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柳下跖万岁—
读《庄子·盗跖》有感及看柳下跖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
探索者
在《庄子》中，有一篇非常珍贵的奇文《盗跖》。它记述了孔子说降柳下跖的历史事件。春秋末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崩溃，封建制社会兴起的大变革的历史时代。没落的奴隶主阶级骄奢淫逸，更加残酷地统治压榨奴隶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致使“庶民罢（疲）敝”，“道殣相望”（《左传·昭公三年》），饿死的人一批接着一批。当时，奴隶们相率逃亡聚众起义反抗奴隶主贵族统治的事件遍及各诸侯国。柳下跖所领导的起义军是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支。
其有关部分不长，下面全文引之，一来便于读者阅读，二来便于笔者论述。其内容，请看笔者上篇拙文:《造反奴隶领袖与奴隶主贵族帮凶之辩》。
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盗跖。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孔子谓柳下季曰：“夫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诏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则无贵父子兄弟之亲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为盗跖，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窃为先生羞之。丘请为先生往说之。”柳下季曰：“先生言：‘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听父之诏，弟不受兄之教，虽今先生之辩，将奈之何哉！且跖之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听，颜回为驭，子贡为右，往见盗跖。盗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阳，脍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车而前，见谒者曰：“鲁人孔丘，闻将军高义，敬再拜谒者。”谒者入通，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曰：“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肝益昼餔之膳！’”孔子复通曰：“丘得幸于季，愿望履幕下。”谒者复通，盗跖曰：“使来前！”孔子趋而进，避席反走，再拜盗跖。盗跖大怒，两展其足，案剑瞋目，声如乳虎，曰：“丘，来前！若所言，顺吾意则生，逆吾心则死。”孔子曰：“丘闻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长大，美好无双，少长贵贱见而皆说之，此上德也；知维天地，能辩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众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称孤矣。今将军兼此三者，身长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齿如齐贝，音中黄钟，而名曰盗跖，丘窃为将军耻不取焉。将军有意听臣，臣请南使吴越，北使齐鲁，东使宋卫，西使晋楚，使为将军造大城数百里，立数十万户之邑，尊将军为诸侯，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此圣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愿也。”盗跖大怒曰：“丘，来前！夫可规以利而可谏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谓耳。今长大美好，人见而悦之者，此吾父母之遗德也。丘虽不吾誉，吾独不自知邪？且吾闻之：‘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今丘告我以大城众民，是欲规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长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子以甘辞说子路，而使从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杀 卫 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子之道岂足贵邪？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鲍焦饰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自上观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贵也。丘之所以说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则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过此矣，皆吾所闻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归，无复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归到鲁东门外，适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阙然数日不见，车马有行色，得微往见跖邪？”孔子仰天而叹曰：“然。”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头,编虎须，几不免虎口哉！”
虽然庄子不愿同当时的统治者合作，但也反对奴隶们的揭杆造反；虽然反对孔子的“仁义道德”，但也仇视奴隶们的“打家劫舍”；虽然在理智上同情奴隶们的悲惨处境，但在感情上却倾向于奴隶主的“秩序”！所以，庄子对柳下跖持反对态度，故在文中称其“盗跖”。尽管在文中庄子对柳下跖有多方丑化和妖魔化，也遮盖不住柳下跖高大英武的光辉形象。
《庄子·胠箧》：“彼钩窃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窃钩者为盗”，则“诛”；“窃国”之大盗，则“为诸侯”，恶霸天下。“大盗”、“诸侯”，在阶级社会里不过是一些阶级的“符号”。当时的统治阶级污称柳下跖为“大盗”，可孔子见了柳下跖却尊称其“将军”。当时的反动奴隶主贵族称孔子为复辟周王朝的“木铎”，柳下跖却称其为“盗丘”、“巧伪人”，而后来的“权贵者或想做权贵者”又尊称孔子为“圣人”。柳下跖何尝不是当时奴隶们解放的一面“旗帜”！柳下跖何尝不是奴隶们求解放的一位“圣人”！柳下跖何尝不是奴隶们的一个“学者”！柳下跖不仅是领导奴隶解放的一个伟大领袖，也是在当时“百家争鸣”中，批判奴隶制立场最坚决，旗帜最鲜明、理论最彻底，独领风骚的一“家”。你看，在当时有哪一“家”可以与柳下跖媲美！“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直接公开地与奴隶主贵族对着干！他的实践和学说是推翻奴隶制，是奴隶挣解放的实践和学说，代表着当时先进革命文化的一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过和产生着巨大启迪和推动作用。故在下文，笔者直称柳下跖为柳子。孔子是专搞“克己复礼”，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一家，代表着当时最落后反动文化的一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过和产生着巨大的阻碍和反动作用。正因如此，所以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总是对柳子采取丑化妖魔化政策，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而对孔子则实行美化神圣化政策，把他捧上九重天堂。
