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鹅湖》的小丑说起
芭蕾舞《天鹅湖》中有一个角色是小丑，他以其最为活泼而自由的舞蹈起着剧中主持人的作用，有时不免嫌他多余，然而从艺术上说，试把他拿掉不用，大约就欠缺了，尽管他不是主要角色。在中国戏剧中，丑角的重要性，很多情况下，要超过《天鹅湖》这样的情况，在剧情中，会占到“三分天下有其一”，以至更多些的份量。
于是忽然想到，小丑这角色，是源于生活的，在生活中，往往有人自觉充当小丑的角色；即使正人君子吧，言行有时也不免有如小丑；这些，都会有的，人们往往也和谐对待，并不说破。生活中是如此了，那么小丑成为专业的角色，是从何时起头的呢？要查最古，就要从最古的文字或图画中去找。我学力不够，不能找到“最古”，但手头正有一本《孔子家语》，其第一篇里正好写到一个小丑，是被孔子当场下令杀掉了的，也可算是较古的一个小丑了，他正是一个专业的小丑，而且已经是舞台上的小丑。
“新世纪万有文库”里的这本《孔子家语》前面有“出版说明”，写道：
《孔子家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事迹言行的重要文献，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孔子及早期儒家学派的重要参考资料。长期以来它被视为伪书。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了与《孔子家语》内容相似的竹简；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又出土了与《孔子家语》有关的简牍。这说明《孔子家语》并非伪书，它的原型在汉初就已存在。它与《论语》同源，系孔门弟子各记所闻，后选一部分辑为《论语》，其余部分则集录为《孔子家语》，后来又经过数代孔氏学者的陆续编辑增补。
可见，这是可靠而且重要的一本古书。那第一篇题为《相鲁》，记载着孔子在鲁国如何做官。
其“初仕”，担任的是“中都宰”，为社会规定了一些制度而获成功，叫做“制为养生送死之节”：
“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四方诸候则焉。”
有这样的政绩，鲁定公就提拔孔子当了“司空”，所记在这个位子上的政绩是：
“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阙所。先时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沟而合诸墓焉。谓季桓子曰，贬君以彰己罪，非礼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
从以上记述看来，当时社会，尽管已经不是很古，经过夏、商、周而到了周的末年的春秋时代，但在许多方面还不是很上规矩，连根据不同土壤种不同庄稼也还有人不懂或不严格遵照，饮食上不知老幼有别，另外，分工上不知道人的能力有大小，也不知道男女不能混在一起走路，路不拾遗方面也还做得差，丧葬方面的一些事宜一般人也不懂，需要官府做些指导或规定。而这方面，孔子都懂，是专家，在他指导下，得到了治理。特别是，季氏葬昭公之墓的位置不对，不该位于墓道之南，孔子下令把沟改变了一下，就把这个墓与先前的诸墓归到一起，而不是单独分开在墓道之南。孔子对季氏作了解释，说是帮季氏掩饰了本来的这种“非礼、不臣”的做法。
我们要问，孔子是怎么就懂这么多的呢？《史记》上说，孔子从小就有这种兴趣，“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有点儿这方面的天才，但毕竟这是不够的。后来孔子成为“礼”的专家，主要还是来源于用心学习。他一是向书本学，尽可能找到古籍，但《论语》上说，这方面已经“文献不足”了。也是，夏代已经遥远，商朝也灭得很久，孔子处在周代，周代的文明，是从夏代商代传下来而继续发展的，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只要把周代的典章制度这些东西掌握到手，学而时习，温故知新，就能成这方面的专家。另外，孔子还注意向懂得的人学习，他曾问礼于老子这样的老前辈。
