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一位中学历史教师袁腾飞在因抛出史是什么玩意儿》一书走红书坛的同时，在央视10频道百家讲坛栏讲播了其姊妹篇《两宋风云》，并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不仅书卖的火，而且以此走红影视坛。现在，既然袁某人的《历史是什么玩意儿》公正的被列入坏书榜，而以其浅浮的历史知识与被扭曲了的历史观滥造的《两宋风云》自然也是伤痕累累，逃不出“坏书榜”系列。有鉴及此，笔者在当年看完讲座后曾写了《百家讲坛·两宋风云》观后，就下列问题做了批驳：
“两宋可爱，这段时期君臣关系融洽，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对外交流发达，经济文化发展”。
“假设岳飞抗金成功，全国心有不甘，伺机再战，那么战争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呢？在战与和之间，任何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者都会会选择和平。”
《历史人物不能脸谱化》称“一些学生经常问我，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其实历史上的好坏是分不清的。”
“岳飞是英雄，金兀术也是英雄。”
“岳飞平定杨幺是以贼治贼。”
“岳飞的坏脾气和频频抗上，也成为他最终被杀的原因之一”及为宋高宗赵构歌功颂德和“史料笑话，随意发挥”等方面，但意犹未尽，后来又细读书稿，对其多处于史实的歪曲、诬蔑、谎言和历史知识的浅薄不胜愤慨，为肃清其流毒，特作再评。
一、对英雄死节观的玷污，对大节大义的否定，是一付非常有害于青少年的腐蚀剂
《两宋风云》77页，在叙述民族英雄、抗金名将宗泽三呼“过河”而卒后写道：“中国历史上的忠臣们，尤其是宋朝以后都有这样一种观念，平时袖手谈风月，临事一死报君王。平时不习武，而是流连于诗酒歌舞、风花雪月，一旦国难当头，则一死报君王。这种行为确实可嘉，但结果又能怎么样呢？细数我们崇拜的那些名留于青史的忠臣们，绝大多数都是失败者。饮鸠就戮，从容赴死，喊两句口号，看似厉害，这样的死有用吗？真正地考究起来，结果往往是残酷的----这种行为于国事无补。”袁腾飞上面这段说教，对人们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急关头，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和不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说得如此露骨、肉麻，因为在国难面前既然“一死报君王”于事无补，那当然就只有跪着求生一条路了。
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了实现中化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而伟大的复兴，首先是复兴民族精神，也就是复兴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的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便是优良的传统道德，其核心是全心全意的人民服务其精髓是爱国主义。就爱国主义而言，爱国、保国，是传统道德，是国家对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每一个公民对国家对民族应尽的责任。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鲜明地阐明了一个人在国难前面应当采取的态度。几千年来，数不清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忠臣用慷慨赴死的大节大义在青史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近现代，清末思想家魏源鉴于朝政腐败，道德沦丧，提出“整治人心”，把“立德、立功、立言、立节”四不朽结合起来，并痛斥那些不顾民族危亡的人是“没有心肝的人”；梁启超提出要使中国富强，“第一急务是新民德”；李大钊认为“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全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他视死如归地走上绞刑台，用生命实践了这一道德的最高准则。
2001年10月，国家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钢要》，袁腾飞散布的死节观，完全与纲要背道而驰。所以它是对中国传统道德大节大义的否定，也是一付非常有害于青少年的腐蚀剂。
二、对敌酋金兀术的开脱与颂扬，便意味着对中华民族及其所组成的国家的背叛