你看，“孔子不听，颜回为驭，子贡为右，往见盗跖”，孔子其来，“气势汹汹”；“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孔子其去，“抱头鼠窜”。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理论有道理、深刻，就能说服人、掌握人。因孔子无学问、无真理，在柳子的真知灼见面前，孔子那些尧舜文武的歪理邪说，毫无用处，哪里是柳下跖的对手，不但没有还手之力，连招架之功也没有。只好“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逃之夭夭。
“盗丘”与“盗跖”之辩的失败，是奴隶主文化的失败！奴隶文化的胜利！是“克己复礼”论的失败！“造反有理”论的胜利！
你看到在孔子那里有像柳子这样的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宏论过吗？没有！真是破天荒！孔子有如同柳子这样丰富的历史知识吗？没有！他只知道一点尧舜文武的破烂。孔子有如同柳子“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高尚道德情操吗？没有！孔子的道德情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有如同柳子“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至德之隆”的社会理想吗？没有！孔子的社会理想是“为东周”，复辟奴隶制。若有，那孔子不就与柳下跖“同流合污”了嘛！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孔子说柳下跖“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了！谁的道德情操和社会理想更公平合理，更接近于人类的大多数普遍愿意接受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当然是柳子，而孔子是对“人人生而平等”原则的直接背离和反动！
孔子根本就没有“社会是进化发展”的思想，也没有社会进化发展的思想。在孔子看来，从尧舜到文武，都是一样的“仁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然而却又认为“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中庸·27》），只有“周”最好，“吾从周”。《论语·为政·2·23》：“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若说社会有变化至多是一些小小的“损益”，也都在他孔子的预料之中。他孔子是个大“天才”。但是，不必说其他，对于“凤鸟不至，河不出图”（《论语·子罕·9·9》），他孔子就没料到。实际是一盆浆糊。《论语·卫灵公·15·11》：“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孔子的社会理想就是一个凝固了的奴隶制社会。孔子是一个社会“凝固论”者。而孟子是一个社会“循环论”者。《孟子·公孙丑下·4·13》：“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期间必有名世者。”孟子杜撰了一个由“天命”规定的人类社会“一治一乱”的历史怪圈。其实这个历史怪圈并不是由“天”，而是由“人”造成的。但是，柳子却给出了一个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化的大体轮廓。柳子说在历史上，原本没有阶级和阶级压迫剥削，而是来自黄帝之后。他说：“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柳子有自己鲜明的但与孔子截然相反的是非观和是非标准。孔子认为尧舜文武“盛德”，而柳下跖却认为其并不值得推崇，“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
柳子认为“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鲍焦饰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自上观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贵也。”
柳子斥责孔子：“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子以甘辞说子路，而使从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杀 卫 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子之道岂足贵邪？”柳子揭露了孔子装腔作势、虚伪残忍的奴隶主贵族帮凶的真面和到处碰壁失败的真相。
柳子对孔子明说：“丘之所以说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则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过此矣，皆吾所闻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归，无复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柳子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柳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的“张扬人性，反对礼法”，与孔子的“克己复礼”（《论语·颜渊·12·1》）完全划清了界限。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违反人性！柳子斩钉截铁地告诉孔子：“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
孔子以“富贵”作诱饵，对柳子说降，“将军有意听臣，臣请南使吴越，北使齐鲁，东使宋卫，西使晋楚，使为将军造大城数百里，立数十万户之邑，尊将军为诸侯，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真可谓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
柳子称：“夫可规以利而可谏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谓耳。”给孔子以斩钉截铁地回绝。柳子有坚强的革命信念和明确的革命原则。而孔子则毫无操守原则，只要富贵。《论语·子罕·9·13》：“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yùn）椟（dù）而藏诸？求善价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老子称“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道德经·第三章》），而孔子不仅“贵难得之货”，而且自诩为“贵难得之货”，并且还要“待贾”而“沽”。《论语·述而·7·12》：“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自己“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尚且不可，焉有“南使吴越，北使齐鲁，东使宋卫，西使晋楚”，“使为”柳下跖“造大城数百里，立数十万户之邑”，“尊”柳下跖“为诸侯”之实？
