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难道不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吗？！

——为孔子说句公道话　　

　2011-01-20　　　

有道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又说是：既生瑜，何生亮？吴氏生飞（无事生非）。　　

本来嘛，经过江主席的“三个代表”和胡主席的和谐社会，这举世瞩目的北京天安门广场，才在这几年没有动乱的、绝食的了，也没有自焚的了。好不容易安生了这么几年，偏偏就又有人耐不住寂寞，唯恐天下不乱，平白无故地就在那里塑了个孔子像，惹得怨声鼎沸、反对如潮！　　

（见：http://tieba.baidu.com/f?kz=975491006　　

和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81532246/44.html）。　　

更何况，随着人口和建筑的增多，天安门广场本来就不如从前那样宽敞了，如今又在这么心血来潮、一时兴起，左一个、右一个的塑像，就该成了中学的操场一般了。　　

难怪圣人说：肉食者鄙。　　

又说：高贵者最愚蠢！　　

人群中出类拔萃的肉食者和高贵者，尚且如此。人说，14个国人中就有一个精神病患者。真耶？假耶？不言自明了。　　

在天安门广场立孔子塑像，又把他老人家放到了火炉上了。反对者人多势众、气势汹汹、理直气壮、铁证如山，狡辩者人单势孤、困兽犹斗、针锋相对、言之凿凿。　　

毫无疑问，双方对孔子有着截然相反的评价都是以相关历史文献和历史知识为依据的。那么，依据同样的历史文献和历史知识为什么会对历史和历史人物出现截然相反的评价呢？　　

原因有二：　　

其一、误读和无知。由于古人的用字规律与今不同，又由于我国举世唯一的悠久历史、知识浩繁，再由于史书的误记。于是，有人不是以今人的用字规律望文生义地误读历史文献，就是以自己一知半解的历史知识评论历史，无知无畏。　　

其二、成见和偏见。自孔子创造春秋笔法开始，不同的人便依据自己的好恶、不顾史实、以形而上学的方式篡改历史，胡扯六拉地塑造不同形象的历史人物，误导社会。　　

其实，孔子如今的反对者和推崇者们，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基本是些无知无畏的形而上学者！总之是，一群根本就不了解孔子的人却整日如苍蝇一般嗡嗡叫着评论孔子呢。　　

不信，请看咱老人家为列位看官指点一二。　　

（一）　　

反对者之所以表现的理直气壮、气势汹汹，就是因为他们是以对《论语》的普遍误读为依据，把孔子从言行到思想说的一无是处、歹毒无比，指责孔子祸国殃民几千年，任孔子的孝子贤孙怎样百般狡辩，可也是理屈词穷。　　

不管怎样，孔子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先哲，洗清后人的涂抹，恢复他老人家的本来面目，咱老人家也是义不容辞。　　

其一、《论语·阳货》有，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据此，反对者认为这是孔子在鼓吹血统论。　　

这简直就是莫名其妙，也不知这些人是否识字，就硬是鼻子里插大葱。查：　　

“与”字，动词“帮助，援助，亲近”；《管子·大匡》：“百姓病，公先与百姓而藏其兵。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　　

“愚”字，形容词“朴实，敦厚”；《论语·阳货》：“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古代的民众朴实却正直，现在的民众朴实却狡猾罢了呀）。”　　

由此可知，所谓“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说的是只有高等级智者帮助地位低的敦厚人不变。　　

瞧瞧，人家孔子本来在鼓吹为人民服务呢！可却被一帮不肖子孙污蔑成是在鼓吹血统论、推行愚民政策。　　

这帮不肖子孙，说他们不识字，似乎委屈了他们；说他们是精神病，他们又大喊冤枉。那么，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呢？　　

其二、《论语·泰伯》有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据此，反对者指责说，孔子教唆统治者推行愚民政策，中国近现代的落后挨打、国人骨子里的奴性十足，孔子无疑是罪魁祸首。　　

果真如此吗？大错而特错！根本就是对《论语·泰伯》的无知误读。　　

此处关键：　　

一是、“可”字的含义是动词“适宜，合适，适合”；《庄子·逍遥游》：“无所可用，安所困若哉（没有什么合适的用处，那就会有所困苦啊）！”不仅如此，常言道：可丁可卯——正合适也！　　

二是、“知”字的含义是动词“主持，管理”；《国语·越语上》：“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因此，古有官职“知府”等，现今日本还有“知县”之职呢。　　