把《两宋风云》翻到252页，有一段为敌酋金兀术开脱并加以颂扬的叙述：“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完颜兀术这个人确实不简单。但是评书演义当中，往往把他刻画得很不堪，以致我们都认为岳飞忠勇，而完颜兀术狡诈，总在岳飞手底下现眼，被打得惨败。我们今天看来，这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完颜兀术也好，岳飞也好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好恶，可以选择同情或者爱戴谁，但没有必要评出个对错、好坏。中华民族的历史本来就是由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现在经常有人说不能从今天的角度看历史，历史上宋和金是两个国家。如果这样讲，魏、蜀、吴还是三国呢，有必要说谁杀关羽就跟谁不共戴天吗？既然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就没有必要耿耿于怀了。中国历史内部混战的时期太多了，春秋列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不都是混战时期吗？宋金并立，也是这样一个时期，所以完颜兀术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我们没有必要对他咬牙切齿。”
诚然，“举一反三”，人们常用比较法去思考与作为解决和回答问题的钥匙。然而，比较是有前提条件的。袁腾飞的上段奇文，旨在企图用春秋列国、魏、蜀、吴三国和魏晋南北朝的混战去诠释宋金战争史，从而达到不仅为金兀术之流开脱侵略罪责，而且冠以“英雄”桂冠的目的，这是抛开了类比条件进行类比以混淆视听的手法。春秋列国、魏蜀吴三国混战局面的形成，是东周、东汉两个统一王朝气数将近和已尽时，各诸候国与不同条件下形成的利益集团将整体分裂的结果，参与混战的角色都是原统一王朝时的子民，其活动范围和战场都限在原王朝的疆域之内。这种局面就如同一个不幸的家庭在父母双亡后，其子女为争夺遗产而进行的打斗，所谓“兄弟打架”典故出此。
同样，魏晋南北朝也是西晋统一王朝灭亡后的分裂产物，虽然北朝唱主角的十六国大多是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但他们是自东汉末年起一百多年来自边陲相继迁入内地，后来成为西晋王朝的编户。公元304年建立汉国的刘渊，不仅籍贯山西忻州，且是受晋王朝封为建威将军的匈奴贵族；320年建立代国的鲜卑族拓跋猗卢，也是因功受晋封为山西北部五县的代王……就是这一特性的力征。
公元317年，西晋灭亡。同年，司马睿在今南京建立东晋。相对北朝而言，东晋南朝情况比较简单，因为它没有横向分裂，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只存在由于王朝本身的腐朽，内部权力争夺，加上阶级压迫，在273年漫长岁月中的多次的农民战争之余，由武将们进行的从东晋到宋、齐、梁陈等王朝更替。所以社会也相对稳定，因而有断续的9次北伐，当然也有北朝的南征。但无论南朝，北朝、其征伐范围都局限在原西晋王朝的广袤疆域之内。
这就是南北朝。相形之下，发生在12世纪的宋金战争，其背景是：远在白山黑水间的金王朝，在此前与南部的宋王朝无任何隶属关系情况下，却南下数千里，对宋王朝的主权、领土进行侵犯，对其人民的生命财产进行掠夺、烧杀，其血腥罪行同发生在上世纪的日本侵华战争如出一辙。所以，宋、金战争决不能同春秋列国，魏、蜀、吴三国，魏晋南北朝类比而画等号。
今天，我们中国人能原谅东条英机、刚村林次吗？不能，决不能！同样，我们也不能原囿金兀术。原囿他们，就是对祖国的背叛。
再说，即使是春秋战国、魏蜀吴三国、魏晋南北朝的混战，具体到每一场战争也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当正义方的子民，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挺身而出加以捍卫时，也会名垂青史，得到古今的认同。春秋的烛之武退秦师；弦高假命犒秦师，智退敌兵；战国的信陵君窃符救赵；蔺相如完璧归赵；屈原愤作离骚；三国关羽义不事曹，诸葛亮鞠躬尽瘁……南北朝的祖逖北伐，收复了黄河以南大片土地，豫州人民到处为他立祠纪念；桓温北伐，“关中人民牛酒相迎……”这些都是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承传。
公道自在人心。团队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对金兀术之罪，秦桧之奸，岳飞之忠，决不是王明清（宋）邱王睿、郎瑛（明）、王侃、赵翼（清）吕思勉（民国），俞桂元（当代）之流，几声嗡嗡便能可否的。
三、恶意的歪曲与谎言
（一）岳飞胞弟“岳翻强抢民女”：“杨再兴将军原本是伪齐曹成部下（这里袁腾飞弄错了，，曹成并未在伪齐刘豫手下任职），英勇异常。最早是跟岳飞打对仗的，他把岳飞手下的一个大将和岳飞的弟弟岳翻都给杀了……其实这个弟弟跟岳飞还真不像是一母同胞，他曾强抢民女，违反军纪，而且是在军营当中歌舞娱乐的时候，让人打了个措手不及，才丢悼性命的……”
关于这段史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记述为“莫邪关之役，……官军既入关，贼兵散乱，第五将韩顺夫以所掳妇人佐酒恣饮，贼党扬再兴率众直犯顺夫之营，官军退却。顺夫为再兴斫折一臂而死。飞怒，尽诛其亲随兵，责其副将王某擒再兴以赎罪。会粮军统制王经，前军统制张宪皆到，掩杀再兴，再兴屡战，又杀飞之弟翻……官军追击不已，再兴走至静江界中，官军追及，跳入深涧中……”
可见，扬再兴杀以掳妇女佐酒的韩顺夫在先，杀岳翻是在王经、张宪掩杀扬再兴过程。一先一后，叙述判然。而袁腾飞将先后混为一气，善意呢！恶意呢！
（二）为奸相秦桧掩饰：“公元1138年初，秦桧从金国回到南宋都城杭州”。
《两宋风云》第27讲，彩页引子写道：“公元1138年初，宋金两国正在商谈第一次议和之际，秦桧从金国回到南宋都城杭州，马上得到了高宗的重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升任宰相之职”。