柳子称孔子，“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柳子惟妙惟肖地揭露了孔子这个“巧伪人”的丑恶嘴脸。孔子也以其言行，活脱脱地展示了他“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的“两面人”丑态，以及“见狼是羊，见羊是狼”、“狗仗人势”的“泛走狗”特性。“丘闻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长大，美好无双，少长贵贱见而皆说之，此上德也；知维天地，能辩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众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称孤矣。今将军兼此三者，身长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齿如齐贝，音中黄钟，……”
……
柳下跖的革命思想和实践，有许多光辉灿烂如同日月的地方，这是革命人民最可贵的财富。我们今天认真地总结和实践它，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其大体主要有：
一、柳子“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的社会理想
柳子所领导的奴隶起义军，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奴隶制。他认为，凡是靠剥削劳动人民为生的家伙，都是强盗。他痛斥孔子说：你这个“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虫，成天“摇唇鼓舌，擅生是非”，“矫言伪行”，“而欲求富贵”，真是谁也比不上的大强盗。你才是天下的“盗丘”！你这样罪大恶极，奴隶们恨不得把你吃掉！柳子痛斥孔子，就是对整个奴隶主阶级的审判。这集中体现了奴隶阶级的革命意志，表示他们对奴隶制深恶痛绝，要采取暴烈行动，消灭吸血鬼，推翻万恶的奴隶制，争得自身的解放。在此，柳子提出了一个理想社会的雏形。他说：“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认为只有人人参加生产劳动，共同享受劳动成果，没有剥削和压迫，无有相害之心，这才是最美好的社会。当然，按照社会发展规律，这种社会理想在当时还不可能实现，但它却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推翻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强烈愿望，给灾难深重的奴隶们揭示了一个光明的前途。在奴隶主横行的情况下，柳子明确提出这种社会理想，对于渴望解放的奴隶们，无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它必然在奴隶解放的武装斗争中起着巨大鼓动和组织作用。为宣传这种政治主张，柳子坚决反对孔子鼓吹的那一套“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反人性的谬论，而针锋相对地宣布：“人之情”，是“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凡是“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这是广大奴隶发自内心的呼喊，是向整个奴隶制的宣战，是对孔子礼教的彻底否定，也是奴隶阶级“造反有理”的理论根据。
柳子不但有社会革命理想，还有社会革命的实践。“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奴隶主把“妇女”视为一种财物）；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其中“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是说他所领导的起义军的规模和作战范围。“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是奴隶主贵族对起义军革命对象和手段的污蔑之辞，起义军革命对象是天子、诸侯和大夫公卿大室，手段是“剥夺剥夺者”；“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是起义军对奴隶主贵族的礼法道德等意识形态的扫荡以及奴隶主贵族对起义军的污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既然是“礼不下庶人”，当然更是“礼不下庶民”？“庶民”“祭祀祖先”的权力被奴隶主贵族早已剥夺得精光！奴隶们之所以揭杆造反，就是因为被奴隶主贵族剥夺的生活无着，无法顾及父母，现在何以反过来又指责其“不顾父母，不祭祖先”？真实荒唐至极！“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是起义军影响程度以及奴隶主贵族对其栽赃污蔑。柳子的起义军只是使少数奴隶主贵族“苦之”，却不说，而称“万民苦之”。“民”，在当时是奴隶主对奴隶或已解放的奴隶的称谓，奴隶造奴隶主的反，使少数奴隶主“苦之”，众多奴隶的解放，是众多的奴隶喜之，而极少数奴隶主贵族“苦之”！焉有“万民苦之”之说？显然这是对柳下跖的栽赃。还污蔑“柳下跖”“脍人肝而餔之”，对此也不足为奇，历来反动统治阶级总是如此。其或还要逊于后来蒋介石国民党对毛泽东共产党的污蔑。其实恰恰相反，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反抗的镇压和报复总是非常残酷，令人发指！只是因为统治阶级掌握着话语权、舆论权，他们对被统治阶级采取丑化和妖魔化，对自己则采取美化和神圣化，把自己的罪恶都隐瞒起来，或把罪恶嫁祸给被统治阶级。在[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上，就记录了一些蒋介石国民党虐杀毛泽东共产党的鄂、豫皖苏区军民的片段。例如，其上说“在第五次反共和国围剿中，国民党将领在许多地方下令要杀光全部老百姓。……因为蒋总司令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凡是苏维埃政权久已确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在第五次围剿结束时，苏区的人口减少了六十万。……把红区边界内外的整块整块地方的全部人口不是消灭殆尽，就是迁移一空。……成千上万的儿童被抓起来送到汉口和其他城市，卖去做‘学徒’。成千上万的年轻姑娘和妇女被带去卖到工厂里去做包身工或者做妓女。她们在城市里是当作‘灾区难民’或者‘红军杀害的人家的孤儿’卖掉。……我们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撤出天台山和老君山，这两个苏区当时有六万人。两个月后我们回来时，我们发现这些农民已被没收土地，房屋被烧掉或炸坏了，整个地区只有不到三百名老人和少数病儿。我们从他们那儿了解到了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白军一到，军官们就开始把妇女和姑娘分开。凡是剪短发或放脚的都被当作共产党枪决，剩下的由高级军官挑选好看的给自己留下，接着由下级军官挑选。剩下的就交给士兵当妓女。