可见，《论语·泰伯》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本意是：“民众适合用于遵从，不适合用于管理。”　　

也就是说，普通人只适合让他们做具体工作，不适合让他们担任管理工作。　　

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担任管理工作呢？当然是专业人才啦。　　

可见，本来孔子他老人家是在倡导以“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为标准选拔干部呢，却被无知者们污蔑成是在教唆统治者推行愚民政策。　　

荒唐之极！　　

正是因为自古以来这帮子无知无畏者的谬种流传，不仅极大地侮辱了孔圣人，而且误人子弟、毒害社会，中国近现代的落后挨打、国人骨子里的奴性十足，他们无疑是罪魁祸首。　　

孔子时代，社会文化知识普及率低，绝大多数人不识字、没文化，孔子抓住了这个商机，兴办私塾，开门办学，推动了大众教育的产业化。那时节，科学技术尚在初始阶段，没有什么研究院、科研所，最紧缺的就是社会管理人才，孔子的私塾也没开设工程技术专业，主要是以培养军政和会计人才为主。　　

为了保证营业额和利润不断增长，自然必须扩大产品的销售额，私塾产业的先生们自然必须考虑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分配和就业问题，必然要给学生们日后高就大造舆论，以广辟生源。因此，自然就有《论语》所记载的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其实，孔子提倡干部知识化，也并非仅是为了自家私塾的利润，也是为了保证社会健康发展和爱护干部。《论语·先进》记载：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其三、《论语·颜渊》记载，齐景公文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栗，吾得而食诸？”　　

据此，反对者孔子倡导的是君君亲亲、三纲五常，把人分个三六九等，，拼命地强化君权、父权、师权和夫权，对君主、父母、师长要绝对服从，即使他们错了也不能违背他们的意愿，只能无条件地盲从，导致几千年来国人只知专制、不知民主，只认师长、不认真理。　　

此说，更是牵强附会。因为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的是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应当以礼使臣，臣应当以忠事君)。”（《论语·八佾篇》）。也就是说，君臣、父子凡事当依国家所定的规矩而行，各自尽其应尽的职责；君臣相遇，父子相亲，各尽其道。　　

这自然是理当如此，古今中外皆如此呀！否则，君不守君道，臣不守臣道；父不守父道，子不守子道，那么无法想象人类社会该是怎样的呢。　　

对此，孟子更是明确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主把臣下看成为自己的手脚，那臣下就会把君主看成为自己的腹心；君主把臣下看成为狗马，那臣下就会把君主看成为一般人；君主把臣下看成为泥土草芥，那臣下就会把君主看成为仇敌）。”（《孟子•离娄篇下》）　　

由此可见，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根本就跟所谓的强化君权、父权、师权和夫权风马牛不相及。反倒是为“君若不君，臣即可不臣；父若不父，子即可不子”提供了的合理性。　　

其实，孔子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论语·子罕》记载了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而卫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　　

由此可见，孔子才不管什么“三纲五常”呢！他老人家信奉是“待价而沽”、“合则来，不合则去”。　　

至于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让臣死臣必死，父叫子亡子得亡”，那都是别人和后人鼓吹的，与孔子何干呢！　　

列位看官，您给评评理，您说孔子他老人家是不是比窦娥还冤，那帮子不肖子孙是不是缺德都冒烟了！？　　

别急，孔子他老人家的冤屈、那帮子不肖子孙干得缺德事，还有的是呢！　　

（二）　　

其四、《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由此，反对者指责孔子轻视劳动人民。　　

这完全是捕风捉影！　　

且不说孔子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事实是，即便成名后，孔子自己还喜爱赶车，更愿意赶车致富呢！　　

“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论语·子罕》）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　　

孔子精通的是“六艺”，开办的是干部学校，可樊迟却要求孔子教授农学院的专业知识，这既是为难孔子，也是不务正业。孔子自然不仅是心有不满，而且必须阐述学好干部学校专业课的意义。所以，他指责樊迟是个见识浅狭的人，阐明只要做个好干部、治理好一方，劳动人民纷纷迁来，努力生产，这样所取得的社会效益，远远高于自己种田。　　

这样的指责和阐明本在情理之中，今天的老师也是如此。有那个学生向地理老师求教物理专业的知识，不会遭到白眼;又有那个数学老师不是强调数学，而是阐述绘画课的重要性呢！可不肖子孙们却说，孔子是在轻视劳动人民。　　

