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孔夫子大约要算较早或第一个鼓吹“爱”的大师。“爱”有何不好呢？难道我们应当鼓吹“恨”吗？确实，就人类情感来说，爱与恨是人类最为基本的情感，并且二者总是纠结一起，难分难解，永远也别想拆开，它们已经并依然与人类同在同去，这是人类自己毫无办法的事，除非造物将人类重新塑造成一种毫无情感的或情感中绝无“爱恨”二字的生物，这，我们不敢说在外星人中就没有，但这方面我们确实尚属无知。
孔夫子是一位专门为“治天下”出主意的人，所以从前流传一句话叫做“半部《论语》治天下”。当我作为一名初中生听老师在课堂上忽然无限崇敬地讲出这句话时，我浑身暗然为之震动，想到孔夫子这样伟大，想到《论语》这样博大精深，暗下决心将来要好好在这方面有所钻研。之所以把这大志立于“将来”，是知道《论语》还不是当时之我所能读懂的，而一九六三年的当时，天下也早就没有了尊孔读经的氛围，老师在课堂上的这句话原是一句闲话。
由于在拜读《韩非子》，每每同时捧起孔夫子来作一对照，看他们说得如何的不同，于是几乎时时觉得，在言语层面上，孔夫子是最讲“爱”的，而韩非子未免尽讲“恨”，所以孔夫子主张以“仁，礼”这些“爱”而“柔”的东西治国，而韩非子主张以“法、术、势”这些“恨”而“硬”的东西治国，简直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器。不过，我的浅薄的阅读告诉我，在孔夫子的经典中也是有刑法杀戮这一面的，就是说，孔夫子亦有“恨”，而且是大“恨”；在韩非子的著作中也充满他对国家社会的强烈的责任心，就是说，韩非子的一套也可以说是立足于一种“爱”，而且是大“爱”。
这样两边一扯，是不是就能扯平了？依然不能。因为，在总体印象上，孔夫子的特色就是讲“爱”，要以“仁爱”治天下；韩非子的特色就是讲“恨”，认为治国要立足于人间之“不爱”或者说是“恨”或者说是某种严重对立的事实之上。为了这“爱”，孟夫子明确提出“人性善”，作为理论基础，是对孔夫子的一大补充；韩非子则同意荀子提出的“人性恶”，以此作为他的理论基础。
而在实践的方面，自汉朝以来的统治者们，却是努力要把这二者扯平的，叫做“外儒内法”或“外圣内王”或“王霸道杂而用之”，使它们共同成为“帝王之术”的组成部份，以行“帝王之政”。无论是孔夫子的“爱”，无论是韩非子的“恨”，软的一手与硬的一手，就这样合到了一起。然而，在统治者内部，却又时而会为这个争执起来，比如，苏东坡就大骂韩非子以至于荀子老子，而另一些人则程度不等地会推崇或不这样否定站在孔夫子对面的韩非子之类。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这种纷争，只不过是反映着其时经济社会或政治社会的矛盾冲突罢了，这对于那一时代社会，永远是没完没了的事情，唯有等待着新的社会时代（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取代了它，而新的社会时代则进入自己的新的矛盾冲突运行之中。
二
《孔子家语》第四篇是《大昬解》。昬，也就是昏，用为婚姻之婚。那么，从题目上看，这篇是记载孔子谈论婚姻。然而，读下来，孔夫子所谈，实际上是他最热心的话题“政”。婚与政如何能扯在一块儿？他认为婚与政有个共同的东西，就是“爱”。但从婚到政，当中有复杂的过渡与联系，是“礼”，是“敬”。孔子的原话是：
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昬为大。
这样复杂的过渡与联系就是：要为政，就要爱人，要爱人，就要有礼，要有礼，就要有敬，最体现敬的，就是昬，而且不是一般的昬，是大昬，当然是指诸侯以至天子之昬了。
那么，反过来看，有一个倒转的序列：
大昬既至，冕而亲迎。亲迎者，敬之也。弗亲弗敬，弗尊也。爱与敬，其政之本与！
就是说，当国君或天子的，只要亲自地恭娶王后嫔妃，自己也就尊严了，也就说明着具备敬与爱了，既然具备了敬与爱，何愁不能弄好国政！
你不能说这里面孔夫子有哪句话是不对的，但其中又有哪句话真的是对于“治国平天下”有用的呢？
但是孔门弟子却认乎其真整理成一篇大文章，编在这《孔子家语》里，成为儒家经典，几千年从天子到书生捧读不已，对照检查，以克己复礼。
鲁哀公对于孔夫子把“大昬”与“为政”这样联结起来看，倒没敢有疑问，他只是提出了一个很枝节的疑问：“这‘冕而亲迎’，不是太隆重了么”？