他们告诉士兵，这些都是‘土匪家属’，因此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谢明康在《强国论坛》上著文《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对红军根据地的历次大屠杀》说：“一、蓝衣社别动队的初步行动（1934年—1937年） 1、特务康泽的别动队在接管地方后，对逃跑的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军部队的人家，别动队实行连坐方式，凡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而未来自首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在一批逃亡地主、富农返回后，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2、建立‘无人区’。康泽指挥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地主武装，将过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驱赶出他们的住所，然后赶进标准‘战略村’，把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样圈禁起来。在村民被驱赶进战略村后，非常严厉的‘保甲制’就开始了。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之一。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红军。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灭门，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也要灭门。一家犯事，除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当地的保甲长支持下，异常顺利地取得威慑效果。前别动队人员方舟在《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到：不管是他作为中队长进驻瑞金后，还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其它地方，因为对‘已“自新”的农民，联保主任都暗中监视’，这个严密阴森的民间特务网使地方整肃。蒋介石曾以‘滴水不漏’来评价别动队的工作。3、‘新江西模式’。全面占领苏区后，国民党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个举措是组织‘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为此，别动队对江西的百万青壮年实行全面、严格的管制。前别动队人员刘操的一份回忆材料写到，当时江西农村‘凡年满18岁、不足45岁之壮丁’，一律编入壮丁队。壮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监视，‘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止壮丁离家远出’。至少有五十万人被编入壮丁队。它的‘积极分子’则组成‘铲共义勇队’，‘铲共义勇队’的人数有几万人。别动队还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苏区成年男女都必须进夜校，参加壮丁队、‘铲共义勇队’。成年男女进民众夜校后每个人需要‘认识500个以上汉字’。完成扫盲后，则被要求熟记、背诵《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每个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壮年男女都必须在别动队指挥下集中在村口朗诵这些口号。江西的共产主义思潮被根本地根绝了，几年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来概括别动队的成就。在江西，别动队也因此达到了它组织的顶峰。半年时间，别动队从三个大队扩充为七个大队，拥有便衣特务人员7千余人，普通成员1万7千人，控制正规军3万余人，管辖着江西500万左右的居民。一些考察战后江西社会的记者和学者，在他们婉转、隐约的文字背后，描述的则是在大约3年时间里，别动队毫无人道、血迹斑斑的恶行。在无人区、收复区和‘标准战略村’，在每一个村寨乡镇，别动队成为东南部江西事实上的‘军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卑劣残酷凶狠的政府。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青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北华捷报》的一名记者言辞晦涩地称：……‘恶棍们’对于别动队甚为恐惧。国民党的数字是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宋美龄的说法则要放肆、大胆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许别动队的谈话里，她说：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对人民的军事’，而在河南，‘应采取相同的办法’。二、别动队在大别山（1933年—1935年） 1933年年底，约2400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其实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蒋交给别动队的具体政策如下：‘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这一命令是由蒋伏生草拟，由那个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蒋总裁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剿匪战史》（邓文仪主编）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在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他曾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西行漫记》）。如果不是因为传教士透露出来的消息引起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
这就是 new TextParser('/posts/05/04/D0/41/content_html.txt', 'content_tree'); function checkVote(){ var input = document.voteResultForm.voteItemId ; var tag = false; for(var i = 0; i < input.length; i += 1){ if(input[i].checked){ tag = true; break; } } if(typeof(input.length) == "undefined"){ if(input.checked){ tag = true; } } if(tag){ document.voteResultForm.submit(); } else{ alert("请至少选择一项！"); return; } } 蒋介石的“仁爱”！这就是孔子的“仁爱”！君不见，在蒋介石和其部属的官邸中，到处都悬挂着“仁爱”的巨大条幅！！苦难的中国人民醒醒吧！！！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一次会议上当谈到李自成失败三百年的历史教训时，曾经声色俱厉，动容地说道：“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嗯！难道像那些自取灭亡的人那样？骄奢淫逸，尔虞我诈，醉生梦死，鼠目寸光？如果我们愚蠢到这一步，那么‘甲申三百年祭’就是诸位的来日之祭！我们也只会得到像大顺军同样的下场！天诛地灭！同志们，难道这就是你们宁肯舍弃生命去追求的理想吗？想当年，我们冒着枪林弹雨，长途跋涉两万五千里，就是为了落到这个结局？不！任何人以这种方式，毁灭革命，毁灭民族的希望，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决不答应！”（影视《张思德》）