其五、《论语·八佾》记载：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由此，反对者认定孔子“克己复礼”，是个复古倒退的保守派。　　

且不说，从逻辑上讲，既然孔子“克己复礼”，是个复古倒退的保守派，那么如今倡导孔子“克己复礼”，就寓意着否定改革开放、恢复毛泽东时代，单就说“吾从周”和“克己复礼”根本说的就是两码事！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就是说，孔子在探究夏、商、西周三代的礼仪制度，考察了殷代继承夏代对礼仪制度所作的增减之后提出了“吾从周”的主张，是指以周朝的礼仪制度为依据改革礼仪，而不是说遵从周朝的社会制度。　　

《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这说的是，孔子“克己复礼”是主张为人处世要讲礼貌守规矩，不能乱看乱问、乱说乱动。　　

现如今，毛主席也指示全党要“保守机密，慎之又慎”。家长教导孩子，单位保密纪律，依然是“不该看的不能看，不该说的不能说，不该问的不能问，不该听得不能听，不改动的不能动”。　　

其实，说孔子反对改革也不是没有一点依据。《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季孙想按田亩收税，派冉有向孔子咨询）。仲尼曰：“丘不识也（我可不知道）。”　　

三发，卒（问了三次，最后）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您是国家的顾问，就等您的意见实行呢，您为什么不说呢）？”　　

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君子按照礼法行事，厚施薄敛，如果季孙愿意这样，我是愿意为其改赋的）。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如果季孙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那么，田赋仍然不能使他满足的）。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既然季孙想表明自己所做有所依据，那就去找周公的故典好了）。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如果想自己行事，又何必来问我？我不参与）。”　　

可见，孔子不是反对改革，而是反对以改革的名义剥夺国家和人民，绝不参与为个人谋利益的改革。　　

其六、《论语·阳货》有，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据此，反对者说这是孔子污蔑劳动人民、歧视妇女。　　

其实，这完全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显然，众人普遍是对其中的“为”字视而不见，满嘴跑火车呢。把握了“为”字表示承接关系，即可知：　　

“唯” 字取义，一是、动词“表示听任，任随”；《左传·僖公十五年》：“古者大事，必乘其产，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而服习其道，唯所纳之，无不如志。”二是、动词“因为”，《左传·僖公二年》：“冀之既病，则亦唯君故。”　　

“与”字取义是动词“交往，交好”；《庄子·大宗师》：“孰能相与无相与。”　　

所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是说，因为（放任）你的孩子同小人交往，就“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难以抚育。　　

“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显然，孔子所谓的“小人”绝非特指劳动者。　　

总之，孔子这是在指导人们如何管教孩子呢！孔子是大众教育的祖师爷，自然懂得“要从娃娃抓起”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必定是要告诫人们必须管教孩子“亲贤臣，远小人”。这跟污蔑劳动人民、歧视妇女连丁点边都不沾。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普遍对典籍的误解、对历史的无知，由此可略见一斑。　　

对这般善男信女来说，若是知错却不改，那可真是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果然也就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啦！　　

至此，咱老人家把孔子反对者的无知无畏批了个体无完肤，想来孔子的孝子贤孙们一定趾高气扬、忘乎所以了，连替祖师爷感激咱老人家的话也不说一句。自然，这必定惹得咱老人家大怒：　　

“小子！且慢得意洋洋，尔等白眼狼的无知比那些无知无畏者更是有过之无不及，是无知无耻之徒！”　　

（三）　　

孔子推崇者的主要理由就是：孔子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天安门广场塑个孔子像，是弘扬和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气势磅礴，与庄严的国家博物馆建筑交相辉映，展示出中华文化的悠久灿烂与正大气象。　　

且不说我中华传统文化渊源流传、博大精深，岂是区区一个孔子儒家学说所能代表的，也不说公认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为儒释道三家，更不论被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的本是炎帝黄帝，单是就诸子先哲在中古今中外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来说，孔子也不能与老子相比：　　

孔子自西汉元始元年（公元元年），汉平帝刘衎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后，最高封号是开元二十七年，即739年，唐玄宗李隆基升孔子为王爵，谥号“文宣”，称“文宣王”。　　

只是偏邦西夏，仁宗三年（公元1146年）三月颁布诏令：“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　　

孔子的最后封号是：中华民国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民政府的“大成至圣先师”。　　

孔夫子是个圣人，可也自古就是个有争议之人，特别是自“五四运动”提出“打到孔家店”以后，争议更大。　　

可老子却不然，其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远在孔子之上！且即便是在“五四”以后，争议也小得多。　　

