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与“小人”的观念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产物，是奴隶社会的文化，是奴隶主贵族的语言习惯——兼评刘泰特《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君子和小人》
探索者
（一）
（一）
《庄子·马蹄》：“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在原始公社的无阶级社会中，人类既没有“君子”与“小人”之分，也没有“君子”与“小人”的观念。“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君子”与“小人”的观念是中国阶级社会，具体来说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产物，是奴隶社会的文化，是奴隶主贵族的语言习惯。在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那里就没有这种文化和语言习惯。
“君子”、“小人”，在古时，是按社会地位区分。“君子”指统治阶级，社会地位高的人，特指那些有贵族身份，“富”且“贵”的奴隶主贵族；“小人”与其相对，指被统治阶级，社会地位低的人，有时特指那些无贵族身份，虽“富”但未“贵”的新爆发户。
早在西周之前，就出现了“君子”用语。“君子”，原指世袭贵族。《尚书·无逸》：“呜呼君子，所其无逸。”清人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郑玄注《礼器》云：“‘君子’，谓大夫以上。”是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奴隶主贵族自称为“君子”——“君之子”。“小人”与其相对。而对非世袭贵族的男子，则贬称为“小人”。
（二）
周公（？—前1059年），姓姬，名旦，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西周初政治家、思想家。因以周地（今陕西岐山北）为采邑，故称周公。他辅助武王伐纣灭商，立纣之子武庚于殷，使其弟管叔、蔡叔监其国。建周次年，武王逝，成王年幼，由他摄政。管叔、蔡叔、霍叔勾结武庚叛周。他奉成王命东征，“降辟三叔”（《逸周书》），伐诛武庚。营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作《大诰》，受殷余民。广封诸侯，先后封宋、卫、鲁、齐燕等七十一国，有效地巩固了周朝的统治。依据周制损益殷礼，“制礼作乐”完善了典章制度。这些典章制度被称为“周礼”或“周公之典”，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而在孔子当时，早已经是被孔子称之为“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9》）了。“道中庸”，复辟“礼乐”，已经是绝对地不可能的情况下，孔子仍然歇斯底里地狂吠“克己复礼”。对于他的倒行逆施，时人称之为“累累若丧丧家之狗”，“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14·38》），子路称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孔子自称“道其不行矣夫！”（《中庸·5》）。孔子是一个在奴隶社会走向灭亡时，价真货实的开历史倒车的顽固派。
随着“违（反）礼”还是“复礼”斗争的不断深入 ，在奴隶主世袭贵族中，就把那些主张“克己复礼”者，美称为“君子”，而把那些不尊守“礼乐”者，贬称为“小人”。对那些没有“贵族”头衔的暴发户，也贬称为“小人”。
《论语·里仁·4·16》：“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之分，仅在于“义”与“利”之别。“义”乃“礼”之“宜”；“利”乃“非礼”之“欲”，也就是“礼”之“违”。
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由《论语·子罕·9·5》：“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中庸·27》：“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看，这个“克己复礼”与“纵己违礼”的过程可能由周公死后就开始了。所以才有：《左传·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孔子说：“在古时的典籍《志》上说：‘克己复礼，即仁矣。’”）孔子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7·1》）自诩，“克己复礼”，并非他的新发明，而是在古书《志》上早有记之。“克己复礼”就是“仁”。“克己”，克制自己；“复”，返回、恢复，归故道；“礼”，“周礼”。“仁”，仁德、道德。
这个历史过程，由东周（“春秋”）初期（公元前771年）到孔子时（公元前551-前479年）的春秋末期，随着“礼崩乐坏”，关于“君子”与“小人”的观念，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君子”与“小人”的观念，逐渐由单纯的对社会地位的称谓，转向对道德的称谓。“君子”，有德者；“小人”，无德者。“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贱的人。当然，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有着强烈的阶级性。春秋末期时，两种意思杂用。然而，这两种区分也有其统一性。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总是阶级的道德，统治阶级总是以其自己利益好恶作为道德的标准。其中，孔子就是一个前者的代表。与其同时且稍早于他的老子和与其同时但稍晚于他的墨子的道德观已经明显的倾向于一般平民，而孔子仍然固守着周王朝统治者——奴隶主贵族的传统，沿袭着周奴隶社会的统治者——奴隶主贵族的道德观念：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道德，奴隶主贵族的道德是高尚的等等。
《中庸·17》：“子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孔子说：“德大”者，必然“位”高，必然“禄”多，必然“名”大，必然“寿”长。当然是奴隶主贵族必然有道德，并且道德高尚。
《论语·里仁·4·5》：“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奴隶主贵族——“君子”无时无刻“违仁”，即时时刻刻为“仁”。奴隶主贵族——“君子”与道德是结合在一起的，是“道德的化身”——在奴隶主贵族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道德的血液”。
又《论语·宪问·14·6》：“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由此，不仅可知孔子也如刘泰特一样是一个思维混乱，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的人。把这样一个人称之为什么“思想家”者，真是丢人显眼，是“脱了裤子推碾子——转着圈丢人”！同时，他也告诉我们说：虽然在奴隶主贵族——“君子”之中，没有“道德”者，是有的，但是在“小人”之中，却绝对没有有“道德”者。