那些打下今天这个江山又背叛这个江山的人们，真是罪孽深重！应该天诛地灭！甚至于那些因受他们当年革命牵连而被变卖糟蹋杀害的千百万无辜者也不会答应，而向他们讨要血债！
柳子的起义军仅“从卒九千人”，就“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不仅可见起义军战斗力之强，声势之大，作战范围之广，以及当时奴隶制腐败已经不堪一击，也说明他的起义军打击的对象是大大小小诸侯，而不是“民”，是大大小小的诸侯“苦之”，而不是“万民苦之”！它给大大小小的诸侯以巨大的打击！起义军“侵暴”的是“诸侯”，使“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是谁之“邑”？是谁之“国”？当然是奴隶主贵族的了！因此，只能是让奴隶主贵族“苦之”，而不是“万民苦之”！
二、 柳子“不知鬼事”、“不祭先祖”的反“天命”思想
早在西周后期，“天命”这个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思想工具已难以控制人心。到春秋末年，由于奴隶制分崩离析，作为它的意识形态“天命”思想就更倒霉了。广大奴隶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实践中萌发和发展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他们把“天命”这个曾经神圣得令人畏惧的东西踩在脚下，大造奴隶主阶级的反，致使“天命”论的卫道士孔子发出绝望的悲鸣。《论语·季氏·16·8》：“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当时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首先是在劳动人民中萌发兴起而蓬勃发展起来的。柳子总结广大奴隶反“天命”的斗争经验，形成了自已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首先，他对物质世界提出了朴素唯物主义的看法：“天与地无穷”。这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今天科学对宇宙的认识，认识到整个宇宙是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是不能被创造、被消灭的。这实际上，他否定了上帝创世说，肯定了天地是从来就存在的物质世界。他还指出，人是“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的，就是说：无穷的天地，是世世代代的人们赖以生存的地方，天并不是什么有意志的上帝。这是朴素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观点。
基于这种认识，柳子对孔子宣扬天命鬼神的唯心主义思想，表示了坚定的批判态度。当孔子要他罢兵休战回乡共祭先祖时，他断然拒绝说，“丘之所以说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则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过此矣，皆吾所闻知也。”说孔子所讲的那套“信天命、敬祖宗”的鬼神之事，全是胡诌乱扯的欺人之谈，对维护奴隶制的“天命”论予以彻底否定！
应该说，柳子对天命的蔑视和反对，是奴隶阶级反抗奴隶制斗争的必然结果。长期以来，奴隶主贵族阶级总是利用天命给自己的反动统治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奴隶主贵族头子都称自己的统治是上天安排的，他们的旨意就是天命的体现，不可抗拒。孔子不仅吹捧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受命于天”的“圣人”，也自诩他自己是“受命于天”的“圣人”。在这种情况下，奴隶阶级“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本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粉碎反动的“天命”论。
柳子历史地承担了这一任务。他戳穿了“君权神授”的骗局。他说，“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尧舜不是上天授予了天下吗?为什么他们的子孙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呢?商汤周武也曾号称是天帝的儿子，但他们的后代却都灭亡了。尧舜原来也不是什么“圣人”嘛！商汤周武原来不也是什么“圣人”嘛！焉有“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17·3》）！那个维护他们统治的老天爷在哪里呢?柳子无情地嘲弄了“天命”论，把奴隶制的“圣衣”剥落殆尽。柳子不仅大力宣传反“天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而且在起义军内部“不祭先祖”，坚决破除“事鬼神、敬祖宗”等迷信活动，教育奴隶们无论“天命”或“祖宗”都不能靠，奴隶们要解放，要靠自己的力量，要自己解放自己。“不知鬼事”、“不祭先祖”还有更深一层含义，那就是与先祖世代奴隶地位决裂！“敬鬼神”不如“造反”！这与现《国际歌》中所揭示的真理一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奴隶们要解放，天上没有“神仙”，不能靠；地上的皇帝，原本就是统治奴隶的罪魁祸首，更不能靠。奴隶们的解放，只能靠自己。恩格斯说：我们（他和马克思）十分坚决地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一个人只有他希望自由，他才能成为自由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的意识和自由的获得有统一之处。这就是说，只有工人阶级把自身的解放作为自己的一种要求，他才可能获得解放。
柳子的这些革命思想和措施，对于砸烂奴隶们的精神枷锁，发动奴隶们起来造奴隶主的反，推翻奴隶主的统治有着巨大的进步作用。
三、柳子“非六王五伯（霸）”、反“乱人之徒”的朴素辩证思想
在柳子的思想中，包含了许多朴素辩证思想。天下大乱的春秋末期，人们在回答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时，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复古倒退的反动派孔子鼓吹“克己复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要“法先王”，妄图维护和复辟腐朽的奴隶制，开历史的倒车，以阻挡奴隶革命的历史潮流。柳子则坚持了革命路线，不仅尖锐地批判了孔子的“法先王”复辟思想，也不主张什么“法后王”，诸如其后的韩非子等，而是采取对以往历史进行无情批判、扬弃，在批判、扬弃中，去其糟糠取其精华，抛弃其污泥浊水，存留其婴儿珍宝。犹如农民扬场，把含有谷粒的糠秕，用木锨一次一次地抛到空中，糠秕自然被风吹走，留下自然就是谷粒。这就是“破”与“立”、“弃”与“存”、“批判”与“继承”、“抛弃”与“发展”，“先破后立”，存立在弃破之中、继承发展在批判抛弃之中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孔子没有，连韩非子也没有。
柳子通过对以往历史无情批判，认为“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而其他诸如黄帝、尧舜、汤武，“皆乱人之徒也”。“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这是以往社会的“婴儿精华”。柳子选择它作为一生为之奋斗目标，这无疑是他的真知灼见。