孔夫子说，“大昬，万世之嗣也。君何谓已重焉？”国君的婚姻，关系到“万世之嗣”，怎么能说“冕而亲迎”过于隆重呢？
读到此处，我们不免为孔夫子有点脸红，因为他这时太“帮闲”了。
不过，孔夫子毕竟是有些不同的，他马上就升华到精神的与治国的高层面上去，说，“天地不合，万物不生”，这是拿国君的婚姻，比作天地之合而生万物，不但天经地义，而且重要性也就很明白，所以说，“大昬，万世之嗣也”，我们得承认，君上娶女人生孩子，其重要性毕竟与一般贱民不同。但那重要意义还不光是“万世之嗣”，因为大昬之后，“内以治宗庙之礼，足以配天地之神；出以治直言之礼，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则足以振之，国耻则足以兴之。”却原来，君上娶老婆，还有这样大的作用，不但能让朝廷“立上下之礼”，对君上敬服得不得了，而且连“国耻”的问题都能解决。这方面，我们也就不跟孔夫子较劲儿了，反正，这样一来，天下国家一切事情都好办了，只要我们准备下足够的裹起了小脚的美女就行。
大约，孔夫子是怕鲁哀公不信他的话，就举出历史事例来说，“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妻也者，亲之主也；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
孔夫子得出结论说，“故为政先乎礼。礼其政之本与！是故君子无不敬。敬也者，敬身为大。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能修此三者，则大化忾乎天下矣。昔者大王之道也如此，国家顺矣。”
总之，孔夫子开导鲁哀公，治国平天下要以“爱人”为基础，要做到“爱人”，就要遵照“礼”，要达到“礼”，就要有“敬”，要达到“敬”，从娶老婆、爱儿子做起，给朝廷以至天下看看，君上是如何“爱人”的，于是“爱”就普世到天下去，天下就大治，万世无忧了。
以上这些，全是《孔子家语》里这篇《大昬解》自己说得很明白的。
三
但为对孔夫子负责起见，最好还要参考一下其它孔门经典，看看这《大昬解》是否“伪作”，硬是把孔夫子描写成了这样的一个高级而并不高明的“帮闲”。
查孔门经典《礼记》，有《昬义》篇，开宗明义说，“昬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这话在《大昬解》里也有，不管它们是谁抄谁的，见解一致。
《大昬解》里有句话，“夫妇别，男女亲，君臣信，三者正则庶物从之。”天下就太平了。
《礼记》之《昬义》中的一句话，可与《大昬解》的这句话互为引证：
“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昬礼者，礼之本也。礼始于冠，本于昬，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
由此可见，“礼”是一个庞大系统，一个男子，特别是国君，附带地，还有女子，特别是国君的后宫们，从生到死都在里面。所以，对女子亦有特别的要求：
“妇顺备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故圣王重之。……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在古礼，或者说，就是孔夫子的理想设计中，国君与他的后宫们是有内外分工的：
“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
“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国治。故曰，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后治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盛德。”
如果这些没有做好，“男教不修，妇顺不修”，则会有日食、月食来给予警告。这日食、月食的话，《大昬解》中倒没说，但后世的各朝各代，对日食、月食确曾从这个角度予以重视，则是事实。
这样，国君作为一个男人的天生拥有的“爱”，就经由他的后宫女人和朝廷官员们，向着内外扩散，而达到天下大治，以至千秋万代。