其一、老子是有文字记载第一个被喻为、也是唯一被圣人喻为龙的人。　　

我国传统文化中，一般将帝王称为真龙天子。然而，在我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个被喻为龙的人，却不是帝王，而是老子，而且是出自孔子之口。　　

《庄子•天运》记载：“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归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也记载孔子谓弟子曰：“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为此，范仲淹特作《老子犹龙赋》一篇。　　

其二、老子是中国哲学的鼻祖，不仅点化出了一个千古圣人，而且还成为了唯一国产宗教的教主。　　

太史公曰：“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其中强调指出：“老子是中国哲学的鼻祖，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孔子年轻时就视老子为导师，关键时刻就去求教。也正是在老子的指教下，孔子才最终修成了正果。对此，《庄子》、《史记》有着记录。　　

142年，张陵声称受老子之命封为天师，创立天师道，把老子供奉为道教的教主，以治病消灾为手段，传教布道，深得民心。　　

165年，东汉延熹八年，汉桓帝刘志〔132年—167年，东汉第十位皇帝，在位21年〕梦老子降生于庭侧，便在老子的诞生地为老子建庙，名量子庙。　　

其三、老子是唯一有帝王作传、被两朝尊为皇帝，并被皇帝称为千古圣人的学者！　　

自666年即乾丰元年，高宗李治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后，老子的最高封号，是755年即天宝十三年，玄宗上玄元皇帝尊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　　

老子的最后封号是1013年，宋真宗赵恒[968年—1022年，在位25年]，追封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并于1014年。　　

1013年，宋真宗赵恒（968年—1022年，北宋太宗第三子，997年—1022年在位二十五年，原名赵德昌）非常崇信道教，追封老子“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不仅如此，从南北朝直至清朝，竟然还有八朝八帝御注《老子》、一个帝王为其立传。　　

据《隋书》第34卷和《旧唐书》47卷记载，梁简文帝曾亲撰《老子私记》十卷。　　

据《魏书·官氏志》所载，魏孝文帝元宏著有《老子注》2卷。　　

据《梁书》本纪以及《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47卷记载，梁武帝萧衍曾亲自著述了《老子讲疏》六卷。　　

据《梁书·简文帝纪》记载，梁简文帝萧纲有《老子义》、《庄子义》各二十卷，《隋志》、《唐志》也有著录，书名卷数稍异。　　

据《萧纲萧绎年谱》记录，梁元帝萧绎著有《老子义疏》十卷。　　

唐玄宗李隆基[685年—762年，在位44年] 于725年，即开元十三年和755年，即天宝十四年十月，两度对《道德真经》进行注疏，著《道德真经注》四卷和《道德疏》六卷，颁示《御注老子》并《义疏》于天下，令学者习之。　　

《宋史·徽宗本纪》称：重和元年(1118年)秋八月，徽宗赵佶[1082—1136年，1100年即位，在位26年] “诏班御注《道德经》”。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中，有朱元璋《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经》上下卷，并在序中强调：“朕观老子之为圣人也，亘古今而无双！　　

顺治13年，即1656年，清世祖完成了《御注道德经》，又亲笔为其作《御制道德经序》说：“老子之书，原非虚无寂灭之说，权谋术数之谈，是注也，于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国之道，或亦不相径庭也。”　　

如此之多的帝王给老子作传为《老子》御注，这可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仅此即可见老子和《老子》之魅力和意义。　　

其四、《老子》超越了民族、宗教和时空，具有永久的普世意义。　　

《老子》自问世以来的二千五百多年间，其影响是非常广泛和深远的。不仅中原汉族，而且边疆少数民族，不仅道教，而且异教，不仅东方，而且西方，不仅思想家，而且科学家，也同样尊崇《老子》。　　

公元1285年，元世祖忽必烈诏告天下焚禁《道藏》时特别指出：道家诸经，可留道德二篇，其余文字、版本及画图，一概焚毁，隐者罪之。　　

清代顺治更是推崇《老子》，其《御制道德经序》指出：“老子道贯天人，德超品汇，著书五千余言，明清静无为之旨。然其切于身心，明于伦物，世固鲜能知之也。”　　

近代，面对外敌入侵和内乱不断，坚决主张“睁眼看世界”的魏源著《老子本义》，强调：“圣人经世之书，而老子救世书也”，“《老子》，救世之书也。”他认为，即使到了“弊极”的末世，只要正确解释、运用《老子》的思想，也能改变衰败、坏乱的世道。　　