此外，柳子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吕不韦称其“备说非六王五伯（霸），以为尧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湎（miǎn）淫之意，汤、武有放杀之事，五伯有暴乱之谋。世皆誉之，人皆讳之，惑也”（《吕氏春秋·当务》）。
柳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先王”是孔子之流倒行逆施，欺世惑众的骗局。这也充分体现了柳子非圣灭圣、薄古反古的朴素辩证思想以及彻底否定奴隶制的革命精神。
柳子通过对以往历史的批判，认识到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是绝对永恒的。他用这种观点阐述了社会的演变，通过对历史上不同社会情况的分析比较，说明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凝固的、静止的；通过分析“神农之世”没有剥削压迫奴隶制度的事实，指出奴隶制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到了“黄帝时代”以后至“汤武时代”社会发展的产物；从汤武的“后世灭绝”，肯定也会有奴隶制的灭亡，而奴隶制不可能一成不变，长治久安。柳子是在中国历史上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对奴隶制的起源和必然消灭的规律，作出合理推论的第一人。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重大创见。
柳子基于这种社会发展的辩证思想，坚信奴隶制可以被推翻，起义可以成功。因此，他坚定不移地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决心领导奴隶们冲决奴隶制的罗网，把骑在他们头上的“乱人之徒”——大大小小的奴隶主打翻在地，用革命暴力砸烂旧世界，建立一个没有奴隶主的新世界！
柳子这种革命斗争精神，在他与孔子的对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孔子妄图用高官厚禄腐蚀他的革命斗志，用中庸之道解除他的思想武装。但柳子坚贞不屈、心明眼亮，给以迎头痛击。他义正辞严地说：“丘，来前！夫可规以利而可谏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谓耳。”“今丘告我以大城众民，是欲规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长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非以其利大故邪？”在此，孔子就不象孟子那么样，以“仁义”（《孟子·告子下·12·4》）说降柳下跖，知其无用。柳子的这种斗争哲学始终贯穿于其毕生的革命实践。甚至于“故死而操金椎以下葬，曰：‘下见六王、五伯将穀其头’矣。”（《吕氏春秋·当务》）他在临终之前，还嘱咐部下要取两只铜椎放在他手中下葬，说如果他在地下遇到那些奴隶主头子，他就要用这铜椎砸烂他们的狗头。柳子的强烈爱憎，坚韧斗志，闪烁着他唯物辩证思想的革命光芒！
四、柳子革命奴隶的道德观
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恩格斯：《反杜林论》），它体现了一定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敌对阶级的道德观念，是根本对立的。
孔子效忠于反动的奴隶制，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的忠实走卒心心相印，对他们大加吹捧。《论语·公冶长·5·23》：“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说伯夷、叔齐很有道德，不念旧恶，所以人家很少埋怨他们。《论语·季氏·16·12》：“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说他们互相礼让，不做违反道德的事，饿死于首阳山，因此人们至今还歌颂他俩。被孔子所歌颂的“圣人”伯夷、叔齐，宁愿“饿死于首阳山”，也耻于“食”被孔子歌颂为“圣人”的周武王之“天下”的“黍”，真是天的的笑话，天大的谬论。《论语·微子·18·1》：“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其实比干只是一个纣商王朝公开的反对派，而微子、箕子都是周王朝在纣商王朝里的内奸。孔子本身最欠缺的就“道德”。例如，他一方面鼓吹让“民”宁愿饿死也要“去食”“存信”（《论语·颜渊·12·7》），而他孔子自己却是：“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不食？”（《论语·阳货·17·7》）不等挨饿，没有官做，就谋划造反。然而，孔子却要人们以这些僵尸为样板，替奴隶主阶级卖命。
反动阶级尊奉的东西，革命阶级必然视如粪土。柳子对孔子所推崇的“贤士”、“忠臣”，非常鄙视。柳子批驳孔子说：“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鲍焦饰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自上观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贵也。”柳子对这些奴隶主所树立标榜的“贤士”、“忠臣”榜样、典型，根本不屑一顾而嗤之以鼻，认为他们是奴隶主头子的狗奴才和替死鬼，无异于被肢解的烂狗、漂在河上的死猪、手持破瓢到处乞讨的乞丐。孔子视为最高尚者，柳子则认为最卑鄙者。这一褒一贬，体现了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道德观的极端、根本对立。
奴隶主贵族的“道德”体现着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奴隶主贵族的根本利益是“克己复礼”。奴隶主贵族的“道德”标准是“克己复礼”，谓之“仁”。知“仁”谓之“智”，宜“仁”谓之“义”，力行“仁”谓之“勇”。柳子坚决反对奴隶主阶级的腐朽道德，批判孔子鼓吹的反动道德标准，从奴隶革命利益出发，提出了自己的道德观和道德标准。《庄子·胠箧》：“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相对于对于奴隶主贵族的这套“仁”、“智”、“义”、“勇”“道德”，柳子的奴隶起义军也有自己的道德。奴隶们的根本利益是打倒奴隶主贵族，铲除“以强陵弱，以众暴寡”的社会基础，而实行“均分”。以“均分”为道德标准，故谓“均分”为“仁”。而以敢于向“以强陵弱，以众暴寡”的奴隶主贵族进攻实行“均分”，冲锋在前者，谓之“勇”；以诸如在战斗中退却在后，掩护战友等有宜于“保护自己，消灭敌人”者，谓之“义”；以善于分析形势，掌握战机，就是“智”。柳子鼓吹奴隶们“造反有理”，而把奴隶起义军打击奴隶主贵族的革命暴力行动，以“道德”规范肯定了下来。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从劳动人民的革命利益出发而提出的道德标准。这个道德标准，“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恩格斯：《反杜林论》），是团结和教育奴隶，打击奴隶主的强大思想武器，是为奴隶干革命求解放服务的。而柳下跖自己就是奴隶阶级的“仁”、“智”、“义”、“勇”崇高道德的体现者。