这里袁腾飞将秦桧从金回归杭州的时间篡改了，史事是：“建炎四年（1130），九月底，楚州（今淮安）城破。十月二日，秦桧偕家人自孙村至涟水军丁禩寨。十一月五日，至越州行在。七日，高宗召见。”
袁腾飞把秦桧南归时间推迟了八年，是历史的无知抑是为秦桧开脱，有意篡改呢？
（三）史学家李心传的“九泉之冤”
《两宋风云》228页在宋高宗下旨撤销三大宣抚司，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后写道：“关于这一过程，当时有一本叫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书有记录。这本书的是南宋的秘书少监……但是这个南宋的秘书少监，是秦桧的养子。这个人不守史官的本分。他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本书中，把凡是对秦桧不利的东西，统统都抹掉了。所以他写的东西非常不可靠，今天的学者研究宋史，最头疼的事就是看这本《建炎以来的系年要录》。你说，他写的你到底信不信吧，你肯定不敢全信，因为他到处瞎写，但你如果全不信，那信什么呢？这好歹也是宋朝的官方正史……。”
读这段奇文，真使哭笑不得，首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成于1203年，韩世忠、张俊、岳飞免宣抚使是1141年，两者相差62年，袁腾飞说“当时有一本叫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个“当时”二字不准确；其次这个秘书少监督是秦桧的养子”更是瞎说一气。考：李心传生于1167年，死于1244年，而秦桧生于1090年，死于1155年。李心传出生时，秦桧已死去12年。李心传怎么会是秦桧的养子呢！—这真的才是瞎写；其三“这好歹也是宋朝的官史”，也说错了。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盟》属于私人著述，史学家翦伯赞称这两本书为“私人编写的巨著”。
至于李心传的治史态度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优劣评价，《宋史》卷438《李心传传》称其治史特点：“一是注重当代史研究，重辑当代文献掌故，成为蜀中掌故之学的代表人物；二是他在治学上的淹博贯通；三是重视材料的考辩。”《四库全书总目》卷88：“李心传以修史为‘非为已之学，心忧天下，闭户著书，完成一代史著。’“李心传考史是参考众书，求真去伪，择善而从。在考史上他有几条原则：传闻不取；讳饰、私意不取；来源不确不取。后人称他考史是‘辨博详明，根据凿凿’，‘宏博而有典要’”……
引录到此，如果袁腾飞“老师”能读到本文，不知作何是观？
四、活人忽悠死了，死人忽悠活了—史盲说史
《两宋风云》241页，叙述御史中丞何铸审理岳飞的一段对话“……于是何铸就说：‘王贵和王俊两个人告你谋反’。岳飞说：‘那好，你让王贵跟我对质’。王贵做了这种昧良心的事，他愧对岳飞，所以根本不敢来。岳飞又说：‘你说王俊告我谋反，那你让王俊来见我’。这个时候，王俊已经死了。岳飞说： ‘王贵不敢来，王俊死了，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谋反呢？’”考：绍兴22年（1152）,南宋朝廷以诬陷岳飞功授王俊为两浙东路马、步军副都总管，这时距岳飞冤死已整整10年，这位袁老师真是把活人忽悠死了。
然而在《两宋风云》278页，关于公元1161年9月金主完颜亮南侵的叙述：又把死人忽悠活了，他说：“金军矛头直指南宋的都城建康。但是，宋金刚一开战，建康的都统制王权就逃得无影无踪了。皇帝几次下诏书问前线的统帅王权哪里去了。结果没有一个能说得清楚。……高宗皇帝这下急坏了，金军南下，朝中无将可点，原来那些能征善战的老将中，岳飞已经被杀，张俊已经赋闲，韩世忠整天在家念佛，根本不问军政……。”完颜亮南侵是1161年，而韩世忠死于1151年，张俊死于1154年，他们怎么还在念佛与赋闲呢！
五、不是结尾的结尾
有位“月半入山”的，在看完《两宋风云》的“精忠岳飞”、 “功亏一篑”、 “岳飞之死”三集后,指出了30处硬伤，“平均每三分钟犯一次低级错误，”并结论为：“袁某（原文是贼）在讲座中出现的具体错误，或者不着边际,或者信口雌黄。其实，问题的实质是，他站的立场是金国那个角度，这是十分明显的。他闭口不谈当时金国进行的是侵略战争，给中原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而是大肆宣扬投降主义，为金国粉饰，为卖国贼赵构秦桧张目。明扬暗抑民族英雄岳飞，甚至再次编造谎言诬陷岳飞。他利用现代一些历史实用主义者的惯用手法，违背历史唯物主义，错误地认为：“宋、金两国是兄弟打架，”甚至认为宋朝向辽、金贡银、绢，没有到外人手里，还恬不知耻地说是花钱买太平。他还认为，任何负责任的政府或领导人，都会选择议和，因为你打我，我打你，何时是个头呢！这都是赤祼祼的卖国言论，袁某，不折不扣的扮演着跳梁小丑的角色。”笔者认同“月半入山”的论述，故选择作为本文“不是结尾的结尾”之一。
其次，有友人曾谆谆告诫“笔者，行文切忌伤人太多。但无奈之下，仍不免对该作品的责任编辑，提供平台的审查者，肉麻的序言……把关不严让如此坏的作品招摇上市，难道不值得可悲与该思考点什么吗？”
历史，决不是“玩意儿”。历史是一面镜子，是严肃的，从北宋灭亡到南宋初建近40年的急风暴雨史也不例外。
岳志凤
2010年3月25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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