严复则以“老子者，民主之制之所用也”著《老子道德经评点》，强调：“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　　

当代“五四运动”，著名思想家都有关于《老子》的论著。尤其胡适，在提出“打到孔家店”的同时，干脆称老子为“革命家”，充分肯定老子是“革命家之老子”，强调：“老子对于那种时势，发生激烈的反响，创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发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著，第一是《圣经》，第二就是《老子》。但是《圣经》有宗教和政治的背景，有教会和团体大批赠送，可《老子》却是全凭自身的价值，为全球自觉自愿接受的。　　

　2005年11月11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河南省政协共同主办的“弘扬老子文化国际研讨会”《宣言》称：“雅斯贝尔斯、罗素、海德格尔、托尔斯泰、爱因斯坦、李约瑟等享誉世界的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等，都从老子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并对其予以高度评价。”　　

全球公认，中国的老子、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86年，佛教创始人〕、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是古代世界三大圣人。　　

据　2002年7月5日　《中国文物报》报道：老子被美国《纽约时报》列为全世界古代10大作家之首。　　

所以，老子既是孔子求教解惑“所严事”的老师，也是佛教传播发展的依托，还被道教奉为教主。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儒释道这三家，哪家也离不开他。说到老子就必然要谈到他对孔子、道家、儒家、法家、名家、道教和佛教的影响。　　

1978年，美国学者麦克·哈特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将老子李耳列为第75位，评语强调：“在西方，《老子》比孔子或任何儒家的作品流行。”　　

由此可见，无论作为思想家，还是作为科学家，老子生前身后所受到的赞誉和尊崇都堪称古今中外“老子天下第一”！若是非要从诸子先哲中选出一人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主流代表，与其是孔子，不如是老子。那些以为孔子是中华文化的象征，孔子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徒，那些以为天安门广场为孔子立雕像，有利于社会和谐包容，彰显中华民族文明源远流长，有利于提高国民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之辈，那是何等的孤陋寡闻、无知无耻！　　

（四）　　

汉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　　

其时，广川大儒董仲舒参加廷试，并上著名的“天人三策”。在策尾，他强调指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治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矣。”　　

对此，武帝表示同意。　　

随后，丞相卫绾又上奏道：　　

“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　　

对此，武帝予以批准。（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　　

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的学说就在中国长期居于思想统治地位，统领了两千年中国社会这么一个说法。　　

于是，孔子也就于近代经常被放到火炉上。推崇者以为，是孔子的思想保持了我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反对者则说，孔子是中国统治阶级用来统治奴役中国人民的文化工具，而不是文化的象征。　　

果真如此吗？实际上，这是一个伪命题。他们太高抬孔子啦！他老人家独自可是担当不起这样的历史责任哟。　　

其实，一般读者并没有注意到，董仲舒所言之策是有前提的：“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为什么呢？因为此时，西汉经过“七国之乱”时治国安邦的能臣名将，年大体衰、日渐减少，而“推恩令”后中央集权却不断扩大，各级官吏面临着更新换代、补充发展。　　

显然，仅是由以往贵族学校和私塾教育的方式，不能集中全社会的优秀人材，培养优秀的官吏，满足中央集权的需要。因此，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和“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　　

这个建议百利而无一害，汉武帝当然赞同。　　

可是，开立各级国立学校的教材从何而来呢？只有“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这是唯一的选择。　　

《史记·孔子世家》强调：孔子以《诗》、《书》、《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能精通礼、乐、射、御、数、术这六种技艺的有七十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像颜浊邹那样的人，受到孔子教诲的人就更多了）。　　

只有孔子整理编辑和应用的《诗》、《书》、《易》、《礼》、《乐》和《春秋》这“六经”教材，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及社会各种基础知识。　　

也就是说，“六经”不仅非常适合作学生的教科书，而射、御、数、术，也是培养文理兼备、文武全才所必须的科目，而且孔子之术又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的主张。其余主张“大一统”的学说，缺乏系统教材。所以，从汉武帝开始，历代王朝都设立了各级国立学校，以为“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为主要教材和教学内容。　　

这也就是说，汉武帝只是肯定了“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作为学校的教材和教学科目，却并不是在思想上和学术上只允许儒家一花独放，所罢的也不过是些“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对此，班固在《汉书》中夸张篡改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即便此后，也是从来都是称“独尊儒术”，而不是称“独尊儒家”。　　