不仅如此，《论语·子路·13·4》：“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由此看来，孔子认为只有“上”者中的那些“好礼”、“好义”、“好信”者，才堪称为“君子”；不仅“民”中没有“君子”，甚至于那些“请学稼”、“请学为圃”者，也统统被孔子贬称之为“小人哉”！
甚至于在孔子死后一百八十余年，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早已经主张“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了，但是受孔子思想的影响，儒家的“亚圣”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仍然如此，顽固地主张奴隶主贵族的那一套“君子”“道德”观念不变。
《孟子·公孙丑上·3·7》：“孟子曰：‘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孟子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5·3》）《孟子·滕文公上·5·4》：“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孔孟所说的“君子”不是按“道德规范”区分，而是按“社会地位”区分，并且认为“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社会地位与道德品质成正比：社会地位越高贵道德品质越高尚；社会地位越低下道德品质越卑贱。
这与孔子、孟子的阶级地位及政治态度是一致的。孔子（前551-前479年），春秋末期人，自称“逸民”，也就是俗称的“破落户”、“破落贵族”；孟子（约前372-前289年），战国人，据说是“鲁”“三桓”孟孙氏后裔，破落贵族。孔子自诩“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7·1》），主张“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12·1》），一切“仍旧制”（《论语·先进·11·14》）。其“君子”、“小人”的观念，就必然按照社会地位。
（三）
笔者粗略地查了一下，在仅约12700字的《论语》中，言“君子”一词就约被收集了106处之多，言“仁”一词者就约被收集了109处之多，并且往往“君子”与“仁”同时出现。可见：“君子”与“仁”的概念在孔子思维和言论中所占的绝对重要的地位以及“君子”与“仁”的密切关系。此外，在孔子、孟子对“君子”和“仁”的有关论述中还有如下特征：①“君子”与统治阶级、奴隶主贵族、“劳心者”、“食于人”者相对应；而“小人”与被统治者、“劳力者”、“食人”者相对应。②“君子”与“仁”相对应；而“小人”与“不仁”相对应。③“仁”与“克己复礼”相对应；而“克己复礼”就是复辟周王朝奴隶制。《论语·尧曰·20·1》：“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八佾·3·14》：“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卫灵公·15·11》：“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Iù），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因此，孔孟的“君子”、“小人”与是否“克己复礼”——复辟奴隶制相对应。孔孟的“君子”、“小人”观念就是颂扬奴隶主贵族、赞颂奴隶社会，鼓吹“克己复礼”——复辟奴隶制的观念。
在孔子关于“君子”的言论中，从许多方面描述了奴隶主贵族——“君子”所具有的思想、品德和精神的风貌。“君子”最重要的行为原则是“克己复礼”，以“礼”为自己的行为原则，“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礼勿动”；“君子”最高尚的道德准则是“仁”，“克己复礼为仁”，即“君子”的准则就是“克己复礼”！“君子”就是对那些“克己复礼”奴隶主贵族的美称！
孔子的“君子”和“小人”的观念，所“沿袭”的仍然是奴隶主贵族的“旧制”，是奴隶主贵族范畴的称谓文化。孔子确实是一个在中国奴隶社会走向灭亡时的奴隶主贵族“传统文化”的鼓吹者继承者。
（四）
《周礼·天官冢宰·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所谓“以道得民”，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孟子·尽心上·13·12》）“儒”，就是奴隶主贵族的帮凶。
由此可知：“儒”的存在当早于《周礼》的制订，产生于西周周公“制礼作乐”之前。周公的“制礼作乐”可以说是“礼仪”发展的顶峰，也是“儒”发展的顶峰时期，因此，可以说周公是“礼乐”的集大成者，也是“儒”的集大成者。
到东周“春秋”，“礼崩乐坏”的孔子时，“儒”至少已经存在六百余年了，“儒”也衰落到了一个低谷。孔子并非是“儒”的创立者，而只是一个东周“春秋”末期的仍然固守“周礼”不放的顽固派。所以，孔子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3·14》）并在他晚年快死之际说他“梦见周公”了！《论语·述而·7·5》：“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孔子并非是“儒”的创立者。例如，在古时的典籍《志》上说：“克己复礼，仁也”者，就是一个“君子儒”，而且要比孔子早得多！“君子儒”的出现最迟不会迟于此人！而“儒”的创立和出现又当更早于“君子儒”的出现！这是一个非常简单而浅显的道理！那些说什么是孔子创立了“儒”，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等等，纯粹是在放狗屁!
在孔子当时，“儒”早就有许多派别，诸如：“贱儒”、“大儒”、“小儒”、“陋儒”、“散儒”、“腐儒”、“雅儒”、“俗儒”、“君子儒”、“小人儒”等等。那些主张“克己复礼”的“儒”自诩为“君子儒”，而贬斥其反面为“小人儒”。《论语·雍也·6·13》：“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当然，孔子属于“君子儒”，他也希望他的弟子们做一个“君子儒”，而不要做一个“小人儒”。
（五）
孔子关于“君子”与“小人”的谬说，是孔子仍然固守着周王朝统治者——奴隶主贵族的传统，沿袭着奴隶社会的统治者——奴隶主贵族的道德观念，对奴隶制社会的赞赏，对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的谄媚褒扬和对奴隶（包括“小人”“民”、“女子”等）被统治阶级的蔑视贬斥。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奴隶主贵族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极端腐朽反动的部分。
“君子”与“小人”的观念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产物，是奴隶社会的文化，是奴隶主贵族的语言习惯。
希望劳苦大众与其划清界限，不要使用它。你若使用它，那在实际上，你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奴隶主贵族的思维习惯和判断原则来思考和判断事物和问题。
（1011.2.23.14：20）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