“分均，仁也”。柳子向起义军宣布了关于“分均”即平分社会财产的规定。一方面，宣传向奴隶主贵族夺回奴隶们的劳动成果是天经地义的。他领导奴隶起义军“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这种对奴隶主贵族采取暴力，实行社会财产再分配的行动，就是以“分均”为旗帜的。另一方面，在革命队伍内部实行合理分配，有饭同吃，有衣同穿，不搞特殊化。它在物质生活上，保障了这支革命队伍能在极其困苦的条件下，出生入死，英勇杀敌。列宁指出：“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事实正是如此。柳子“分均，仁也”要求平等的社会理想，破天荒地彻底否定了奴隶制。在当时，这是包括道家、法家在内的诸子百家所不能比拟的、同剥削阶级等级思想根本对立的最革命的思想。老子只是主张“损有余以奉不足”。
“知可否，知也”；“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毛泽东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柳子之所以领导奴隶起义军，能所向披靡；批判孔子，能击中要害，就在于他能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正确的思想、道理、意见来。柳子胸怀大略，腹有良策，革命坚决，对事物有深刻的认识。这是他在奴隶阶级对奴隶主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坚持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结果。这首先表现在柳子能按照阶级斗争的客观实际，去制定起义军的战略、战术。他提出“知可否，知也”的命题。他说，必须清楚地了解起义队伍的进退、攻守、胜败与否等问题，才算高明。要了解这些问题，他认为，只能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的深刻认识上。他提出了“知时，智也”。“时”，就是时势，天时、地理条件和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等客观实际情况。“知”，就是审时度势，在革命斗争中掌握、分析、认识上述客观情况的过程。要使主观符合客观。主观反映了客观，“知时”了，就是“智”，就有了正确的思想。他把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作为军事部署的思想基础，这是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的卓越表现。为了有效地“剥夺剥夺者”，狠狠地打击敌人，柳子反对不察敌情的盲目行动。他提出“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庄子·胠箧》）的命题。他强调每次袭击必先周密侦察，弄清奴隶主榨取奴隶血汗得来的财富藏在何处，务求有发必中，以取战果。柳子还把根据实际而“知可否”这一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用于思想斗争，以其分析和批判孔子的反动说教。对于孔子说降，柳子尖锐地揭露说：“子以甘辞说子路，而使从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杀 卫 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子之道岂足贵邪？”你“孔丘”自吹“圣人”，为何你“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根据孔子的失败记录，柳子断言孔子的谬论毫无价值。这种用实践效果去检验人们的思想，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论是非，辨真伪，定取舍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使柳子透过孔子汹汹其势的表象，看到它秕糠的本质，从认识论的高度，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批判了孔学的反动性和荒谬性。正因为柳子从实践出发认识问题，所以他判断孔子，总是把其言行对照、说实对照，然后才下结论。他用这种实事求是的方法，对孔子进行深入地观察和分析，就很容易地发现他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因此，他深刻揭露了孔子“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这个“巧伪人”的丑恶本质，一眼就识破了孔子的恭维不怀好意，击败了他诱降的阴谋，坚定地捍卫了奴隶阶级的革命事业。柳子对孔子的批判有理有据，孔子毫无狡辩之可能！而不像孟子对墨子，只是无中生有，诬蔑诽谤！
五、柳子奴隶阶级哲学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厉，反抗越甚。既有反抗的思想，必有反抗的行动；既有反抗的行动，必有反抗的思想。哲学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它在奴隶社会中，必然是奴隶阶级反抗奴隶主阶级统治争取解放的武器。奴隶阶级是奴隶社会中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主体。社会实践必然使他们从中得到许多关于自然和社会的感性知识，尽管他们身体自由被剥夺，接受文化的权利被剥夺，但他们的思想却难以禁锢。他们通过独立思考和思想交流，可以对实践知识作出某种程度的理性总结和概括。奴隶们的许多革命实践就是奴隶阶级哲学的直接体现。比如柳子的奴隶起义军“不祭先祖”。“祭先祖”属于“礼”。“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祭先祖”，那是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庶人”尚且没有份，岂有奴隶的份！根本就没有奴隶的事。奴隶虽没有“祭先祖”的份，但却有被用来“祭人先祖”的份。中国的奴隶社会中，在奴隶主眼里，奴隶不是人，是会说话的畜生，可以充当祭祀和殉葬中的牺牲。《孟子·梁惠王上·1·4》：“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死无之后乎！’”之所以奴隶“不顾父母兄弟，不祭祖先”，完全是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夺。对奴隶“不顾父母兄弟，不祭祖先”的指责，完全是张冠李戴。但在柳子“不祭先祖”中，却包含着反“天命”、“传统”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因此，认真分析奴隶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对于了解他们的思想很重要。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品格，并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品格”（《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由于统治阶级的反动本性，历代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革命文化总是讳莫如深，而总是对其实行斩草除根的政策。致使幸存下来可供研究奴隶阶级哲学思想的直接材料少之又少，即使幸存片断，也常已面目全非。为此我们对其更应该珍惜爱护，更应该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现存材料认真研究，拭去其历史的灰尘，加以认真清理和整理，继承和发展。恢复奴隶阶级在哲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不但应该肯定奴隶阶级有自己的哲学，而且要认真研究其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柳子的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深刻影响，答案是十分清楚的。