总之，《礼治》与《孔子家语》是一致的。
《论语》是否有与此不一致的呢？没有。《论语》通篇渗透着孔子的这一以“仁爱”为基础的治国平天下的大办法；至于直接说到此“爱”的，虽不多见，却也有几处点睛之笔：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那么，总之，我们可以就这样认识了孔子的“爱”，以及“仁”，“礼”，“敬”，“信”等等，这一切，它们是一个意思，并且用于一个目的，就是要用于“政”，是用来调节与维护天子以至诸侯的天下国家而欲使之长治久安的，是有十分具体的历史内容的。那么，把几千年前孔子说的“爱”啊“仁”啊这些很善意的话抽象出来，是否可以用于我们今天，比如，是否可以用于我们的共产主义学说及其实践呢？
有一个人是这样用的，他是一个外国人，不过，一百几十年前的他，那时还没有进现在欧洲的孔子学院的机会，估计也没有读过《孔子家语》、《礼记》、《论语》，他只是心有灵犀、英雄所见略同，这个人就是克利盖，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里读到他的情况。
四
在《反克利盖的通告》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列举了克利盖这位共产主义的宣传者、《人民论坛报》主编，把共产主义鼓吹成“爱”的“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
对克利盖的“爱”的梦呓，二位导师不厌其烦摘出了数十条，克利盖在这种“废话”中，“把共产主义描绘成某种充满爱而和利己主义相反的东西，并且把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归结为几个字：爱和恨，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这正显示了他的怯懦，他向高利贷者谄媚，答应不动已经属于他们的东西……。”
克利盖说，人的“最神圣的要求就是完全把个人融在相爱者的社会中……”。
克利盖用“基督教的幻想”来解释共产主义，“使爱的宗教成为真理，使人们期待已久的有福的天国居民的共同体变成现实。”
克利盖这就使得“对一切实际问题的答复”，变成了“使任何一种意义都模糊不清的宗教的夸张，一些华丽的标记如‘全人类’、‘人道’、‘人类’等等；这只会使一切实际问题变成虚幻的词句。……他不仅欺骗自己，而且也欺骗历史。”
克利盖这位声称宣传共产主义的人，就以其“丑角式的妄言”，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爱的使徒”，其“卑谄求宠和轻视自己的学说，完全适用于勇敢的……僧侣，但永远不会适用于坚强的人们。”
克利盖这样“‘大谈’其‘爱’和‘克己’，比起研究现实关系的发展和实际问题要容易得多。”
拜读着上面这些批判，怎么感觉到像是说着了孔夫子呢？
孔夫子面对鲁哀公时代，周朝天下已经“礼崩乐坏”，他拿不出具体的好办法来，却要用一个“爱”字及其衍生的“仁”、“恕”、“礼”、“敬”、“信”这些好看的字眼，由国君从其朝廷和内宫开始，来治理天下，来“完全把个人融在相爱者的社会中”，岂不正是一种“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一种“宗教的夸张”，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历史”。他自觉充当君王的“帮闲”，不正是一种“丑角”和“勇敢的僧侣”？而他的这根本不管用的一套，这种“卑谄求宠和轻视自己的学说”，不正是“永远不会适用于坚强的人们”吗？难怪他之道不行，到处碰壁，扬言要“乘桴浮于海”了。他的后继者孟夫子，也是这样的，所以其当代国君们也无法采用他的学说，说他“迂阔”。
对于当时的君王和天下而言，能够“适用于坚强的人们”的，是韩非子，他的著作切实提出了一整套治国的和对外的真正有用而具体的理论和方法，因此才让当时最坚强有力的人秦始皇读了大为感叹，说，“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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