正因如此，操纵着朝政的窦老太后，尽管不悦儒术，痴迷《老子》，并要求皇子皇孙和窦家子弟必须 “读《老子》、尊其术”，但是对于“表章六经”却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否则，有她老人家健在，如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那是断然行不通的。就是那个董仲舒也必定没有好下场，根本当不成什么江都相、还“事易王”。　　

其实，我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多以实事求是、诸家杂用为原则。一般是“内用黄老，外示儒释”的策略，以道法两家之说治国，以儒释两家之学教化，保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对此，汉宣帝刘询一语道破天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宣帝本纪》）　　

所以，那些企图和反对把孔子竖起来，让孔子担负起保持社会稳定的责任者，均属歪理邪说、无稽之谈。　　

（五）　　

长期以来，对如此污蔑孔子的言论，孔子的孝子贤孙们之所以不能给予有效地批驳，就是因为他们也同样是在望文生义地曲解误读着祖师爷的《论语》，面对反对者的指责，在白纸黑字面前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无能为力。　　

这帮不学无术的无耻之徒，尽管名利尽得，到头来却还要靠咱老人家为他们的祖师爷正名。也幸亏咱老人家主席的话儿记心上，不计私利、仗义执言。对此，想来九天之上的孔圣人也必定会不禁掩面长吁：呜呼哀哉，可怜，可悲，可叹啊！　　

以自己的误读和无知曲解历史、评价人物，谬种流传、害人害己害社会。所以，咱老人家必须为孔子他老人家说句公道话：　　

孔子，既不像他的推崇者所塑造的那般英明伟大、完美无缺，也不像他的反对者所描述的那样恶劣无比、一无是处！　　

作为一个人，孔子从贫贱中崛起，修得文武全才、百折不挠、有错必纠、终成正果、名扬青史，值得每一个后来者的学习和推崇。正如司马迁所指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作为一个学者和政治家，孔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有着不同的思想和言行，其中有错有对、有功有罪。　　

孔子，他诛杀了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少正卯，是个开创借助国家机器镇压学术对手和以杀戮镇压学术研究和教育之先河、罪莫大焉的政治家和学者；他发明了春秋笔法，是个改变了史学家实事求是、不计生死、秉笔直书传统、罪莫大焉的历史学家；他完成了被称为“六经”的《诗》、《书》、《乐》、《易》、《春秋》的整理编修，是个传承中华文化、功莫大焉的文献家；他开创了“有教无类”推动了大众化教育产业的蓬勃发展，更是个功莫大焉的伟大教育家。　　

“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成就了孔子。正因如此，　　

史学家和政治家对孔子的历史定位，仅限于“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历代“尊孔”主要强调的是他老人家“先师”的历史地位！　　

孔子是个伟大的私塾先生、民办教师，所以尊师重教、热衷教育产业化的人和书生文人们推崇他，理所当然。除此之外，孔子的其他历史地位并不高于其他诸子百家。　　

同老子一样，孔子自己也并未追求创建个什么家什么教，所谓儒家儒教也同道家道教一样，都是后人强加给他们的。正因如此，“五四运动”提出的是“打倒孔家店”却不是“打倒孔子”，毛主席主张的是“批孔”而不是“打孔”。　　

至此，尔等还有什么可狡辩的呢。跟着咱老人家，尔等就长学问吧！　　

或曰：声称反对者和推崇者的多数是无知无畏之徒、无知无耻之辈，只有你是正确的，没见过如你这么狂妄不谦虚的人！那么就请你老人家说说，天安门广场上的孔子塑像究竟如何是好，难道果真如反对者所主张拆掉不成？　　

小题大做，这有何难。咱老人家以为：不能拆！因为那个大家伙，孤零零的立在那里，虽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可仅是耗铜即达17吨，一旦拆掉浪费惊人，对好多食不果腹的民众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早知如此，何必如此？既然如此，只好如此啦。留着它：　　

一来、让那些孔子的孝子贤孙们就按照他们的想法去理解其中的含义好了。　　

二来、引导那些反对者理解成是“克己复礼”、恢复毛泽东时代、反对祸国殃民的改革！　　

究竟是那种寓意，就让他们去争论吧！索性再在那塑造起炎黄二帝和老子像：　　

一则、免得孔圣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伶仃孤苦，显得我中华传统文化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惹人嘲笑、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