柳子关于要求消灭剥削，实现平等的“分均”思想和反“天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就一直影响着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农民起义，是农民起义的两面旗帜。例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口号，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就是对柳子反“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唐末王仙芝、黄巢的“天补平均”等口号，北宋王小波、李顺的“均贫富”口号，北宋方腊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口号，南宋钟相、杨么的“劫富为均平”口号，明末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割富济贫”口号，清末太平军的“无处不均匀”口号等，就是对柳子“分均”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柳子的许多革命思想，是被农民起义军作为一种传统继承了下来了。
这才是人民的、革命的、进步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所应首先继承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同时，柳子领导奴隶起义，作为对奴隶制的“武器的批判”，和作为对孔学的“批判的武器”，不仅为法家思想的形成创造了历史条件，而且用自己的思想影响了法家的思想。例如，先秦法家商鞅的发展观，几乎和柳下跖的发展观如出一辙；荀况、韩非的“法后王”厚今薄古思想，就是建立在柳子对孔子“法先王”谬论的批判之上的；荀况的“生而有耳目之欲”、“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的性恶论，同样是在柳子诸如“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等争取人权的正义呼喊中得到启发，只是打上了地主阶级的烙印而已。所有这些，说明先秦法家的进步思想，都曾经在柳子的革命思想中吸取过营养，得益过柳子。
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由当“谒者入通”，柳子“闻”“孔丘”之名亦为“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恨不得“以”其“肝益昼餔之膳”！也足见孔子对奴隶们做恶之多端，为恶之深重！奴隶们对其愤恨仇视之一斑了。孔子是奴隶主的帮凶，是奴隶的死敌。货真价实。柳子对孔学的批判，是一个被统治被压迫最深重的阶级对一个统治压迫最残酷的阶级的批判；法家对孔学的批判，只是一个较先进的统治阶级对一个最落后统治阶级的批判。而墨家与道家则大致是界于两者之间，墨家偏于柳家，道家偏于法家。因此，柳子对孔学的批判要比法家对孔学的批判要彻底和深刻得多。
孔说是一种为反动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谋利益的说教，只要有反动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存在，就有孔说生存发展的土壤。因此批判孔说，如同批判统治阶级一样，艰难而长期，它贯穿于人类社会由有阶级到无阶级的整个进步发展过程中。批判孔说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其艰难，主要在于反动统治阶级掌握着政治、经济、舆论权，并且总是利用其对它鼓吹、美化、圣化、神化，而打压对它的揭露和批判。
六、柳子对世人的警诫
“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肝益昼餔之膳！’”
“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归，无复言之！（孔）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
“夫可规以利而可谏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谓耳。”“今丘告我以大城众民，是欲规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长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非以其利大故邪？”
这既是柳子对孔子的批判，也是对世人的警诫。
孔子“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其“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其罪大恶极，罄竹难书。
孔“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完全害人的鬼话，警惕上当。
拒绝招安，警惕投降派。个人的解放偶于阶级的解放之中，阶级解放是个人解放的根本保障。在中国的人民革命史上，因犯柳子警诫而导致失败者很多。然而柳子的警诫在毛泽东那里获得了升华。
诚然，同历史上的其他伟大人物一样，柳子也不免受到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其学说存在不少问题。例如，他仅以“分均，仁也”，来批判“私有制”是远远不不行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消灭私有制”才能凑效。《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
在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战争史上，柳子不愧为一个杰出的文武双全的革命家和思想家。甚至于令其后统治阶级中较开明的思想家荀子也称赞：“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惧传而不息。”（《荀子·不苟》）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毛泽东则诗称：“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毛泽东诗词·贺新郎·读史》）柳子如同欧洲史上的奴隶领袖斯巴达克一样，是“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3卷18页）。
伟大的柳下跖万岁！
最后，让我们再一次重温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那次会议上当谈到李自成失败三百年的历史教训时，曾经声色俱厉，动容地警告吧！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嗯！难道像那些自取灭亡的人那样？骄奢淫逸，尔虞我诈，醉生梦死，鼠目寸光？如果我们愚蠢到这一步，那么‘甲申三百年祭’就是诸位的来日之祭！我们也只会得到像大顺军同样的下场！天诛地灭！同志们，难道这就是你们宁肯舍弃生命去追求的理想吗？想当年，我们冒着枪林弹雨，长途跋涉两万五千里，就是为了落到这个结局？不！任何人以这种方式，毁灭革命，毁灭民族的希望，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决不答应！”
苦难的中国人民醒醒吧！！！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在前面飘扬，它将引领着我们走向胜利！
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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