总之，孔子当“中都宰”、当“司空”的政绩，证明了孔子既有学问又有才干，于是再次得到提拔，当了“鲁大司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鲁迅说，司寇一职，相当于日本的“警视总监”。《辞源》说，司寇在中国古代是掌管刑狱的。这些，说明着此职古今中外都有，很好理解的。
孔子在“司寇”一职上也有很好的政绩，社会被治理得达到“设法而不用，无奸民”的程度，就是我们常说的“化”的程度，很了不起的。
作为“大司寇”的孔子有机会作为国君的重要随员一同出访。这一天，鲁公与齐侯在夹谷这地方见面，用现在的话说，可称两国“峰会”。这个活动中，“孔子摄相事”，是鲁公这一边诸事的总策划、总指挥。他提出：
“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并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
孔子这一意见的根据是“古者”，也就是说，夏商周以来此类国家行为中就有这些规矩或范例的。
司马，是官职名，多为军职，与指挥一定数量的武装有关。“请具左右司马”，就是请组建两支卫队随同出访，一左一右，各有用场。
两君相见，就发生一件不愉快事，齐国的“莱人以兵鼓謲，劫定公”，也就是齐国来了一些人马鼓噪，要为难鲁定公。这时孔子赶忙从下面走到台上去，掩护鲁公，同时跟齐侯讲理（讲的理很复杂，“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齐侯被他说服，让那些捣乱的兵众退了下去。孔子的表现堪称英勇。据《史记》载，孔子身长九尺六寸，很有些高大威猛的。
接着，就发生了斩小丑的事情。
捣乱的兵众退下后，齐侯命“奏宫中之乐，俳优侏儒戏于前”，这就是在宫廷音乐声中，让侏儒担任的专职小丑上场表演滑稽节目。这该算是齐侯作出的友好姿态。然而，孔子却不允许，他又一次“趋进，历阶而上”，说，“匹夫荧侮诸侯者，罪应诛，请右司马速加刑焉。”就是说，他认为这样的“俳优侏儒戏于前”，是对诸侯的侮辱，罪该杀。他一声令下，右司马就动手，“于是斩侏儒，手足异处。”齐侯的反应竟然是“惧，有惭色”，又害怕又惭愧。
以下，《相鲁》篇还记载了孔子的一些政绩，本文就不复述了，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孔子下令斩小丑的事情，这在我们今天的眼看去，是太奇怪了，原来舞台上的小丑曾经无辜地有过这样的危险和遭遇。
齐侯让小丑上台表演，是会谈之后的余兴取乐，怎么就不行呢？而且说人家小丑是“匹夫荧侮”了诸侯。小丑奉齐侯之命，上台表演，如果这节目不对，责任在齐侯，小丑只是演员，为何要拿小丑问斩？可怜那侏儒小丑，生来如此残疾，充当小丑，死得这样无理而悲惨，“手足异处”，还要说他该死。孔子是下令的人，也是当场的目击者。这是《孔子家语》自己写的，写时是作为正面的了不起的行为做记载的，可见写时这些人仍持孔子当时这种看法，要不然，会按照孔子对季氏的做法，做出掩饰，文字上的掩饰比起“沟而合诸墓”的掩饰总要简单得多。
从《论语》可知，孔子不是不看艺术表演的，但在他面前的艺术表演要合乎“礼”的规矩才行：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佾，音“逸”，舞的行列，“礼”的等级规定是，天子用八列，诸侯六列，大夫四列，士二列。试想一下，天子用八佾，如果每佾八人，即六十四舞女，分作八列，舞蹈起来，穿行来往，很好看的。季氏是大夫级的，按“礼”只能用四佾，即三十二人，舞蹈起来，也就很好看了，但季氏不知足，竟然越“礼”，用了八佾。孔子听说之后，不觉大怒，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后世儒家作注释说：“孔子为政，先正礼乐，则季氏之罪不容诛矣。”还有人进一步分析说，季氏这样的行为，说明着“虽弑父与君，亦何惮而不为乎”，所以孔子要发出“深疾之之辞”，这样的阐释，在儒家，是顺理而成章的。
孔子这样的“礼”，在今天大约也不能算全无存在的必要了，试想一下，在不同场合安排的表演，该是有所考虑不同的，所谓“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就不能拿到大雅之堂上去，只有在街头或庙会一类的场所，大约是什么都可以而无忌讳的了，比如，牵了两只猴子敲着堂锣儿，叫猴子做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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