尽管《尚书》之类把那疑点与阴影也涂抹成了无比的光明。历史是立体的多面的，一句诗不可能顾及所有的方面。
如果有力遍查古人文籍，对于尧舜禹汤武这些历史人物，主流一定是充满颂扬，作为自己立论的最坚定有力的前提，而非主流和呆子们一定是颇有微词，据说，以此获罪的也有。本文无力遍观古籍，但孟子的态度，不可不作一考察。
孟子是“言必称尧舜”（《滕文公章句上》），完全同意并承继孔圣儒传，这方面就不必说了。
孟子最突出的，大约莫过于他的“革命”思想。在他亲手编定的《孟子》第一篇中，就把“仁义”归结为“与民偕乐”，这样说了还不够，又举出商汤征伐夏桀时的誓师宣言所引用的夏民歌谣，对梁惠王这种人加以警告，说，“《汤誓》曰，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可真够厉害的。（《梁惠王章句上》）
《易经·彖传·革卦》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孔子“赞明《易》道”，赞明者，阐明也，所以，“汤武革命”也可算是孔子的观点。孟子维护“汤武革命”的正义性，坚决荡除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糊涂观念。齐宣王问，汤放桀、武王伐纣，算不算臣弑君？他马上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章句下》）《家语》载孔子说，汤伐桀是“天下讨之”，是“如诛匹夫”，孟子语源于此。
君主是不是成了“贼”的标准是什么？“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这个标准可真不低。（《离娄章句上》）
所以，孟子认为，“政”的主旨与核心是“民”，失民则失天下。“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雀）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离娄章句上》）
据“宇太”先生引用，毛泽东说过，武王伐纣是一场人民革命战争。
据“由自如风”先生引用，1958年11月，毛泽东在同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等人谈话中说：“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如果他们的引用都属实，亦不相矛盾，前者是毛泽东自己的观点，后者是毛泽东在河南讲河南的历史故事，谈到“给纣王翻案”者所讲的道理，至少认为讲得有些意思，可作一说，举出来以供谈资。
考察孟子对于尧舜之事的态度，似乎与韩非子正好相反。
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滕文公章句下》）
他的弟子咸丘蒙问，听说，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叟（舜父）亦北面而朝之，孔子也说，于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也就是人伦乖乱，天下将危，有这话吗？孟子答，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说着又举出《尚书》，那上面说，尧死时，百姓如丧考妣，舜……帅天下诸侯为尧三年丧，这一切说明着舜是继尧之后才为天子的，正如孔子所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咸丘蒙说，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万章章句上》）
孟子接着又回答了弟子万章的疑问：尧以天下与舜，有诸？他的回答是以《尚书》之说为本，加以更圆满的发挥，也没有忘记说到舜是如何避让尧子、禹是如何避让舜子的，都没让成，天与民选择了他们，而不选择尧子舜子。总之，孟子坚决维护《尚书》所载尧舜行为的正当性，而屏斥一切在这个问题上的怀疑论。
这样，本文前面所引韩非子的言论，摆在孟子面前，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
然而韩非子之意，也是坚决维护君君臣臣，就连历史上这些事情，也坚决用一种很死板的态度去看待，在这上头容不得半点“革命”性。在历史观上，韩非子如此由进步而坠入反动，是怎么回事？大约可以这么解释，一来，韩非子面对岌岌可危的他的韩国，认为首要的是维护国君的地位与权威，才谈得上别的一切，所以他坚决屏斥那种尧舜“禅让”论与“汤武革命”论；二来，韩非子这种绝对的态度，对于即将实现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大一统来说，倒是适合的，那将是君权的巅峰的时代，而他的老师荀子在文章早就主张要把君权抬到所有等级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家应当享有最崇高的荣华富贵，认为那就是“礼”的第一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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